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6期-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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烨嗄甑拇彻艿廊鄙僦蟪没窗炝舜罅康那嗄曜橹纾合Ｌ乩涨嗄晖拧⒌鹿笱恕⑶嗄暌逦窭投蠖印⑸倌晖拧⑸倥拥龋淠勘昃褪窃谇嗌倌晟砩辖⑵鹜骋坏乃枷牒吐闱嗄甑淖匀怀宥＃ā逗平佟罚�35、108页）而最令人吃惊的是纳粹主义的宣传首先是在大学生当中获得了支持，他们对纳粹所宣传的民族主义之狂热犹如今天盲辞极端的网络“愤青”。1928年希特勒在慕尼黑大学讲演受到热烈欢迎，随后纳粹党就在学生会选举中大获全胜，此后益发不可收。的确；当时纳粹党给社会的印象就是一个有朝气的青年政党。1925到、1932年入党者的平均年龄不到29岁，街头冲锋队的平均年龄是17岁到22岁。（《主义》，第46页）其领导人的年龄多在25～35岁之间，比其他任何政党都要年轻。有研究指出，在1932年7月的选举中，正是由于青年投纳粹的票，使它成为了。国会第一大党。事实上纳粹的议员60％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所以有人会说：“纳粹运动是一场青年的运动，它已经无法阻挡了！”（弗里德里希·迈克尔：《德意志的灾难，观察与回忆》，威斯巴登1947年，第70页，转引自李工真：《德意志道路》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28页）在1933年3月的选举中，纳粹党得票17277180张，议席又增至288席，占全部议席的43．9％，加上它的同伙民族人民党所获得的8％的选票，国会席位已接近52％，这就使希特勒在国会中有了多数的支持。这些增加的票多是来自青年的投票。希特勒夺取政权之后，凭借国家机器的力量又进一步将德国的愤青都吸引到或者说控制在纳粹的旗帜下了。
从当时德国的青年状况看，绝大多数青年受过教育，应该是非常理性的一群。为什么他们会支持纳粹或者说情愿被纳粹控制？梅尼克曾经敏锐地感觉到，这里面除了纳粹有激进的民族主义主张之外，还有在现代化过程中对技术的需求使人的“外部理性化”导致灵魂内部受伤的因素，也就是说技术训练使知识分子丧失或者说放弃了灵魂的自我拷问。在就业危机的社会状态下，青年以选择职业作为解决自己人生问题的方法。青年技术人员和工程师虽然在高等学校受过良好的专业教育，但正是这种繁杂片面的技术训练和技术－功利主义使他们缺少了内在的理性，以致无法鉴别和控制自己非理性的灵魂冲动，容易变成宗教狂和偏执狂。（《浩劫》，第53页）这种看法当然有道理。但是，在1933年5月10日晚，德国成千上万的大学生们在纳粹的军乐声中排成长队，将大量的书籍付之一炬；这些书籍中除了有世界著名作家的作品，也有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的著作；而每当有书本投向火堆，在场的大学生就会发出阵阵欢呼。他们对待自己本国文化遗产的冷漠和仇恨又岂止是“非理性的灵魂冲动”可以完全解释的？这简直就是邪恶！吉里尔指出：“纳粹党的成功不仅仅是高呼笼统的口号或所谓群众的‘不理智’的结果，而且是国社党能够针对许多德国人切身具体物质利益进行宣传攻势的结果。”（《主义》，第50页）吉里尔显然认为纳粹党的宣传部在这里面起了主要作用，它在希特勒把德国带向战争的框架下扮演了花衣吹笛人的作用，用邪恶的民族主义宣传引导人民走向灾难。
德国大多数民众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都卷入了纳粹歇斯底里地反犹、反共活动。梅尼克把它视为是一种超时间的“国家理性”和“马基雅维里主义（Machi… avellianism）”的突然爆发。（《浩劫》，第77页）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暴民癔症。 （《疾病改变历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第229页）其实纳粹宣传才是导致这种暴民癔症的主要原因。纳粹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先后上过8所德国著名大学（波恩大学、弗莱堡大学、伍兹堡大学、科隆大学、法兰克福大学、慕尼黑大学、柏林大学），最后拿到了海德堡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他曾经相信过共产主义，还主张实行“国家布尔什维克”。（《主义》，第18页）戈培尔虽然讲“宣传”的真谛就是征服民众，与真理没有必然联系，但这并没有超出西方社会“教义宣传”＇宣传（Propaganda）源自罗马天主教会发起的反路德（Luther，1483～1546）宗教改革的活动。1622年格列高里十五世（Gregory XV，1554～1623）在罗马创办天主教的“信仰传道圣教会”（the 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Congregation for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它借用了拉丁语“propāgō（蔓延、繁殖）”的意思来诋毁新教，“宣传（propagate）”天主教教义，所以新教则把“Propaganda”一词等同于谎言。）的传统。对于受过教育的青年人来说，仅靠宣传短时间就能把他们引向邪恶，也还是令人难以置信。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在《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一书中指出，毫无疑问，纳粹政权无法容忍的公开罪行是由群众支持的，“群众对极权主义的支持既非出于无知，亦非洗脑的魔力。”（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36页）阿伦特认为原因就在于纳粹的宣传不同于教会的宣传，它具有谎盲加恐怖的新特点。谎言在编织前就预设了谎言逻辑，听起来比真理更有魅力，所以希特勒会说弥天大谎往往有某种可信的力量。阿伦特还指出，这种邪恶性的宣传是由极权主义性质所决定的，因为在立宪政府和自由言论的条件下，公众有其他的信息来源，只有暴民和精英才会被这种谎言所吸引。纳粹夺取政权之后，其谎言宣传逐渐变成“权力宣传（power propaganda）”并用灌输（indoctfinaion》来代替宣传，宣传就和组织的纯洁性有了关联。她举例说，希特勒煽动性的反犹口号没有一个是新的。惟一新的地方就是纳粹党要求它的党员证呀自己没有犹太血统。这就“将反犹主义转变成一种自我定义的原则”，意味着谁的党内地位高，谁的雅利安人血统也就应该越纯粹。反犹不再是针对少数人的或只与民族政治有关，而是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存问题。如果说纳粹夺取政权之前的宣传恐怖还是靠冲锋队之类的街头暴力威胁不同观点的话，那么它在夺取政权之后的宣传恐怕就是由纳粹宣传部控制整个德国的文化生活而形成了组织性的恐怖，“不仅必须由国家决定思想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发展路线，而且还必须由国家领导和组织各种专业。”（《第三帝国兴亡》，第43页）公民不服从原则在这里根本就无效，你不遵守纳粹的宣传准则’，轻则丢饭碗，重则进监狱。阿伦特是首先揭示这种宣传恐怖“无须拥有暴力手段而能累积权力”，它的“真正目的不是说服，而是组织”的学者，她发现组织性的恐怖会使普通民众“参加纳粹组织比做一个忠诚的共和主义者更安全。纳粹在制造政治罪行时具体地利用了这一点”。（《极权主义的起源》第11章第1节“极权主义的宣传”）这完全符合马斯洛（A．H．Maslow 1908～1970）的理论，在生存和理性之间，生存是第一的。在第三帝国，谎言与组织的结合使宣传既恐怖，又有效！
吉里尔在书中对阿伦特的观点有所发挥，他把纳粹的宣传恐怖称为“机构化恐怖”。他指出，纳粹的宣传部门控制了媒体之后，大、中、小学的教学大纲都改成了“宣扬纳粹领袖粗陋的种族主义和地缘政治观点”。你不认同它，你就恐怕没有学可上。你即使上了学也还必须加入纳粹的组织以保证你的确是信仰了纳粹主义，因为“纳粹组织渗透到了公共的和私人的活动领域。不让自己的孩子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和德国少女队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危险。”组织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个人维护自身权利能力的大小取决于他们加入压力集团（工会、行业协会）并从那里获得机构支持的能力。”他在书中引了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 1956）《第三帝国的恐惧与悲惨》戏剧的描写，被灌输过的希特勒青年团和少女队的青少年成了大人们的监视者和精神权威，这种遍及家庭和邻里之间的告发恐惧；迫使每个人都必须表现得比纳粹还纳粹才会有安全感，这就是“机构化恐怖”。（《主义》，第66～71页）也就是说，纳粹的“权力宣传”实质上形成了“权力组织”。我认为这是非常典型的“软暴力”，它不是公然地用专政手段镇压不同政见者，而是利用组织形式逼迫每个人对它就范。吉里尔等学者揭示，也只有在组织状态下的人才能够使“累积激进化”发生作用。我们在历史上的宗教纯洁运动以及“文革”的派性斗争中都可以找到类似的现象。
在任何社会状态下，民众都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特点是非常实际和利益的多样化。把他们引人纳粹的战争轨道的宣传必须要有打动他们的地方。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宣传的成功并不十分依赖它的蛊惑人心，而是依赖群众，的知识”。“群众的主要特点是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社会团体或政治团体，他们只代表个人利益混乱多变的现状，因此在群众之中，以纯粹利益为基础的宣传不会生效。极权主义运动成员的狂热和一些普通的政党之成员的最大忠诚相比，明显地具有十分不同的性质，他们是缺乏自我利益意识的群众的产物（他们随时愿意牺牲自己）。纳粹党人证明了一个人只需用一句口号——‘否则我们就完了’——来引导整个民族进入战争（这种做法是1914年的战争宣传小、心地避免的），而且此刻并不处于苦难、失业、或鼓噪民族野心的时代。”（同前）在纳粹的恐怖宣传下，德国民众除了赞成纳粹的意识形态可以保障安全之外，他们具有共性的知识恐怕就只剩下了社会上弥漫的民族主义。
近代以来，德意志民族在同英、法的对比中，经济发展明显落后，这就在国内形成了德意志必须强大的民族共识。从歌德到韦伯，我们都可以看到德国知识精英对民族强大的期盼和焦虑。韦伯更是把全球性的经济发展与德意志民族的强盛联系在一起。韦伯本人是主张国家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思想自由和个人政治意识为代价的，按照他的“工具理性”和“实质理性”，他也不会相信什么“落后”与“挨打”之间有什么必然性，但他的确也认为“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张只不过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一种形式”。（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三联书店 1997年版，第92页）这种认识在德国知识分子当中很有普遍性，所以梅尼克要把韦伯说成是“德国的马基雅维里”。我们只要读一读《德国的浩劫》的第二章和第七章，就可以知道普鲁士军国主义、马基雅维里主义和民族主义其实是十九世纪以来德国，乃至是欧洲各国普遍盛行的现象。希特勒上台后，纳粹宣传仅仅搞了一个所谓“德国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的概念就俘获了整个德国民族的心，似乎人人都把德国不强大就完蛋的谎言当成了真理。当德国经济高速发展和上上下下充斥着狂热的民族主义“知识”的时候，纳粹的消灭异己思想、反犹和反共的罪行也就容易在复兴民族主义的旗帜下被德国人容忍，整个德国也就心甘情愿地被纳粹党的宣传魔笛引上了战争的不归路。
纳粹运动从参加它的人数和阶层分布来看都是十分广泛的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最大的特点就是勒庞（C．Le Bon，1841～1931）早就指出了的盲目性和宗教性，就是那些所谓高智商的知识分子在群众运动中也与普通群众的智力是没有什么差别。（《乌合之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这种观点现在看来多少是在为知识分子开脱，很让人不服气。在德国的浩劫之后、人们总不禁在思考，德国民众或许愚昧，但是为什么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所确立和引领的、以反抗公众常识为特征的现代德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也被纳粹催眠和洗脑了？前面我们提到，梅尼克认为是受过专业教育的人因技术－功利主义才在纳粹宣传下成了没有理性的偏执狂和宗教狂。这种批评虽然还有为德国的知识分子遮羞的味道，但已经比勒庞进了一步。而吉尔里对德国的知识分子的评价不那么客气，他认为德国的经济学家、统计举家、地理学家、生物学家、化学家、农学家、社会学家和医生都参与了屠犹行动。这些技术型的专业人员应该对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累积激进化”负有罪责，无可逃遁！这些技术型知识分子这样做的原因有三类，一些人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看成“非政治的人”，这和梅尼克的看法基本一致。但是还有一些人是“受机会主义和个人功利想法的诱惑，只是尽可能扩大其职业机会”。这就不仅仅是纳粹宣传和恐惧在起作用，而是技术至上导致人性异化的问题。第三部分根本就是赞成纳粹的意识形态和纳粹政治，本质上就完全同于纳粹。也正是这些专业人士成为纳粹“累积激进化”的屠犹政策的推动者和实施者！（《主义》，第92、118、132页）吉尔里的这个评价我是赞同的，在纳粹运动中，这些知识分子的暴行还要超过普通的民众，像在集中营制造焚尸炉和毒气的工程师、医生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他们的暴行岂是能够用群众运动来掩盖和逃责的？
吉里尔在谈到纳粹引导德国走向战争时认为，纳粹党有针对性的宣传和组织性恐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公共抗议机制被纳粹一党专制破坏之后，个人抗争会有生命风险。作者这样讲一方面是说明德国法西斯化的必然性，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对德国普通民众的原谅。但从他对德国技术型知识分子的分析来看，他就没有让他们逃责。说到这里，我想到了人们很熟悉的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新教牧师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Uer，1892～1984）写的一首著名短诗：“起初他们对付社会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社会主者；接著他们镇压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然后他们屠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最后他们冲我而来，再也没有人为我说话了。”（First they came the socialists，and I did not speak out because I was not a socialist， Then they came for the trade unionists，and I did not Speak out because i was not a trade unionist。Then they came for the Jews，and I did not Speak out because I was not a Jew．Then they came for me； and there was no one left to speak for me。）它代表了人类良知在法西斯主义的暴行之后，在为沉默忏悔的同时也在提醒人们沉默会导致的后果！吉里尔的这本书主旨正好与之相同。他在结束语中指出，纳粹政权能够得到许多德国人的支持，但也从来没有成功地将整个民族洗脑，此书就是要“献给这些冒着生命危险奋起反抗的人们。”由此可见，吉里尔的出发点和人类自我批判的道德勇气要比梅尼克只批判纳粹党而为德国传统文化和技术—功利主义精神辩护要深刻。因为在邪恶引导人民的时候，那些出自人类理性和善良本能反抗极权专制的人们，始终代表着人类社会追求自由和民主的方向；而无论是把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看成是历史的偶然性或是人类劣根性的产物，多少都是为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