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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中国食物 [美]尤金·n·安德森-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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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值得一提的是,商朝的影响并没有直接扩展到新大陆。商朝文化与美洲印第安人文化之间的相似性在于经由白令海峡的间接联系,或完全归因子独立的发展。例如玉在商朝及同时代奥尔麦克文明中的重要地位,并非由于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而是基于这样的事实:玉是坚硬、强韧而美丽的石头,所有了解它的文化都深知其价值。人们所宣称的艺术风格上的相似性太过笼统,令人难以置信。并无食物性植物跨越太平洋,但如果文明间的接触充分,足以维持艺术风格的传播的话,那些植物也肯定会传播过去的。中国与新大陆的直接联系,必须等到15世纪欧洲航海家的出现。
  同时,由于文明的兴起,整个领导结构也发生丁变化。在小村庄组成的平均主义社会中,领袖往往不是氏族首领就是最好的调解人,均为杰出的政治人物。但随着物质财富的增长,专业化便出现了,商业也强化了,拥有大量财富越发重要了。在静态经济中,尤其是在一个很小的社会里,领导权就落到了最擅长处置财富的人手中,这典型地表现在再分配的盛宴或其他高尚侠义的行为中。
  国王似乎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氏族结构。他们是最有权势之氏族长老,或对偶氏族的长老,因为伴有两个内部通婚的氏族或氏族之旁支的二元组织,好像在商朝占了上风(张光直,1979年)。商朝及其邻国的国王们不是纯粹的政治人物,他们必须组织和维持复杂而极其活跃的经济,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需要让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国库,即不能光靠自由的部落民在时间和机会允许时交纳的粮食,而要靠更为可靠的进项,以维持宫廷、军队和主持庞大规模献祭的宗教机构。由此,国王从单纯的再分配者,即只需在收缴食物后再以大致相等的份额分配给原先那些缴纳者,转变成了统治者,即从整个国家攫取财富并将它分配给极少数亲信及其军事保护者。赋税与档案和法律一起在东亚出现(波斯纳,1972年)。
  争议较多的是奴隶制在商朝社会中的重要性。共产主义的历史学家们感到他们必须把商朝设定为奴隶社会,这完全是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图式中,奴隶制是国家中劳工管理的第一阶段(许倬云,1979年)。可事实上,左试右探也罕有证据。情况好像是这样的:商朝的黎民百姓虽没有鸟一般的自由(或曰原始耕作者般的自由),但他们却并非古罗马或早期美国南方的奴隶。他们拥有权利、财产和作为人的某种地位。他们是”众“,即普通百姓(李济,1977年)。国家与平民共同创造了具有鲜明特色和相当孤立的文明。
  第三章至关重要的一千年:周朝到汉朝
  周朝
  商末周初年间,农业技术或生产都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显出其差别。新石器时代的技术继续存在;农民的工具差不多都是用石头、骨头和木头制作,农作物也由较早时的粟及粗杂菜蔬组成。社会组织显然仍是颇不发达的封建制。张光直(1977a)指出,这一时期社会体系的复杂化和财富的增加,并不是由大量的技术进步所带来:财富是由牺牲穷人的利益而积累起来的。
  豆类似乎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传入中国,但直到东周初期才推广开来(何炳棣,1975年);豆类似乎出自汉人在北方及西北的邻居--羌人,他们可能是通古斯人或阿尔泰山人,抑或是红山人的亲戚或后裔。栽培的大豆Gly-cinemax,是从野生的G。maxvar.ussuriensis进化而来的,原产于北京及其西部与西南部丘陵一直到满洲的中国东北部。
  铸铁好像在东周后不久就问世了;锻铁则出现得稍晚[巴纳德和佐滕保(音译),1975年]。铁促进了农耕革命,这场革命虽类似于所有真正的革命,却是缓慢渐进的过程。早在周亡以前,铁已被广泛应用,虽说很少用在农具上。这一新技术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一方面,高级农具的产生赋予了生产力的新变化,中国的人口得以增加。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控制铁的交易以及利用真正的致命武器来装备大批军队以更彻底地控制民众(青铜太贵,不适合广泛应用,且又太脆,不适宜制造工具和武器,所以较早的军队是用相当原始的材料作战的)。
  周朝后半期的开创性作用在伦理学及政治哲学领域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至少就中国的未来而言,最重要的是儒家学派。孔夫子(拉丁文为Confu-cius,”子“的意思是”先生“)生活于前551-前479年,其身世仍有点模糊不清。我们对他的了解主要是根据《论语》这样一本有关其逸事与语录的简短文集,而非依据其任何一本前后连贯的著作。未经证实的传说称,他编纂了《书经》(我们所掌握的全部大量和丰富的神话传说)、《易经》、《诗经》、《礼记》,以及其故邦鲁国的编年史《春秋》。《诗经》包括了300多首在周朝口头流传的诗歌,其中数百次地提到了食物类目,因此相当完整地描绘了该时代的农业图景。这些诗歌似乎是农民创作的,但在不少情况下又被宫廷诗人加工过,有些诗歌可能是模仿民间形式的宫廷作品。它们大体上反映了公元前6世纪及更早时期的社会。
  耕作似乎同较早时一样集中在肥沃的洼地,但正扩大到所有的聚居地。《诗经》提及清除艾(艾蒿、苦艾、蒿子)、蓟及别的杂草类植物的次数大大超过木本植物,所以大部分良田肯定被开垦出来了;农民通常宁可改造旧有的休耕地,也不愿开拓处女地。也有可能扩大到了干旱的高地,但在《诗经》中,这些土地却总是与休耕地里的杂草相联系。《诗经》常将国(城市)与野(田地)、山与泽做对比。后两个名词通常译成”mountainsandmarshes“,显然有点像是指”荒芜的高地和荒芜的洼地“。德克·博德(1981年)指出,许多泽是干的,而不是湿的。这种在所有土壤类型中最肥沃的土壤,在周朝中期大都仍是荒地,这表明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较小。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仍在那里生存,尤其是鹿(在休耕地里繁衍生长),但狩猎已成了富人的一项运动,而不是穷人的生存方式。根据《诗经》中几首诗的评论,野生动物仍是农作物的主要危害动物。耕作区显然人口众多,而荒野地区则人烟稀少,但人口绝不像汉朝和汉以后那样密集。
  纤维作物是丝、麻和葛[耿宣(音译),1974年;李蕙林,1974年]。主食无疑是粟。到这时,Setaria和Panicum的很多品种已被栽培。有些是”粘性的“。有几种(特别是一些粘性品种)尤其适于酿酒。另一些粟种可能也已种植。大麦和小麦无足轻重;但稻却非常重要--鉴于周朝本土气候干旱,这令人称奇。各种豆也被视为主食。广大范围内的蔬菜、水果及其他植物性食物被利用;很多可能是采集的野生植物。
  《诗经》至少提到了44种确定的或可能的食物性植物;相形之下,《圣经》只指出了29种。《诗经》提到了几种鱼,还提到了所有通常驯养的动物及野生的可猎动物。同今天一样,对鱼的鉴赏能力使人们偏爱某些来源的鱼;周洪祥(音译)(人物集注)挑出了《诗经》第138首,在这首诗里,特殊河流中的鲂鱼(通常译成”bream’‘)和鲤鱼受到偏爱。
  在《诗经》中提到的确定的或可能的食物性植物名单,根据耿宣的著作
  (1974年)改编如下:
  谷物
  黍和稷(Panicummiliaceum)。
  大麦(Hordeumvulgare)和小麦(Triticumaestivum)。耿宣怀疑小麦的存在,但在周朝它已完全被移植。
  稻(Oryzasativa)。
  粟和粱(Setariaitalica)。
  蔬菜
  葛(Puerarialobata)。在较老的文学作品中译成“dolichos”。真正的扁豆属这时可能已存在于华南,但有一个不同的中国名字。耿宣将葛列为纤维植物,但他指出其芽、叶和块根都可以吃,因此无疑也是一种食物。普通百姓以葛的纤维织布做衣。葛履在《诗经》中有质地优良之意。
  麻(Cannabissativa)。主要也是一种纤维植物,但种子被食用。它作为一种药物的用途未在《诗经》里提及,但到汉朝(也可能在周朝)已被知晓,在中国它从来不太被重视。
  葑(Brassicaspp.)。耿宣声称,芜菁B.rapa是已知的品种。这肯定有误。白菜以其各种形式(或许还有别的品种)被食用。萝卜(Raphanussativus)几乎肯定被包括在一些附注中,尽管耿宣没有提到。
  韭(Alliumtuberosum)。被耿宣误称成另一种韭(A.odorum)。
  谖和谖草(Hemerocallisflava)。现称黄花菜,是来源不明、遗传复杂的栽培品种,可能到周朝已开发。
  芹(Oenanthejavanica)。也可能是Cryptotaeniaannadensis。
  瓠(Legenariasiceraria)。正像其名称所示,这主要是一种经济植物,但嫩果食用广泛。
  瓜(Cucumismelo,可能是var.conomon)。别的甜瓜这时还未被了解。
  菽(Glycinemax)。
  荷(Nelumbonucifera)。在《诗经》中并未当作食物性植物而确切提到、但以后常用、周朝几乎肯定食用的蔬菜:
  蓍(Achilleasibirica和/或A.millefolium)。最初是药用;这可能恰好导致了用作通灵植物。在以后的时代,它回复为一种药。其苗偶被食用,尽管并不被认为非常可口。
  蘩(Artemisiavulgaris)。嫩苗被食用,今日朝鲜用做调味的香草。
  蓷(Leonurussibiricus)。一种非常普通的路边草,用做一种药,且至今还被视为能治百病。
  葵(Malvaverticillata)。显然是周朝的一种主要食物;李蕙林(1969年)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蔬菜。白菜应已成为其强大的对手;与李蕙林的断言相反,烹调白菜不必用油;现在通常是煮或蒸着吃。
  芄兰(Metaplexisstauntoni)。
  疲q(Plantagomajorvar.asiatica)。另一种主要的药用植物,近代少量食用,可能周朝亦然。
  葍(Phytolaccaacinosavar.esculenta)。
  藿(Rhynchosiavolubilis)。
  荠(Sonchusoleraceu ̄)。休耕地及其他耕作地里的一种草;《诗经》非常普遍地提到这一点。它显然也被广泛食用。
  苍耳(Xanthiumstrumarium)。嫩芽在今日广泛食用,在周朝无疑也吃它。
  蒲(Acorusgramineus)。可能包括香蒲(Typhalatifolia)。
  藚(Alismaplantago)。
  茆(Braseniaschreberi)。周朝文献把它当做食物频繁提及,特别是在有关著名美味莼菜羹的前后文中。
  萍(Marsileaquadrifolia)。
  荇菜(Nymphoidespeltatum)。
  榆(Ulmusspp.)。嫩叶、树皮与种子在后世(大概也在周朝)被食用。
  竹(Bambusaspp.及其旁属)。竹笋在《诗经》中被当成普通的风味食品提及。
  水果与坚果
  桃(Prunuspersica)。原产于中国;其他本地的品种大概也被食用。
  李(Prumussalicina)。这是中国的土生品种,不同于欧洲的品种,《诗经》常提到。
  梅(Prunusmume)。中国画家和诗人最喜爱的植物,《诗经》里是重要的结果植物。西方文学作品几乎千篇一律地误译成“plum”或“prune”。它是杏的一个品种,与西方的P.armeniaca是近亲。耿宣认为后者(杏)也可能在中国找到,但在《诗经》中未提及。
  枣和棘(Ziziphusjujuba和Z.spinosa)。华北最普通和流传最广的果实,为废弃的田野与其他高低不平、开阔干旱、难以成活的自然环境区中最常见的木本植物。从新石器时代至今格外流行,与别的果实一起在《诗经》里被提到。
  枸(Hoveniadulcis)。因其果串而被栽培,其梗茎而非果实被食用;味道像非常好吃的无核葡萄干。
  榛(Corylusheterophylla)。
  栗(Castaneamollissima)。曾在4首诗中与别的林木或坚果树一起提及,从上下文可以看出它是一种重要的食物。
  桑(Morusalba)。主要用来养蚕,但其果实显然也被食用。
  松(Pinusspp.)。作为一种林木被提到;其坚果可能被食用。
  栎(Quercusspp.)。也是一种林木,其种子被食用。
  椒(Zanthoxylumpiperitum,同为Z.simulans的植物及其他)。《诗经》里提到的主要香料,显然极广泛地用于为食物添加香料和薰香居室等等。其果实看上去像黑胡椒子,但该植物与黑胡椒和辣椒并无亲本关系。在《诗经》中主要出现在隐喻的情节里:小果实成双成对地长在短梗茎上,整个看上去像是微型的男性生殖器;因而它在《诗经》及其他中国早期诗歌里是男性器官的标准比喻。[“spicy”(香料)的双重含义可能为全世界共知。]
  木瓜(Chaenomelesjaponica)。
  《诗经》的佚名作者是优秀的生态学家,他们注意到了黄蜂捉毛虫喂幼蜂、露水浓重与香蒿长势相关这类情况(《诗经》第173首;我以为这是能吸吮露水的品种之一,同那些在加利福尼亚南部的品种一样)。他们也是最杰出的诗人。《诗经》中壮观而丰富的生态学藻饰华丽而夸张。在《诗经》中有已知最早的四重读音节的四行诗范例,头两行描写一些生物现象(通常是植物的),次两行则用诗人强烈的情感关切--通常是浪漫的并每每是性爱的--与之对应。葛兰言(1930年、1932年)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这种形式源于已到婚龄之年轻人的节日:姑娘们用四行诗揶揄小伙子,小伙子们则以他们自己的诗回应。这种风俗--连四行诗一起--在现在的华南及东南亚继续存在。它也残存在边远及保守的客家人中,他们的“山歌”全都是这种风格。它也存在于越南人中间,而在马来人中间,现在则以一种被宗教上极端拘谨的伊斯兰教修改过的形式--“盘头诗”的形式存在。
  在长诗中,又包括了出身神话的颂诗。其中一首叙述了周朝世系的始祖后稷的传说。他不仅“种之黄茂。。。。。。维秬维秠,维糜维芑”(高本汉,1950年,第201页),还“蓺之荏菽”。这表明到周朝中期时,大豆已很古老,包含在神话起源中;看来周初可能正是大豆传入的最晚时限。这些长诗中有许多处把旱灾说成是最糟的灾祸。在《诗经》第265首里,这类“於乎哀哉”在一切时代的文献中都能见到,高贵者的掠夺成性被比做旱灾。
  很多植物在《诗经》里成对出现,以平行的两行对仗,并在一行中并列:竹与松、葛与藤、小麦与大麦(这一点意义重大,因为它们是冬季栽培的外传谷物)、粟与稻(夏季栽培的本地谷物)、枣与梅(两者都是长在高地的多刺果树--它们又各自与桑配对)、野兔与雉等。别的物质和非食物性植物也配成一对,如金属与玉、白杨与柳树。栎树、松树、栗树这类树木常与山区连在一起被提及。《诗经》最常提起的是艾。很多不同的品种都被命名;显然艾这个物种除了富于诗意以外,在生态学上也很突出,这种印象经由对中国新石器时代及早期王朝的花粉研究而被证实(何炳棣,1975年;段义夫,1969年)。
  在孔子以后的两个半世纪里,出现了许多别的哲学流派,提出了各种伦理学和逻辑学体系,它们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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