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诗与神的对话-外国文学与宗教-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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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途何归
我们已经知道，宗教曾经为外国文学的创作发展提供过强大的精神资源，特别是宗教的信仰内核，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些伟大作品的全部价值尺度。即使是文艺复兴以来反神学思潮的兴起与近代人道主义的勃发，也没有从根本上撼动宗教这根耸立于西方文化中的精神支柱。继文艺复兴之后的宗教改革运动，所以突出了人性中善恶冲突的因素，指出人性中恶的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就其实质而言也是为显示上帝的救赎力量与大能大德给出一个更有力的证据。就其与文学的关系来看，新教思想不仅为全面描述人的丰富性、繁复性拓展了新的可能，更主要的是它进一步奠定与巩固了文学作品的价值根基。然而，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宗教在文学中的信仰功能遭遇到空前的挑战。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现、当代文学中，充满着信仰失落后的苦闷、困惑与孤独。这种信仰失落感是由宗教史上著名的“上帝之死”的事件引发而来的。那个宣布上帝之死的尼采，他所关注的并不是上帝自身的命运，而是上帝之死给西方文化所造成的严重危机。上帝之死意味着那根支撑西方传统文化的信仰之柱嘎然断裂，从而造成人类精神家园的全面荒芜。人首先是精神动物。人性的伟大之处，最主要的是在于它能在最黑暗的岁月里拥有并坚守对神圣价值的信念，犹太——基督教精神信念的产生，就是一个最具说服力的佐证。犹太人虽然遭受到其深重的苦难，但他们对神圣存在的信念，显示出人性的庄严景象与永久魅力。上帝之死的第一个反映是人类精神根基的崩溃，由此而导致了人的精神的永无休止的流浪与漂泊。我们可以从大量的哲学文献与文艺作品中，看到人类失去信仰后到处流浪的图象。这一总体性的精神危机当然会以特有的方式从文学上表现出来。
文学历来是人类精神生命的存在方式。人类精神家园的失落，使得文学感到自身失去了价值根基，感到一直得心应手的表现方式已经无力把握住这个荒原世界，感到笔下的人物形象支离破碎，语言苍白无力。一些敏锐的作家觉得他再也说不出这个世界。卡夫卡虽然拼命写作，却很少想到要发表作品，他认为自己说出的东西不是自己要说的东西，因此在遗嘱中要求别人把他的作品与手稿全部焚毁。然而，不管信仰失落对文学造成多么大的震动，现当代文学对上帝之死的事件仍然是默认的。没有沉痛凄绝的挽歌。二十世纪很大一部分诗人、作家似乎认可了近代理性逻辑的价值，不再容忍那个曾经主宰一切的传统的上帝形象。文学与宗教的巨大裂隙与分离在这个世纪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两者之间那种互相渗透、互相支撑的融洽气氛消失了，双方处在不同路途上的情景被勾勒得愈加分明。文学在这个世纪更强调自我的独立性质，更看重艺术的自主性原则，相信艺术有其自身的特征而区别于其它意识形态门类。但是诗人（作家）们对上帝之死的情感仍然是双重的，一方面是不屑承认有一个统治万物、养育众生的上帝，为艺术的自主性与纯洁性而庆幸；另一方面又感到精神生活中必须有什么东西能值得依赖与寄托，他们为魂无所系、四处漂流的状况深感苦恼。伊利亚德在描述西方文化人的这一心态时写道：“现代西方知识分子对于历史上各种陈旧形式的基督教极为不满，他极力想摆脱先辈的信仰，但这种愿望却伴随着一种奇怪的犯罪感，似乎他自己杀死了一个他不能予以信仰的上帝，但又无法忍受失去这个上帝”。因为相随上帝之死而发生的，是人的神话世界、超验悟性、终极信仰的丧失。在这其间，作家失去的不仅是自我生存的尺度，与此同时，他也失去了感悟人生与把握世界的能力，甚至失去了言语的能力，艺术不能以自己的方式说话，诗人又有何为呢？文学精神资源的枯竭成为诗人、作家焦虑的中心问题。尽管如此，文学对宗教的态度仍是极其谨慎的，它在创作中小心翼翼地避开上帝的字眼。我们根本看不到文学主流向传统宗教复归的轨迹。
虽然宗教的信仰教义对文学的直接渗透已是强弩之末，但在本世纪宗教领域莫过于“神亡”事件对文学的影响之强烈与深刻。可以说，二十世纪宗教对文学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上帝之死”这一事件自身对文学的冲击。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来看，由上帝之死而召唤出二十世纪整个精神文化领域的“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过程中有一个令人瞩目的的现象是，文学作为“上帝之死”的替代品而受到空前的关注，随之而发生的情况是，宗教与文学的关系在人类精神生活中出现了重大的位移，既把宗教置于后景而把文学置于前景。特别是一些神学家与文化哲学家在投身于上帝之死的救亡运动中，纷纷把目光投向文学，甚而把文学放在存在本体论的位置来考察，从而曲折地反映出文学与宗教依然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尼采是把艺术视为存在本体的先驱。他创立了纯粹的审美世界观，认为人的存在在其本质上是美学的、艺术化的。他在《瞧！这个人》一书中写道：“世界的存在，只有当作一种艺术现象时，才被证明是合理的。事实上，全书只承认在所有发生的事物背后一种艺术家思想和艺术家回想，——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说它是一位“神”，不过只是一位没有思想的、非道德的艺术之神，这位艺术之神，无论在创造或破坏中，无论在良善或邪恶中，都希望把握他所享有的宁静的喜悦和支配；当其创造世界时，他解脱了饱满和洋溢的苦闷，解脱了他心中郁结的矛盾的痛苦”。在这段代表性的话中，他把艺术作为人类生存的最终理由。他极其明确地将艺术视为一位“神”，断言正是这位“神”在支配世界的创造与毁灭、人类的正义与罪恶的过程中，享有着自身的宁静与喜悦，昭示出生命的意义。与此同时，他认为只有从艺术的角度看待世界，人才会对生命力的无穷无尽感到无比的欢乐与陶醉。因此，惟有艺术能够把人从痛苦与烦闷中解脱出来，使自身充满无限的活力。这一艺术本体论与审美救赎论，为确立人的生存根据提供了一个新的尺度。
德国早期有神论存在主义者雅斯贝尔斯也注意到诗歌的本体论价值。他说：“借着诗这一媒介，我们以最自然、自足的方式，第一次领悟了环绕着我们的宇宙和内在于我们的世界。当语言把我们卷入新经验的潮流时，我们就转变了。诗唤起我们的想象力，并且不知不觉地在我们心中展开全部内在的意象。只有这些才会使我们紧紧地抓住实在”。在他看来，诗歌中隐匿着一个类同于上帝的终极存在。当我们进入由诗歌创造的世界里，才有可能穿越生活的幻象，抵达存在的实在。雅斯贝尔斯在对悲剧的阐述时讲道：“悲剧能够惊人地透视所有实际存在和发生的人情物事；在它沉默的顶点，悲剧暗示出并实现了人类的最高可能性”。因而他把悲剧看作是一种“给本来毫无意义的毁灭赋予了意味”的活动，并且是“为人类超越其有限的一种方法”。在这里，悲剧的超越功能替代了信仰的救赎功能：“在人面临悲剧的时候，他同时将自己从中解脱出来。这是获得净化和救赎的一种方式。”神学向诗学求援并从诗学中挖掘宗教的信仰功能，是二十世纪宗教与文学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当代存在主义神学家保罗·蒂利希也把神圣信仰从天上降到地上，倾心关注人的存在境遇，认为信仰就是终极关切的存在状态，存在本身就是上帝。这样就把神学的出发点归从于文学的出发点，企图从人的本真存在中找到人的终极根据。
荣格和弗莱这两位学者，分别通过自己的原型批评学说，以独特的视角阐述了文学对宗教隐形的依存关系。在宗教内容对文学的影响已经逐渐减少的情况下，他们把注意力集中于探讨宗教神话的结构，认为神话是宗教与文学的共同因素。荣格认为艺术家努力回溯到神话原型，将它从无意识的深渊中发掘出来，转译为现代语言，它的功能就是为现代社会的畸形化与人的机械化提供最好的精神补偿，从而使人类重新恢复到生存的真实状态之中。在弗莱看来，宗教对文学的影响，是通过神话对文学的作用而实现的，从许多文学作品中可以寻找到神话的原型结构。因此，神话主要是作为一种形式结构的模型而“移位”于文学。在现代社会中，神话仍然是精神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如果没有神话，人类的想象力将会枯竭，心智将会衰退。而文学就是现代人关于精神生活的神话。
二十世纪的文化哲学家们所以把文学抬高到本体论的位置，用以替代“上帝之死”以后的信仰空缺，是因为他们一致发现了诗性存在中的神性存在。对这个问题，本世纪的诗学作出了更为全面与深刻的阐述。二十世纪西方诗学的兴盛同样是在上帝之死的背景下发生的。人类不能长期地失去精神家园，他总是要寻找某种归宿，总是要肯定某种东西。那种因上帝之死而失去的东西。人们希望在诗学中把它找回来。基于上述目的，这种诗学已经不只是文艺理论上的诗学，它更象是一种诗歌神学，因为它关注的仍然是终极性的存在与人性的救赎。阿诺德与理查兹等人认为，诗歌将愈来愈多地取代现代知识分子再不能信仰的超自然的宗教。理查兹甚至断言，只有诗可以救助我们。在海德格尔那里，诗则毫无疑义地被当作思想的源头。他十分明确地说道：“诗是支撑着历史的根基”，因而他在晚年全力“在诗中神思存在”。在这里，诗学成为信仰失落之后对人类精神家园的追问与重构，从其实质看，带有一种神化诗学的意味。
根据现代西方诗学的理论，在诗歌小说中，确实存在着一种超验性的本体存在，它是神秘的，不可企及的，诗人本身就具有某种神性。惟有他能听见那存在的呼唤，传达存在的呼唤，从而在诗歌活动中按照存在的指令，构建一个诗化的本真世界，让万事万物被存在之光照亮，显示出真正属于事物自身的神性存在。因此，诗歌所体现的不是事物的外部状态，相反，它总是通过具体形象，反复指向那个超越于尘世事物与理性法则的神秘存在。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过分注意事物的实用性、功利性，把事物所内含的神秘存在遗忘了，只有诗歌的言说活动，始终铭记着那隐而不昭的神秘存在。海德格尔阐述荷尔德林的诗歌活动，就是一再地揭示出荷尔德林诗联中的神性存在。海德格尔指出，在通常情况下，神是隐而不现的，神对人的呼唤是悄然无声的，它常常淹没在日常生活的一片喧哗嘈杂之中。唯有诗心能在无意义的喧响中听出神的呼唤，觅见神的行踪，写诗就是用自己的目光穿过尘世的迷雾，坚毅而勇敢地仰望天空，从天穹的景观中发现神踪。海德格尔写道：“诗人荷尔德林将一切天空的灿烂景观与每一行进的声响都召唤到歌词之中，从而使它们光彩夺目、悦耳动听。不过，设若荷尔德林是一位真正的诗人，他就不是描绘单纯的天空与大地之景象。诗人荷尔德林在此天空的景观中呼唤那在其自我显示中使那自我隐匿者显示出来的东西。在这为人熟悉的景象中，诗人荷尔德林呼唤那不同于神的东西，那不可见者将自已分散在这东西中以便保持为不可知者。”那不可知的东西，是一种神秘，是那可望可听而不可企及的神性存在。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说，写诗即发现。在诗歌写作中，诗人发现了深藏在天空万象中的神性，发现了被幻象遮蔽着的神的足迹。这一神迹最初是不可见的，但它总会在别的什么东西中闪现出来，写诗就是借助这别的什么东西的形象，诉说那神秘的存在。
这种神秘存在也就是人的本真存在，它不仅是人生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