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4期-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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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教科书去教他们做圣贤。”（《归国杂感》）至于方法论，他说“推理思想并非科学家在实验室里所专有，那只是人类常识上的法则。……事实上治学方法，东西双方原是一致的，双方这所以有其基本上相同之处，就是因为彼此都是从人类的常识出发的……”（《胡适口述自传》）1926年前后他给商务印书馆策划，推出了后来影响深远的《万有文库》丛书，首一种的名字就叫《常识丛书》。他希望以一两万字的规模，以浅切的白话文、活泼有趣之文风，介绍“日本”、“银行”、“盐”、“法庭”等“常识”。至于在《新青年》群体中，更常常痛陈缺乏常识乃是国民之大患。可以说，在深怀启蒙情怀的现代知识分子心中，对常识理性的尊崇，是他们与旧传统相区别的根本特质。说起来令人感慨，在刚刚过去的问题杂出的二十世纪里，知识分子摸索了这么久，费了这么大精力，也开出了不少的药方，但更为核 心与直接的，是平实地回到“常识”这个基本的原点上来，认识到从细微小处而不是从文化大词做起、在根部留下建设性起点的重要意义，而不是追求高调的理论，这无疑是一种难得的进步。有意思的是，与山西同人对常识的重视相表里，也反映在他们对平易的表达方式的追求中。他们在对话中屡次说到，学术著述的文风，其实是一个时代政治和文化精神的体现。现代学者中不乏留学域外者，但回到中国来，做研究时不仅重视本土化问题，写文章也以明白、简洁、清通为标准，他们知道文章是给人看的。“凡是对一门学问真正有了解的人，总可以把深奥的东西说明白，凡那些说不明白的人，多数是不大会的。只有会的人，才能说得少，说得好。”（赵诚）记得谢泳在《书生私见》一书的序言中说：“我自己给自己的定位是要写得明白晓畅，有一点议论，有一点激情，还有一点人和事。”这让人想到唐彛壬允榛捌犯竦亩ㄒ濉ＱЫ缍孕挥尽⒏咴龅碌热嗽谥斗肿游侍馍系闹疃嗫捶ɑ蛐碛胁蝗贤撸运瞧揭椎奈姆缬胩龋虼蠖嗍窃扌淼摹�
对话是一种古已有之的问学方式，也是当下一种常见甚至是泛滥的方式。与当下诸多出于媒体强拉硬配的炒作性对话不同，同人之间的对话，往往更能引导出一种深度，更有利于思想操练——《思想操练》虽然没有放开来谈，但从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对话者的问题意识与思想深度。记得丁、高、谢三人此前曾经出版过一册《和友人对话》，但好像未引起读书界足够的注意。高先生在《鸿儒遍天涯》一书序言中说自己“周围事实上形成了一个群体，常在一起碰撞切磋，给予了我研究写作上的诸多启示”。想来这对于参与其中的任何一人来说，都应该有着同样的感觉。这也是山西同人能够在相关问题上成一定气候的重要原因。还有一种特别的意义在于，对话更能够表达同人群体一种超越专业囿限而走向公共空间的态度与立场，更能看出他们参与公共空间的努力与自觉。相对于仅在专业领域发言的专业知识分子来说，山西同人似乎更明确把自己定位为公共知识分子。丁东在序言中引述其《失职的年代》一文中所说，当今的知识界从整体讲失职的现象触目可见。除了专业领域中学术严肃性与独立思想的丧失，在公共领域，知识分子普遍对公共事务习惯于沉默不言，在整个社会舆论中，良知缺席。因此，除了专业领域的尽职自律，知识分子还应当向公共领域尽职努力。本书即是这样一次尝试。记得朱学勤在《风声·雨声·读书声》一书中引述现代学者梁漱溟所言：“知识分子可分为两种人——学术中人与问题中人。我永远敬重前一种人，本身却受性情局限，大概只适宜作后一种人。”上述几位山西同人，与此立场庶几相近乎。
（《思想操练——T东、谢泳、高增德、赵诚、智效民人文对话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版，35．00元）
在学术史层面上总结治学方法
■ 徐雁平
“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这是阮元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所撰序文中的一句话，其中涉及到以百年为时段评量学术史这层涵意；若以此意，返观过去中国一百余年的学术，也就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与发展时期，或许现在正是“论升降”的时候，故近十余年来，时有相关的研究著作问世，或以人、或以事、或以思潮、或以学派，讨论得失，其中较有规模的当数王瑶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着重对中国文学研究名家的学术观念和学术方法的探讨。倘若将视野延展到整个人文科学，此种研究还有大量的空间，特别是当多种学人全集出版，譬如新近出版的《胡适全集》和《沈从文全集》（应注意其中的文物美术方面）；还有各种学人自述、年谱及追忆文章的面世，评量总结的工作尤有必要。重视历史，其旨意在温故知新，人文科学，特别是文史之学，最重传统；传统包涵以前的研究成果，也包涵研究方法，过去常强调的“家法”“师承”之说即在此范围之内，当然更不能忽略的还有前辈学者的治学精神。在研究成果方面，由于诸种因素的影响，有后出转精之现象，我们可以喜新厌旧；但在一些基本研究方法方面，则始终要择善而从甚至固守，在前贤的治学精神方面，要有敬重之心。徐有富教授的新著《治学方法与论文写作》（以下简称《治学方法》）重心就是落在这两个方面。谈治学方法一类的书，前前后后出版了数十种，但是将此话题置入清代以来特别是近百年的学术流变中来讨论，似不多见；《治学方法》强调的是实用性，也就是说前辈学者的治学方法和治学精神经提炼归纳后，可以切实地转化到当下的读书治学之中。书的标题中标出“论文写作”，大致是源于胡适在《读书》一文中所说的“发表是吸收的利器，又可以说手到是心到的法门”，其意在以论文写作来促进更深入细致的读书。
《治学方法》一书共分十个部分，依次是选题、查资料、作社会调查、写读书笔记、判断资料的价值、鉴别资料的真伪、治学方法举要、论文写作方法和治学态 度，结构并不新颖，大致是因追求简洁实用所致；但是这十部分所包含的内容，特别是其中选用的言论和例证都是相当讲究的，它们大多出自在学术上颇有建树的学人。就参考书目而言，这些学人在清代顾炎武、章学诚、钱大昕之外，更多的是近百年中出现的，如梁启超、王国维、柳诒徵、陈垣、黄侃、汪辟疆、胡小石、陈寅恪、鲁迅、余嘉锡、胡适、顾颉刚、傅斯年、朱自清、闻一多、罗根泽、唐圭璋、钟敬文、钱穆、钱锤书、程千帆，还有《学林春秋初编、二编、三编》、《学林往事》、《世纪学人自述》中涉及的数十位学人。之所以选取有成就的学人作为讨论阐发的对象，其用意有二，一是通过对散落的素材归纳总结，以具体的例证呈显中国现代学术的优良传统，例证之所以略远详近，就是要密切当下和过去之间的关联，使统系不致中断而且能将其发扬光大；二是要表现权威的影响。学术史上有影响的学者，或者说是某一研究领域的权威，并不只是让人敬畏和服从，按照林毓生的解释，“权威”一词的涵意相当丰富。
英文权威（autho广1ty）这个字，原是从拉丁文auctor（author）演
化而来，意即：作品的创作或创始者；其衍生义是：创始者具有启迪别人的能
力，他的看法与意见能够使别人心悦诚服，使别人心甘情愿地接受他的看法
与意见而受其领导。＇略＇这主要是靠创始者的意见能够变成具体的范例，
与能够赋予行为的正确性，并导使其成功；因此，使别人对其产生信心，遂起
而服膺。（见《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第78页）
权威不是压在心头的大山，而是启发思想增强信心的精神源泉，以此种眼光看前辈学者，表现感受的“敬畏”就可以换成“敬爱”，因为前辈学者是以殷切的眼光目送我们远行的父亲。就阅读效果而言，实例的大量选用，可改变单调枯燥的叙说，增加许多兴味。针对《治学方法》一书所讨论的十个部分，作者在九处有意安排了附录，其中有四篇前辈学者的著述，有三篇出自当代学者的，有八篇是学生的习作；这些作品大多附有简评，论其得失长短，以充分显示案例的示范作用，而“学生习作”的选人，除寓有指示门径之意外，或许还暗示学术研究并不是高不可攀，有心人皆可为之。
读书治学作文，最讲求方法，但是有时也容易造成一种迷信，以为方法越多越好，或者越新越好，这种“贪婪”导致的结果如同熊掰玉米，最终所得寥寥。方法当然要注意多样化，但也得考虑切合自己的专业、掌握文献的状况和性情，尤其要紧的是要有两三种拿手好戏般的基本方法，从这个角度来看，方法是新是旧倒无关大局。《治学方法》中论说的一些方法，如谈版本目录学的运用，谈如何写读书笔记，都是旧方法，但这些旧方法若置于学术史的背景之中考量，就能显现它们的力量和生命力。以目录学而言，清代学者王鸣盛尝云：“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人。”（《十七史商榷》卷一），徐有富教授在 书中多个章节论及目录学之功用，数年前他和老师程千帆先生合撰的四卷本《校雠广义》以及自己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史料学》于此点也多用笔墨。目录之学，首先是查检资料的利器，其次是章学诚所说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即由此了解学术的分类和源流，因而有一种学术史的意味；另外还能让人较为全面地了解某种学问的研究状况，以便确定自己在此中所处的位置，从何处接着往下说，而不是闭门造车作第二次发现。《治学方法》一书在目录之学方面所举例证有多条，其中有分量的是陈垣《余嘉锡论学杂著序》中谈余嘉锡的学问从《书目答问》人手又研究《四库全书总目》五十余年，并由此上溯目录学的源流和校勘学的方法。又举牟润孙在回忆其师陈垣治学的路径时，亦论及目录之学：键
先师自言少年治学并未得到什么大师指引，只是由《书目答问》入手，自《书目答问》而《四库提要》，以此为阶梯而去读他所要读的书。他研究任何题目，必先罗列必须要读的书目；他教学生也是从目录开始，如“史学名著评论”、“佛教史籍概论”等课都是。他自己治学从目录入手而走上成功之路，所以教学生也要他们由目录入手，希望每个人都有把钥匙。他认为治学不但要知古，更要知今。先师非常注意日本或欧美的汉学家有什么著作论文发表，他自己时时看日本所编的杂志目录索引，也告诉学生要时时留心国际学术行情，以闭门造车为大忌。季羡林在《从学习笔记本看陈寅恪的治学范围和途径》一文中，亦有类似的
中国清代的朴学大师们以及近代的西方学者，研究学问都从书目开始，也以此来教学生。寅恪先生也不例外。他非常重视书目，在他的笔记本中，我发现了大量的书目。比如笔记本八第二本中有中亚书目一百七十种，西藏书目二百种。此外，在好多笔记本中都抄有书目。从二十年代的水平来看，这些书目可以说非常完全了。就是到今天，它仍然有参考价值。（见《追忆陈寅恪》，第145页）《治学方法》讲述三大家的治学途径，是在强调其示范作用；其中也标示一种从目录之学人手的治学传统。如果说版本比较着重的是文献细读，而目录学之意在于广泛占有资料，它时刻提醒人们在落笔下结论时要有分寸，不要轻言“新发现”和过于果断作判决。有不少人看著作论文，喜欢先看其参考引用书目，此举虽然不能说全对，但从目录学角度来看，还是有相当的道理。
《治学方法》一书在介绍每一种治学方法时，都比较留意对相关的传统的简要梳理，在讲查资料利用目录时如此，在淡写读书笔记亦如此，然作者并未停留在这一层面上，而是更进一步落实到用上来。于前者作者以撰写《郑樵评传》的经历为例，分步说明如何利用目录查检相关文献；于后者除详述作笔记的三种方 法，即胡适《读书》一文中所说的“抄录备忘”、“作提要、节要”、“记录心得”外，又细述读书笔记的载体，也就是笔记写在书上、卡片上，还是记录在笔记本上等问题。此类琐细问题，与日后的大著述紧密相关，故不可忽视，作者于此用心留意，更可见其写作的意图在于示人路径，而不在于理论或系统的建构。《治学方法》对诸如此类的事项的强调，表面看来有细碎之感，而实际上是作者是在将一些方法条分缕析，显示它们的可行性；更重要的是此举是在培养或提倡一种踏实认真的学风。譬如在做读书笔记须注意的事项中，将“一定要注明出处”、“将引文与自己的话严格区分开来”以小标题列出；在论文写作方法中除强调引文注释方式和格式外，又引余嘉锡《读已见书斋随笔·引书记书名卷数之始》及胡适《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序》，申说“引文注明出处的意义”，大致是便于读者复核原文，使论文建立在可靠资料的基础上，反映研究者工作的起点，明确科研成果的归誉。就最后一点而言，是黄侃所说的“学问之道”中的“不窃”，是对前人成果的尊重。张舜徽亦有近似的论述：
读书有得，前人已有先我而言者，则必舍己从人，称举前人之说。若此说前人已有数人言之者，则必援引最先之说，所以尊首创之功也。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有得之言，本不必皆自我出。人之言善，我必尊之信之，若已有之，亦即为公非为私之意。（见《清人笔记条辨》卷三）作者在此处表露的意思，还可和“治学方法举要”中论述考证之法不能隐匿、曲解、伪造证据一节，以及“治学态度”中“要讲学术道德”相互参照。凡此种种，皆与当下学术规范的建立相关，所谓“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也。由此看来，细节之中又有深厚之意。
徐有富教授在书中谈治学方法时，时时将其置入学术传统之中；有意思的是他谈治学方法，也是有传统的，这一点他在《治学方法》“后记”中有一段文字作梳理：汪辟疆先生有《读书举要》、《工具书之类别及其解题》、《读书说示中文系诸生》等文章，而汪先生的弟子程千帆先生指导研究生时，也特别注意传授研究方法，譬如开列专业文献选读书目，谈怎样读书；送给学生卡片，谈怎样写读书笔记；发给学生《论文习作简例》、《校对符号用法》，谈怎样写学术论文等等，培养学生严谨、细致、求实的学风。1987年，周勋初先生又主持《现代学者治学方法研究》，研究成果以《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出版。至1995年，徐教授为中文系研究生讲授“治学方法与论文写作”一课，数年的充实润色，遂有同名著作面世。讲求治学方法与态度的传统，与一种优良的学风息息相关，好的传统总有鲜活的生命力，可以创造性地转化。
（《治学方法与论文写作》，徐有富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38．00元）
此生苍茫
■ 散 木
李辉主编的“大象人物聚焦书系”中有一册关于浦熙修的图册：《此生苍茫无限》，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