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王论-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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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君主为了受人尊敬应当怎样为人'1'
世上没有任何事情比得上伟大的事业和作出卓越的范例,能够使君主赢得人们更大的尊敬。在我们的时代里,阿拉冈国王费尔迪南多'2',即当今的西班牙国王,就是一个例子。他由于自己的盛名与光荣,从一个弱小的君主,一跃而为基督教世界中首屈一指的国王,因此他几乎可以称作一位新君主。如果注意观察他的行动,将会看到它们全部都是最伟大的,而且其中有些是卓越非凡的。在他开始统治的时候,他进攻格拉纳达;这项事业就奠定了他的国家的基础。一开始,他从容不迫地行事,并且毫不害怕遭到任何阻碍。他使卡斯蒂利亚的贵族们的精神灌注在这件事业上面,只考虑那场战争而不考虑革新的事情。与此同时,他赢得盛名和驾驭贵族的统治权,而他们还没有察觉。他依靠教会和人民的金钱得以维持他的军队,并且在长期的战争中,给他的武装力量奠定了基础,而这支武装力量一直给他带来了荣誉。除此之外,为了更好地实现更伟大的计划,他常常利用宗教作为借口,他乞灵于宗教上的残酷,把马拉尼人'3'从他的王国驱逐出去并且把他们掠夺一空。在世界上再找不到比这个事例更悲惨和罕见的了。他披着同样的宗教外衣进攻非洲,然后征伐意大利,最终进攻法国'4'。这样,他经常地完成了一件大事又安排着另一件大事,通过这些大事使他的臣民的心神始终忐忑不安同时惊叹不已,注意着这些事情的结果。而他的这些行动都是一个接一个地出现的,在这一行动和另一行动之间没有一点空隙,使人们不能够从容不迫地进行反对他的活动。
再说,一位君主,如果类似关于米兰的贝尔纳博'5'的传说那样作,当遇到任何人在社会生活中作出不寻常的事情——无论是好事或者坏事,他就抓紧机会在内政管理方面作出罕见的范例,选择人们必定大谈特谈的关于给以奖励或惩罚的方法。这对于君主是大有帮助的。而最重要的是,一位君主必须依靠他的行动去赢得伟大人物与才智非凡的声誉。
当一位君主是一个人的真正朋友或者是一个人的真正敌人时,就是说,如果他公开表示自己毫无保留地赞助某方而反对另一方的话,这位君主也会受到尊重。他采取这种方法总是比保持中立更有用处。因为如果你的两个强大的邻国相打起来的话,情况必定是这样:它们当中一国战胜的时候,你必须害怕这个战胜国,或者你不用害怕它。在这两种情况之中,无论将来出现哪一种情况,你公开表态并且勇猛地参战总是有好处的。因为,如果在前一种情况之下,你不公开表态,你将来总要成为胜利者的战利品,而使那个战败者因而感到高兴和满意,而且你还提不出任何理由和任何事情为你辩护,或者使人庇护你,因为胜利者不需要在处于逆境时不援助自己的可疑的朋友;那个失败者也不会庇护你,因为你过去不愿拿起武器同他共命运。
安蒂奥科应埃托利亚的召唤,为了驱逐罗马人进入希腊,他派遣使节们到罗马人的朋友——阿凯亚人那里,鼓励他们保持中立。而另一方面,罗马人却劝说阿凯亚人为他们拿起武器。这件事情就提到阿凯亚的会议上进行审议,安蒂奥科的使者在那里劝说他们保持中立;对此罗马的使者回答说:“这些人所说的要你们不介入战争,这同你们的利益相差十万八千里。如果没有友谊,没有尊重,你们将成为胜利者的战利品。”'6'
事情总是这样:他如果不是你的朋友,就要求你采取中立;而他如果是你的朋友,则要求你拿起武器公开表态。但是优柔寡断的君主,为了避免当前的危难,常常采取中立的道路,而且常常因此被人灭了。但是,当君主明确地表态赞助一方时,如果和你联合的一方获胜的话,虽然胜利者是强有力的,你要听他支配,但是他对你仍然负有一种义务,他已经同你建立了友好的关系;而且人们也绝不会这样地不要脸,作为忘恩负义的例子压迫你。再说,胜利从来不会那样彻底以致胜利者不需要有某些考虑,特别是对于正义的考虑。即使你支持的一方失败了,你仍然会受到他的忆念,在他有能力的时候,他会帮助你,你变成可能东山再起的命运的伴侣。
在第二种情况下,亦即是当你对于现在交战的双方无论哪一方获胜都不害怕的时候,你就必须更加审慎考虑你支持哪一方,因为你在利用他方的帮助把一方覆灭,——而他方假若是明智的话,是一定会拯救后者的。如果他得胜了,他就得听你的决定;而在你的帮助下,他是不可能不胜利的。
在这里必须着重指出:一个君主应当注意,绝不要为了进攻别国而同一个比自己强大的国家结盟,除非有此必要,迫不得已,正如上面说的。因为即使你获胜,你仍然成为强国的俘虏。然而君主们应当尽力避免处于听从他人随意决定的境地。威尼斯人同法国人联盟反对米兰公爵——他们本来可以避免结成这种联盟——结果使他们自己毁灭了。但是当君主不能够避免结成联盟的时候,就象教皇和西班牙出兵攻击伦巴底时佛罗伦萨人的情况,那么,由于上述的理由,他就必须联合一方。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够认为自己总是能够选择一条万全的途径。相反,它倒是应当预料自己只能采取完全可疑的途径,因为事情通常是:人们在避免一种不利的同时,难免遭到另一种不利。但是,谨慎在于能够认识各种不利的性质,进而选择害处最少的作为最佳的途径。
一位君主必须表明自己是一个珍爱才能的人,引用有才艺的人们,对各个行业中杰出的人物给予荣誉。此外,他必须激励他的公民在商业、农业以及其他一切职业上,能够安心地从事他们的业务,使得张三不致因为害怕他的财产被拿走而不愿意有所增益,使得李四不致因为害怕赋税而不愿开办一项行业。相反,君主对于愿意从事这些事情的人,以及试图以任何方法发展他的城市或国家的人都应该提供奖励。
除此之外,应当在每年适当的时日,使人民欢度节日和赛会。同时,由于每个城市都分为各种行会或者部族集团'7',因此君主必须重视这些社会集团,有时会见他们,自己做出谦虚有礼和宽厚博济的范例,但是总是保持着他的至尊地位的威严,因为这一点在任何事情上都是不允许削弱的。
'1'原题拉丁文:“Ouod principem deceat ut egregius habeatur”。Casella等几个意文本均译作“…为了受人尊敬…”(“…perchò sia stimato…”),但有的意文本译作“…要赢得声誉…”(“per acquistarsi reputazione”)。
'2'费尔迪南多〔二世〕(Ferdinando di Aragona,1452—1516),西班牙王国的创建者。原为阿拉冈的国王,后与卡斯蒂利亚的伊萨贝拉(Isabella di Castiglia)结婚,又成为卡斯蒂利亚的统治者。在意大利,他占有半岛的南部全部和西西里岛。经过十年战争,格拉纳达于1492年被费尔迪南多征服,于是全部统一西班牙。
'3'对穆斯林和改信基督教的西班牙的希伯来人,称为马拉尼人(Marrani),这是带有侮辱性的外号。他们在1501—1502年被驱逐出西班牙,以后并多次被赶逐,对西班牙王国的繁荣造成严重的损害。
'4'在对北非的远征中,1509年费尔迪南多曾占领其沿岸;如前所述,他为了同法国路易十二瓜分那波利王国而入侵意大利。后又重新转向非洲以取得伦巴底(1501—1504;1511—1512)。
'5'贝尔纳博(messer Bernabò Viscounti,1354—1385),米兰公爵。此人以残暴和行为怪异出名,他在政治上的能力和敏锐性也是突出的。据故事家讲,贝尔纳博奇行甚多。例如,公爵曾遇见乡人掘墓;问之,据告,因旅行者已死,无遗产,教父及教堂掘墓人以不获报酬拒不处理遗体。公爵即传讯,二人声称:“本人应取得所值。”公爵即说:“谁人能付汝所值?死者无钱何能付汝所值?”二人答道:“不论何人付给,吾人应得所值?”于是公爵说:“我付给你们,你们所值即死亡。该死者在何处,即取来,埋于墓中;捕教父投诸墓内。掘墓人何在?投诸墓中,掩埋之。”于是公爵使教父及掘墓人与死者同葬后,扬长而去。
'6'此处见李维著《罗马史》第35卷第48节。原文拉丁文:“Quod autem isti dicunt non interponendi vòs bello,nihil magis alienuin rebus vestris est;sine gratia ,sine digmtate,premium victoris eritis”(原著与马基雅维里引语略有出入)。
'7'各种行会和部族集团(in arti o in tribu),前者指手工艺、商业、贸易等依宣誓结成的行业组织;后者则指依血统和婚姻关系结成的部族集团。
第二十二章 论君主的大臣
通选大臣,对于君主说来实在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他们是否良臣,取决于君主的明智。人们对于一位君主及其能力的第一个印象,就是通过对他左右的人们的观察得来的,如果左右的人们是有能力的而且是忠诚的,他就常常能够被认为是明智的,因为他已经知道怎样认识他们的能力并且使他们忠贞不渝。但是如果他们不是这样的人,人们就往往会对他作出不好的判断,因为他所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出在此项选择上。
凡是知道安托尼奥·达·韦纳弗罗'1'是锡耶纳君主潘多尔福·佩特鲁奇的大臣的人,无不认定潘多尔福是一位最卓越的人,因为他把此人作为自己的大臣。因为人的头脑有三类:一类是靠自己就能够理解,另一类是它能够辨别别人所说明的事情,第三类是既不能自己理解,也不能理解别人的说明。第一类是最优秀的,第二类也是优秀的,第三类则是无用的。因此,这样说必然是合适的:如果潘多尔福不属于第一类,他就属于第二类,因为任何人尽管自己缺乏创见,但是如果对于他人的言行是好是坏具有鉴别力,他就能够识别他的大臣的作为的善恶;他激励后者,矫正前者;大臣就不敢指望蒙骗他,而保持良善。
但是一位君主怎样能够识别一位大臣,这里有一条历试不爽的方法:如果你察觉该大臣想着自己甚于想及你,并且在他的一切行动中追求他自己的利益,那末这样一个人就绝不是一个好的大臣,你绝不能信赖他;因为国家操在他的手中,他就不应该想着他自己,而应该只想着君主,并且决不想及同君主无关的事情。另一方面,为了使大臣保持忠贞不渝,君主必须常常想着大臣,尊敬他,使他富贵,使他感恩戴德,让他分享荣誉,分担职责;使得他知道如果没有自己,他就站不住,而且他已有许多荣誉使他更无所求,他已有许多财富使他不想更有所得,而且他已负重任使他害怕更迭。因此,当大臣们以及君主和大臣们的关系是处于这样一种情况的时候,他们彼此之间就能够诚信相孚;如果不如此,其结果对此对彼都总是有损的。
'1'安托尼奥·达·韦纳弗罗(Messer Antonio da Venafro)最优秀的法学家,是潘多尔福·佩特鲁奇的干练而可靠的大臣。
第二十三章 应该怎样避开谄媚者
我不想略去一件重要的事情,在这件事情上,君主如果不是十分审慎或者不是很好地选择,他们就很难保护自己不犯错误。这就是来自谄媚者的危险,这种人充满朝廷。因为人们对自己的事情是如此地自满自足,并且自己欺骗自己,以致他们难以防御这种瘟疫;而且如果他们想防御的话,他们就要冒着被人轻视的危险。因为一个人要防止人们阿谀谄媚,除非人们知道对你讲真话不会得罪你,此外没有别的办法;但是,当大家能够对你讲真话的时候,对你的尊敬就减少了。
因此一位明智的君主必须选择第三种方法,在他的国家里选拔一些有识之士,单独让他们享有对他讲真话的自由权,但只是就他所询问的事情,而不是任何其他事情。但是他对于一切事情都必须询问他们,并且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按照自己的看法作出决定。对于这些忠告和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他的为人要使每一个人都认识到谁愈敢言,谁就愈受欢迎。除了这些人之外,他应该不再聆听别人的话;他推行已经决定的事情,并且对于自己的决定坚决不改变。任何人如果不如此行事,不是被那些谄媚者所毁,就是由于主张多变导致变革频繁,其结果是,他不受人敬重。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引述当代的一个例子。当今的皇帝马西米利阿诺'1'的宠臣卢卡神父'2'谈及皇帝陛下时说。皇帝从不谘询任何人的意见,而且又从来未能按照自己的愿望行事。这是由于他采取了同上述的相反的方法。因为这位皇帝是一位好守秘密的人,他既不把自己的计划通知任何人,亦不听取关于这些计划的任何意见。但是当他把这些计划付诸实施的时候,它们就开始为人们知悉和发现,并开始受到他周围的人们反对。于是他很轻易地就改弦易辙。结果,他今日所做的事情,到了第二天就推翻了;谁也不理解他想的是什么或者打算做什么事情,并且不能够信赖他的决定。
因此,一位君主应该常常征求意见,但是应该在他自己愿意的时候,而不是在他人愿意的时候;另一方面,对于他不征询意见的任何事情,他应该使每一个人都没有提意见的勇气。但是,他必须是一位经常不断的征询意见者,而且关于他征询意见的一切事情,他必须是一位耐心倾听真话的聆听者。如果他了解到任何人不论出于任何原因,不把真话告诉他,他应该赫然震怒。因为许多人认为任何赢得英明之誉的君主,其所以致此,不是由于他的本质,而是由于他身边有一些好的顾问,毫无疑问,那是误解了。因为这里有一条从来颠扑不破的一般法则:一位君主如果不是本人明智的话,他就不可能很好地获得忠告;除非碰运气,他把自己寄托在某一个人身上,完全由后者支配,而此人恰好是一个极为英明的人。在这种场合,君主可能过得很好,然而日子长不了,因为那个支配者在短促的时间内会把他的国家篡夺过来。但是,当所谘询的人不只一个人的时候,君主如果不明智就绝不能够获得统一的忠言,自己也不知道怎样把它们统一起来;那些顾问每个人都想着他自己的利益,而君主却不能矫正或者洞察他们。情况不可能是两样的,因为除非某种需要驱使人们必须对你忠诚外,他们总是变成邪恶的。
因此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切良好的忠言,不论来自任何人,必须产生于君主的贤明,而不是君主的贤明产生于良好的忠言。
'1'马西米利阿诺(Maximiliano,1459—1519),1486年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从未加冕。
'2'卢卡神父(Prete Luca Rinaldi)是马西米利阿诺的大使,1507年马基雅维里出使时直接认识。
第二十四章 意大利的君主们为什么丧失了他们的国家
上述各项事情,如果能够审慎地遵守,就能够使一位新君主宛如旧君主一样;并且立即使他在国家里比立国久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