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6期-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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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九日重庆《新华日报》）
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在九月中旬书面提出十二项问题，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周志答复。
问：中共对“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
答：“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通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山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一九曲五年九月二十七日重庆《新华日报》）
……张部长首先致词，从蒋主席邀请毛泽东来渝，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说起，说是全国各界，世界各国，都很注意、关心，而且特别殷切地注视毛先生的来到重庆。毛先生到渝巳四十天，同蒋主席谈话多次。
张部长还特别补充一句说，“这还是中共方面毛先生提出的。”“今后我们要在蒋主席领导之下实行民主，和平，团结，统一，埋头努力三十年，迎头赶上去，真正作世界上五强之一。我们过去努力革命，推翻、满清，就为的实行民主政治。现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团结的国家，统一的国家，所以，我们的国家一定要团结，一定要统一！
（一九四五年十月九日重庆《大公报》）
43天中，蒋、毛二人九度会晤，其中三度为两人单独晤谈，后人也许永远不会知道他们在并无任何第三者在场情境下说了些什么。
1924年，作为孙中山的追随者和国共第一次合作参预者，他们曾分别告别了老母和爱妻，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没有只言片语表明他们在对方心里留下任何特殊的印象，但命运注定了他们将分别扮演现代中国的历史主角。
22年后，他们分别代表着中国两种哲学、两种力量、两种选择和两种命运聚首重庆，接受历史的评判与裁决。
同样极具谈判能力的周恩来与张治中就和平建国、国民大会、军队整编、解放区间题等国内外关注的若干重大问题，尤其是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三项重大政治原则进行了马拉松式的艰苦谈判。国内外舆论对重庆谈判给予前所未有的关注，认为“中国前途的发展国…内和平的保持，有赖于国共两党在国民党创始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孙中山先生教导和精神之下团结合作。在这中国的转折时期，两党领袖已在采取措施来克服旧日的纠纷，并共同讨论当此日本武装溃败和日本投降所引起的中国新的任务，这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领袖在重庆谈判的开始”（苏联《红星报》）。“蒋主席和毛泽东宣布会商已经得到基本的协议。新谅解似乎可能成为建立新中国国家团结统一的基础。”（美国《纽约日报》）
1945年10月10日，抗战胜利后第二个国庆节，国共两党在桂园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著名的“双十协定”。中外舆论迅速加以报道。
重庆《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认为，“就所有政府与中共看法不同的各点，进行剥茧抽丝的研讨，藉以觅取相忍为国的途径。结果遂在43日的会谈中，决定了‘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的建国基本方针’，确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化，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其他未决事项，则决定继续商谈，徐图解决。这一结果……可以普告国人和关切中国问题的友邦人士，请其不必为和平将在中国遭遇危机而担忧了。”
延安《解放日报》在《国共谈判的成果与今后的任务》的社论中说：重庆谈判“是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国内政治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会谈不仅在和平建国的方针上有了令人满意的明确的解决，而对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也有了初步协议，而为今后的圆满解决开辟了成功的途径。”这“是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进步的巩固意志的表现，是中国政治家的智慧与远见的表明。”
成都《新中国日报》发表社论认为：“此次会谈，当属圆满，容有未尽之处，可由其他党派补充意见，政治会议扩大商讨，则国事庶几期于至善也。”
重庆《新蜀报》虽称“吾人读悉此项纪录以后，认为是国家步入康庄大道的征兆，值得全国同胞庆幸”，同时指出“国共两党的主义不同，这是事实，所代表的阶级不同，也是事实，所运用的手段不同，也是事实，但是两党救国的志愿是相同的，想以新方法建造新中国是相同的，不愿人民再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也是相同的”。
西安《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日报》欢呼道：“举世所关心，所祷告，所焦虑的重庆谈判，终于在和谐的空气中，获得了初步的成功。分裂内战的阴霾可望由此扫清，和平建国的时代可望于兹开始，因而八年抗战的鲜血也将不至于白流，这是中国民族的福音！这是中国人民的胜利！”
在一片欣喜欢呼声中，人们发现双方的歧见和隔阂并非可以在一次谈判中化除。敏感知情人士已经觉察出某种弦外之音、某些不祥的征兆。
同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基础——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代表会谈的结果》，在肯定这次谈判的“积极作用”后指出，“中国所需要的统一正如孙中山先生所主张的，是和平的统—，民主的统一，而不是武力的统一，专制的统一”。
重庆《中央日报》发表社论，不无忧郁地写道：“抗战虽已胜利，笫二次世界大战虽已结束，但和平是否将在中国遭遇危机，原是每一个中国国民和若干关切中国问题之友邦人士所急欲明了的问题。”
《大公报》也流露出一丝不安，“我们检读《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一过，思绪起落，虽百感坌集，却一时难以一言说出满意或失望。我们实在对团结会谈太关切了，也太瞩望了，所以此刻读一字一句的正式发表，只觉有极大的希望，而不必轻下断语。……和平民主，团结统二，谁不在期待？，快来吧！”
重庆谈判两位主角比所有局外人更为现实、冷静、坚定地固持着不可通融的立场，迅速将所有纪要、协定、承诺置诸脑后，并且立即做好走向战争的准备。
10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作了题为《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比所有国内外舆论更为冷静和低调。他对蒋介石丝毫不存幻想，对和平也丝毫不存幻想：“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成立了《双十协定》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
历史的苦涩与荒诞，人性的微危与阴冷，总与那些冠冕堂皇的外观、道貌岸然的举止、夺席谈经的儒雅，如影随形，互为表里。蒋介石在重庆谈判期间的日记，给后世留下的记录，更加令人寒气倒抽，不胜唏嘘：
正午会谈对毛泽东应召来渝后之方针，决以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
——蒋介石1945年8月28日日记
正午约毛泽东、赫尔利照相谈话。据岳军官周恩来向其表示：前次毛对余官可减其所提军额之半数者，实乃指其48师之数，已照共匪总数减少一半之意也。果尔，则共匪诚不可与言矣！以当时彼明官减少半数为28师之数字也，其无信不诚，有如此也。
——蒋介石1945年9月17日日记
毛泽东今日来作别，与之谈约1小时，先问其国、共两党合作办法及其意见如何？彼吞吐其词不作正面回答，余乃率直告他——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否则不仅于国家不利，而且于共党有害。余为共党今日计，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与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唯一之出路。第一期建设计划如不能全国一致努力完成，则国家必不能生存于今日之世界。如此，吾人不仅对国家为罪人，而且对今后人类之祸福亦应负其责也。彼以为是。果能动其心于万一否？但余之诚意，或为彼所知乎？
——蒋介石1945年10月9日日记
昨夜与毛泽东谈话，彼忽提政治协商会议以缓开为宜。并称：“回延安准备召集其所谓解放区民选代表会议，再定办法。”又称：“国民大会提早至明年召开亦可。”余闻之，殊为骇异，乃觉共党不仅无信义，且无人格，诚禽兽不若矣。余于此不能不和婉明告其果如所云而行，则国民大会会期延误，我政府势必因此失信于民；但如政治协商会议能在本月底开会协商，则国大会议，政府可迁就其意，改期召开，然至11月12日不能不下召集明令，确定会期，示民以信也。余亦明示其政协会即使不能如期开会，则政府亦不能不于11月12日下召集令也。余谈至此告辞，约期明晨再谈而别。今晨8时，约毛泽东早餐后，余再与之恳切对谈，阐明数次谈话要旨，明告其所谓解放区问题，政府决不能再有迁就，否则不成其为国家之意，坚决表示望其了解也。彼去后，散步林园一周毕，记事、批阅公文，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也。
——蒋介石1945年10月11日日记正如重庆谈判虽则顺应了中国人渴慕和平与民主，却并非真正由中国人自主推动和促成一样，重庆谈判和嗣后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最终被国共内战取代，这固然因为国共积怨太深以及当时的国家政治、军事状况所致，而美苏两国由战时盟国迅速走向“冷战”对抗的世界大势，则仍然是更深广也更强悍的主因。
1946年2月9日，二战刚刚结束，世界还是一片废墟，斯大林就在莫斯科公开宜称：“获得胜利的是苏维埃制度。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和平就不会有了。”美国最高法院法官道格拉斯立即把斯大林的演说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宣言”。25天后，丘吉尔应杜鲁门总统之邀在富尔敦大学发表了著名的“冷战”演说：“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这条线的后面，是中欧和东欧所有古国的首都……我必须称它们是苏联势力范围，它们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受到苏联影响，而且许多情况下受到莫斯科愈来愈严厉的高压控制。”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发表讲话，公开谴责了苏联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称苏联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极权主义的生活方式，它所依赖的是恐怖、压迫、舆论统制、指令性选举和压制个人自、由。极权政权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侵犯，危害国际和平和美国的安全。1947年9月，共产党情报局成立，日丹诺夫受斯大林委托向世界宣称，世界上已经形成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两大阵营之间、的冲突不可调和，最终将走向战争。
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应在出兵中国东北三个星期（最多三个月）之内把东北归还给“中华民国政府”。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斯大林盱衡新的苏美关系及其在亚洲对抗的前景，最后决定把东北交给中共，以防止在思想体系和国家制度上与苏联对立而与美国更为接近的国民党政权统治大陆。这种远非由中国人所能预见因应的外来“偶然”因素，以及中国人无法研判、更无力改变的苏美。两国的“历史使命”和“天定命运”，如同一场巨大的宿命，使包括重庆谈判在内的所有现代中国重大事件发生变形、逆转和翻覆。
揆诸史实，国共两党无论存有多么深巨的积怨和现实的争斗，但绝非只有内战一途，蒋介石与毛泽东两人无论存有多么难以逾越的个人恩怨和历史鸿沟，也不至于毫无通融之处。毕竟，作为同一时代的中国人，民族的苦难、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嘱托、个人的历史论定，极而言之，天地之间，请夜中幡然彻惜之时，他们在彼此顾念之间，总不至于除了仇恨和算计之外，什么也不存在。
无论如何，重庆谈判已经落幕了60个年头。毛泽东因为这场谈判第一次坐了飞机，从高处领略到中华河山的壮美，又以其独具的风采第一次亮相于世界瞩目的历史舞台，一首《沁园春·雪》倾倒无数文人骚客，让缺乏文才的蒋介石相形见绌。（笔者1995年采访吴祖光先生。他详细回顾在《新民报》发表《沁园春·雪》情形，谓是夏衍、王昆仑等中共人士特别递交三份词稿，纂合而成）为自己和他所领导的政党、军队赢得了难以估价的转机和优势。
蒋介石和国民党也许将长久地作为重庆谈判和内战的输家任史家述评，但也并非一无所获。至少，他发起的（有史家认为重庆谈判始作俑者是国民政府文官长、国民党政学系大员吴鼎昌、蒋介石侍从室主任、“和平将军”张治中、美国特使赫尔利，但如此重要的决定，非最终由蒋介石本人决定，否则只是建议和参。考）这场谈判并不如一般俗者所谓的“鸿门宴”，作为东道主，蒋介石证明自己尊重宾客，讲究礼节，不违规范，信守然诺。
如果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等日本军方鹰振人物没有在彻底崩溃前突然发动“一号作战”，如果美英没有因为短视和私利而与斯大林签署几乎使中国抗战成果化为乌有的《雅尔塔协定》，如果自知铸成大错的罗斯福晚死两年，如果丘吉尔战后继续执政而不必以平民身份发表“冷战”演说，如果苏联信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按时从中国东北撤军，如果由史迪威、谢伟思、马歇尔等人主导的对华政策等或者按照不同的程序和方式发生，那么，重庆谈判也许会以全然不同的地位和影响载入史册。
即使作为一次流产和失败的历史性会晤，重庆谈判给后人留下的教训和启示也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关于中国国家制度的民族、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基础，关于中国道路、命运和使命，关于中国的世界地位和人类责任，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公开论列的范围和高度，至今没有被超越。
像中国这样一个民族，归根结蒂，只能凭依自己的智慧、德性和力量自救自尊自强。企图仰仗任何一个国家（即或是真正的友邦）的善意、调解、援助、恩赐，都几乎无一例外地使中国饱尝失望和挫折。
国事可问，天下苍生有幸；国是可商，为政者有幸。
1929年，梁启超写道：“五十年来的中国，正像蚕变蛾蛇蜕壳的时代。变蛾蜕壳，自然是一件极艰难极痛苦的事。只要生理上有必变必蜕的机能，心理上还有必变必蜕的觉悟，那么，把那不可逃避的艰难痛苦经过了，前途便别是一个世界。”无论机能还是觉悟，中国都又累积了近八十个年头。经验也好，教训也罢，我们毕竟又来到一个历史的临界处：共同的命运和使命超越了一切分歧、恩怨、鸿沟；作为我们的生命共同体，中国再次成为所有中国人的中国。
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慎终追远，当下即是，民族复兴，天下为公……这些暌违已久的哲慧又开始成为公共话语和国民意识，中国终于可望不仅自强不息、而且自作主宰地问商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