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4期-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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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条件。
　　实践证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转型帮助了它们的复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只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社会党组织，党员近千万，当时参加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只有三十四个。此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从欧洲扩及到亚非拉和大洋洲地区，至八十年代，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增加到八十八个，其中二十八个党在二十六个国家执政或参政。到新千年即将来临时，社会党国际拥有成员党和组织一百四十二个，党员近三千万，是世界共产党总人数（除中国外）的三倍多，在三十多个国家执政或参政；在欧盟十五个成员国中，除西班牙和爱尔兰以外，有十三国由社会党执政或参政；东欧地区也有十多个政党和组织成为社会党国际的正式或非正式成员。（参见肖枫主编：《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上卷，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第二十章）许多至今仍以共产党命名的政党，如俄罗斯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事实上已经“社会民主党化”。日本共产党曾经是发达国家共产党中最具有原教旨色彩的，但他们也已经认同“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进行民主改革”，“在发达资本主义取得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全部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议会多数，在日本建设民主富裕的社会主义”。2004年1月17日，日本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修改后的党纲，首次表示了对天皇制和自卫队的承认。（“新华网”　2004年1月18日消息）
　　民间的呼唤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中国大陆重新露头，出现了多种表现形式。
　　最明显的是中国知识界对东欧社会民主主义实践和对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关注和介绍。自八十年代以来，国外社会民主主义的主要理论著作陆续出版了中译本，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九十年代初，社会民主主义再度沦为大批判的对象，直到九十年代末才出现新的转机。此时，人们开始正面地介绍“第三条道路”，并将其视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最新表现形态。（参阅王学东等：《九十年代西　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变革》，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王振华等主编：《重塑英国：布莱尔主义与“第三条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陈林等主编：《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杨雪冬等主编：《“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冯崇义指出，在时下仍在进行的“新左派”和“自由派”的论战中，社会民主主义也是一个热门话题。有趣的是，虽然前者广泛利用新马克思主义等社会主义的思想资源以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些词句，但由于他们对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情绪化敌视，他们之中多是些后现代主义者、民粹主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倒是后者的思想主张更接近社会民主主义。用秦晖的话说，他们强调的是公民权利、个性解放、自由民主、平等竞争和程序公正等价值所构成的“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冯崇义：《第三道路世纪梦——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回顾》，载“大学生”网站）
　　但崔之元可以说是“新左派”中一个例外。他在《自由社会主义与中国的未来：小资产阶级宣言》中说：“一个幽灵，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幽灵，在中国和世界徘徊。为什么？因为在世界各地，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都已经失去了它的政治和思想动力，而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幻灭也在日渐滋长。”似乎他已经告别了社会民主主义，但是他接着又说：“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经济目标是通过改革和转变现存的金融市场体制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是建立‘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拿这些目标与以“社会民主主义者”自居的刘国凯所阐明的目标比较，其实并没有重大的区别。刘国凯说：“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观除推崇自由外还推崇公正、团结、互助。为了实现社会公正和人们之间团结互助的和谐关系，社会民主主义在经济领域中实行适当的政府干预和员工参与企业管理。这个干预非但不与民主原则抵触而且正是促进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的有力杠杆。因为这个政府本身就是民选产生，并较为关注中下阶层的利益，民主原则在经济领域的延伸和体现就是要尽力使机会平等真正得以实现并且从机会平等进而争取结果的相对平等，也就是把贫富差距控制在相对合理的程度之内。……资本主义认为民主政治加自由经济这就够了，而社会民主主义则认为在此之上还应辅以适当的国家干预。通过民主政权的干预来促进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崔之元在“乌有之乡书吧”的演讲中说：“我提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宣言，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右翼自由主义的共同挑战。”尽管他可以不承认自己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但他不会否认自己正在尝试提出一种“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到底是离“前第三条道路”近一点，还是离“后第三条道路”近一点，尚有待他的进一步阐述。　


血酬定律与历史弈局
■　　吴　思
　　我想先谈谈血酬和血酬定律这个系列的概念，然后，把这个概念放到历史全局的背景上，解释人间对局。
　　血酬定律所描述的核心问题，就是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在天则所谈论这种牵涉到经济学的问题，我有一种班门弄斧的惶恐。但是，既然想把房子盖起来，就必须把木匠活干好。有了鲁班的评点，木匠可以把活做得更好。
　　
　　血酬定律：生命与生存资源交换的逻辑
　　
　　血　　酬
　　血酬就是对暴力的酬报，好比工资是对劳动的酬报，地租是对土地的酬报，利息是对资本的酬报。这是土匪军阀和各种暴力集团赖以安身立命的东西。
　　这个词是我杜撰的。杜撰的时候，我参考了一些来自江湖的命名，在江湖黑话中，钱就被称为“血”，钱多就是“血旺”。送钱叫“上血”，每天送的陋规叫“日血”，每月送的陋规叫“月血”。另外一种表达方式，绑票收入的钱，山东土匪称之为“吃红钱”。我的杜撰就以这两种说法为原料。
　　此外还有几种表达方式。古人叫横（第四声）财，我们现在的俗话是卖命钱或买命钱。卖命钱，这种说法至少在清末民初就流行了，冯玉祥在《我的回忆》里提到过。与血酬的意思接近的词还有“命价”。但是，正如工资或工酬不等于工价一样，血酬与命价也有区别。血酬强调酬劳的来源，命价强调卖命时生命的价位。
　　
　　血酬定律
　　
　　工资地租等都是对生产要素的报酬。血酬不是对生产要素的报酬，而是破坏要素参与资源分配所得的份额。破坏要素不直接参与使用价值的创造。血酬的价值，决定于拼争目标的价值，同时也以血汗和生命付出的方式赋予拼争目标相应的价值。这就是血酬定律。
　　简单地说，血酬的价值是如何决定的？是由拼命争夺的对象的价值决定的。　譬如冒着被抓住枪毙或被当场击毙的风险抢银行，假设可以抢到现金一百万，那么，卖命的回报就是一百万。如果储蓄所里只有三五万，那么，卖命的回报就是三五万。
　　如果是绑票，以人身为拼抢的直接对象，血酬的价值就取决于这张肉票的价值，即对方的命价。绑到亿万富翁，要三五百万大概没什么问题。绑一个乞丐，不但不能赚钱，说不定还要赔上几顿饭钱。在历史事实中，人命是有价格的，其价格取决于被害者对损害的估价，取决于他实际支付多少钱避害，取决于受害者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民国初年华北一带小康人家的“票”价大概在银洋二百元上下（宣统一块银圆的购买力大概相当于四五十元人民币，大约万八千元一条命），而富裕人家的票价动辄成千上万，人命的价格差距数十倍。命价是由生命拥有者及其相关者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决定的。至于肉体的伤残，不同的伤残部位有不同的估价，平均起来大概相当于命价的四五分之一。
　　总之，血酬的价值取决于拼抢对象的价值，这就是血酬定律的基本内容。
　　但是，仅仅说到这里还不够。如果血酬的价值由拼抢对象的价值所决定，那么，拼抢对象的价值又是如何决定的？
　　假如我们回到原始状态，这个世界上没有银行，也没有百万富翁，根本就没有货币，甚至连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粮食和布匹都没有，不能像汉朝那样以“两千石”为计算俸禄的尺度。那时我们看到的，只有甲猴群的十平方公里领地和乙猴群的十平方公里的领地。在猴群“人口”膨胀，发生食物危机的时候，甲猴群牺牲了十只雄猴，赶走了乙猴群，夺来了十平方公里的领地，这十平方公里的领地如何估价？其价值为十只雄猴的鲜血和生命，平均每平方公里一条猴命。这就意味着，拼抢本身也是一个价值赋予的过程，通过流血牺牲，将价值赋予拼抢对象。用一句中国老百姓熟悉的大白话表达：“这是我流血流汗换来的，想白拿？没门！　　”
　　　　什么是价值——血酬定律与劳动价值论　
　　什么是价值？价值是一种关系评估，即人们通过付出汗水、劳动、心血、生命、时间、货币或其他可支配资源表达出来的对某种东西的效用的重要性的评估，体现了评估主体的生存、繁衍、发展和生活质量对评估对象的依赖关系。
　　人类这个物种和其他物种一样，往往要用生命换取生存繁衍资源，这种行为比劳动生产更加基本和原始。只要是生存发展所依赖的东西，只要是稀缺的，无论是否凝结了人类的劳动，人们都愿意并且不断地付出血汗去获取、争夺或交换，当然还有随后兴起的生产制造。人类以付出上述生命活动的方式，显示出对那些稀缺之物的价值评估。
　　按照劳动价值论的观点，商品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之分，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　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未经人类劳动加工的东西可以具有使用价值，却不具备价值。例如空气。　　从血酬的观点看，人们生存发展所需要的东西，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只要是稀缺的，必须付出代价才能获得的，无论是否经过人类劳动加工，都是有价值的。例如淡水。　　人们生存发展所依赖的条件一旦出现稀缺，不能随意获得，就出现了多种取得途径，并有相应的代价支付。
　　劳动价值论强调了第一条途径，最重要却不是最原始的途径，即自己生产制造。缺乏食物，人们可以播种收割；缺乏房屋，人们可以设计建造。
　　“血酬”的观点重视了第二条途径，也是最原始的途径：缺乏淡水，动物和人类往往去拼命争夺；缺乏生存空间，动物和人类往往凭暴力抢占——尽管暴力争夺行为并不直接参与使用价值的创造，却以付出血汗等代价的方式体现了对该使用价值的价值评估。
　　第三条途径，则是避免流血流汗同时又获得资源的途径，就是交换——人们用相对富足因而边际效用较低的东西，换取相对稀缺因而边际效用较高的东西。这第三条途径，其实可以并到前两条途径之中。因为，如果抢劫的成本为零，不用担心遭到反抗和报复，交换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抢劫者将横行天下，赤手空拳吃遍全世界。
　　在历史事实中，上述三条途径的取舍，本身就是当事人根据自身优势比较选择的结果。人们将选择生命活动付出最少的途径，获取稀缺的使用价值或曰效用。
　　在上述三条途径之中，劳动可以直接参与使用价值的创造，例如电脑生产，无中生有，因此获得了最多的关注。但是，在劳动行为产生之前，在采摘和捕猎以及争夺食物和领地的动物行为之中，已经发生了生命的付出，发生了异性之间和不同等级之间的以食物为手段的交易，发生了价值评估的行为。暴力争夺和交易行为虽然不直接参与某种物品的使用价值的创造，却构成了劳动行为诞生的机会成本：只有在暴力争夺风险较大，自身又缺乏交易物品的条件下，播种收割之类的生产劳动才开始取代对采集领地的争夺，种群的平面扩张才被迫转为深度开发。
　　总之，汗水和劳动的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付出，都是获取稀缺的使用价值的方式，都体现了当事人对评估对象的价值判断，都是价值构成的要素。仅仅强调劳动而忽视暴力争夺是不完整的。
　　
　　命一物等价线
　　
　　为什么人们会以命换钱换物？这笔账是如何算的？如何估算盈亏？这种计算　要考虑许多生理的和精神的因素。精神因素比较复杂，这里不谈，我们只讨论相对简单的生理因素。这就要涉及一个关键性的概念，即“命—物等价线”，简称“血线”。
　　在血线之外的生存资源，就是所谓的身外之物，即那些生存必需晶之外的东西，货币是其符号化的代表。在这条界线之内的生存资源，可以称为“等身之物”，那是养身活命之物，甚至是命根子。譬如一杯水，这是身外之物吗？如果我把它喝下去，不到一小时，这杯水中相当一部分就转化为我的血。如果身处沙漠，失去这杯水，其意义不下于失血。如果体液少到某个临界点，失去这杯水甚至意味着失去生命。再比如，今天中午的一碗米饭，其中许多水分子和碳原子，如今已经成为我的细胞的组成部分。在饥荒中，失去这半斤米饭，就意味着失去一两肉。
　　总之，在饥寒交迫濒临死亡者看来，寥寥衣食就意味着身体和性命本身，绝非身外之物。身外之物和等身之物中间的分界线就是“命—物等价线”。越过这条线，生存资源便获得了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生命存在本身的意义。
　　一旦突破了这条线，以命换物就可以视为有利可图的交换。突破越深，交换之利越大。突破越广，博命之人越多。血线之下的人类行为特征，就是追求生存机会的最大化。
　　例如，作为卖命者的土匪，其核心计算是：为了获得生存资源，可以冒多大伤亡的风险？或者，可以把自身这个资源需求者损害到什么程度？这种计算，实际在评估着生命的存在与发展对特定生存资源的依赖程度。请想象大饥荒中的一条朝不保夕的生命，假设无业灾民在这场饥荒中死于饥寒的概率为60％，那么，以民国时期40％左右土匪生涯死亡率，替换60％的灾民死亡率，这种交换显然是有利可图的交换。这种交换也体现了人们对生存机会最大化的追求。
　　在血线之上的权衡和计算，多少有了一些可供交换的东西，对方需要的东西，这才谈得上对商品效用的比较和计算。那时人们追求效用最大化，放弃较低的效用，换取较高的效用。这也是对生命生存的质量的比较，但是不直接涉及到生命，无须赤裸裸地以命相搏。在追求更高的生存质量（效用）的意义上，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还有商品交换，这两个领域的逻辑是相通的。
　　
　　法　　酬　
　　法酬这个概念，来自一段四川广汉土匪的故事。
　　侯少煊是著名的四川袍哥大爷，与土匪头子往来密切。他在《广汉匪世界时期的军军匪匪》中写道：“广汉位居川陕大道，商旅往来，素极频繁。但1913年以后，时通时阻，1917年以后，几乎经常不通。不但商旅通过，需要绕道或托有力量的袍哥土匪头子出名片信件交涉，即小部军队通过，也要派人沿途先办交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