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4期-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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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方法与论文写作》，徐有富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38．00元）
此生苍茫
■ 散 木
李辉主编的“大象人物聚焦书系”中有一册关于浦熙修的图册：《此生苍茫无限》，作者是浦熙修的女儿袁冬林。
我仔细读了这本图文互动的书，蓦地想起：先父的遗物中也有浦熙修书信之类的东西。
那是刻骨铭心的事：父亲在医院弥留时，收到浦熙修追悼会的邀请函，但是他已经不可能去参加了，那应该是无限惆怅的。此前还有一段往事让我铭记不忘：“文革”末期的1972年或1973年，父亲不顾国难未平和自己的处境，竟自费带着我上京，到大名鼎鼎的北大（彼时“梁效”何等威风）等高校去求索教学改革的经验，记得那时见了王瑶、林庚等先生，此外偷闲还拜访了不少“旧雨”。当然，这其实是一番“访旧半为鬼”的经历，着实是“惊呼热中肠”的。这中间让我最难忘的就是在全国政协所在地不远的地方——父亲先前在《文汇报》的同人、挚友浦熙修的宅子前（大概原《文汇报》驻京办事处也在不远吧）探问，探询的结果却是邻人的一句：“她已经死了！”就在一刹那间，父亲的眼睛失神了，他连声叹气，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十分沮丧和悲哀的。
浦熙修死于1970年4月，她的追悼会是在1981年8月补开的。此前的3月 19日，有关方面给父亲寄来参加追悼会的请柬，但此时的父亲已经沉疴难起，两个月后，1981年10月，父亲也去世了。在地下，他们可以相见了。
一、苍茫中的老报人
先父和浦熙修相识于《文汇报》，他们对《文汇报》也有共同的感情。
《文汇报》是一张在中国晚近历史上有报格的报纸，它几度被强权扼杀，又几度复活（创刊于1938年1月的上海“孤岛”，后被日军逼迫，停刊于翌年5月；继 又复刊于“光复”后的1945年8月，1947年5月复又被国民党勒令停刊；新中国成立时的1949年6月，它再次在上海复刊，至“全盘苏化”时的1955年10月改出周双刊，效仿苏联的《教师报》，又至1956年4月“自动宣布停刊”，并正式改为面向中小学教师的《教师报》，且迁往北京，又于这年的10月恢复），它在历史上曾标榜“不偏不倚，无党派色彩”，“以言论自由为最高原则，发表社论，力求大公无私，一方为民喉舌，以民间疾苦向当局呼吁，一方发挥舆论力量，启迪民智，以促进宪政之实施”，而且表示这种报格是“过去如此，今后亦然，同人矢志保持‘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报格”（1945年9月6日《复刊辞》），于是在战时和战后的中国语境中，其命运就有如其他民间报纸的《大公报》《新民报》等，于暮色苍茫中饱经风雨。
浦熙修原先在南京《新民报》当记者（1936年加人）。她之所以成为一名有名的女记者，是她认定“一个记者的条件，除了基本的知识外，需要有热情、良心、正义感，并且要有吃苦耐劳为社会服务的精神”，后来在战后的政协会议期间她声名鹊起，那时她写了许多漂亮的人物访谈记，并被称为是后方新闻界的“四大名旦”之一。所谓“四大名旦”，就是四位“女记”——彭子冈、浦熙修、杨刚、戈扬 （前三人还曾被称为是“三剑客”）。当年浦熙修一纸揭发国民党高层腐败的报道，如党国要人的眷属带着洋狗从香港飞渝的报道，让标榜“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大跌颜面，丢脸后的国民党索性用拳头去对付那些所谓的“无冕之王”，就在“下关事件”中，浦熙修被饱以老拳。雷洁琼回忆说：当时“为了想保护我，她全身趴在我的身上”，结果她“受到打击更大，几乎晕过去了”。继之，《新民报》也被查封了。但浦熙修却有了一番新的认识：“这次挨打，提高了我的政治认识，我认识了共产党不能放下武器的道理，我也认识了武装革命的意义”。此后，徐铸成在香港创办《文汇报》，浦熙修开始作为南京特约记者为之撰稿，不想又被国民党当局所逮捕，锒铛入狱。浦熙修被捕前所写的文章的标题是“南京政府的最后挣扎”，她的光荣入狱正是“南京政府的最后挣扎”的一个节目。当“挣扎”告尽，浦熙修在周恩来关怀下和罗隆基全力营救下光荣出狱，坐了整整七十天班房。随后，她出现在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上，在周恩来介绍之后，毛泽东亲切地对她说：“你是坐过班房的记者”，那无疑是最高的称赞了。与她相识的人们亲切地称她为“浦二姐”。
家父的“报龄”比浦熙修稍晚几年。取《徐铸成回忆录》中的记录：1940年，“我在香港又与（邵）飘萍夫人汤修慧先生见面。她以民族大义为重，毅然抛开《京报》馆及所有产业，只身到港，……她有一长婿郭根（即家父——笔者），青岛大学毕业，中、英文均极有根底，但为人呐呐谨厚。汤先生向我介绍，我即延入《大公报》，顶蒋荫恩兄缺，编辑要闻。”此后1941年，徐兼任《中国评论》总编，“由 郭根负责编稿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徐、郭逃出香港，在桂林开馆 （《大公报》桂林版），复又因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溃败而迁往重庆，由徐主编《大公晚报》，“先期到渝之郭根任要闻编辑”；“某日，忽以主标题未按（曹）谷冰意制作，立以‘不服从上级命令’之罪，宣布开除。”至战后的1946年，徐铸成也退出《大公报》复归《文汇报》，跟随其到《文汇报》的有原《大公报》的郭根、金慎夫等，改版后且由郭根任总编辑，编辑部中还有黄裳、柯灵、刘火子、李龙牧、梁纯夫、金慎夫等。“到了是年底，郭根辞去总编辑职，自愿赴（北）平当特派记者”；“去北平后，他写了不少有关学生运动出色的报道。”
在战后的中国，《文汇报》不啻是一面旗帜，当然它是标榜“民间”也即捍守市民社会的公共平台的，如其灵魂人物徐铸成所说：“一张真正的民间报纸，立场应该是独立的，有一定的主张，勇于发表，明是非，辨黑白，决不是站在党派中间，看风色，探行情，随时伸缩说话的尺度，以乡愿的姿态，多方讨好，侥幸图存”；至于《文汇报》其他的“中坚干部”也“都有这种共同的认识”，比如特约记者浦熙修。郭根以为：“这就是促成《文汇报》起来的最重要的因素”（《记徐铸成——我所知道的一位自由主义报人》）。这样一张的报纸，其后来的命运可想而知。
上海解放后，由于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夏衍、副部长姚溱尚能“体谅老知识分子心态，遇事推心置腹，披沥交谈”，《文汇报》的老报人还算“心情舒畅”，其时，郭根复任总编辑，此后因故离去。二、1956年《文汇报》复刊前后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浦熙修重新投入新闻工作，那时《文汇报》又一次获得复刊，她由中共党员钦本立推荐，担任《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的记者，后来则是“北办”的主任。此外，她还曾是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全国妇联委员等。这期间，她还曾三次赴朝鲜前线采访，但这时的《文汇报》毕竟不如从前了。
1953年，《文汇报》改为公私合营的报纸，此后它仿佛失去了先前的光彩，在党报的《解放日报》、经济类的《新闻日报》和市民读物的《新民晚报》间，它似乎找不到了自己的位置。到了1956年春天，它竟一度停刊，变成了一张《教师报》，浦熙修丧气地给家父写信说：“文汇改教师报已确定，从地方报纸来到中央，注定是三日刊的命运”，“我现在不求什么了，只想把文章能够写好”。不久，在“早春 天气”中，《文汇报》再次复刊，那是中宣部的张际春副部长首先宣布给浦熙修听的，此后浦熙修担任《文汇报》副总编辑兼驻京办事处主任。这时，徐铸成已与邓拓协商《文汇报》复刊后的人员安排，拟让已在《人民日报》的钦本立、上海电影局剧本创作处的柯灵、山西师院的郭根等“归队”，而“郭根也写信给熙修，表示愿回《文汇报》”。
这时，家父早已不安心在山西工作了。在不停地政治运动中，他“茫然不知所措”。他急切地期待着回到他原先所熟悉的报馆去工作，他把《文汇报》称作是“娘家”，他似乎还以为办报是他的长处。浦熙修说：“关于你的归队问题，我已向徐老提出，徐、严（即严宝礼）等都表示欢迎。问题是在‘百家争鸣’之下，报纸要办得生动活泼，徐老大有招回文汇老人之意。”不过，尽管浦熙修乐观地劝慰家父：“一切在发展，一切在变得更美好，”但她知道一切都不是从前了，甚至，她还奇怪家父为何放着教授不当，“教授有研究的时间，有寒暑假，这不是比什么都好吗？”她现身说法：“我要是你，我早就安心了。我实际上，也是自由主义者，解放初期，曾经那也不干，这也不干，但既然干了文汇，我也就安下心来了。”她还不解家父何以会在不断开展的政治运动中“茫然不知所措”，她劝道：“运动中对于我们这些政治警惕性不高的人，常常大吃一惊是有的，但‘茫然不知所措’总还不至于吧？”她甚至乐观地以为：“在这大发展的形势之下，只有一切落后于实际的感觉，迎头赶上是每一个人的最主要的问题。”1955年年末，浦熙修来信说：“知识分子改造问题最近在京也提上了日程”。（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了“六不”的问题，即针对知识分子“估计不足，安排不当，信任不够，使用不当，帮助不够，待遇不足”等）她问父亲：“你们那里有些什么意见？”浦熙修为“早春”的温暖气候所激动和动容，她还为家父设想了种种可能，劝他安心，切不可再犯屡次调动而“无组织”的毛病，当然，如有机会，还是欢迎他“归队”的。当时，在徐铸成拟定的《文汇报》人员名单中，徐自兼总编辑，副总编是钦本立、柯灵、刘火子、郭根（负责要闻、国际）、浦熙修（主持“北办”）、唐海等，“还决定黄裳等为编委。”
1956年《文汇报》的复刊，是在特殊的语境中发生的，它是“鸣放”的产物，用邓拓的话说，是：“你们《文汇报》历来就取得知识分子的信任，你们首先要说服知识分子，抛开顾虑，想到什么说什么”，这就是“《文汇报》复刊后主要的编辑方针”。这在当时徐铸成耳朵里“真有‘听君一夕言，胜读十年书’之感”，而且中央还“照准”了全部编辑方针和复刊计划，并且强调：“要让徐铸成同志有职有权”，随之，“招降纳叛”的人员调动也如期完成。此前，浦熙修已经告知家父：“在百家争鸣的方针下，中央已决定要文汇恢复”，而“恢复文汇，必须召回旧人。我们已把你计算在内”；至于复刊后的《文汇报》，“主要的对象还是知识分子，要继承老文汇（解放前）的传统，配合今日百家争鸣的方针，可以对国际上发言。”徐铸成 也在给浦熙修的一封信中提到家父：“至于他的政治上、能力上的问题，你和我都可以负责的”，于是家父又一次回到“娘家”上任，并且是副总编之一。
“新复刊的《文汇报》，力求革新，企图打破苏联式老框框，内容主要以贯彻双百方针为主，多姿多彩”，这就是后来徐铸成念兹在兹的《文汇报》的两个“黄金时期”——抗日战争后复活的《文汇报》和“早春天气”中的《文汇报》，而后者于恢复不久就有大手笔的动作，如由范长江建议而翻译刊登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撰著的《斯大林时代》，并围绕苏共“二十大”提出“斯大林问题”以及1955年“肃反”的遗留问题进行了反思，还发表了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等，甚至在 1957年3月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还表扬了《文汇报》，并说他平常是看了《文汇报》才去看《人民日报》等等的报纸的。
然而，曾于两个时期“复活”后的《文汇报》，“不论内容的充实、生气勃勃，也不论是编辑部阵容的整齐，都是空前的，可惜都没有好结果，留下令人难忘的回忆。”最后一次又遇上了一场“阳谋”的罡风，吹去了“早春”，自徐铸成以降的《文汇报》是满坑满谷的“老右”，“其中‘北办’原有记者十余人，除了三人幸免牵及外，几乎一网打尽”，这当然就有身为主任的浦熙修。至于家父呢，尽管在职任副总编时他曾写信给浦熙修抱怨“传统势力和包办代替的作风在编辑部是相当严重的”，他的才能被大打了折扣，但是事后他并没有被打成“右派”。（后来他被称为是“漏网右派”）原来“阳谋”中“号召大鸣大放，曾一再动员他提意见，并邀他参加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他始终没有说一句话，真像没嘴的葫芦一样，拿他没有办法，只能任他逃出了罗网。”因为木讷的性格，他居然没事！“但他毕竟太天真，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再也在劫难逃了”（徐铸成《旧闻杂忆补篇》）。
三、“章罗同盟”与“女将”
浦熙修因与罗隆基的关系终遭不测之祸。
罗隆基是一个深陷于被清流们视为世间最肮脏的两物——政治和男女之间的人物。和他政治多元化的主张相似，他在生活上毋宁说也是“多元”的。此前罗隆基与张舜琴、王右家的两度婚姻因琴瑟不谐而失败，在反对国民党的民主斗争中又得与浦熙修相识和相爱，此后，他在与离婚后的浦熙修保持爱情关系后虽说也有几个女友如史良、刘王立明等，也只是西方式的社交关系，即“也未超越正常社交范围”（潘大逵），但对罗的政治表现和他私德的非议在浦熙修耳边不时鸣响，这也包括了她妹夫彭德怀的看法（周恩来曾称浦熙修是“我们的亲戚”），而据袁冬林的回忆，自始“三姨及一些党内老同志反对娘与罗隆基交往”，反对的原因不外是罗隆基为“资产阶级政客”和他人品上的瑕疵。这也就是他们两人终未成为眷属的原因（袁冬林后来听她母亲的追叙，即“她在深刻了解罗后，发现自己
与罗有许多不同之处，双方都早已无意结婚”了）。然而，由于与罗隆基的特殊关系，浦熙修敏感地觉察到在她周围有“鬼打墙”一般的异样氛围，她不仅不能像从前那样可以随时向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倾诉自己的心思，更由于罗隆基，她被人们有意地疏远了。又由于《文汇报》，她和罗隆基之间更是说不清了。
1957年7月1日，毛泽东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公布后，先前由柯庆施在“鸣放”时不断鼓动“加温”，继之姚文元写文章发难的《文汇报》低下了它的头颅，它只好连篇累牍地发表《向人民请罪》、《痛切改造自己》、《我们的初步检查》以自诬，而“右派”的“章罗同盟”在“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也被人们所熟知，而且她还是毛泽东点名的“一位能干的女将”，其“主要反动言行”是：“1、‘匈牙利事件’后，浦向罗隆基供给向党进攻的材料，反右斗争开始，又为罗通风报信；2、浦同罗隆基、徐铸成等一道把《文汇报》变成反动的宣传工具；3、浦与楼邦彦、彭子冈、费孝通等合谋写文章为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辩护；4、《文汇报》复刊时，浦与徐铸成等排斥原有的党、团员及左派。”这样，“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