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论[1].克劳塞维茨-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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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日行程的最低标准，舍营对迅速集中是不会有什么不利的。
　　在敌前（　用术语说）　，也就是在双方前卫之间的距离不大的情况下，前卫和前哨的兵力和位置应该根据舍营地区的大小和部队集中所需要的时间来决定。或者，如果前卫和前哨的兵力和位置是根据敌情和其他情况决定的，那么，舍营地的大小反而应根据前方警戒的抵抗能赢得多少时间来决定。
　　至于应该如何看待先遣部队的抵抗，我们在本篇的第，三章中已经谈过了。从先遣部队的抵抗时间中，必须扣除传达命令和部队准备出发的时间，剩下的时间才是向集中地点行军可能利用的时间。
　　最后，为了在这里把我们的观点概括成为一个符合一般情况的结论，我们想指出，如果舍营地的半径相当于前卫的派出距离，而且集中地点大致位于舍营地的中央，那么，在前卫抵抗敌人所赢得的时间中，可以用来传达命令和部队准备出发的时间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够用的，甚至不用烟火信号、炮声信号等传达命令，只用递骑传令（　只有这种方法才是十分可靠的）　也是如此。
　　因此，当前卫的派出距离为三普里时，大约有三十平方普里的地区可供舍营。在中等人口密度的地区，这样大的面积上大约有一万户人家，军队如果有五万人，除去前卫，每户人家大约要容纳四人，因而是很舒适的。军队的人数如果多一倍，每户也只不过容纳九人，这样的舍营也不能算是十分拥挤的。与此相反，如果前卫的派出距离不能超过一普里，那么舍营地的面积就只有四平方普里，这是因为，尽管前卫赢得的时间不会随着前卫派出距离的缩短而按同样的比例减少（　前卫的派出距离为一普里时，可以指望赢得六小时的时间）　，但是，在同敌人相距这样近的情况下，却不得不加强戒备。在这个面积内，只有居民十分稠密时，五万人的军队才能勉强找到舍营的地方。
　　从这里可以看出，可供一万至二万军队在一起舍营的大城镇或者比较大的城镇起着怎样的决定性作用。
　　根据这个结论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距离敌人并不太近，而且派遣有适当的前卫，那么，即使面对集中的敌人也依然可以舍营。1762年初腓特烈大帝在布勒斯劳，1812年拿破仑在维帖布斯克都曾这样做过。但是，即使由于我们距离集中的敌人相当远，而且已经采取了适当的措施，因而不必担心军队集中时的安全，我们也决不能忘记：一支军队仓卒集合时是作不了别的事情的，它没有立刻利用当时情况的能力，因而大部分作战能力得不到发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只有在下述三种情况下军队才可以完全进行舍营：（1）　敌人也在舍营；（2）　根据部队的状况绝对有舍营的必要；（3）　部队当前的任务仅限于防守坚固的阵地，只要求部队能够及时在阵地集中。
　　关于舍营的军队的集中的问题，1815年战局提供了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例子。齐滕将军率领三万人担任布留赫尔军团的前卫，配置在沙勒尔瓦附近，离开军团预定的集中地点桑布勒弗只有二普里。这个军团最远的舍营地离开桑布勒弗约有八普里，也就是说，舍营地的一端越过了锡内，另一端直到列日。尽管如此，越过锡内舍营的部队在林尼会战开始前数小时已经到达集中地点，而在列日附近舍营的部队（标洛军），如果不是因为偶然情况和通信联络不当，也是会及时到达的。
　　普鲁士军队这样舍营，对军队的安全无疑是考虑得不够的。但是，必须说明，普鲁士军队这样舍营时，法国军队已经在广大地区上舍营了，因此普鲁士军队的错误只在于，当他们接到情报，知道法军已经开始运动和拿破仑已经到达军中时，没有立刻改变原来的配置。
　　但是，普鲁士军队在敌军开始攻击前有可能在桑布勒弗集中这件事情，终究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布留赫尔在14日夜间，即在齐滕将军真正受到敌人攻击以前十二小时，就接到了敌人前进的情报，已经开始集中他的部队。但是，当齐滕将军于15日上午9　时已经同敌人激战时，在锡内的提尔曼将军才刚刚接到向纳缪尔开进的命令。提尔曼不得不先以师为单位集中自己的军队，然后行军六普里半到达桑布勒弗，这一切是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完成的。假如标洛将军能及时接到命令，就也可能在同一个时刻到达。
　　拿破仑并没有在16日下午2　时以前对林尼发起攻击。
　　他担心一方面要对付威灵顿，另一方面要对付布留赫尔，换句话说，兵力不足使他行动缓慢了。由此可见，在比较复杂的情况下，甚至最果断的统帅也难免要谨慎地试探，因而会行动迟缓的。
　　这里研究的问题显然有一部分属于战术范围而不属于战略范围，但是，为了避免论述不清，我们宁愿超出范围多讲一些。
　　　　　　　　　　　　第十四章　给养
　　在现代战争中，给养的重要性比以前大得多，其原因有二。第一个原因是，现代的军队一般比中世纪甚至比古代舶军队庞大得多。虽然从前偶尔也有一些国家的军队在人数方面等于或者远远超过现代的军队，但那是很少见的、暂时的现象，与此相反，在现代的战史中，即自路易十四以来，各国的军队却一直都是十分庞大的。第二个原因更为重要，而且是我们时代所特有的，这就是现代战争的内部联系更为紧密，作战的军队必须经常处于战斗准备状态。在古代，大多数的战争是由一些单个的、没有联系的军事行动构成的，各次军事行动之间都有间歇，在这些间歇中，或者战争实际上已经完全中止，只在政治上还可以说存在战争，或者双方军队往往相隔很远，各自从事自己需要的事情，可以不必顾虑对方。
　　现代战争，也就是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①以来的战争，由于各国政府的欲望强烈，已变得更有规则、更有联系了。
　　战争的目的高于一切，因而要求在给养方面有一些能够处处满足它的需要的制度。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战争虽然有时也曾接近于完全中止而双方处于长期休战的状态，即定期地进行冬营，但是冬营总是从属于战争目标的。当时，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取得部队的给养，而是因为季节·不好。
　　随着夏季的到来照例要结束冬营，因此，至少在良好的季节中，需要采取不间断的军事行动。
　　①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三十年战争（1618　——1648）　结束时签订的和约。
　　——译者。
　　在这方面，也象在其他方面一样，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过渡，从一种行动方式向另一种行动方式过渡，总是逐步实现的。在反对路易十四的战争中，联军为了便于取得给养，曾经常常把部队派到遥远的地区去冬营，而在西里西亚战争中，就再没有这种现象了。
　　军事行动主要是在各国以雇佣兵制度代替了封建义务兵制度以后才开始变得有规则、有联系的。这时，封建义务已改变为赋税，人身服役或者已经完全取消，代之以募兵制，或者只用于最下层的民众，而对贵族来说，人身服役已代之以赋税，即人头税（　象目前在俄国和匈牙利还实行的那样）　。我们在别处已经说过，不管怎样，这时的军队已经变成了政府的一种工具，它主要的基础是国库或政府的收入。
　　军队的建立和兵员的补充发生了变化，军队的给养也必然发生同样的变化。如果有些阶层的人为了免除当兵的义务已经缴纳了赋税，那么就不能再简单地让他们负担军队的给养了。因此，政府、国库必须负担军队的给养，而且在本国内也不应该再由地方负担军队的生活费用。政府必须把军队的给养看作完全是自己的事情。这样，军队的给养由于两个原因而变得更加困难了，一方面，给养已成为政府的事情，另一方面，军队却必须经常接近敌人。
　　这样，不仅形成了一个从事战争的、专门的阶层，而且还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军队给养制度，而且这种制度正在尽可能地趋于完善。
　　给养用的粮食，不论是采购来的还是国家领地缴纳的，不仅都要由远方运来，储存在仓库里，而且还要由专门的运输队从仓库运送到部队，在部队附近由专门的面包房烤成面包，然后由部队的运输队从面包房把面包运走ｕ4　。我们所以考察这种制度，不仅因为它可以说明实行这种制度的战争的特点，而且也是因为这种制度决不会完全废止，其中的个别部分将会一再被人采用。
　　这样，军事组织就有逐渐摆脱对国民和地方依赖的趋向。
　　结果，战争虽然因此而变得更有规则，更有联系，更加从属于战争目的，也就是更加从属于政治目的了，但它的运动却受到更大的限制和束缚，它的威力却大为减弱了。军队由于依赖仓库和受到运输队活动范围的限制，在一切活动中很自然地都要考虑尽量节约给养。只能吃到可怜的一小块面包的士兵，往往会象一个幽灵似的到处摇幌，而且在、这种挨饿的时刻，往往又没有任何改变这种状况的希望来安慰他们。
　　如果有人认为士兵得到这样可怜的给养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并且只看到腓特烈大帝依靠这种缺乏给养的士兵完成的事业，那么他就不是公正地看待这一问题。能忍饥挨饿的确是士兵的最重要的美德之一，如果没有这种美德，军队就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武德。但是，忍饥挨饿必须是暂时的，只能是迫于环境，不能成为一种可怜的制度，不能是对部队的需要进行抽象地苛刻地计算的结果。否则，每个士兵的体力和精神一定会不断地受到削弱。我们不能把腓特烈大帝用他的军队获得的成就作为标准，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对方采用的也是这种给养制度，另一方面，假如条件允许他象拿破仑那样供养自己的军队，我们不知道他能做出多少更伟大的事业来。　　　　人们从来不敢把这种复杂的给养制度用到马料的供应上，因为马料的需要量大，在运输上有更大的困难。一日份饲料比一日份口粮大约重十倍，军队中的马匹又不止人数的十分之一。现在，军队中的马匹是人数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而在以前则是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也就是说马料比口粮重三倍、四倍或者五倍。因此，人们力图用最直接的方法，即就地抢掠的方法来满足这种需要。但是，这种方法使作战受到另一种很大的限制：一方面，采用了这种方法军队就主要地只能在敌国领土上作战，另一方面，采用了这种方法军队就不能在一个地方久留。在西里西亚战争时期，就已经很少采用这种方法了，因为人们发现用这种方法能使地方遭到很大的破坏和消耗，远不如采用就地征收和强征的方法能更好地满足需要。
　　法国革命时民众力量又登上了战争舞台，这样，只依靠政府的财力就显得不够了。以这种有限的财力为基础并以这种有限的财力为保障的整个军事制度被粉碎了，从而我们在这里讨论的这个部分——给养制度，也随着整体崩溃了。革命的领导人并不怎么关心仓库，更少考虑象精密的钟表一样的给养组织（　这种组织象钟表的齿轮一样推动着一级级的运输队）　。他们把士兵送上战场，驱使将军进行会战，要他们通过征收、劫取和掠夺取得所需的东西来供养、加强、鼓舞和刺激军队。
　　拿破仑进行的战争以及反拿破仑的战争都处于上述两种极端之间，也就是说，在这个时代的战争中，两种方法中的任何手段只要适用就被采用。今后，恐怕仍然是如此。mpanel（1）；
　　现代军队在取得给养方面，尽量利用当地所能供应的一切，而不考虑它的所有权。方法共有四种：屋主供养、军队强征、正规征收和仓库供给。这四种方法通常是综合使用的，但通常以某一种方法为主，有时也只采用其中的一种。
　　一、屋主供养或村镇供养，这两者都是一样的。一个村镇，即使象大城镇那样居民都是消费者；　也一定存有几天的粮食，因此很明显，即使是居民最稠密的城镇，不需要特别筹备也能供养大约同居民人数相等的部队吃一天，如果部队的人数很少，就可以供养几天。这样，在相当大的城镇中，可以取得相当令人满意的结果，一支人数相当多的部队可以在一个地点取得给养。在一些较小的城镇或农村中，却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在这里，一平方普里有三四千居民就算人口相当稠密了，它只能供养三四千人，所以人数多的部队必须分散到很广阔的地区去舍营，这样，就很难照顾其他条件了。但是在农村，甚至在一些小城镇中，战争极为需要的给养品的数量却多得多。一户农民的面包储存量，一般说平均起来可供全家八天到十四天食用，肉类每天都能得到，蔬菜通常可以吃到下届收获期。因此，在还没有驻过军队的地方，居民供养相当于自己三倍到四倍的军队食用数日是没有困难的，这个结果是令人满意的。由此可见，如果一个三万人的纵队不能在较大的城镇宿营，那么它在每平方普里平均有二三千人口的地区宿营时大约需要四平方普里的地区，即每边宽二普里的地区。因此，一支九万人的军队（　其中大约有七万五千人是战斗人员），如果分三个纵队并列前进，在有三条道路的情况下只要有六普里的·正面就够了。
　　如果有几个纵队先后进入这个地区舍营，虽然地方当局必须采取特别措施，但不致因为增加一天或几天的需要晶而感到困难。因此，即使驻九万人后又有同样多的军队在第二天到达，后来的军队也不会有什么困难，两天的军队加在一起，已经是一支有十五万名战斗人员的相当大的军队了。
　　至于马匹的饲料，困难就更少了，因为饲料既不需要磨碎又不需要焙烤，在农村中，农民为自己的马匹储存的饲料可以一直用到下届收割期，因此，即使军队在厩舍饲养牲畜很少的地方宿营，也不会缺乏饲料。当然，饲料要由村镇供应，而不是由屋主供应。此外，在组织行军时人们显然应该考虑到地区的性质，不要使骑兵恰好到工商业城市和地区去舍营。　　　　从上述粗浅的考察中可以得出结论：在中等人口密度的地区，即每平方普里约有两千到三千居民的地区，一支拥有十五万名战斗人员的军队在不妨碍共同战斗的条件下有，限度地分散宿营时，通过屋主和村镇供养就可以取得一两天的给养。也就是说，这样的一支军队连续行军时，即使没有仓库及其他给养准备也是可以维持的。
　　法国军队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在拿破仑指挥下的行动，就是以这个结论作依据的。他们从阿迪杰河向多瑙河下游和从莱茵河向维斯拉河行军时，虽然除了屋主供养外，没有采用其他任何方法，但在给养上并没有发生什么困难。
　　由于他们是以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优势作为行动依据的，是以不断取得确定无疑的胜利为前提的，至少，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犹豫不决和小心谨慎而迟滞不前，因此他们在胜利道路上的运动大多是不间断的行军。　　　　如果环境不很有利，当地居民并不稠密或者工人比农民多，土地贫瘠或者已经数次驻过军队，那么，取得给养的结果当然会差一些。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把一个纵队的宿营地区每边从二普里增加到三普里，宿营地区的面积就立刻可以增加一倍以上，也就是说，已不是四平方普里而是九平方普里，在一般情况下，这样宿营依然可以保证进行共同战斗，那么，我们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