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4期-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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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三个罪名，武训的另一大罪恶是反对农民革命。《调查记》公布了一个重大的发现——就在武训打出“行乞兴学”招牌的第二年，他的家乡就爆发了农民起义。起义的首领就是四年后被搬上银幕的宋景诗。这一发现使武训的批判者占领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制高点，因此，与武训兴学扯不上关系的宋景诗以“农民革命领袖”的身份列在了《调查记》的开篇。
然而，在史实面前，这位被描绘成“站在历史的最前面”的“当地农民群众最有名的领袖”，“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却露出了另一副面孔。史实昭示人们，宋景诗确实领导了农民革命，确实与官兵和民团作过战，确实被清廷所捕杀。但是同时，他也确实投降过清廷，确实救过清朝大员胜保的命，确实英勇地剿杀过自己的战友。“宋景诗投降后，便与过去的战友以及渡过黄河的捻军、长枪会军作战， 累立战功，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被提升为参将，并赏戴花翎。同治元年（1862）宋景诗又随胜保到安徽、河南、陕西与捻军和回民起义军作战。宋景诗在陕西前线还得到了清廷赏赐的‘巴图鲁’（勇士）名号。”（黄清源：《武训与宋景诗》原载《齐鲁学刊》1986年第3期，转引自《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884页）
宋景诗反叛过清廷，但不是为了重归革命，而是因为招抚他的胜保被政敌扳倒，革职拿问。失去靠山，宋景诗担心清廷会收拾他，于是，率部逃回山东，但立即又投到官军麾下，参加了对张锡珠义军的围剿。他的反复无常，使清廷明白，此人既不可用又不可留。在宋景诗打败张锡珠义军，活捉张的儿子张金堂后，清廷决定朝他下手。而宋景诗却一边与官军作战，一边向敌人频送秋波。但“狡兔”已死，他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
要把武训比下去，就要把宋景诗抬起来。抬起来就要维护宋的高大全形象，要维护这一形象，就必须对他的投降官军这一关键问题做出解释。《调查记》的解释是，宋景诗这样做“决不是真的”而是“策略性的暂时的妥协”。为了做出这一结论，《调查记》采取了两个办法。
办法之一是无视史实。在《宋景诗档案史料》中保存了许多督抚的奏折，这些奏折详细地记载了宋景诗围剿各类起义军的战斗情况。黄清源先生举了一个例子：“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九日，胜保被直东起义军包围，西安骑兵来救，立即又被义军击溃。在此危急时刻，宋景诗及其弟宋景礼率‘靖东营’骑兵飞至，‘跃马大呼陷阵’，‘狠命冲杀’，演出了沙场救主的一幕。胜保得救后，‘立摘西安骑将珊瑚顶赏景诗’。（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日《兵部侍郎胜保折》）”（黄清源：《武训与宋景诗》，《齐鲁学刊》1986年第3期，转引自《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886页）同治元年（1862）正月，胜保派宋景诗部作为前队去安徽剿捻，二十二日，胜保军与捻军遭遇，副都统乌勒兴阿被捻军挑下马来，宋景诗及时赶到，冲到阵前，救起乌勒兴阿。（见《督办安徽军务胜保片》）《调查记》对这类记载一律视而不见。
办法之二是歪曲史实。《调查记》说：“同年（即同治元年）十一年月，‘降匪宋景诗’却‘复叛’了，并扩大了活动，回扰冠、馆、堂邑等县，进据州城东营街一带，这一仗，宋景诗从焦庄一直打到临清，大败清兵。”事实上，这个时候，宋还在陕西，“他于十二月二十五日才回到临清，但绝非‘进据州城’，而是向知州彭垣表示6J隋愿听候调遣’（同治元年十二月三十日《山东巡抚谭廷襄折》）。之后，他并未‘大败清兵’，相反地是帮助清兵镇压张锡珠起义军。（《山东军兴纪略》）”（黄清源：《武训与宋景诗》，《齐鲁学刊》1986年第3期，转引自《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 887页）为了彰显宋景诗的革命形象，《调查记》不惜张冠李戴——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清廷下旨：副都统遮克敦布“畏贼如虎”剿匪不力，被革职，发往新疆。在遮克敦布“畏贼如虎”的时候，宋景诗还在陕西。这里的“贼”分明指的是张 锡珠的义军。（黄清源：《武训与宋景诗》，《齐鲁学刊》1986年第3期，转引自《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886页，据黄清源说，这件事在谭廷襄的奏折和《山东军兴纪略》中均有记载。）可是，《调查记》却告诉人们，遮克敦布所畏之“贼”是宋景诗。这类的例子多多，不一一举列。
《武训传》剧照 赵丹饰武训
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值得一提：1951年9月，在《武训传》批判如火如茶之际，陈白尘与贾霁合作，写成了剧本《宋景诗与武训》，这无疑是对《武训传》的另一种方式的“讨论”。在上海待罪的孙瑜听到消息，抱着“略赎前愆”的心情向领导请缨，希望允许他执导这部歌颂农民革命领袖的影片。然而，到了北京，“读了宋景诗的资料，我的头感到胀大而又昏眩起来。清朝‘官书’是全部捏造或是部分真实呢？关于宋的‘乞降’和受‘招抚’，江青的《武训历史调查记》里曾提到过它，但坚称宋景诗是‘假投降’。问题是这一‘假投降’至今仍然是一个大问号。”这个大问号终于把孙瑜压垮了——“一年度过，我得了高血压，身体日见不支……从此，我脱离了《宋景诗》的工作。郑君里在1954年底独立完成了《宋》片的导演。”（孙瑜：《影片｛武训传）前前后后》，《中国电影时报》1986年11月29日）
孙瑜感到疑惑的，难道戏剧家陈白尘没有感觉？难道名导演郑君里没有觉察？而参加调查的人们，尤其是调查记的执笔者——诗人袁水拍、影评家钟惦荣为什么要那样处理史料？是什么东西改变了他们求真的愿望？又是什么东西使他们战胜了良知的呼唤，克服了内心的疑惑呢？为什么在整整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整个中国都拜倒在这个《调查记》的面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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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记》评论说：“同时同地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一个向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者投降，一个对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者进行革命；一个被当时和以后的反动统治阶级所一贯地加以培养、粉饰和歌颂，一个被当时的反动统治阶级所诬蔑、镇压和剿杀；一个被当时以至现在的劳动人民所轻视和鄙恶，一个被当时以至现在的劳动人民所拥护和敬爱。前一个就是武训，后一个就是宋景诗。”可惜的是，它可以欺骗某些人于永久，可以欺骗所有的人于一时，但是，它不可能永久地欺骗所有的人。
夏承枫的
偶然看到一本《现代教育行政》，作者夏承枫。这个名字对于我是陌生的，我随便查了一下手边的几本人物辞典，都没有收录，可见不是太有名的学者。这本书是193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作者当时是中央大学的教授，所以书也列在“中央大学教育学院丛书”的名下。这是一本普通的书，是作者在中央大学的讲义。我看了这本书，有许多感想，主要是书外的联想。
我们今天说到三十年代的学术和教育，一般人都有很深的感慨，因为那是一个学术和教育都有大发展的时代。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可能没有想到，他们的努力虽然在当时也很平常，但在后人看来，他们是赶上了学术自由的好时代。我不是说那个时代没有毛病，但看那个时代的出版物，无论什么东西，都像是那么一回事，不像今天，什么都不像。
现代教育行政，听起来也不过就是关于教育管理的一些专业知识。我不知道今天的大学有没有这门专业，不过我想，就是有，可能讲法也不同了。夏承枫的这本书，视野相当开阔，把当时能找到的有关西方现代教育行政的理论和实践，都介绍过来，而且他在介绍的时候，态度是非常诚恳的，他知道中国在这方面不如人家，所以总是以一种求知的心态在看待自己不懂的东西。书中有大量关于西方教育的材料和评价，也有对中国教育制度沿革的清理，大体上可以说是一本中西比较教育史。研究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特别是大学制度，这本书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作者生活的时代，也有它相对固定的意识形态，但作者并没有完全以意识形态的标准来评价他所认识到的现代教育理念，这是一本大学里的讲义，但看得出来，作者写作的时候有很大的自由，因为在书中，我们看不出他要努力和他所生活的时代达成平衡的的那种追求，这可能就是过去和现在的最大不同，我们今天的大学教科书，还能看出作者的个性及才情的，实在很少。
中国三十年代的学术繁荣，最重要的就是在那样的时代环境下，它的学术自由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夏承枫的这本书，对于现代大学的理念，代表了那个时 代知识分子的一般认识，他说：“大学的原意本为教者与学者的总会（Universitat Magrotroum et Schoolorium）。大学应以师生共同研究为归宿。实验室、研究所、图书馆等为大学精神所寄。大学的中心在学术，大学生的行动，大学行政方面可不过问。惟如剑桥牛津的学舍制（College）。导师与学生共同生活，要亦为人格感化的良好制度。学会的组织，更足以养成修学和自治精神。今日各国的大学教育，自按时计值的学分制到自由研究的实验室研究所制，自对行为无管理的自由制度到学生军的严格训练，在这两极端中，变化万千，所以高等教育制度的标准，亦颇难有定论。”（第362页）作者没有特别认定哪一种大学的管理方式最好，但也没有说哪一种大学的管理方式最坏，他提供的是一个选择的视角。他认为：“大学为最高学术机关，应有校政自治学术自由的精神。政府对于大学的管辖，应有其限度。教授治校为近代大学行政的普遍现象。即取集权的法国，近亦取消高等视察员，许大学有相当自由。大学应有完整的教授制，健全的评议机关，俾渐能趋于自治一途。大学以学术为中心，不同的学说在一大学可以并存。大学生以研究为中心，应充分予以自由研究的可能。但大学的自由，亦非可轻易取得，是在大学本身的学术化。中学式的大学，假自由以行，要亦失大学自由的真义。”（第386页）这种对大学的认识，不知道对于今天的教育官员还能不能有一点触动，中国现代大学的教育行政，也不是从零开始的，几十年前的认识，现在看来，还是对的。一本老大学的讲义，一本关于教育行政的讲义，几十年后再看，还有它的价值，可以说明那个时代的政治文化精神里，还有可取的东西，很难想象，今天大学里的一本教科书，在几十年以后还能给人这样的感觉。
附 记：
上面这则短文是两年前写的，一直没有发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只是看到了夏承枫的一本著作。后来又看到一本《国立中央大学图书目录》（1943年印刷，线装一大册）。因为是中央大学自己图书馆的藏书目录，所以对中大教授的著作收罗完备。南京徐雁先生是藏书家。我一向认为宝剑当赠英雄，所以就把这本目录送了徐先生，因为他比我有用。就是在这本目录中，我又看到了夏承枫教授著作的目录，才知道他在中国教育行政研究方面的贡献。说来也巧，2004年春节过后不久，我看新到的《旧书交流信息》，在上面的“转让信息”中突然发现山东一个人要出售一册《夏承枫教授公葬纪念册》，索价220元。因为我想进一步了解夏教授的生平和学术研究，就要了这本书。收到书后才了解当年夏承枫教授在中国 学术界的地位。他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民国二十四年就因病去世了。只活了三十八岁。他去世时，正是罗家伦长主政中央大学，他的丧事办得特别盛大。墓表由罗家伦撰，吴梅书。纪念册近百页，前面有照片多幅，可看出当时丧事的场面。在送挽联和膊金的名单中，可找到当时众多的社会名流和学术界人士，如朱自清、宗白华、杨亮功、何炳松、陈鹤琴等等。
我过去对此类纪念册也多留意，朋友们也送过我几册。此类文本，我个人认为是学术研究中比较重要的材料。因为是家属和亲友当时编就，一般说来准确度是很高的，另外从挽联、赙金名单中，可以看出学者的交游。此类纪念册还有一个重要意义是它所提供的经济史材料。
我们知道红白事中最能看出一个时代的经济状况。此类纪念册一般都有开支明细，从这个明细中可了解当时的物价和消费情况。比如从赙金的数额就可以看出交情的深浅和当时教授们的生活水准。本纪念册所列赙金一般为三四块大洋，最少的一块，最多的二十快。比如卢前、杨家骆是夏承枫的亲戚且交情很深，就送了二十块大洋。陈鹤琴、舒新城送了十块。公祭活动中，开销最大的一笔是纪念塔，用了三百块大洋。我在纪念册前边的照片上看到那座纪念塔，真是非常高大，分为塔座和碑身两部分。旁边的题词是：“丰碑屹立，华表千秋”。可以想见其气势。教授一个月的薪金可以办这样的事，是当时经济生活的最好例证。
比较起来在单项开销中，照片一项是相对较高的，用了十九块多。人力和吃饭最便宜。当时夏承枫家可能在一中，他的墓地在南郊，我没有问过南京人这个距离有多远，但照常理推断不会很近。当时几项车力中最多的一项是“十八号早由一中往墓地计卜姚沈三先生及两工人”，用了一块大洋。“市府乐队汽车”用了八块大洋。吃饭也便宜。“工人点心（中饭囚厨房未备改为购烧饼丐食等计十一人），费用一块钱。”“浙东会馆赏号（内有中饭用柴用水等）”用了两块多钱。陈明远先生专门研究过民国时期中国文化人的收入，我也曾留意过当时北大、清华及燕京大学教授的薪俸表，他们的收入一般在三百块大洋左右。再比较夏承枫教授公葬费用的开销，可以想见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也反映了当时的贫富差距。这些材料有时候比正规统计年鉴中的数字更生动，也更有真实感。
夏承枫1935年8月23日去世，有二子三女，如果今天还健在，多已是近八十岁的老人了。
“李启纯’’是梁实秋的笔名吗？
■ 白立平
这一点似乎无庸置疑。在《梁实秋先生手订译著书目》里，就收有《百兽图》《苏联的强迫劳工》《法国共产党真相》三部署名“李启纯’’的作品。余光中的《梁翁传莎翁》一文谈到莎翁全集之外，还说到了“梁翁”翻译《百兽图》的情况，他根本就没有提笔名的问题，《百兽图》似乎无需辩驳地属“梁翁’’的译作。胡百华编的《梁实秋先生简谱》里也记载有《百兽图》《苏联的强迫劳工》《法国共产党真相》三部作品的翻译时间。刘真在纪念梁实秋的一篇文章里有这么一段：“实秋重然诺，讲道义。今年6月间，他寄了一本第3卷第7期的《联合文学》给我。这一期有胡百华所撰的《梁实秋先生简谱》，实秋在一则谱文旁特别划了红线，意思是要我加以注意。那则谱文是：‘民国46年（丁酉， 1957），五十六岁继续在师大执教英语研究所主任及文学院长，刘真校长卸任时力辞行政兼职。’我看了这则谱文，不禁感慨万端……”如果这段话没有问题的话，可以看出，梁实秋至少是看过胡百华所撰的《梁实秋先生简谱》。但令人困惑的是，梁实秋本人在名为《｛百兽图）与讽刺文学》的文章里，并没有说这本书是他翻译的，而是说：“此书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