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12-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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芟呱稀�1957年日本国民收入只有279亿美元，而同期中国为368。8亿美元，日本比中国少89亿美元。到1976年，日本国民收入达到4728亿美元，中国为985亿美元，日本为中国的4。8倍；到了1978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是中国的6。9倍。”＇6＇（P170）此外，十年“文革”、二十年“左倾”使文化教育事业受到极大破坏，大批宝贵人才受到极大摧残，而且少培养大中专毕业生1000多万，增加“上山下乡”知识青年1600万。归根结底，这一时期糟就糟在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实行了一套“左”的路线方针政策，导致了党、国家和人民的巨大不幸。
第三阶段，1978年至2009年的31年也好，或者说更好。好就好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好就好在我们锐意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在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不断形成和发展符合当代中国国情、充满生机活力的新的体制机制，为我国经济繁荣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好就好在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国综合国力迈上新台阶。从1978年到200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亿元增长到30。067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好就好在我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30年是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最快、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从1978年到2008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元增加到15781元，实际增长6。9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34元增加到4761元，实际增长6。7倍；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400多万。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和农村人均住房面积成倍增加。群众家庭财产普遍增多，吃穿住行用水平明显提高。改革开放前长期困扰我们的短缺经济状况已经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在一个占世界人口1/5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取得的摆脱贫困、加快现代化进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胜利。＇7
从统计数据看新中国六十年的曲折历程
朱妙宽
2009年12月 炎黄春秋网刊外稿408
新中国60年来的历史进程表明，我们在过去60年中经历了“好”、“不大好”、“也好”三个发展阶段。过去的60年可以说是前进、停滞、再前进的60年，是成功、受挫、更成功的60年。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为什么讲这个历史？因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1＇（P234、235）从这种艰辛曲折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总结了“十个结合”的历史经验。在欢庆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我们要牢牢记取这些历史经验，乐亦鉴之，哀亦鉴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而自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实现中华民族在新世纪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晋夫。“文革”前十年的中国＇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
＇3＇冯林。21世纪中国大预测＇M＇。 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
＇4＇马立诚 凌志军。 交锋＇M＇。 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
＇5＇世界经济统计简编＇M＇。 北京：三联书店，1974。
＇6＇刘国平。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的比较＇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
＇7＇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8…12…19。
（该文所表述的内容为作者本人观点，与《炎黄春秋》杂志及炎黄春秋网的观点和立场无关。）
大跃进中村办劳动教养
肖 磊
2009年12月 炎黄春秋网刊外稿149
1958年在各行各业大跃进声势的推动下，所谓村办劳动教养（亦称村办集训，下同）也应运而生。当时把村办劳动教养称为“消灭犯罪的创举。”这年3月，中央某部在河南召开了部分省有关人员参加的会议。会议部署了村办劳动教养的任务，说这是劳动教养工作的“大跃进”。“村办劳教是对敌斗争经常性手段之一，对消灭违法犯罪有重要意义。”河南会议上介绍了江苏临汝县，山东汶上县，河北孟县等地开展村办劳教的做法以及取得的效果。会议要求各地进行试点，并在试点基础上全面推广。
河南会议结束后，山东有关部门根据会议要求，选择了当时聊城地区的平原、夏津两县作为村办劳教的试点单位。规定试点时间一般要搞20天，如不解决问题，可延长劳教时间。在村办劳动教养试点中，聊城地委发现劳教现场发生打死人、打伤人的问题，并反映到省委政法部（当时县以上党委均设政法部），他们对村办劳教持怀疑态度。
省委政法部对聊城地委反映的情况非常重视，随即召集省直政法系统十余名工作人员针对村办劳教及聊城地委反映的情况座谈讨论。座谈认为：村办劳动教养是不符合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规定的。国务院规定没有“村办劳教”这一条。无论从劳教的性质、范围、劳教对象、批准权限等方面，都是与劳教规定不相符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规定：只有省、市、自治区以及交通沿线大中城市才能办劳教，而且由这些城市的劳教委员会决定和执行。劳动教养主要是对那些罪行轻微不够判刑的人，目的是为了教育改造。把村办劳教当成经常性对敌斗争手段之一，显然混淆了两类矛盾。
省委政法部考虑到村办劳教试点中出现不正常情况，决定从省直政法部门抽调十余人组成工作组，指定省司法厅一副厅长任组长，于这年的5月中旬先后到达进行村办劳教试点的平原县和夏津县。工作组在这里先后听取了两县公安局长关于村办劳教试点的介绍：平原县村办劳教6千人，夏津县村办劳教8千人，劳教时间均按规定执行。两县公安局长都对村办劳教作了充分肯定。认为试点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很成功，效果很明显。他们说：凡进行劳教的村庄，地富反坏老实了，各种违法犯罪未再发生，封建迷信不见了。一些四类分子还交出了“变天帐”。通过村办劳教，还“缴获”了许多武器。
工作组长先后听了两位局长的介绍，肯定了他们劳教试点成绩和做法，称赞他们的“大跃进”精神。多数工作组员认为：调查没结束，先肯定正确与否不合适，不符合调查研究的步骤，也不符合“实事求是”的要求。大家背后议论组长的做法不符合省委政法部的精神。工作组员按计划要到劳教试点的乡、村进行调查。行前工作组长再三告知工作组员多看成绩，少看缺点，尤其不要多看黑暗面。
工作组员在平原县调查了开展村办劳教试点的双庙乡三个村，在夏津县郑宝屯乡调查了开展村办劳教试点四个村。在这里先后访问了被劳教人员和看押、管理他们的民兵、村干，还走访了曾在村办劳教指挥部工作的部分人员。他们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村办劳教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综合起来主要是：村办劳教成为村干部惩罚群众的手段。对有缺点的群众（如迷信活动等）用劳教的办法解决。对给干部提意见的，也找借口劳教。对四类分子，不论守法和违法，除病老残幼，一律劳教。对懒汉二流子，神汉巫婆，取神水神药的，打架斗殴的，不服从领导的，不加入合作社的；还有当过汉奸兵的，当过国民党兵的；还有国民党员；三 团员；有海外关系的；都列入村办劳教。
在劳教对象的批准权限上，规定由劳教指挥部决定（即如此，也属非法），实为村干部说了算。村干部指名谁被劳教，就算批准了。
劳教的手段甚为残酷。凡被定为须劳教的人，即通知其携带劳动工具食物到治河工地集合。他们在民兵、干部看押、管理下，挖土、挖泥、加深河道。为了免得民兵、村干看押、管理本村的人破不开情面，他们采取甲村看押管理乙村，乙村看管甲村的办法。被劳教人员每昼夜劳动十七八个小时，其余时间是大会、小会坦白检举。劳教指挥部把多年未破的积案公布劳教工地，让每个被劳教人员对号挂钩、坦白检举。对一些没有坦白、没有检举的人，抓几个典型，大小会批斗，反复追逼。有的乱编乱造，屈打成招。有的申辩冤枉，被扣上个“顽固不化”对抗劳教的帽子，五花大绑游劳教工地，然后送劳教指挥部反复审讯，迫使交待解放以后作了多少案。1950年夏津县郑宝屯乡一农民被盗耕牛一头，8年未破案。此次村办劳教中被列为应破的积案，在8千人的劳教土地上全面追查。在打骂、追逼之下，竟有80多人招认偷牛。等劳教试点结束，招认偷牛者全部翻供。因无可靠证据，只好再挂起来。
村办劳动教养被当作破案手段。在20多天的村办劳教中，用发动坦白检举的方法，共获得各种“违法犯罪”材料4万余条，多是互相揭发互相编造出来的。大量的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连治安案件也不够。劳教试点结束后，这些材料扔在劳教指挥部办公室堆了一桌子，无人过问。后来听说这些材料无法插手调查，不了了之。
平原、夏津两县村办劳教试点中，都追交四类分子的“变天帐”。最初，他们再三申辩“没有变天帐”，看管的民兵、村干说：“不交变天帐批斗没有完，别想回家。”四类分子在如此逼迫之下，回到家中拿出“变天帐”。工作组在指挥部办公室看到几份所谓“变天帐”，有的写：“从前想变天，现在政府教育好了，没有变天思想。”也有写：“变天没有好下场。”这些所谓的“变天帐”都是劳教时的口气，且纸墨笔迹都是新鲜的，显然是现写的。工作组访问他们时，回答：“不交上不让走，还要挨批斗，才回家现写的。不识字的找人代写，不交上天天逼。”
劳教工地上，许多被劳教人员难忍干部、民兵的折腾，不断发生逃跑。民兵在追赶逃跑者时随便开枪，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打伤。还有不少人因劳累过度、饥饿、疾病等原因，已奄奄一息，非正常死亡时有发生。在被劳教人员中流传着：“跑了，跑了，不跑没了”的顺口溜。结束劳教试点时，两个县的劳教工地上，由于各种原因，剩下的人员不足一半，能干活的更少。
让两个县的劳教试点主持人最满意的是“缴获”了一些武器。工作组曾检验过这些武器，都是掉了零件的破旧步枪，是一些乡武装部集中起来准备统一修理的。此前地委工作组也检查过这些破旧步枪，没听说被劳教人员交出过武器。
工作组员本着“实事求是，有多少问题谈多少问题”的要求，向组长作了汇报。组长认为不符合他“多谈成绩，少谈问题”的想法。尽管政法部要求“实事求是”，但他认为“多说成绩保险，多谈问题危险。”他认为村办劳教是上面布置的，又是“大跃进”时期，因此要“多肯定成绩，缺点是一个指头的问题”。组长与多数组员认识不一致。组长背着历史问题压力，怕抓辫子。因此紧紧把握住“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说话、办事的套路。曾对人说：“只要牢记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就不会犯错误。”
工作组长按照“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思路，准备了向聊城地委的汇报提纲。地委安排第二书记兼专员赵新亭同志听汇报。了解赵新亭的人都知道他是按政策、法律办事的人。在省委工作组汇报前，他对平原、夏津两县村办劳教试点情况了如指掌，并与省委政法部领导谈了看法。工作组长根据“村办劳动教养是经常性对敌斗争手段之一”的指导思想，先充分肯定村办劳教取得的巨大成绩，存在的缺点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他特别强调了村办劳教“缴获”了大批武器。赵专员听到所谓“缴获”大批武器时，立即打断汇报说：什么缴获大批武器，地委已做了调查，都是民兵用坏了的破烂枪支，收起来准备修理的，成了”缴获”了。地委早就知道没这回事，骗骗地委罢了。
汇报未再向下进行。赵新亭专员继续说：他们搞村办劳教没有向地委报告。听说打死人了，地委派人做了调查，才知道那里违法乱纪那么严重。不客气地说，村办劳动教养是违法的。我亲自去劳教现场看了看，见那里黑压压的一片人，我问那里的干部，那么多人是做什么的？他们回答是搞村办劳教的。我又问，搞村办劳教怎么还持着枪，又打又骂，还用枪托子捣呢？这不和二鬼子押着老百姓挖壕沟一样么！两个县集中一两万人，逼着他们每昼夜劳动十七八个小时，还要坦白检举，坦白检举不够“标准”的，大会批，小会斗，又打又骂。有的人被逼的走投无路，上吊自杀。最可恨的是民兵在追赶逃跑的被劳教人员时，随便开枪，有的的被打死，有的被打伤。人命关天，把这样的严重事件说成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据地委调查组不完全统计，两个县在村办劳教中，被打的3千多人，其中被打伤1千多人。开枪打死、打伤12人（其中死亡5人），因殴打致死18人。现在一说“大跃进”，就不要政策法律了。劳动教养，本来是对那些失足者以挽救教育为目的，而他们搞的村办劳教成了惩罚群众的手段。不分青红皂白，想劳教谁就劳教谁。“劳教”成了吓唬群众的大棒。有的群众说，“听见劳教打哆嗦。”管劳教的干部说：“被劳教的没好人。”这话很荒谬。有的群众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绝不可对他们劳教。干部也有不同的缺点，是不是也劳教呢？对四类分子，只要他们不违法犯罪，也不能随意劳教。说“村办劳教是对违法犯罪釜底抽薪，是从根本上消灭犯罪。”此话我不敢相信。消灭犯罪是长期的斗争任务，搞一阵子村办劳教是消灭不了犯罪的。把我的看法和省委王部长通了电话，他支持我的观点。地委几个书记都认为搞村办劳动教养是与政策法律不符的。这种劳教是那里发明的？有的人脑子发热，乱来，甚至是非颠倒。高唐县一民兵开枪打死偷吃苜蓿草的群众。饥饿争食，何况争的是喂牲畜的草。要处理这个民兵时，县公安局长说：“要保护民兵的积极性。”开枪打死无辜百姓的人，还要受保护，这是哪家的法律？对打死人，打伤人的，要坚决依法处理。劳教工地上打伤人、打死人的，要坚决依法惩办。政法队伍要整顿纪律，严格执行法律，否则会无法无天。我说的这些话可能于“风向”不对头，但我认为于事实法律政策对头。
大跃进中村办劳动教养
肖 磊
2009年12月 炎黄春秋网刊外稿150
工作组结束了调查，向省委政法部汇报了平原、夏津两县村办劳教试点的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