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4期-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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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政坛上的社会党人
民国初年的政治形势，曾经给国人带来宪政民主的希望。上海光复第二天，中国社会党本部即宣告成立，并出版《人道周报》为机关报。江亢虎在成立会上宣布了党纲八条：“一、赞同共和；一、融化种界；一、改良法律，尊重个人；一、破除世袭遗产制度；一、组织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一、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家；一、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一、限制军备，并力军备以外之竞争。”各地响应者颇不乏人。据该党自己宣布，至这年年底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支部“四百九十余起”，拥有党员“五十二万三千余人”。这个数字虽然很夸大，但当时全国确有不少地方建立了中国社会党支部，如天津支部干事就是后来中共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又如苏州支部的总务干事是陈翼龙，成员有顾颉刚、叶圣陶、王伯祥等，南京支部和佛教协进会等团体一起设在毗卢寺中。在该党党员中，就职业和阶级而言，占首位的是知识分子，其次是工商业者，再次就是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群众。中国社会党还曾积极宣传男女平等，支持女子参政。其规章中写道：“党员……无论男女，义务权利平等。”它是民国初年各党派团体中最早“有女党员，且其义务权利完全平等”的一个党。（参见李新等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上，第65…67页）
在民初几大政党（后来归并为国民党和进步党两大党）之外，中国社会党是影响比较大的一个政党。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的第一天，就亲自将他从欧美带回来的有关社会主义的四本著作：《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发达史》、《社会主义之理论与实行》、《地税原论》寄给中国社会党总部，并附函称：“请广集同志，多译此种著作，以输入新思想，若能建一学校研究斯学，尤所深望。”民国元年时的孙中山，实际上处于国民党和中国社会党中间的一个位置上，所以时人把刚刚进入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称为“孙逸仙江亢虎之社会主义”。1912年春，孙中山对江亢虎说：“对于社会主义深以为流动鼓吹为一己之责任，仍申前说拟编 辑讲义，定于6月1，日来沪在社会党逐日讲演，务期发阐社会主义之真理。此种社会主义学说甚多，不若普通演说数小时可竣事。”这年10月14日至16日，孙中山如约在上海对中国社会党连续作了长达三天的报告，专门演说社会主义。 （转引自范方镇等：《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对宋庆龄的影响》，载“孙中山纪念馆”网站）
1913年，宋教仁被暗杀，国民党“二次革命”后，中国社会党被袁世凯视为国民党的同伙，该党北京支部部长陈翼德亦惨遭毒手。8月，袁政府下令解散了中国社会党。江亢虎称，“今日之事，既不可以理喻，复不可以力争；既不忍叫专制之摧残，复不忍见反动之惨剧”，遂辞去中国社会党总代表名义，流亡美国。（参见李新等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上，第65…67页）1920年4月，江亢虎发表该党再造宣言，称作中国新社会党，在北京设本部。（载“北京党建”网站，党史资料·中国社会党）1921年6月，江亢虎以中国社会党代表身份，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但该党在中国政坛上再没有发挥过民国初年那样的影响，江亢虎本人则在抗战时期追随汪精卫做了汉奸，担任了伪“国民政府”的考试院副院长。
“党外无党”与“最严重的敌人”
在南京国民政府取代北京政府，中国国民党实行训政期间，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党除中国国家社会党外，还有“改组派”、“第三党”等。
国民党内主持政治与党务的胡汉民坚持推行“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主张，并且进一步引申为“在训政期间不但党外无党，并且党外无政，政外无党”及“政治与党，即是一事，而非二事……”的说法。国民政府的当政者不允许在执政党外有任何其他政党存在。
张君劢在1946年写道：“在民国十三年以后，我们感觉孤立，左面俄国鼓吹世界革命与共产主义，另一方面国民党正在国共合作时期，名为训政，实为一党专政。我们平时认为可宝贵者如思想自由，言论结社自由，一切为两党所抛弃。至于民主政治多党政治也都抛人大海之中。左右两党的炮弹互相发来，我们立在火线当中，可算得最危险时期。”（张君劢：《二十余年来世界政潮激荡中我们的立场》，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第90~91页）仅与张本人直接相关的压迫事实，就有：1927年，张君劢因名列“反动派”，他所办的国立政治大学被迫停办。1928年，他所办的《新路》杂志被禁。1929年在上海被绑架o 1931至1932年在燕京大学教书，因演讲“一…／乙”抗战而去职。1933至1934年中山大学请他讲学，却半途而废，据校长邹鲁对他说是有人要暗杀他。1935年与张东荪在广东创办学海书院，国民党解决了两广事变之后，该书院被封。1941年在云南大理办的民族文化学院，也奉令停办。同年被软禁于重庆汪山，两年后始 获自由。比起胡适等留学英美的自由主义者来说，张君劢受到的迫害和压力要大得多，不但没有出版办学的自由，连译著都不能用真名出版。当时国民党北方党部曾将他所译著的书收集起来，搭了七个塔，一举焚之。在国民党眼里，赤手空拳的张君劢竟也与洪水猛兽相仿佛，所以他一度在国内无法存身，只好去德国讲学。（参见张汝伦：《“第三条道路”》，载《读书》，1999年第4期）“第三党”党魁邓演达，更是被蒋介石逮捕后杀害。
中共则接受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关于“社会民主党左派是工人运动中共产主义最危险的敌人”的判断，将改组派之类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团视为“帝国主义最有力的工具”，“党夺取广大群众之最严重的敌人”，“所以党必须更严厉的作反改组派的斗争”。（毛泽东：《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96…597页）仅在中央苏区，从富田事变开始的短短几年里，以所谓〃AB团”、“改组派”、“社会民主党”名义杀害的军民，光是有名有姓的受害者就有十万人之多。（景玉川：《富田事变》，载北京：《百年潮》，2000第1期）
昙花一现的“中间派”
在抗日战争后期，社会民主主义迎来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国际反法西斯事业的迅猛发展为中国政治民主化提供了国际环境，民主政治的胜利被认为是势不可挡的世界潮流；美苏两国出于各自的利益，均希望中国保持和平与稳定；国共两个带枪的政治力量正处于某种势均力敌的对峙状态。毛泽东在1945年说：“中国的政治力量是两头硬中间软。”“中间派……的壮大现在对我们是无害的。”（载《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3~274页）国民党为了标榜从训政向宪政的过渡，也为中间派政党的合法化打开了一点门缝。
1941年3月，由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组成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2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亦加入该组织，时称“三党三派”。1944年9月，该组织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由团体会员制改为个人参加。到抗战胜利时，“民盟”已经迅速成长为遍布全国主要城市、拥有三千名盟员（大都为知识界精英）、仅次于国共的“第三大党”。
“民盟”是民族民主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和自由民主主义者的联合阵线，但从罗隆基起草的政治报告及纲领来看，其中心理念和架构还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由于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社会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及三民主义的各种国内外政策大同小异，因此“民盟”没有标榜社会民主主义，而是强调“中间路线”。张东荪1946年在天津青年会一次题为“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的演讲中说：“中国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在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 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从消极方面来说，即采取民主主义而不要资本主义，同时采取社会主义而不要无产专政的革命。我们要自由而不要放任，要合作而不要斗争，不要放任故不要资本家垄断，不要斗争故不要阶级斗争。”（张东荪：《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载《再生周刊》第118期，转引自左玉河：《张东荪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8页）或者按照“民盟”政治报告的说法，“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载《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77页）
美苏“冷战”的帷幕落下后，国共两党的热战随即大打出手。“民盟”的“中间路线”走不下去了，“中间派”自身也发生了分裂。或者按照马克思主义有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以及阶级路线的观念，倒向“新型民主”一边，或者按照对民主自由“多少有无”的掂量，倒向“宪政”一边。合作多年的“二张”分别倒向国共两边，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证。
张君劢至1948年便收回了苏联有经济民主的看法，他指出：苏俄的工人只有经济的安全，无失业之虞，但并无经济民主。经济民主与经济安全是两回事。即使是相信苏俄有经济民主的，也多认为不能为了经济民主而牺牲了政治民主，一张票与一碗饭是同样重要的。樊际昌等著名教授在联合署名的题为《中国的出路》宣言中也说：“决不应为了经济平等而牺牲政治民主。因为没有政治的民主，经济平等便失去了基础。如果政治是在少数人独裁之下，即便能有经济的平等，也是赐予式的，统治者随时可以改变可以收回这种赐予。”（转引自许纪霖：《上半个世纪的自由主义》）原来回避谈社会民主主义，主要是怕得罪苏联，现在国家社会党改称民主社会党，就是要彰显社会民主主义的本来面目。
毛泽东在1949年决定对苏联“一边倒”后，因为苏联共产党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死对头，中国作为苏联的盟友，自然也要采取同样的态度。此后的半个世纪中，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被打人了冷宫。三、复兴的前景
二战后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社会民主主义复兴的局面，而这种复兴同时也是一种转型和再造。
“第三条道路”
这里首先要区分前、后“第三条道路”。本来，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是介于自由民主主义与苏维埃模式的共产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前第三条道路”）；而布莱尔与施罗德于1999年6月发表题为《欧洲：第三条道路／新中间派》的共同声明，安东尼·吉登斯出版《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则是鼓吹一种介于自由民主主义与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后第三条道 路”）。
二战之后，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体系发生了很大的转变。1951年6月30日，在西德的法兰克福召开了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 34个政党的106名代表，大会通过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这一基本纲领（通称《法兰克福声明》，第一次以“民主社会主义”的形式表述了社会党国际的思想理论体系。1956年，社会党国际执行局发表《关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声明》，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我们信奉民主制，他们则并不。我们相信人权，他们则嘲弄人权。对斯大林的批判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共产党政权的性质，他们所谓的列宁主义，则不过是斯大林主义的错误思想和罪恶行为的早期版本。”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经过长期酝酿，制定了新的《哥德斯堡纲领》。这个纲领放弃了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而以“伦理社会主义”取代了“科学社会主义”，提出以“自由、公正、互助”作为社会主义的三项基本价值，称“社会民主党致力于建立一种符合这些道德观念的生活秩序”。这就彻底切断了社会民主主义在世界观和理论方面形式上仍保留着的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渊源关系，摈弃了对马克思主义所论证的社会主义“最终目标”及其“历史必然性”的信仰的残余。德国社会民主党1986年《纽伦堡纲领》重申：“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自由、公正和互助，是我们估量政治现实的准绳，是衡量一个新的更好的社会制度的尺度，同时也是每个社会民主党人行动的指南。”根据该党《1975年至1985年经济政治大纲》的解释，自由意味着“摆脱任何有损于人的尊严的依赖关系”，“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个性”；公正是“在社会中给每个人提供同样的权利和均等的生存机会”；互助表现在社会成员的“同舟共济”、“具有一种普遍性的和人类友爱的意义”。（参见徐觉哉：《社会主义流派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十九章）
布莱尔在“伦理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布莱尔在提到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时，就经常用“社会—主义”（SoeiM…ism）来代替。他把“社会—主义”定义为：“不是阶级、工会或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它是一种人们为了把事情办好而工作在一起的学说。”（王学东等：《第三条道路与社会民33…．~的转型》，载北京：《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0年第3期）他说：“第三条道路代表了一种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热情致力于其社会公正和中左政治目标，但却是以灵活、创新和富有远见的方式来实现它们。它是以引导进步政治一个多世纪的价值观念——民主、自由、公正、相互责任和国际主义——为基础的。但它是一种第三条道路，因为它坚定地超越了那种专注于国家控制、高税收和生产者利益的旧左派，和那种把公共投资以及常常把‘社会’和集体事业当作邪恶而要予以消除的新右派。”（参见陈林等主编《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当代世界出版 社，2000年版，第5页）“后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既不反对国营企业的的私有化，也不反对适度削减社会福利，更与布什主义者一起鼓吹“人权高于主权”并向伊拉克“输出民主”。
如果以苏维埃模式的共产主义为一端，以自由民主主义为另一端，“前第三条道路”位于靠近前者的三分之一位置，“后第三条道路”则位于靠近后者的三分之一位置。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不仅第三条道路的位置在移动，两个端点的位置也在向中间靠拢。苏维埃模式的共产主义原型已经不复存在，据说是与社会主义最没有缘分的美国，它现在所实行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也足以让某些所谓“社会主义”叹为观止。这即是理论家们早就预言过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趋同论”。这种趋同，乃是经济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前提条件。
实践证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转型帮助了它们的复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只有三十多个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