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论[1].克劳塞维茨-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然而我们更不能说；1812　年战局本来应该取得与前几次战局相同的结果，其所以没有取得这种结果是某种不合理的原因造成的，因为我们不能把亚历山大的顽强看成是不合理的。
　　比较恰当的说法是，拿破仑在1805、1807和1809年对敌人的判断是正确的，而在1812年对敌人的判断是错误的，在前几次战局中他做对了，而在1812年他做错了。我们所以这样说，因为结果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我们说过，战争中一切行动追求的都只是可能的结果，而不是肯定的结果。那些不能肯定得到的东西，就只好依靠命运或者幸运（　不管把它叫做什么）去取得。当然，人们可以要求尽量少地依靠幸运，可是，这只是对某一具体场合说的，也就是说，在具体场合可以尽量少地依靠命运或幸运，但并不是说不确实性最少的场合总是最好的。假如要这样说，那就同我们的理论观点有极大的抵触。在有些场合，最大的冒险倒表现了最大的智慧。
　　在当事者不得不依靠命运的情况下，他个人似乎既没有任何功劳，也不负任何责任。尽管如此，当我们看到他的希望实现时，就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看到他的希望落空时，又会感到不愉快，我们根据结果作出的（　更确切地说是从结果中找到的）　对当事者正确与否的判断，正是我们这样一种感觉的表现。
　　但是，不能否认，当事者的希望实现时所以令人兴奋，落空时所以令人不快，这是由于存在着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似乎凭幸运得来的结果和当事者的天才之间有一种微妙的、不易看出的联系，而且我们也很乐意设想这种联系确实是存在的。如果一个当事者经常胜利或失败，我们对他的感觉就逐渐加深而变得更为固定了，这就为上述见解提供了证明。从这里可以看到，为什么幸运在战争中要比在赌博中高贵得多。一个幸运的统帅只要在其他方面没有损害我们对他的好感，那么我们就乐意考察他的事迹。
　　因此，在批判时，当人的智力所能推测和论证的一切都已考虑过以后，凡是深藏于事物之中的神秘联系没有通过明显的现象表现出来的那一部分，就只能让结果来说明了。批判者一方面应该维护这种根据结果进行的判断，使它不受粗暴意见的非难，另一方面应该反对滥用这种判断。
　　凡是人的智力所不能确定的东西必须根据结果进行判断。在确定精神力量及其作用时主要就是采用这种判断，这一方面是因为智力对它们很难作出可靠的判断，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同人的意志的关系很密切，很容易左右意志。如果是恐惧或勇气左右了决心，那么在决心和它们之间就找不出任何客观的东西，因而在凭智慧和推测来判断可能的结果时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作根据。
　　现在我们还必须对批判的工具，即批判时使用的语言进行一些考察，因为批判时使用的语言同战争中的行动是一致的。批判无非是一种思考，它和行动以前应该作的思考是干样的。因此，我们认为，批判时所使用的语言和战争中的思考具有同样的特点，这一点特别重要，否则，它就会失掉实际意义，不能成为使批判走向现实的桥梁。
　　我们在考察作战理论这一问题时已经说过，理论不应该给指挥官提供死板的条文和体系作为他们智力活动的工具，理论应该培养战争中指挥官的智力，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培养过程中起指导作用。如果说在战争中判断某一具体情况时，不需要也不允许象几何学那样使用补助线，如果说在这里真理不是以体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如果说真理不能间接地发现，只能直接地由洞察力发现，那么在批判的考察中也应该如此。
　　我们已经看到，凡是事物的性质必须用烦琐冗长的道理才能确定时，在批判时就不得不依靠理论上已经确定了的有关真理。当然，在战争中当事者遵循这种理论上的真理时，只是深刻地领会这些真理的精神，而不把它们看作外在的、僵硬的法则。同样，在批判中也不应该把这种真理当作外在的法则或使用时完全不必重新阐明其正确性的代数公式来使用，而应该领会真理的精神，至于更精确和更详尽地证明这些真理，那可以由理论去进行。这样，批判时就能避免使用隐晦不明的语言，就可以运用简洁的语言和清楚明白的观念当然，批判者在表达时不是经常能完全做到这一点的，但是他应该努力这样做。在表达时应该尽量避免运用复杂的词句和概念，决不要把补助线当作万能的工具来使用，必须让不受任何体系限制的洞察力来阐明一切。
　　然而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只在极少数的批判考察中能够看到这种虔诚的努力〈如果容许用这个词的话〉，而在大多数的考察中，由于某种虚荣心的驱使，却充满了炫耀自己博学多才的现象。
　　在批判中常见的第一种弊病是，把某种片面体系当作金科玉律，把它们滥用到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这类体系的片面性是不难指出的，而且一经指出，它那法官式的威严就破产了。在这里我们只牵涉到一定的对象。；这样片面的体系为数毕竟不多，因此危害也不大。
　　另一种较大的弊病是滥用名词、术语和比喻，它们就象众多的宫庭侍卫一样尾随于各种体系之后，又象不法暴徒和散兵游勇一样，到处横冲直撞。虽然有些批判者对任何一种体系都不满意，或者没有完整地学会任何一种体系，因而还不能完整地使用一套体系，但是他们有时仍然想从这些体系中至少抓住一鳞半爪，作为指出某一统帅行动的缺点的根据。他们中间大部分人如果不到处从军事理论中抓住一些片断当作根据，就根本不能进行批判。这些片断中最小的就是术语和比喻，它们往往只被用作批判的论述的点缀品。一切原属于一定理论体系的名词术语，一旦从原来的体系中被抽出来，当作一般的公理使用，或者当作比普通语言更有说服力的真理的小结晶体使用，那么，它们就会失去其原有的正确性，这是很自然的事。
　　因此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理论书籍和批判书籍不是运用朴实，简单的思考方式；使作者至少还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使读者还了解自己读的是什么，而是与此相反；充满了涵义不明和易生歧义的名词术语；以致读者和作者的理解很不一致。但是，更坏的是名词术语往往只是些毫无内容的空话，甚至连作者自己也不清楚想用它们说明什么，他们安于模糊的观念，而在通常的用语中，这些观念是连他们自己也不会满意的。
　　在批判中常见的第三种弊病是滥举史例，炫耀自己博学多才。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历史对军事艺术起什么作用，下面我们还想用专门的章节谈谈对举例和战史的看法。　一个史实如果未经深入研究便加以引用，那么也可能被人用来证明完全相反的观点。如果从相隔很远的时代和国家中，从极不同的情况中抽出三、四个史例拼凑在一起，往往只能引起判断上的模糊和混乱，丝毫也不会有说服力。因为，仔细地把它们考察一下，就可以看出它们是没有用处的，只不过是作者用以显示自己博学多才而已。这些模模糊糊、似是而非、混淆不清、随意杜撰的概念对于实际生活有什么好处呢？　几乎没有什么好处。理论只要用了这样的概念，就始终同实践是对立的，就往往受到能征善战的将帅的嘲笑。
　　但是，如果理论能够切实地考察作战的各种问题，确定能够确定的东西，用简洁的语言加以表达，能够避免滥用科学形式和历史引证粉饰自己，能够真正重视事实，能够联系在战场上依靠洞察力指挥作战的人，那么理论就不致产生上述种种弊病了。
　　　　　　　　　　　第六章　关于史例
　　史例可以说明一切问题，在经验科学中，它们最有说服力。尤其在军事艺术中更是这样。香霍斯特将军写了一本手册，对真正的战争作了最好的叙述，他在手册中，认为史例在军事艺术中是极为重要的，而且他令人钦佩地运用了史例。
　　如果他不死于那次战争的话，就能把《炮兵手册》第四部分修改完毕，给我们提供一个更为出色的证明，说明他是以怎样的研究精神从经验中吸取教训的。
　　但是，一般的理论著作家很少能这样运用史例，他们运用史例大多不但不能帮助读者，反而会妨碍读者对问题的理解。因此，我们认为注意正确地运用史例和防止滥用史例是很重要的。
　　作为军事艺术基础的各种知识，无疑都属于经验科学。因为，虽然这些知识大部分是通过对事物的性质的认识而获得的，但这些事物的性质多半只有通过经验才能认识。而且，这些知识的运用方式在各种具体情况下是有变化的，因此仅仅根据手段的性质，决不可能完全认识其作用。
　　火药，这种现代军事活动的巨大的动力，它的作用是通过经验才认识到的，而且人们现在还在不断地通过试验作更进一步的研究。弹丸由于有了火药，其速度可以达到每秒一千叹，它可以杀伤它所碰到的任何生物，当然这是不言而喻的，是无需再通过经验就可以知道的事情。但是更精确地决定这种作用的还有数以百计的其他条件，其中有些条件只有根据经验才能认识。而且，物质作用并不是我们唯一应该注意的问题，精神作用也是我们应该探讨的，而要认识精神作用并给予评价，除了根据经验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方法。在中世纪，当火器刚刚发明时，由于构造不够完善F　它的物质作用自然比现在要小得多，但是精神作用却比现在大得多。要想了解一支在危险中久经锻炼、通过多次胜利而对自己有最高要求的军队能够做些什么，就必须看到拿破仑在东征西讨时所培养和指挥的那些军队在猛烈的炮火中表现出来的顽强性。人们单凭想象是决不会相信这些的。另一方面，经验还告诉我们：　在欧洲军队中现在还有一些几发炮弹就能打乱的军队，如鞑靼人的、哥萨克人的和克罗地亚人的军队就是这样。但是任何一种经验科学，都不能使自己提出的真理总有史例作证，因此军事艺术的理论也是这样。这一方面是由于每一个真理都用史例作证时过于烦琐，不可能做到，另一方面是由于用单个的现象也难以论证经验。如果在战争中发现某种手段极为有效，那么这种手段就会被反复使用。由于此行彼效；这种手段就可能流行一时。这样；这种手段就通过经验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并在理论中占有了地位，在这种场合，理论只是一般地引用经验说明手段的由来，并不加以论证。
　　但是，如果要引用经验来否定某种常用的手段，指出值得怀疑的手段，或者介绍一种新的手段，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时必须从历史中举出实例来作证明。
　　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一下史例的运用，那么很容易发现运用史例有四个着眼点：第一、用史例可以单纯说明某种思想。在一切抽象的考察中；作者的思想很容易被人误解或者根本不为人们所理解，如果作者担心发生这种情况，就可以引用史例来说明自己的思想，以保证读者能正确理解作者的原意。
　　第二、用史例可以帮助说明某种思想的运用，因为引用史例可以指出细小问题的处理情况，而在一般地叙述一种思想时不可能把这些情况完全包括进去。这也正是理论和经验之间的区别。上述两种情况是纯粹的举例，下面两种情况则是用作证明。
　　第三、用史实可以证明自己的论点。如果只是想证明某种现象或结果的可能性；那么使用这种方法就够了。
　　第四、通过详细叙述某一史实或列举若干史实可以吸取某种教训，这时，史实本身就为吸取教训提供了真正的证明。
　　作第一种使用时，大多只要简单地提出事例就够了，因为人们只是使用事例的一个方面。在这里，甚至事例的历史真实性都是次耍的，举一个虚构的例子也未尝不可。不过史例总是具有优点的，它比较实际，能使它所说明的思想更接近实际生活。
　　作第二种使用时，必须比较详细地叙述事例，不过正确性在这里也是次要的，但我们也要作同前一场合相同的说明。
　　作第三种使用时，大多只要举出确凿无疑的事实就够了。如果有人提出一个论点，认为筑垒阵地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那么只要举出崩策耳维次阵地这个例子就可以证明这个论点了。
　　但如果叙述某种历史事实是要证明某种一般的真理，那么就必须确切而详尽地阐述同这个论点有关的一切，必须把史实毫无遗漏地展示在读者的眼前。这一点做得越差，证明力就越小，就越需要通过许多事实来弥补一个事实证明力不足的缺点；因为人们有理由相信；无法叙述一个事实的详细情况时，可以引用一定数量的事实来补救。
　　如果想用经验证明骑兵配置在步兵后面比配置在翼侧为好，那么只举几次骑兵配置在翼侧遭到失败的会战和骑兵配置在步兵后面获得胜利的会战是不够的；如果想要证明，在没有掌握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无论在会战中还是在战区内，也就是说；无论是战术上还是战略上；分几路纵队深远地包围敌人都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只举利佛里会战或瓦格拉术会战的例子，或者只举1796年奥军向意大利战区的进攻或同年法军向德意志战区的进攻的例子是不够的；为了证明这些，还必须叙述当时的一切情况和具体过程，说明上述配置形式和进攻形式是如何严重地造成了不利的结局。
　　这样，就可以看出这些形式应该否定到什么程度，这一点必须明确，因为一概加以否定无论如何是有损真理的。
　　上面我们说过，当不可能详细叙述一个事实时，可以用若干实例弥补证明力的不足，但是不能否认，这是一个经常会被人滥用的危险的办法。有些人不去详细地叙述一个事实，只满足于简单地提出三、四个事例，这就造成了一个似乎很有证明力的假象。要知道，对有些经常反复出现的事情举出一打实例也证明不了任何东西；因为别人同样也可以很容易地举出一打结果相反的实例来反驳。如果有人给我们举出一打多路进攻遭到失败的战例，那么我们也可以给他举出一打用同样打法获得胜利的战例。由此可见，这样做不可能得出任何结论。
　　如果考虑到上述各种不同的情况，那么就可以知道滥用实例的现象是多么容易出现。
　　如果不是从各个方面详细地叙述一个事件，而只是简单地提示一下，那么这个事件就好象是从远处看到的东西，各个部分都分别不清，从各方面来看，它的外部形状都是相同的。这样的实例，事实上对相互对立的两方面意见都可以证明。对道恩指挥的几次战争，有些人认为是深谋远虑，谨慎周到的范例，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是优柔寡断、踌躇不前的例子；1797　年拿破仑越过诺里施阿尔卑斯山的进军，可以看成是英勇果断的表现，也可以看成是真正鲁莽的行为；1812　年拿破仑在战略上的失败，可以说成是过于勇猛的结果，也可以说成是勇猛不足的结果。这些不同的意见确实出现过，人们也很容易理解，这些不同意见是由于人们对事物间的联系持有不同的看法而产生的。但是这些彼此对立的意见不可能都是正确的，其中必然有一方面意见是错误的。
　　我们十分感谢杰出的弗基埃尔在他的回忆录中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史例，因为他不仅给我们保留下了许多可能埋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