博览群书2005年第06期-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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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共同性纽带；在此基础上，促使东亚国家间学术知识界进行新的文化与知识创造，发展对于东亚的新知识、新观念，创造新的关于“东亚”的知识思想体系；平等参与设计东亚一体化的方案，指导东亚一体化建设。发展对于“东亚”的知识系统，从眼前来说也许并不重要，但从长远来看，这也许同样构成核心要件。一体化最终要落实到心理层面，信任关系是心理问题，而心理上的趋同，必须依赖文化上的趋近，后者往往又是“想象”和“创造”出来的。今天的世界，已经存在一些对于东亚共同性的言说，它使东亚国家越来越习惯于走到一起，并形成了今天东亚经济向一体化迈进的大局。但“东亚”概念及其内涵想象，如果停留在目前的层面上还远远不够，需要升级。在此问题上，欧盟形成的历程能给中国在内的东亚世界以许多启示，知识与文化共同性，是东亚成为一个国际体系的关键。在今天的世界上，东亚也应如欧洲一样，在进行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建设的同时，发展出类似于“新欧洲”的知识思想体系，建设一个具有许多文化共同性韵“文化欧洲”，才能促使欧洲提高合作、整合程度。这样的道理同样适用于东亚世界，而中国应在此问题上发挥更为活跃的作用。
民族—文化：一张牌或者一副药？
■ 陈 明
由于台海局势攸关亚太乃至全球安全稳定，这次连战的“和解之旅”和宋楚瑜的“搭桥之旅”引起世界舆论的广泛关注十分正常。而它们之所以能够获得巨大成功，激起全国人民极大的热情，在我看来，则主要因为“民族利益、文化情感”开启了政治话语和政治思维的新形式——除开所谓党派斗争、阶级斗争，它还可以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公共事务！确实，对于我们这个饱经忧患的民族来说，过去早该和解告别，未来也完全应该有全新的期待。只是兹事体大，愿景成为现实，还有千山万水万水千山。但是，别的条件不说，这一点应该无论如何都是至关重要：参与其事的各政党真正做到以“民族利益、文化情感”作为决策和行动的最高目标和考量。换言之，即不是把民族、文化及其神圣义含当成刚寸别人用过就扔的一张牌，而是当成调养身心甚至脱胎换骨的一副药。
文化是什么？文化是民族的意识形态，是对民族利益和民族精神的维护和表达。台湾问题的本质是民族国家内部集团性、地方利益与民族国家整体性利益、根本性利益的冲突（国共时期是历史恩怨与法统正朔之争；当今则是民族和地域意义上的局部与整体之争。当然，其间交织着历史经验、政治价值和经济利益等诸多因素）。如果都认同民族的根本利益，那么方案的好坏就有了计算评估的起点和标准，当然也就接近有了答案。我们不妨即根据君子“群而不党”、“周而不比”的原则，对目前各方的政策目标及其运作趋势略加分析和检讨。
行为是理性和冲动的统一，目标和手段间的平衡。影响民进党决策（目标调整与实施）的主要因素是：1）大陆综合实力；2）美国支持力度；3）民意社会基础； 4）党内权利关系。由于民进党和陈水扁本身的主导性或主导能力有限，而这些因素本身又都是动态的、互相作用的，这就决定了其行为只能是以实用主义为原则，必然表现出矛盾摇摆和多变可塑的内外特征特质。其心中理想的目标当然跟台联、建国党一样，是建立所谓的台湾共和国。由于“反分裂国家法”的制定，他们初步意识到此路不通，所以存在期望值下调退而求其次的可能，如与亲民党合作，声称“独立”和“统一”都是未来的选项、承认自己可能的策略分别是“战”、“拖”、“和”。有必要强调，作为选项之一的“统一”或者“和”本身，在形式和结果上，他们又是存在上选、中选、下选的不同设计和预期的：上选是维持现状（所谓宪法一中）；下选是“一国两制”；中选则应该就是联邦、邦联或欧盟式国家共同体等等。
支撑或支持他们选择追求利益最大化之“上选”方案的筹码是所谓民意牌、民主牌和美国牌。先说民意，由于殖民地遭遇、省籍矛盾等历史原因，台湾形成了与其他如湖南、福建诸地方意识内涵和趋向虽有相同却又十分独特的所谓“台湾意识”，它在政治人物的操弄下被极端化为与中国意识对立的台湾主体性意识。刚刚结束的“任务型国代”选举，民进党和台联党分别以127和21席超越国民党和亲民党的117和18席，说明其在2300万台湾民众中所具有的民意基础、不可轻忽。次说民主，按照西方标准，台湾已经完成了从威权体制向宪政体制的转换。台湾年轻一辈在充满对民主宪政体制的自豪感的同时，对于大陆政治制度及其民主化进程缺乏同情之了解。我在台湾深深的感受到这点，非常的难受！再说美国，毫无疑问，美国对台政策是从自己的战略利益出发制定的。但是，传统盟友、法律承诺以及人权、民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素，也是其广义的战略利益之所系。换言之，美国牌并不全是陈水扁一厢情愿的空中画饼。
当然，尽管如此，这三张牌既不能构成“台独”成立的道义基础，也不意味着在其现实中实现的可能。但是，作为竭力避免两岸中国人骨肉相残致力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负责任的政党，对此必须正面接招认真化解。新思维的方向也许在这里。
两岸和谈的前提问题就是一例。虽然“谈”未必走向“统”，但“统”则必须“谈”，所以“谈”总比“不谈”好，“谈”是必须迈出的第一步。当前，这第一步之所以走不动，就是因为一方要求承认“九二共识”，一方要求“承认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一方主张“一国两制”，一方坚持“自由民主”。难道这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无解难局么？不是，也不应该是。不预设前提是不是也可以？我认为是可以的。
“不预设前提”意味着什么？收益是和谈僵局的突破，成本是己方“身段”的“降低”，对方“身段”的“升高”。或许有人担心这会落入“两个中国”的陷阱。这种担心似乎不必，因为这并不意味着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于中国之外的主权独立国家，而只是默认中国目前国土尚未统一。“一个国家，两个政府”是国共内战造成的现实。当初互相称呼对方为“匪”，拒绝承认其组织系统的合法性，但包含着同属一个国家的认知却是确定无疑的。宋楚瑜在清华大学演讲以“一块招牌，两间店面，殊途同归，自强不息”，也是认同“一个中国”的。按照2002年国务院台办《一个中国原则与台湾伺题》白皮书的说法，两岸“内战的状况并来结束”。现在，曾经兵戎相见的双方分别以各自定义的身份坐下讨论分歧的化解之道，并不意味着法律和外交上的对“两个中国”的任何接受，而只不过是在政治和军事谈判中对对方对自己身份表述方式基于礼节的尊重。
这不是原则上的放弃，如果将它说成是不忍财富毁坏生灵涂炭的仁民爱物之心的显现，是不追求手段无法实现的目标之理性思维的实践会让人感觉有些矫情过分，那么，说它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总不会有人反对吧？
事实上决策层的思想具有形成如此战略的操作空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经典表述，后来就通过钱其琛之口被表述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不容割裂。”胡锦涛与宋楚瑜会见后的“公报”对两岸的政治定位就是“两岸一中”。变化在哪里？政府的问题或名称诸政治议题和色彩被悬搁淡化，土地、民族成为中国的主体内涵。国民。党制定的《周家统一纲领》说：“大陆与台湾均是中国的领土，促成国家的统一，应是中国人共同的责任；中国的统一，应以全民的福祉为依归，而不是党振之争。”这里的交集不是历历在目么？
宋楚瑜先生在清华演讲中说，“台湾经济奇迹真正的意义不是在于富，而是在于均富。依照台湾的经验，达成均富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偏向于社会性和教育性。”在电视和其他媒体的转播报道中，我看到有所谓的专家轻浮的嘲讽台湾的民主是“垃圾民主”。这从技术和道义都是说不过去的。
“共同争取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前景，共伺开创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把我们紧紧的联系在一起。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都应该以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为自豪，也都应该为振兴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为已任。”这是胡锦涛总书记在与连、宋会谈时分别说的两段话。只有抛开历史恩怨、党振利益和意识形态因素，把这两段话的精神落到实处，才有可能使它所说的民族振兴具有现实的可能。我认为，台湾问题既是一个检验这种精神能否真正得到贯彻的挑战，又是一个实现这一目标的机会。
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崇高，他的智慧发挥也就越充分，对人类的贡献也就越大。对一个政治家、一个政党来说，这话也同样甚至更加适应。中国共产党人是在救亡图存的奋斗中与共产主义思想相遇并用作自己的理论工具，总是从民族利益和本土经验出发对书本上的教条进行批判调整，这正是它获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绝无仅有之成功的秘密所在。论者注意到中共对自身奋斗目标的论述一直在与时俱进：毛泽东时代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邓小平时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振兴中华”；之后的江泽民、胡锦涛将共产党定义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而“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则是儒家传统的概念。这既意味着某种发展，也意味着某种回归，对建党初衷的回归，对民族价值的回归。在这种回归中，共产党与国民党、亲民党有了在孙中山先生“和平、奋斗、救中国”的情怀和心愿上的交集。宋楚瑜说得好：“只要我们认同是炎黄子孙，只要我们大家是站在同一个民族大义的前提下，两岸没有不可以解决的问题。”
那么，具体又该怎么去做呢？出自马英九、陶百川这些具有大中华意识的国民党精英之手的《国家统一纲领》是一个在岛内有基础的文本，它关于建立两岸“和平、民主、自由、均富”之共识，以及“近程交流互惠、中程互信合作、远程协商统一”的规划，值得我们研读思考。连战在北大演讲时“我们不做，谁来做？、现在不做，什么时候做？”的反问，并不只是针对国民党，也是针对每一个听讲的中国人。
反台独的斗争属于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利益和生存的所谓“总体战争”。战略学家鲁登道夫指出：社会团结的根源，是源远流长的传统，而不是高效有序的警察组织。我认为，军事准备之外，当务之急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政制改革力度。一方面，可以促进全民的认同和凝聚，促进国际社会对这一维护民族利益之正义行为的同情理解，又可以瓦解台独主张的部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全民的认同和凝聚可以转换成同仇敌忾的战斗力，较多国家的同情理解可以形成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台独理论基础及其“优越感”的瓦解则可以打击其分离意志和气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又曰“攻心为上”。一箭三雕，一举多得，不为更何待？！
“和解之旅”、“搭桥之旅”扭转了近年来日趋恶化的两岸关系气氛，争取了主动，改变了思维，显示了“硬的更硬，软的更软”的战术成功。但必须看到，问题依然严峻，真要收获实效，还须趁热打铁，更上层楼。
重新解读 重新起步
■ 王 康
重庆谈判也许是传统中国最后一次以战争解决政治争端的替代方式，是现代中国第一次具有显豁的国际背景和公众舆情参预的试图以民意制衡党争、以理性驾驭武力的政治空前尝试。
很少有哪次事件像重庆谈判那样，唤起过那么巨大的希望，又终如一首即兴叙事曲，转瞬即逝，徒然留下难以言表的历史悬问，以及至今无人真正述及的时代启示。
这幕风云际会、扑朔迷离的悲喜剧不仅汇聚了国共两党漫长而复杂的恩怨是非，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狂喜、感慨、疲惫，国共内战的阴云，而且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甫定而“冷战”铁幕正在降下之间阻郁不祥的氛围。
1844年，俄国和美国都尚需二十年才将废除农奴制，法国史学家夏尔，托克维尔就预言道：当今世界上有两大民族，俄国人和美国人，他们的起点不同，道路各异，却都像受到天意的密令指派，终有一天要各主世界一半的命运。
1922年1月，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同时应邀派员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抱病接见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和中共代表张国焘，发出他那先知般的“东方之问”：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而在此之前，苏俄政府先后发表《加拉罕宣言，》和《越飞宣言》，两度申明废除沙俄与满清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归还根据这些条约掠取的全部中国领土。对西方正感失望的孙中山作出了热切的。回应，称列宁“是一个革命之大成功者，是一个革命中之圣人，是一个革命中最好的模范”，“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
于是，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有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也因“亲俄”与“反苏”而有国共十年内战，又因同样的缘故加上日本入侵而有第二次国共合作。
如果说俄国革命对中国的巨大影响是二十世纪全球地缘政治的一个显例，那么，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在同一时空按照与俄国迥然不同的另一种世界理论对中国施加的影响，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在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托马斯·潘恩、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美国国家精神塑造者们看来，革命是天地下最神圣的事件之一，应由道德高尚的公民来领导，其宗旨在于保障个人自由和财产权利，促使人性和文明按照上帝希望的方向发展。
在美国看来，俄国革命是一场空前的邪恶和灾难。从伍德罗·威尔逊开始，历届美国总统都把苏俄共产主义看成对人类自由的最大威胁，是最大的“非美国素”、 （un…American），都把在全球范围内与后者的较量看作实现美国“使命”的大决战。
美国标榜和推行一种与苏俄截然不同的世界目标，其核心是按照美国式的自由主义原则建构一个基于个人自由权利与法制、民族自决、自由贸易、多边合作与集体安全的国际公民社会。而中国正好是尝试建立这种国际秩序最大最适宜的试验地，并且很可能是这一国际秩序的重心所在。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一个谁都始料未及的客观作用是大大强化了苏俄和美国对中国的渗透和争夺。与邪恶、野蛮、令人厌恶而丑陋低劣的日本侵略说辞相比，苏俄的“伟大理想”与美国的“天定命运”不仅为孤独悲惨、“苦撑待变”的中国所欢迎所亟需，而且切合中国希望通过抗战实现自己民族复兴的精神需求；不仅在形式上，苏美是中国的战时盟邦，是中国最渴求的国际援助方，而且在精神上是中国辨认和领受自己命运和使命的最期待的先进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