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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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凡九”至“不与”。正义曰：此一节总明殷之畿内畿外国数之法。前文云“凡四海之内”，明殷之畿外诸侯。次经明天子县内殷之畿内国数。此经总明殷之畿内畿外，故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国”。天子之元士、诸侯之附庸不在数中，故云“不与”。商王大计地方三千里，畿外八州，每一州二百一十国，封爵三等，八州一千六百八十国，并王畿内九十三国，计千七百七十三国。“天子之元士”，则下云“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是天子之元士。又下云“其馀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是诸侯附庸，不在千七百七十三之数。○注“春秋”至“而闻”。○正义曰：引《春秋传》者，哀七年《左传》文。时鲁欲伐邾，孟孙不欲，诸大夫答孟孙云：“禹会诸侯於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今其存者无数十焉。”又襄二十五年传云：“若无侵小，何以至焉？”杜预云：“涂山在寿春东北，与会稽别也。”若郑康成之意，涂山则会稽也，故注《尚书》云“禹朝群臣於会稽，执玉帛者万国”。是以张逸疑而问郑：“按《左传》‘禹会诸侯於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外传》云‘禹朝群臣於会稽，防风氏后至’，不与注相应何？”郑答云“欲明诸侯守土之祀，故兼用《外传》、《内传》语”者，郑意以涂山、会稽为一，以诸侯为守土之祀，故云“禹朝群臣，群臣则诸侯也”。郑云“兼用《外传》、《内传》语”者，“禹朝群臣於会稽”，是《外传》语；“执玉帛者万国”，是《内传左氏》语。云“言执玉帛，则是惟谓中国耳”者，按《觐礼》诸侯享王璧以帛，是执玉帛也。按《大行人》侯、甸、男、采、卫、要，各以其服贡物，下云“九州之外谓之蕃国，各以其所贵宝为挚”，郑注贵宝，若白狼白鹿，夷狄不执玉帛，故云“执玉帛惟谓中国耳”。云“中国而言万国，则是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郑言此者，以周之大国方五百里而下，则不得有万国，故云然也。按万国之数，郑注《皋陶谟》：“尧初制五服，更五百里，禹所弼每服五百里，故始有百里之封焉。犹用要服之内为九州，州立十二人为诸侯师，盖百国一师，则州十有二师，则每州千二百国也。八州九千六百国，其馀四百国在畿内。”郑又云：“百里者三，封国七有奇。所以百里三封国七者，以百里之方一，为公侯之国一；又以百里之方一，为伯七十里之国二；又以百里之方一，为子男五十里之国四。”是百里之方三封国七也。言有奇者，谓百里之方一，封七十里之国二。有奇者，以百里之方一，为十里之方百，七十里之国一，用十里之方四十九，七十里之国二，用十里之方九十八，馀有十里之方二，故云有奇。以此计之，州有千里之方六，以千里之方二为公侯之国二百，又以千里之方二为伯七十里之国四百有奇，又以千里之方二为子男五十里之国八百，总为一千四百国。以二百国及奇馀为附庸山泽，故州有千二百国。郑云“四百国在畿内”者，以大略据子男为言，非实法也。赵商不达郑旨，而问郑云：“以《王制》论之，畿内之国有百里，有七十里，有五十里。今率以下等计之，又有王城关遂郊郭，卿大夫之采地，数不在中。今就四百，似颇不合。郑答之云：“三代异物，《王制》之法，唐虞或不尽然。尧舜之德，守在四疆，乡遂有无，无以言也。公卿大夫有田禄者，其四百国，非采地为何？王城之大，郊关之处几何？而子责急也。此郑亦随问而答，非事实也。必知非实者，以地形不可方平如图，又有山泽不封之地，何有同积釭无空缺之处？故知略计地为四百国耳。云“禹承尧舜而然矣”者，以尧未遭洪水之前，帝德宽广，不制以法，故中国五千。禹因治水之后，德化渐大，故中国更广，而有万国。云“要服之内，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者，王畿内五百里，又五百里外侯服，去城外五百里是一千里。又五百里甸服，是一千五百里。又五百里男服，是二千里。又五百里采服，是二千五百里。又五百里卫服，是三千里。又五百里为要服，是三千五百里。要服去王畿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为七千里，是九州之内，此云要服之内，地方七千里也。按《尚书·咎繇》注：“禹弼成五服，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当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为侯服，当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当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为绥服，当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当卫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为要服，与周要服相当，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为七千里，是九州之内也。”故此云要服之内，地方七千里。《咎繇》注又云：“要服之弼，当其夷服，去王城当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当镇服，其弼当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为方万里也。”云“夏末既衰，夷狄内侵，诸侯相并，土地减，国数少”者，以汤承於夏末，中国惟方三千里，明所因有渐，承夏末之地。上云“天子县内”，是夏末殷初，其界相似也。必知此《王制》之文以为殷制者，正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国与周不同，又千七百七十三国与禹万国数复异。又虞夏及周皆曰牧，此经称伯，故知大略皆据殷而言也。其天子七庙，及下杂论虞夏商周四代之制，亦兼载焉。云“周公复唐虞之旧域，分其五服为九，其要服之内，亦方七千里”者，言复唐虞旧域，谓治水之后旧域也。按《周礼·职方》云：“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蛮服则要服。是分其五服为九，以要服之内方七千里也。云“因殷诸侯之数，广其土，增其爵耳”者，按《洛诰》传云“天下诸侯之来，进受命於周，退见文武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诸侯”，其数与此同，是周因殷诸侯之数也。按《大司徒》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与此公侯百里不同，是广其土也。殷爵三等，周爵五等，是增其爵耳。云“《孝经说》曰‘周千八百诸侯，布列五千里内’”者，此《孝经纬》文。云“千八百”者，举成数，其实亦千七百七十三诸侯也，布列在中国五千里之内。云“此文改周之法，关盛衰之中，三七之间以为说也”者，此文谓此《孝经纬》文。改周之法，谓改周公盛时之法，盛谓地方七千里，衰谓地方三千里，故云“关盛衰之中，三七之间”。若指文言之，盛谓周公制礼太平时也，衰谓夏末殷初之时也。盛衰之中，谓武王时也。若以当代言之，衰谓周末幽、厉之时，与夏末同。盛衰之中，谓昭王、恭王之时，与武王同。云“终此说之意”者，谓终竟此《孝经纬》所说之意。云“其馀诸侯之地，大小则未得而闻”者，谓一州之内，千里之方有三，而一州建二百一十国，但未知国之大小及封建制度，故云未闻。《异义》：“《公羊》说‘殷三千诸侯，周千八百诸侯’。《古春秋左氏传》说‘禹会诸侯於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唐虞之地万里，容百里地万国。其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馀为天子间田。许慎谨按：《易》曰：‘万国咸宁。’《尚书》云：‘协和万邦。’”从《左氏》说。郑駮之云：“而诸侯多少，异世不同。万国者，谓唐虞之制也。武王伐纣，三分有二，八百诸侯，则殷末诸侯千二二百也。至周公制礼之后，准《王制》千七百七十三国，而言周千八百者，举其全数。”又《异义》：“《今尚书》欧阳夏侯说‘中国方五千里’，《古尚书》说‘五服旁五千里，相距万里’。许慎谨按：以今汉地考之，自黑水至东海，衡山之阳至於朔方，经略万里。”从《古尚书》说‘郑氏无駮，与许同。按《易·下系》云：“一君二民，君子之道。二君一民，小人之道。”郑注：“一君二民，谓黄帝尧舜，谓地方万里为方千里者百，中国之民居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夷狄之民居千里者五十一，是中国夷狄，二民共事一君。二君一民，谓三代之末，以地方五千里，一君有五千里之土，五五二十五，更足以一君二十五，始满千里之方五十，乃当尧舜一民之地，故云二君一民。”实无此二君一民，假之以地广狭为优劣也。
天子，百里之内以共官，千里之内以为御。谓此地之田税所给也。官谓其文书财用也。御谓衣食。○共音恭。
＇疏＇“天子”至“为御”。○正义曰：此一节论畿内千里之地田税所共给之事。○注“谓此”至“衣食”。○正义曰：经云“百里之内”者，谓去王城百里，四面相距则二百里。经云“千里之内以为御”者，谓四面相距为千里，去王城四面五百里，二者相互。云“此地之田税所给也”者，依《周礼》有口率出泉，恐此是口率之泉，故云“此地之田税所给也”。知非口率出泉所给者，按《周礼》大府九赋之泉，各有所给，故其职云“关市之赋，以醋荃之膳服。邦中之赋，以待宾客。四郊之赋，以待稍秣。家削之赋，以待匪颁。邦甸之赋，以待工事。邦县之赋，以待币帛。邦都之赋，以待祭祀。山泽之赋，以待丧纪。币馀之赋，以待赐予”，是口率出泉，各有所用也。知“官谓其文书财用也”者，以其称官，是官府所须，故为文书财用。御是进御所须，故为衣食。但官卑亵，故用近物；御为尊重，故用远物，此为殷法也。但未知有口率出泉以否。
千里之外设方伯，五国以为属，属有长。十国以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以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属、连、卒、州，犹聚也。伯、帅、正，亦长也。凡长皆因贤侯为之。殷之州长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帅，色类反，注及下同。卒，子忽反，下及注同。牧音木。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帅，三百三十六长。八伯各以其属，属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老谓上公。《周礼》曰：“九命作伯。”《春秋传》曰：“自陕以东，周公主之。自陕以西，召公主之。”○陕，失冉反，一音古洽反。召，诗照反。
＇疏＇“千里”至“二伯”。○正义曰：此一节论千里之外设方伯及连帅卒正兼二伯之事，各随文解之。○注“属连”至“曰牧”。○正义曰：属是系属，连是连接，卒是卒伍，州是聚居，故云“属、连、卒、州，犹聚也”。伯、帅、正俱是长，但异其名。云“凡长皆因贤侯为之”者，既长诸侯，非贤不可，故知贤侯为之。言因者，因其州内贤侯，非州外别取州牧，则知以贤侯为之，故下《曲礼》以侯为牧。周制牧下有二伯，则侯伯皆得为之，故《诗·旄丘》“责卫伯也”。卫是侯爵，而为州伯。张逸疑而问郑，郑答云：“侯德適任之，谓卫侯之德，適可任州伯也。”然则伯之贤者，亦可进为牧，故《周礼·宗伯》“八命作牧”，注云“谓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专征伐，是伯得为牧也”。郑必知州牧之下，更有二伯者，以《左传》云五侯九伯，服、杜皆为五等诸侯，九州之伯。《郑志》云：“若征五等诸侯九州之伯，何夹辅之有？大公为王官伯，分主自陕以东，不可分为四侯半，故称五侯。四州有八伯，畿内有一伯，故为九伯也。”按《郑志》注《尚书》为八伯，张逸问云：“九州而八伯者何？”郑答云：“畿内之州不置伯，有乡遂之吏主之。”伯即牧也。故《周礼·大宰》云“施典于邦国，建其牧，立其监”，是畿外邦国有牧，畿内不置也。畿内既不置牧，则应无牧下之伯。而立五侯九伯，畿内有一伯者，但比拟畿外应有而言之，其实无也。州长既用贤侯为之，则卒正、连帅、属长，节级用伯、子、男贤者而为之。郑注《曲礼》云“二王之后不为牧”，则殷亦当然。殷既亦有连、属、卒等，则周亦然也。故《诗·旄丘》责卫伯不能修方伯连率之职是也。云“虞夏及周皆曰牧”者，按《尚书·舜典》云“觐四岳群牧”，又云“咨十有二牧“，是虞称牧也。虞虽称牧，亦称伯，故《书传》云“惟元祀，巡此四岳八伯”。按《左传》宣三年云夏之方有德也，贡金九牧”，是夏称牧也。《大宰》云“建其牧”，是周称牧也。故云“虞夏及周皆曰牧”。○注“周礼”至“主之”。○正义曰：“九命作伯”，《大宗伯职》文。“《春秋传》曰”以下，《春秋》隐五年公羊传文。故传云“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处乎内”是也。
千里之内曰甸。服治田，出穀税。○甸，大荐反。千里之外曰采，九州之内地，取其美物，以当穀税。○采，苍改反。当，丁浪反，又如字。曰流。谓九州之外也，夷狄流移，或贡或不。《禹贡》荒服之外，“三百里蛮，二百里流”。○蛮，莫还反。
＇疏＇“千里”至“曰流”。○正义曰：此一节总论畿内畿外九州治田及采取美物，并九州之外或贡或否之事，各随文解之。○注“服治”至“穀税”。○正义曰：定本直云“服治田，出穀税”，无甸字。知甸是服治田出穀税者，按《禹贡》“五百里曰甸服”，下又云“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及秸、粟、米之等，是甸为治田也。○注“九州”至“穀税”。○正义曰：经云“千里之外曰采”，谓规方千里之外，若於王城五百里之外，以殷制言之，中国方三千里，而面别去王城千五百里。今五百里以为畿内，千里之外，惟千里耳。采取美物，故言曰采。周则王畿之外，面别三千里，采取美物，则《大行人》侯服其贡祀物，甸服其贡嫔物，男服其贡器物，采服其贡服物，卫服其贡材物，要服其贡货物是也。○注“谓九”至“里流”。○正义曰：流谓九州之外，或贡或否，流移不定。殷则面别千五百里之外，二千五百里之内，谓之为流。周三千五百里之外，五千里之内为流也。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此夏制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官百”，举成数也。
＇疏＇“天子”至“元士”。○正义曰：此一经论夏天子设公卿大夫元士之数。○注“此夏”至“数也”。○正义曰：以《周礼》，其官三百六十，此官百二十，故云夏制。以夏制不明，更引《明堂位》“夏后氏之官百”以证之，直云百不云百二十，故云“举成数也”。《王制》之文，郑皆以为殷法。此独云夏制者，以《明堂》殷官二百，与此百二十数不相当，故不得云殷制也。记者，故杂记而言之，或举夏，或举殷也。
大国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国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国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命於天子者，天子选用之，如今诏书除吏矣。小国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误脱耳，或者欲见畿内之国二卿与？○选，宣恋反。见，贤遍反。与音馀。
＇疏＇“大国”至“七人”。○正义曰：此一节论夏家天子命诸侯之国卿、大夫及士之数。前既云夏官，此亦夏礼。卿、大夫、士数，五等之国悉同，但大国三卿，并受命於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