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4期-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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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什么是真正的读书呢？我们活在世界上，劳作、思考和说话……读书当然也属于人的生活方式之一，但却不同于日常生活。它是日常经验世界的中断。可以说，从拿着书本的第一瞬间开始，人们就完成了从日常经验世界到读书世界的转变，这有如人们走进了画廊、音乐厅和剧院的大门的时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转变呢？
我们的日常生活一般都是混沌的、朦胧的和没有区分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就是如此这般的度过时间。当然也有焦虑和无聊的时候。焦虑的经验似乎是时间在追赶我们，我们没有时间，因此紧张，期待，烦躁不安。与此相反，无聊的时间似乎是我们在追赶时间，我们有时间，我们不知道如何填充这时间的空白，因此觉得什么都没有意义和兴趣。
读书也许是克服焦虑和无聊的有效方式之一。当我们拿着一本《论语》，一本《红楼梦》，甚至是一本流行读物的时候，我们已经和一般的日常世界构成了分离。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是生活、死亡、爱和恨等，与人打交道也与物打交道，有斗争，也有和平，如此这般构成了现实。但书本是一个文字的世界、语言的世界。与日常生活世界相比，它就是一个非现实的世界，因而是一个幻相的世界。书是现实的终止和幻相的开端。如我们读《红楼梦》时看到的不是现实男女的真实的爱情故事，而是艺术创造的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爱恨恨如此等等。
这样我们就在书本的阅读的经验中发现了其两重特性：一方面是否定性的，另一方面是肯定性的。就否定性而言，阅读要求放弃日常生活经验的直接作用，同时还要放弃人们由于自然和历史所形成的种种先见，因为这些非书本的直接作用会影响对于书本的阅读。对于它们的放弃实际上即是忘却、中断和排除等等。就肯定性而言，阅读要求对于书本的一个简单的事实的承认。这一事实在于：它是一本书，是一个存在者。它存在过并继续存在着，且摆在我们的面前。惟有建立在如此简单的肯定的基础上，书本才能作为书本向我们敞开。这样一种阅读经验极其简洁地表达在“聚精会神”这一语词中。它实际上要求在阅读经验中由否定性达到肯定性，亦即达到人的精神与书本的合一。
但在阅读中人与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显然，如果人阅读“四书五经”的话，那么他是和古人在一起；如果阅读《荷马史诗》和《新约全书》的话，那么他是和洋人面对面。在此我们看到人和书的关系是人和他者的关系。这个他者是不 同于自我的，是陌生的，奇异的，尚未揭开面纱的，因而对于阅读者而言是具有吸引力的。不过，这个他者并不是显现为一个个体，是一个男人或者女人，而是话语，一个用文字书写的已言说的文本。
但无论是对于书本的拒绝还是接受，都没有真正理解在阅读经验中人与书本的真正关系。阅读不是独白，它既不是书本自身的自言自语，也不是阅读者对于文本的独断的任意的阉割和曲解。它是一场对话。在真正的阅读经验中，书本和人都同时在场。当然书本的在场是其文字通过阅读者的看而变成语言而言说的，同时阅读者的言说则伴随着看时的间隙。作为对话关系，阅读者和书本的关系既是平等的又是有差异的。所谓平等，是指都有言说的权利；所谓差异，是指言说者所言说的是不同的，甚至是具有高低级差的。于是我们在阅读经验中看到，所谓的对话在事实上可能是平等的，如棋逢敌手将遇良才，不分高下；但也有可能是不平等的，如同大师和学生的对话，一方引导另一方。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阅读经验中的对话的是否平等呢？关键在于其相关的话语本身，即文本及其阅读的主题或者问题。某一话语当然在文本及其阅读中呈现出来，但是它却是一个不同于书本和读者的第三者。它是——条红线，主导了阅读经验的对话，但同时又往往是一条隐而不显的道路，如同无声的呼唤。因此对话双方的平等和差异完全在于对于话语本身的倾听、理解和对应。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的阅读不仅是人和书本的对话关系，而且也是人和话语本身、书和话语本身的对话关系。比较而言的话，后者比前者更具有一种优越性和根本性。
在这样的关联中，书本身是有生命的。书的生命的获得并不在于其作者，而在于它所言说的话语本身。这个话语相关于人类历史的永恒问题，因此能够穿越历史的时空限制，而向生活在现代的我们言说。当然任何一个具有生命的书本中的文字也都有活着和死去的部分。死的部分是其历史性的话语，活的部分是其非历史性的话语。因此，死的和活的文字区分的根本，是历史与非历史的区分，并因此要求阅读做到“去历史化”。通过对于其历史性的剥离，书本便显露其作为非历史性的话语的独特意义。这些话语作为文字，却敞开了空白。它作为已言说的却保留了许多未言说和要言说的。正是这些空白，激起了阅读者的言说。
由于书本的这种特性，读书便成为了作为倾听和言说的同一。阅读一方面是倾听。它实际上要求在阅读经验这一独特的对话形态中，人们必须放弃自己首先言说的权利，而将发言的优先地位转让给书本。因此人们也有必要放弃自己的先见和偏见，而专注于书本所言说的话语。在此，不仅要听到那些已言说的，而且要听出那些未言说的，它们就是文字的“弦外之音”。倾听之后，阅读另一方面是言说。言说当然包括了对于书本的理解和解释。但是任何一种理解和解释都不是对于书本的复制和还原，而是阅读者基于自己的先见对于文本所提出的问题的 回答。这里并非如中国古人所说的“我注六经”或者与之相反的“六经注我”，而是形成一个新的语言话题。这个话题正是阅读经验的产物。
3、我们现在尚未揭示读书自身是否就是欢乐，同时也不知道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欢乐。
欢乐、快乐、乐趣、喜悦、高兴等等都是一种是肯定性的情绪。人处于情绪之中，表现为某种情态。情态的直接表现不仅是语言性和心理性的，而且是身体性的，是可以被看到和被听到的。而且，人的情绪所表明的情态又是意向性的，即它始终指向某物。情绪总是被某物所激起的，特别是激情更是被激动之情。在激动之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人的主动性，而是受动性。
欢乐作为一种肯定性的情绪，有其自身独特的情态。欢乐情态的最高状态是陶醉，以致于我们可以说，人陶醉于欢乐之中。陶醉一方面是人和万物的合一，既没有了人我，也没有了物我。另一方面是人的生命力的亢奋，这呈现为身体的、心理的和语言的等方面。欢乐的情态同时表明了其意向，它要和它所欢乐的合而为一。欢乐与痛苦不同。痛苦是分离，痛苦虽由分离所引起但又是对它的拒绝。与此相对，欢乐是聚集，是还乡，是久别的重逢，欢乐由某物所激起但同时又向往它，它构成了人类智慧追求的目标。西方人最高的欢乐是人神同在，而中国人的大乐则是与天地同和。
这种欢乐也发生在阅读经验之中吗？世间有许多爱书者，他们将书本看成自己的生命一般。那些书迷和书虫们把自己的生命简化为漫游在文字的海洋里，他们乐在其中。这是为了什么呢？这是因为在阅读中，人完全进人了书本所书写的世界，甚至灵魂远离了人身体及其所在的时空，这种可以称作入迷和“出窍”的奇异现象甚至会产生一系列身心活动，如心跳的加快、自言自语等。拍案叫绝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这些欢乐是读书自身的欢乐，而不是读书之外的欢乐，也就是说它只是文字的欢乐。
读书的欢乐显然是一件不容质疑的事实。但他们源于什么而欢乐同时又为了什么而欢乐呢？当然，对此我们可以回答说，他们无非是因为那些文本所书写的话语，这是读书的欢乐这一情绪的意向性之所在。然而它们是些什么样的话语？
首先是智慧性的话语，就是我们所说的道、真理和真知等。这些话语不仅是陈述性的，而且也是虚拟式的、命令式的。智慧是一种知识，特别是关于人的规定的知识。所谓知识就是知道什么是存在的，什么是不存在的。这就形成了哲学上的存在与虚无、是与非、真理和谬误等的对立。关于人的规定的知识的获得，不仅依靠于人与动物的区分，而且建基于人与自身的区分。通过这种区分，人成为了作为人性的人。凭借如此，人类开创了他的历史，建立了他的世界。
与智慧性的话语相对的是欲望性的话语。人不仅有欲望，人甚至就是欲望。欲望表现为需要、匮乏、意愿和愿望等。人的欲望从自身出发，但又指向自身之外。因此欲望是意向性的和对象性的，并始终呈现为对某个东西的欲望。人的欲望原初性的是身体的欲望，即本能。所谓的基本本能无非是食欲和性欲，前者指向特别的物，后者指向作为异性的人。身体性的欲望逐渐发展成心理的、社会的。最后欲望以致成为对于欲望的欲望，这种无边的欲望就是人们所说的欲壑难填。欲望性话语的赤裸裸的言说往往是魔鬼的邪恶的语言，它诲淫诲盗，从而受到禁止。历史上的有些禁书即属此列。但是恶往往是推动历史的动力。
最后是工具性的话语。不管是智慧性的话语，还是欲望性的话语都有赖于工具的运用。技术性话语的本性是确定的，即保证智慧性的话语和欲望性的话语实现。工具是手段，它服务于某个目的。在工具的使用过程中，计算或算计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们会思考，如果我使用这种手段，目的会如何；如果我使用其他手段，目的又会如何。
文本就是由上述三种话语所编织的。如果智慧性的话语是光明的话，那么欲望性的话语则是黑暗的，而工具性话语不过是镜子般的。这三种话语形成了一个游戏。它们是道、欲、技三者的无穷无尽的生与死的斗争。欲望是无边的，技术也是日新月异的，而智慧也在不断生成，去照亮欲望和工具的边界。因此书本书写了这个游戏，阅读进人了这种游戏。阅读的快乐就是参与这种游戏的快乐。
亲爱的读者，你在阅读这篇文章时产生了快乐吗？
关于
1917年到1919年间，一批沙俄时代的贵族私人文件被走私人德国，据知其中包括帝俄驻英国大使列文亲王和王妃的私人文件。再上推一个世纪，这位“列文夫人”在欧洲政坛上是个幕后风云人物，与梅特涅有着亲密的私人关系。根据其子亚历山大·列文（死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遗嘱，这些文件还要等上五十年才能公开。列文家族遵从了祖先的遗愿。随后便是战争与革命，直到1936年，沙俄和奥地利帝国都烟消云散。这些文件终于重见天日。保存下来的东西很有社会历史价值，其中包括列文王妃的私人笔记。粗看上去，这些笔记像是日记，细看却是书信的摘要。这些信都是写给奥地利帝国首相梅特涅的。举世皆知梅特涅和这位大使夫人曾经是情人……《列文王妃的私人信件》（1937年伦敦版）的编者写到这里笔锋一转叙述起列文王妃的身世来。
列文王妃出生世家，母亲是德国贵族，袭有爵位，是保罗一世皇帝的皇后玛利亚的御前陪侍。母亲1797年死后，多萝茜（列文王妃出嫁前的名字）仍有皇后的眷顾，小小年纪享受年俸。十五岁那年，皇后做主把她许配给不到三十岁的列文公爵，年轻的公爵在军队里已经崭露头角。这段婚姻持续四十年，期间夫人绯闻不断。据留存下来的书信看，列文公爵是是个好丈夫。他尊敬夫人的天才，却受不了她的惊世骇俗和大手大脚花钱。保罗一世时他是战事大臣。后来亚历山大一世任命他为驻德国大使，直到1812年。同年12月18‘日，他向英王递交国书，成为驻英大使。尽管夫人不喜欢英国的政治和那里的气候以及那里的许多人，但是，伦敦还是她初显天分的地方。1818年秋，在欧洲大国决定撤出法国领土的那个大会期间，她与四十五岁的梅特涅相遇。梅特涅——这位当时的欧洲“帅哥”，一刻也没耽误向她展开攻势。
不幸的是保存至今的两套书信——梅特涅致列文夫人的信和列文夫人书信摘要的内容对不上号。梅特涅的信1819年4月戛然而止；列文夫人的信则始于 1820年1月6日，随后延续了六年。除非有欧洲大国间举行的会议，他俩并无见面的机会。1821年在汉诺威和法兰克福，两人有过短暂接触。次年在维也纳会议上也见过面，其它见面场景就是虚构了。彼德·奎涅尔（《列文王妃私人信件》的序言作者）说：“他俩成了政治盟友，而不是激情密友。”然而，梅特涅同列文夫人的亲密关系不因分隔两地而冷，甚至热到大吵。1827年，梅特涅梅开二度，娶了年轻貌美的玛丽—安托瓦奈特—冯—雷坎为妻。极有贵族等级观念的列文夫人认为她不配。加上在近东政治上的意见分歧，他俩的友谊从此结束，再也没恢复。梅特涅把她的信还给了她。惠灵顿大公当时扮演了居间人的角色，好在他情事国事都在行。这些信原先都是放在梅特涅的秘密档案柜里的。列文夫人重读了自己的手泽，自然她感兴趣的是自己手绘的政治社会全图。我们今天的读者幸运的是她当即决定抄一份摘要。列文夫人选用的是当时英国学校用的作业本。她很小心地删除了与梅特涅的情事内容。结果，书信摘要不能体现作者的性情心智，这是今天的读者感到遗憾的地方。奎涅尔却并不这么看。他认为恰恰相反：因为列文夫人是属于不动脑子不下笔的人，她总能让人听出她的语气。其书信的语气严厉而尖刻。“列文夫人喜欢政治就如常人喜欢游戏，然而她往往忍不住讨厌满身勋 章忙忙碌碌的人坐下博弈。”她喜欢皇室的气派，但也清楚小孩子皇帝和皇家都是些什么东西。她追逐过乔治四世，也拍过他的马屁。许多日记、书信的作者对这位不幸的君主取笑有加，但没有谁像列文夫人形容得那么生动，她能一字一句戏仿陛下晚宴后的喋喋不休。
尽管如此，列文夫人仍是她诅咒的这个世界的奴隶。成为王位和相位背后的秘密操纵人，就这一点即足以补偿她良知上的欠安（毕竟有损人之嫌）。列文夫人同时代的观察家称她为“小人”，历史学家却认为她有实力。她的角色类乎间谍。她的书信里也满是宫廷消息。当然，政治之外，她也有浪漫的一面。书信表明她喜欢读莎士比亚，崇拜司各特的小说，为拜伦的诗所倾倒，差点动了自杀的念头。列文夫人还是慈爱的母亲。1835年，她最心爱的两个儿子在一个月里相继死去，她垮下了。无论如何要出国休息一下，同年秋天，她前往法国和德国。
远离了刚吵过架的丈夫，置尼古拉皇帝命她回国于不顾，列文夫人在巴黎继续编织着政治网络。她跟基佐的关系是尽人皆知的。然而，自1826年起有了王妃封号的列文夫人却不甘心只当路易—菲利普任命的一个布尔乔亚部长的情妇。 1838年，她逃离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