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4期-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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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学术不能“借古非今”和“借古颂今”，仅仅是指学术不能被权力征用，不能通过歪曲古之事实和古之是非的肮脏手段，达到非不该非之今、颂不该颂之今的卑鄙目的。学术只要独立于权力，就不仅可以而且必须“古为今用”，不仅可以而且必须“洋为中用”。学术研究无禁区，既必须研究古，更必须研究今，古与今的千丝万缕联系是割不断的。学术研究首先必须确认事实，而事实必有是非，只要古今同是，古今同非，真学术就不可能非古不非今，也不可能是古不是今。
所谓“学术不能工具化”，仅仅是指学术不能依附于权力，仅仅是指学术不能成为被权力征用的工具。学术可以是工具，但必须是正义的工具，那就是成为批判现实政治的弊端的武器，而武器是工具之一种，因此笼统反对学术的“工具化”，就是反对学术的现实应用和现实批判。不能应用于现实批判的学术，说得轻一点是象牙塔内的无用学术和自我意淫的无聊学术，说得重一点就是毫无操守的伪劣学术和自阉命根的太监学术。
学术必须闻问现实政治，而且闻问之后决不能阿附权力，只能用学术武器批 判现实政治的弊端，批判权力的滥用。就此而言，四十年代的郭沫若、吴晗以学术为工具批判现实并未使学术堕落，而七十年代的郭沫若、吴晗以学术为工具向权力献媚才是学术的堕落，但两者之间并没有逻辑必然性。两者之间的所谓“历史的吊诡”，并非学术“工具化”的吊诡，而是郭、吴的人格吊诡即人格坎陷；但不能简单地把郭、吴的人格坎陷完全归咎于他们自身，而必须进一步批判诱引乃至强迫知识分子产生集体性人格坎陷的特殊政治环境。
郭沫若、吴晗以及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是否具有独立人格，值得思考。没有人生活在真空里，因此任何人都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这种自发的政治倾向与某个党派立场接近或一致原本无可厚非，但是，有的知识分子与权力走得如此之近，若享有且贪图权力赐予的特权，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学术操守被现实私利泯灭就是必不可免之事。知识分子固然也难以没有人皆有之的贪欲，但理应对贪欲有所节制和超越，而对特权更应该不遗余力地批判，否则就不可能有真正独立的学术人格和学术操守。如果只有一个锅，不吃、不拿就活不下去，那么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还可以退到最后一条底线：不觊觎更不贪图特权，仅在天下惟一的锅中拿最底层的一个份额，那么吃人的嘴就不软，拿人的手就不短。郭沫若、吴晗的学术操守并不是被“吃公家饭”泯灭的，而是被享受高官特权泯灭的。如果不怕失宠，不怕剥夺高位，不怕失去特权，那么他们完全可能成为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可悲的是，极少数有操守、有尊严的知识分子，大都是在被迫失去特权地位后才保留了某种学术独立性，如果顾准没有失去特权地位，那么他的后期思想就不可能产生。因此，所谓“学术独立于权力”，归根结底还是学者必须具有“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庄子语）的伟岸独立人格。
缺乏“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陈寅恪语）的学者，为了一己以至一团体、一党派的利益而以学术为正义武器刺世，但一旦情况有了根本的变化，他们手上掌握的学术武器就或自觉地为权力御用，或被迫地为权力征用，于是历史和学术在他们手上成了按权力的喜怒无常而任意打扮的小姑娘。然而历史有历史的固有是非，学术有学术的固有是非，容不得这样紧跟和伺候权力的眼色而随时变脸。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权力腐败的表现之一，就是把人文学术的普适公理任意扭曲为对权力有利的党派是非。独立于权力但不自外于政治的学术之所以是天下之公器，就因为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正是通过弘扬人文公理，并且把这种人文公理“理论联系实际”，对政治权力的腐败倾向予以遏制，追求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最大化。少数人的党派利益最大化是非正义的，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最大化才是正义的。所以真正应该成为学术界共识的是：学术必须独立于权力，但不能远离政治，更不能脱离政治；学术只能是而且必须是正义的工具，但决不能或自觉或被迫地成为权力御用或征用工具。
我们的忧虑：我们的汉语，我们的文化？
■ 金 岱
《比较诗学》是饶芃子教授从自己多年著述中精选出来的一本论文集。集中的文字，从比较诗学的一般理论问题的探讨，到各类文体的比较，再到海外华文文学，及至世界华文文学的关注，学理上自是有一独到而精微的系统。但于我来说更感到的是，在那学理的条分缕析下面潜藏着的某种更为活生生的东西。
我想，那是一个情结：华文文学的情结，汉语的情结，中华文化的情结。
循着所有这些论文的思路与心迹，我们会看到，这本文学的比较研究著作的最终的落脚点是，以汉语为划分标准的世界华文文学，或者说是用以取代“世界华人文学”的“世界华文文学”。
集中论文顺序的编排，正是经由各种比较文学问题的探讨，最后归结到海外华文文学，其实是世界华文文学的问题上来。在陈述“海外华文，命名的意义时”，饶艽子教授一再强调“海外”与“汉语”两个标准，而“汉语”才是真正重要的标准。因为“海外”的标准并无可争议，也无可特别言说的地方，而“海外”又是可以变化为“世界”的。“汉语”这一标准则显然具有某种排斥性，显然是某种特别的标示。它意味着用“海外华文文学”拒绝“海外华人文学”，也就是说，海外的华人用他种语言写的文学作品，与我们很可能不一定有太大关系，而只要是用汉语＼华文写成的文学作品，不管是海内还是海外，不管作者是否华人，从根本处说，那都与我们关系至为密切。只有汉语＼华文的写作才与以汉语为根基的中华文化息息相关，才与生存于中华文化浸染中的我们息息相关。饶芃子教授在《海外华文文学与比较文学》一文中写道：“海外华文作家在异国他乡坚持用汉语写作，实际上是一种生存意志的体现。是希望在异质文化环境里消除陌生感，不安全感，而努力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其实，海内的用汉语写作的作家们，只要是真正有价值的写作，不也都是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纠缠、交织、融汇、变化与发 展中，在用汉语努力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吗？
坚执以“华文文学”置换“华人文学”，特别强调汉语，强调世界华文文学的意识，研究、呼吁、拓展“海内”与“海外”的华文文学，汉语写作，我想也许是出于某种忧虑，某种对于汉语，对于中华文化的忧虑。
饶艽子教授是有诗人气质的，她的一些文学评论文字充满了诗的气息。而在她这冷静、客观的更纯粹的学术文本背后，我们仍可以感到那颗诗人之心。诗人之心是藏不住的，那深沉热烈的诗人的忧虑与使命感潜伏在条分缕析的学术文字下面，让我觉得这些文字可亲，更引我许多思索。
近年来，我也常有这样的忧虑，我的脑子里常冒出一个念头：汉语，我们的汉语，会不会在并不是太遥远的将来的某一天消亡掉（不是由于什么侵略，而是由于同一化的大潮，“最后一课”的情景是否终于会在某一天上演）？与此相连的念头是，以汉语为根基的中华文化乃至东亚文化，会不会在并不是太遥远的将来的某一天消亡掉？
这当然是“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甚至是杞人忧天。
但我脑子里的这些念头，似乎又并非全然的空穴来风。它们常为我各种眼见耳闻的事实佐证，且纠缠着我，挥之不去，使我不得心安。
据说，今日世界电脑网络上的所用语言，百分之九十五是英语，其他语言只占百分之五，在这百分之五中，汉语所占的比重又是微乎其微的。
由于大众传媒的发达，人类进入看图时代，绝大多数的人可以主要凭借镜头图像，再辅以少量字幕，接触到世界多种多样的文艺与文化景观。这当然是好得不得了的事，但由此而导致的阅读时间的锐减，对于语言来说，尤其是对于现处弱势的一些民族语言来说，是不是也存在着潜在的隐患？
再看看我们国内的小、中、大学生们的语言学习情况吧；从总比重看，学习英语的时间肯定不会少于学习汉语的时间。我所知道的是，大学中文系学生在大学本科四年的学习中，一般来说，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英语，以至于同学和老师们说，其实中文系也就是英语系。如此这般，到了四年级要用汉语写学位论文时，字句文理不通的现象便愈来愈甚了。 再有，这两年听说上面有了文件，小、中、大学生的课程今后要有相当一部分用英语直接上课（虽说也可用其他外语，但恐怕主要还只是英语）。我没有亲眼看过文件，只能算是道听途说，但学校的确已在实行。说是将来，自然科学课全部要用英语上，连中文系的课也要有半数以上用英语开。 如果这上面的文件是真的，也许是高瞻远瞩，但至少就目前来说，大学文科学生用英语上专业课，学生们所吸收到的信息量、知识量，理解到的思想深度、理论深度的有限性是绝对可想而知的。作家，也是翻译家的冰心先生有一次说到 过，她所阅读的国外著作，绝大部分仍是国内其他翻译家的译著。
用多种语言阅读世界多个国家、民族的原著，是极不容易的事，这样的读者也必然是极少数的。所以，想要接触多种语言的著作，只能主要通过译著。也许翻译成英语的世界各国的著作会多些，可读英语的译著也是读译著呀。总之，在人类的多种语言的现实下，如果不是切实地以母语为根基，并通过强大的多种语言翻译的高度专业化队伍，想要全方位地吸取世界上多种语言文化的营养是不可能的。
国民外语特别是英语水平的提高无疑是特别重要的事，但所谓外语水平，是从水平高限、总体实力及其相关效率上看，还是仅从国民学习外语的热情与普及度看；是主要取现代专业化的思路，还是更多取传统农业文明式的“全民战争”的思路，却是一个极为关键的学术与教育政策问题。
在学术与教育政策上，应该扩大与强化外语，特别是英语的专业翻译队伍，同时切实将各行各业翻译专业系列，完全等同于其他技术与学术专业系列的社会认定与评估品级（例如文学翻译家，创作的与理论的翻译家，包括外译汉与汉译外的翻译家，就应是与文学理论家、文学史家、文学评论家和作家平行的专业，具有可相比照的专业水平认定与评估晶级）。如果主要依靠一种表面性的，形式多于实质的，全民皆学，人自为之的方式，由于翻译在学术和教育体制中丧失了专业地位，各行各业的翻译名家大家也就消失了（如文学创作方面当年的傅雷、汝龙那样的专门的翻译大家今天就似乎找不出来了，其实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各种领域都应该有各自的翻译晶牌，不仅是外译中的，还应有中译外的），而且必然限制我国翻译的至高水平和总体意义上的外语能力，导致国家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同时，由于国民学习汉语时间愈益减少，国民汉语能力的可怕下降，也是必然的了。
更为令人忧虑的是，在今日我国的学术与教育政策中，外语水平考试的功能，更主要的是作为控制国家教育与人力资源筛选中腐败现象的国家级哨卡，甚至是惟一有效的国家哨卡。这样的“哨卡”既无益于真正提高总体意义上国民的外语水平与能力，又从意识上观念上和实际上都障碍了国民汉语能力的，乃至专业能力的提高。（当然，我心里也非常清楚，在目前我国教育与人力资源管理的体制下，若没有了这“哨卡”，事情就会更加麻烦。）
也许，对于未来的人类来说，英语将成为普通话，而汉语等其他民族语言将成为地方方言。就如我们今天的普通话与广东话、江西话、上海话、东北话、山西话等地方方言的关系一样？或者说，人类总有一天也会像当年秦始皇大一统中国那样，由一强势文化来大一统世界，并也实行“车同轨，书同文”，当然还得加上“话同语”。
《新华文摘》曾转载过汤一介先生的一篇谈文化问题的文章，说到某些种类文化的消亡在人类历史上不是少见的事，不过，有四种文化：欧美文化、东亚文化、南亚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在很长时间内不会消亡，汤先生的根据一是这些文化的历史之悠久，二是这些文化所影响的人的数量之众多。 我想，文化所影响的人的数量，很不保险，就文化人口而言，更重要的不是数量，而是质量。历史的久远与辉煌也不是充分有力的根据，玛雅文化不也曾是悠久与辉煌的吗？同一种语言之内为交流沟通的发展而进行的语音的规范化、文字的规范化，与在差异很大的多种不同语言中选择一种共通语言，以达成全人类的普遍交流，这是两件非常不同的事。
在一种语言内部进行的语音和文字的规范化，并不冒消灭文化物种的危险。而在多种语言中选择一种共通语言以人为强化，使其他语言逐渐消亡，则肯定会消灭文化物种。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事实上，语言也是文化的家，而文化是存在者的家。
一种特质鲜明的文化的生存与发展能够离开它独特的语言根基吗？
地球上的所有人，都能够抛弃他们本是丰富多彩的，极有特点的文化身份，抛弃他们的与他们的生命紧密相连的文化的家，而统统成为绝对普世主义的，绝对通用型的地球机器的标准件吗？
我有时想，其实生物克隆毁灭人类的危险，远不及文化克隆毁灭人类的可能性大。
人类现代化的进展，科学技术的发达，使人类各语言、文化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人类文化的融汇是必然的趋势。但这样一种文化的全球化是取大一统的方式，还是取多元文化的方式，则绝对是一个重大的人类历史抉择！
文化的多元显然并不是完全排斥文化的融合，并不意味着谨守各个文化的固态传统。文化物种自然需要适应，变异，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地创造与发展，但无论如何，正如没有必要将桃花“发展”为牡丹花，没有必要让女人“发展”为男人，或让男人“发展”为女人一样，人类文化是否必须在融汇中仍保持多元的文化物种，绝对是必不可免的抉择。
面对这一抉择，我们今天对汉语，以及以汉语为根基的中华文化、东亚文化 （其实这里面早已包含了大量的南亚文化和欧美文化。我甚至认为，今天的欧美文化中所包含的东亚文化与南亚文化肯定没有东亚文化中包含的欧美文化与南亚文化多），这样一种悠久历史和丰富蕴含的文化物种，应自觉地取什么态度，我想，实在并非一件杞人忧天的事。
目前，对于今天处于弱势状态的民族文化至少有三种态度：其一，将传统文 化固态化，固守之，拒绝进行现代性的转换，特别是将文化与传统的小农经济基础，又尤其是传统的专制政治捆缚在一起，不肯作任何实质意义上的发展，这在当代的许多热闹的文学作品中和学术著作中都有非常明显地表达；其二，听任民族文化消亡，觉得用不着杞人忧天，认为走向普遍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