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空降兵到新东方老师:洗脑-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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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二如果美国开始空袭任何目标，离地面部队进入该地区的日子就不远了。出发令下达后，一切就都是机密，不知道我会不会有机会跟你再见，但是我会尽力的。如果没有消息，就注意新闻，只要美军还有一人生还，那个人就可能是我，你永远都不要放弃希望。
我真的不想说任何太现实的话，我应该给你更多的安慰和希望，可是生命就此改变了，亲爱的MIAOMIAO，我一向是很坚强的，从来没有低过头，这一次有你，你要跟我在一起。
或许几个月，或许几年，我们会见面的，如果没有这个信心，没有你，我的生命早就没有任何意义。
你最近请几天假好吗？多休息休息，放松一下，你的精神状况太差了。
不多说了，等会给你打电话。我爱你，MIAOMIAO。
第三封回信；2001…9…1403：04
（这封她给我的回信意义非常，她当时刚回中国不久，中文水平还不太高，如果用笔来写的话，估计下面一半的汉字她都写不出来。）
我亲爱的宝贝，
为什么会叫你宝贝呢？当然是因为你是我的宝。你的一点点不开心，你每次去跳伞累到了，都会让我心疼难过，你的每一根汗毛都会被我看的那么重要。所以这些日子来我会担心，我会紧张，我会神经兮兮的掉眼泪。可如果命运就是这样安排的，这就不是我能改变的。从来没想过战争，这电影样的情节会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如果真是那样，你放心的去好了，如果我能知道你在哪里，当然好，就算不能，你也都在我心里呢，这又有什么分别。
你常常说的话“gottoknowwhaturdoing。”一个军人没打过仗是多窝囊的事情。你去做你该做的事情，这是应当的本分。我呢，上班，吃饭，照顾父母，想你，等你，做我该做的事情。其实到现在才明白，认识你，爱你，也被你那么深刻的爱着，已经是我生命最大的满足了。所谓的儿女情长，和朝夕相处并没有关系。
你去把该安排的事情安排好。很想看看你现在的样子，是瘦了还是胖了，老了没有。很想你。想跟你说说话，闻闻你的香烟啤酒加薄荷的味道。
别担心我，我会照顾自己的，我会坚强的，也不会让我父母担心。你，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记得，我在等着你呢。你去打仗，我等你回来。你回来了，我等你娶我。你娶了我，我等着给你生小孩，然后每天等你下班，等你吃饭，等你跟我拌嘴，等你哄我，等着和你柴米油盐的到老。
你那么塌实的在我心里，我什么都不怕，真的。
我爱你，我等你，每一秒钟，永远。
风中之烛
大约是九一一之后一个月的某天晚上，我和亲密战友史酷比专门去买了些蜡烛，走到操场上，每人点燃了一支。
记得当时有一点微风，我们不得不用一只手小心的呵护着那点淡淡的烛火，不敢让它熄灭。路过的人会放慢脚步，打量我们一眼，但是没有人问我们在干什么，事实上我自己也不知道在干什么。
我是信仰佛教的，从来也不曾，甚至有一点排斥任何基督教的宗教活动，可是那一天晚上，这种非常有宗教色彩的悼念仪式似乎不再影响我的选择，我们只是静静的看着火苗的燃烧，十几分钟什么都没说，心里挥之不去的只有一个念头：生命就像这烛光。
当蜡烛烧到只剩一点点的时候，我们吹熄了它，把那点蜡烛头放在衣柜顶上，相约从前线回来之后再把剩下的燃尽。
《洗脑》PART1 九一一祭（4）
当然我最终没能上前线，而是退役来到中国，史酷比就不知道在哪里了，他是否参与了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是否被派去伊拉克前线？是否还记得那支没有燃尽的蜡烛？我都不知道。只有默默地祝福他，和其他我的战友们了。
如果总统在事发当初决定立刻派一支地面部队的话，第八十二空降师由其快速反应，作战勇猛的训练状况决定，肯定会是派兵首选。后来时间慢慢延误下来，快速反应已经不是前提条件，总统终于选择一向以在严寒山地地理条件下训练的第十山地师出兵阿富汗，他们驻扎在寒冷的纽约上州鼓堡，处理类似阿富汗一类的地理情况比我们更有经验。
假如不是这样，我说不定到现在还在穿军装，同战友们在阿富汗的山洞中钻进钻出。
2001年圣诞节的时候我正式离开了军队，之后就同以前的战友们鲜少联系，只是偶尔在新闻中了解到一点点八十二师的近况。
2002年2月份的时候我回到中国北京，后来才知道他们也同时被派去阿富汗接替第十山地师的工作，并且在2002年5月间主导了一次大规模的搜缴武器弹药的军事行动。
在时代周刊中看到他们的照片，看着那些熟悉的装备，那左肩上熟悉的八十二师标记和右肩上的国旗标记，心里真的是百感交集，不知道他们最近过得怎么样，只能遥远的祝福吧。
两年半以后的事
2004年四月的时候，我回纽约生活了一个月。
有一天跟宝海出去吃饭，席间谈到我这本即将交稿的书，非常之兴奋，充满期待。我告诉他这本书中将讲到我在美国陆军的生活，以及在中国新东方教书的经历。
谈到九一一，宝海回忆起几乎是三年前的，他自己的经历：“那天我正好在下城有课，一大早就从布鲁克林的八大道坐地铁，赶去曼哈顿上课。在车里就听说世贸中心出事了，也不知道出了多大的事，我以为就像1993年那次，又被定时炸弹给炸了。”
“等我出了地铁站，钻出地面，只看见漫天的灰尘，四周都已经*。行人身上都是厚厚的灰尘和血迹。我心说，坏了，看来这次事情不小，估计交通管制得非常厉害，我上学可千万别迟到啊。”
听到这里我想笑，又笑不出来。确实挺滑稽的，两个楼倒下来，死了几千人，而离它近在咫尺的宝海最关心的是，千万上学别迟到？！
宝海接着回忆：“我就问路边实施交通管制的警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也不说话，往双子楼那面一指。我回头一看，怎么看怎么不对，却一时想不出来到底哪里不对，只是觉得怪怪的。过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怎么只剩一个楼在那里了？另外那个呢？”
宝海当时的反应是非常真实的，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怎么可能想到这两个楼也有倒下的时候，即使亲眼看到这个结果，也会怀疑是自己的视觉出了问题。
“然后我就满脑空白地站在几条街外，跟大家一起看剩下的那个楼燃烧，心里清楚这个楼也支持不了多长时间了。过了没多久，眼看着它像块豆腐似的一节节摔得粉碎，灰尘被爆炸产生的狂风吹着，一眨眼就漫过几条街，我们立刻就被灰尘包围起来，伸手不见五指。”
“我们都转身开始狂跑，后背上感觉像被支努克直升飞机掀起的狂风吹着，飘着往前跑，好多人站不住都摔倒，爬起来接着跑，逃命一样。”
宝海想了想，接着说：“我只记得跑出了十几条街，但怎么跑完的不记得了，只记得漫天的灰尘，喘口气非常困难，嘴里全都是沙子。”
“你也算死里逃生啊。”
“那倒不至于，没那么危险，只是吓够戗，”宝海接着说：“比看电影真实多了。”
沉默了一会儿，我说：“2001年九月十一号，星期一，我这辈子都忘不了这天的经历。”
“谁说是星期一？那天是星期二，”宝海立刻纠正我：“我那天应该上物理课，这我不可能记错。”
“我也不可能记错，肯定是星期一，我们毕竟是军人，时间观念最重要，何况我还战备了那么长时间。”
我们两个非常偶然地为那天星期几争论起来，谁都没办法说服对方，又谁都坚信自己的记忆是最正确的，这就有必要立刻找到标准答案。宝海开始给朋友们打电话，看谁正在家使用电脑，或者谁的手机里面有万年历。
一直找了起码四五个人，终于找到一位正坐在电脑旁，他在电话里面给了我们标准答案：九一一那天星期二。
我愣住了，不知道自己的记忆到底错在哪里。直到那天晚上回家，打开自己的电脑，电脑中的万年历再次验证我一直都记错了。
怎么会这样？九一一那段时间里，我的生活发生了那么多毕生难以磨灭的印像，几乎每一天的每一分钟都那么活生生的在脑海中回放，我对所有的细节是如此的熟悉，如此的肯定，甚至在写到这段经历时，我都根本没有想过需要去查看任何辅助资料。
写到这段经历时，我没有一丝怀疑，没有哪怕一秒钟的不确定，更不会感觉需要去查一下万年历，看看那天星期几。然后就忽然发现，原来我一直都记错了一天。
我翻看着早就已经完成，即将交给编辑的文稿，无论如何不知道应该怎样改正这个记忆中的错误。书还没有出版，除了宝海，没有任何人知道我记错一天，只要随便改动几十个字，它就可以显得天衣无缝。
《洗脑》PART1 九一一祭（5）
可是我不能改。这里记录的是我真实的回忆，从九一一当天一直到现在三年的时间，期间为了写这本书又无数次的回忆起那段时间的经历。这段回忆对我而言是如此的真实，即使我的回忆中有整整一天的错误。
说不定在我讲到其他故事时，有更多记忆上的错误。谁会在乎呢？我又不代表历史，只不过在同读者分享一些很私人的回忆，一些不尽事实，但铁定真实的回忆。
将错就错吧。
《洗脑》PART2 娶个新东方阿姨回家（1）
娶一个英语老师回家
MIAO就是在做着这样“口耳相传”的工作，她在北京新东方学校教英语，美国口语。
最早听说“新东方”，是在美国上网聊天的时候。那时候接触了很多中国留学生，他们的人生轨迹几乎都一样：全国各地考到北京；然后去念新东方；然后出国；然后找工作；然后解决身份问题；然后上网聊天。
他们会专门凑在一起回忆当年在“新东方”上课的情景，谁教的，教室在哪里，同班有多少人，等等等等，非常详细，一副忆苦思甜的样子。
MIAO刚回中国那阵子，我孤枕难眠，上网比较勤。有一天刚在网上看了一大堆关于“新东方”的回忆，晚上跟MIAO的越洋电话里就听她特兴奋地告诉我：“我今天去找工作啦，在新东方，你听说过吗？”
“听说过听说过，你去干吗？教英语？”
“对呀，今天面试了，让我回家等消息。”
我有点帮她紧张：“你考过托福吗？就敢教，别误人子弟。”
“不是教托福，是教口语，教人说话，美国话，我强项，我就特别会说话。”
“那就好，”我有点惊讶：“噢，中国学生现在都开始张嘴说话了？真不容易。”
难怪我惊讶，实在是中国传统的英语教育从来就没要求过学生要张嘴，虽然我小时候也被初中的英语课本折磨过，也看着满纸的口腔切面效果图练习过往哪儿摆舌头，可是说出来的英语都是只有老师能听懂，万一老师不对着课文听的话，估计就只有我自己知道说的是什么了。
学习一种语言而又不去用它，只是把应付考试当成学习的唯一目标，这无论如何都是非常悲哀的。
我不由得为MIAO感到一点骄傲，第一，她在进行着一项非常有意义，而且有必要的工作；第二，虽然我中学的英语老师不大喜欢我，但我将最终自己娶一个英语老师回家，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
所以回中国没几天，我就迫不及待，趾高气扬地跟MIAO去上课了。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看着前面密密麻麻的二百来号人，听他们在MIAO的指导下一点一点的把以前学到的书本上的英语从嘴里说出来，心里是一种非常安详，并且神圣的感觉。
记得很清楚，那天是春节放假之后第一天上课，好像是大年初三，外面很冷，教室里很热，有些外地学生显然是刚下火车，还没找好住的地方，提着行李，直接就来上课了，教室里肩并肩地挤满了人，甚至连过道都摆满了小马扎，很多学生就蜷缩在马扎上面，没有桌子，垫在腿上，聚精会神地记着笔记。
我觉得我想哭。这都是什么学生啊，到底是什么给了他们这样的动力，大年初二离开家，万里迢迢地跑到北京来遭这份罪，难道整个中国都再找不出一种稍微舒适一点，又能达到同样效果的学习环境？
那时候有点后悔，后悔当初在美国的时候没有好好琢磨一下那些过来人的回忆文章，在他们的文章里面表述的对新东方的怀念，是当时的我所不能理解的，而现在，亲身坐在这个教室里，我想我终于明白了一些。
MIAO在讲台上是一种光芒四射的感觉，但并不能打动我，因为她教的东西对我而言太简单，完全没有共鸣。我躲在最后一排，翻看着旧报纸，偶尔抬头扫一眼，看见她还在讲台上眉飞色舞地讲解着，心里感觉非常的塌实。
干点什么好呢？
教书这份工作是我所不能胜任的，我在心里否定着自己，英语水平倒在其次，认真准备一下应该不至于误人子弟，关键是当老师居然要承受这么多学生的殷殷期待，要把自己当成人类模范来严格要求，我怕怕。
还是干点什么别的吧，问题是，干点什么好呢？我有点找不准方向了。
当初在美国的时候倒是挺有决心的，越洋电话里跟MIAO说：“你在哪里，我就去哪里，哪儿都饿不死咱们，实在不行我去火车站扛行李，怎么着也能养活你，只要你吃得别太多。”可是理想和现实毕竟是两回事，第一，我连火车站在哪都不知道；第二，她吃得很多。
我曾就“能在北京干点什么”这个问题，同一个朋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你看，我体力好，会跳伞，会用电脑，会英文，会开车，会使用各种常规武器，就是没有文凭，在北京能找到工作吗？”
他毫不留情地说：“不能！因为第一，你没有中国驾照，不能在中国开车；第二，中国民间武器管制严格，也没可能使用任何军事武器；第三，体力再好能比过那些从小就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吗？第四，你最多也就是会使用电脑，同那些科班毕业有证书的人绝对比不了。你呀，没戏。”
说到底，我唯一的求生技能，就是会说英语。离被逼上绝路就差一小步。
那看来就只能向MIAO学习，去新东方教英语了。
我是不去管那些应聘步骤的，也不会写什么个人简历，直接就由MIAO引见着，去新东方在北京中关村的总部三楼，见当时的听力口语部主管，也是MIAO的朋友，青青。
走进听力口语部办公室，迎面看见一瘦小女子，裹着一黑棉袄，飕飕的满屋窜来窜去，显得特忙。MIAO给我介绍说这就是部门主管青青，我们在她百忙之中互相说了一声“嗷”。然后她们俩就唧唧喳喳开始聊上了。
《洗脑》PART2 娶个新东方阿姨回家（2）
“哎呀好几天没见到你了。”
“是啊，我特忙，还感冒了，就休息了两天。”
“好像你皮肤变白了。”
“没有吧？就是今天早晨洗了个澡。”
听完最后这句我有点绷不住了，仔细盯着青青看了半天。她面部表情总是特迷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