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论[1].克劳塞维茨-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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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防止敌人的另一次进攻。至于应该怎样以及在何时何地开始反攻，当然要根据许多其他条件来决定，这些问题将在以后加以阐述。
我们在这里要说的是：应该把转入反攻看作是防御发展的必然趋势，是防御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不论在什么场合，如果通过防御形式所取得的胜利在军事上不以某种方式加以利用，而听任它象花朵一样枯萎雕谢了，那就是重大的错误。
迅速而猛烈地转入进攻（ 这是闪闪发光的复仇利剑） 是防御的最光彩的部分。谁要是在防御时不考虑这一部分，或者更确切地说，不把它看作是防御的一部分，他就永远不会理解防御的优越性，就永远只会想通过进攻来摧毁敌人的手段和增加自己的手段。但是，这些手段的丧失和取得并不取决于如何打结而取决于如何解结。此外，如果认为进攻总是出敌不意的攻击，因而在想象中防御无非是处境困难和陷于混乱，那就是把事实完全歪曲了。
征服者进行战争的决心自然比没有恶意的防御者下得早，如果征服者懂得很好地保持措施的秘密，他就往往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出敌不意地进攻防御者，但是这不是战争中必然的现象，实际情况不会是这样的。战争与其说是随征服者一起出现的，毋宁说是随防御者一起出现的，因为入侵引起了防御，而有了防御才引起了战争。征服者总是爱好和平的（ 如拿破仑一贯声称的那样） ，他非常愿意和和平平地进入我国。但是为了使征服者不能得逞，我们就必须进行战争，因而就得准备战争，换句话说，正是那些被迫进行防御的弱小国家，应该经常做好战争的准备，以免遭到突然的进攻。这正是军事艺术要求人们这样做的。
至于谁先出现在战场上，这在多数场合并不取决于他抱有进攻意图还是抱有防御意图，而完全取决于另外的一些东西；因而进攻意图和防御意图不是谁先出现在战场上的原因，却往往是谁先出现在战场上的结果。既然突然进攻很有利，那么谁先做好准备，他就能由于这个原因采取进攻的方式；而准备较迟的一方，就只好利用防御的优点来多少弥补一下自己准备较迟所产生的不利。
然而，能够有效地利用较早作好准备这一点，一般说来应该看作是进攻的优点（这在第三篇中也已经肯定），但这个一般的优点并不在任何场合都必然会出现。
因此，如果我们设想一下，防御应该是什么样的，那么我们说，防御应该是：尽可能地准备好一切手段，有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有一个不是心中无数和提心吊胆地等待敌人而是行动主动和沉着冷静的统帅，有不怕任何围攻的要塞，最后，还有不怕敌人而使敌人害怕的坚强的民众。在具备了这些条件以后，防御同进攻比较起来，大概就不会象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扮演可怜的角色了，而进攻也不会象某些人模模糊糊地想象的那样轻而易举和万无一失了，那些人认为进攻意味着勇敢、意志力和运动，而防御却意味着软弱和瘫痪。
第六章 防御的手段
在防御中除了军队的绝对数量和质量以外，决定战术结果和战略结果的还有地利、出敌不意、多面攻击、战区的有利作用、民众的支持和巨大的精神力量等因素，防御者在利用这些因素方面是如何自然地比进攻者优越，我们在本篇第二、三章里已经谈过了。在这里我们认为再谈谈主要供防御者利用因而可以看作是支持防御这个大厦的种种支柱的那些手段是有益的。
一、后备军。在现代，后备军也被用来出国进攻敌国了，而且不容否认，在有些国家，例如在普鲁士，后备军这一组织几乎必须看作是常备军的一部分，因而它已经不再只能用于防御了。但是也不能不看到，人们在1813、1814和1815年广泛利用后备军是在防御战争中开始的；后备军只在极少数地方是象普鲁士那样组织的，而那些组织不完善的后备军，用于防御必然要比用于进攻更为适当。此外，在后备军的概念中总是包含着这样一种意思，即全体民众以他们的体力、财产和精神在战争中不同于一般地、或多或少志愿地协助作战。后备军这一组织越不具备这种性质，编成的队伍就越成为一种变相的常备军，越具有常备军的优点，但也就越缺乏真正的后备军的优点。真正后备军的优点，就是拥有广泛得多、生动得多、非常容易因精神和信念的作用而大大增强的力量。后备军的实质就表现在这些方面，后备军这一组织形式必须让全体民众有发挥这种协助作用的余地，否则，期待后备军有什么特别的成就就只是幻想。
显而易见，后备军的这种实质同防御的概念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不能不看到，这样的后备军用于防御总比用… 于进攻更为适宜，后备军可以挫败进攻，这种效果主要在防御中才能表现出来。
二、要塞。进攻者能够利用的要塞，仅限于边境附近的要塞，因而要塞对他的帮助不大。防御者却能够利用全国的要塞，因而有很多要塞能发挥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本身也强大得多。一个能迫使敌人军队进行真正的围攻而自己又能守住的要塞，当然比一个只能使敌人打消占领这一地点的想法，而不能真正牵制和消灭敌人军队的要塞，在战争中能起更大的作用。
三、民众。虽然战区内单个居民对战争的影响，在大多数场合象一滴水在整个河流中的作用那样，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全国居民，即使在根本不是民众暴动的场合，对于战争的总的影响也决不是无足轻重的。如果民众确实是服从本国政府的，那么在本国进行一切活动都比较容易。敌人要使居民尽任何大小义务，只有公开使用暴力，用强制手段才有可能，而使用暴力必须动用军队，这将使敌人消耗大量兵力和增加许多劳累。防御者却可以得到这一切，即使民众没有象在热情地作出自我牺牲的场合那样真正出于自愿，长期养成的公民的服从性也会使他们贡献一切（ 这种服从性已成为居民的第二天性，它由一些根本不是来自军队的、同军队没有什么关系的其他威吓和强制手段维持着） 。
而且，出千真正忠诚的自愿协助，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非常多的，在一切不需要流血牺牲的事情上，这种协助总是不会少的。我们只提出其中一项对作战有重大意义的事情，这就是情报。这里说的主要不是指由于重大的需要而通过侦察取得的情报，而是指军队在日常勤务中遇到的无数弄不清的细小的情况，同居民的良好关系使防御者在这方面到处占有优势。最小的侦察队、每个小哨、每个哨兵和每个外出执行任务的军官都需要向当地居民了解关于敌人、友军和当面之敌的情报。
如果我们在考察了这种一般的而且经常会发生的情况以后，再研究一下特殊的情况，即居民开始直接参加斗争，以及居民参加斗争发展到最高阶段，象在西班牙那样主要以民众战争的方式进行斗争，那么，我们就会懂得，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不单纯是民众支持的增加，而是出现了另一种真正的力量，因此我们可以提出：四、民众武装或民军是一种独特的防御手段。
五、最后，我们还可以把同盟者称为防御者的最后支柱。这里所指的当然不是进攻者也有的一般的同盟者，而是指同某个国家的存亡有着切身利害关系的那些同盟国。
只要看一看目前欧洲各国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国家和民族的大大小小的利益毫无疑问都是极为复杂地和变化多端地交织在一起的（ 我们在这里不谈一贯保持的、力量和利益的均势，这种均势实际上并不存在，因此往往理所当然地被否定掉了） 。每一个这样的交叉点都是一个起稳定作用的结，因为在这种结上，一个趋向是另一个趋向的平衡力量；这些结又联系成较大的整体，任何变化都必然部分地影响到这种联系。因此，各国相互间的关系的总和更多地是有助于维持整体的现状，而不是使它发生变化，也就是说，一般说来存在着维持现状的倾向。
我们认为，政治均势应该作上述这样的理解，而且，凡是许多文明国家进行了多方面接触的地方，都自然会产生这种意义的政治均势。
至于共同利益要求维持现状的这种倾向能起多大作用，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当然，我们可以设想，个别国家之间的关系会发生变化，有的变化使整体易于发挥这种维持现状的作用，有的变化则使整体难以发挥这种作用。在前一种场合，这种变化是保持政治均势的力量，因为它们同共同利益的倾向是一致的，所以它们也会得到共同利益中的大部分。可是在后一种场合，这种变化是一种变态，是个别部分在积极活动，是一种真正的病态。在由大大小小的许多国家结成的很不牢固的整体内出现这种病态，是不足为怪的，即使是生物的那种调节很好的有机的整体内，也会出现这种病态。
因此，如果有人向我们指出，历史上曾有个别国家能够实现只对自己有利的重大变化，而整体却连制止这种改变的尝试都没有，甚至个别国家能够高踞其他各国之上，几乎成了整体的绝对统治者，那么，我们的回答是：这决不能证明共同利益要求维持现状的倾向就不存在了，而只能证明这个倾向的作用在当时不够强大；向某一目标的引力并不等于向那个目标的运动，但决不能因此就说这种引力不存在，这个道理我们在天体力学上看得再清楚不过了。
我们说：要求保持均势的倾向就是维持现状，当然，我们是以现状中存在着平静状态，即均势为前提的；因为一旦平静状态遭到了破坏，一旦出现了紧张局面，保持均势的这种倾向当然也可能发生变化。但是，如果我们从本质上看问题，那么，这种变化总是只涉及少数几个国家，永远不会涉及大多数国家。因此可以肯定，大多数国家都看到它们自己的生存始终是由各国的共同利益来维持和保证的，同时也可以肯定，每一个没有同整体处于紧张状态的国家在进行自卫时，支持它的国家比反对它的国家要多。mpanel（1）；
谁嘲笑这些考察是空想，谁就是抛弃了哲学上的真理。
可是，尽管哲学上的真理使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基本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果不考虑一切偶然现象，企图从这种相互关系中推论出能够支配每一个具体情况的法则，这当然也是不恰当的。不过，谁要是不能超出在轶事趣闻之上（ 象一位伟大的作家所说的那样） ，而是用这些东西来编纂全部历史，处处从个别的现象出发，从枝节问题出发，而且只限于寻找最直接的原因，从来不深刻地探讨在根本上起支配作用的总的关系，那么他的见解就只能对个别事件有价值。
对这种人来说，哲学对一般情况所规定的一切，自然是不可设想的了。
假如不存在那种普遍追求平静和维持现状的倾向，那么许多文明国家就决不可能长时期地共同存在，它们必然会合并成一个国家。既然现在这样的欧洲存在了一千多年，我们就只能把这种结果归功于共同利益要求维持现状的倾向。如果整体并不是永远足以维护每一个国家，那也是这一整体生活中的不正常现象，但是这种不正常现象并没有破坏整体，反而被整体消除了。
有些严重破坏均势的变化会被其他国家的多多少少是公开的反抗所阻止或消除，这一点只要浏览一下历史就可以明白，罗列大量这样的事实来作说明完全是多余的。我们在这里只想谈一个事件，因为那些嘲笑政治均势这个思想的人经常提到它，而且在这里谈谈一个无辜的防御者遭到灭亡而没有得到任何外国援助的事例，可能是十分合适的。我们说的是波兰。一个拥有八百万人口的国家被灭亡了，被另外三个国家瓜分了，而其他欧洲国家中却没有一个国家曾拔刀相助。这一事实初看起来似乎可以充分证明，政治均势一般地说是不起作用的，或者至少表明在个别情况下是不起作用的。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会被人灭亡，成为几个强大的国家（ 俄国和奥地利） 的掠夺物，这似乎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情况。既然这种情况不能对整个欧洲各国的共同利益发生影响，那么人们会说，这种共同利益对维护各个国家应起的作用只能说是虚构的。然而，我们仍然坚决地认为，个别事件无论多么突出，它都不能成为否定一般情况的论据；其次，我们认为，波兰的灭亡并不象表面上看来那样难以理解。难道波兰真的可以看作是一个欧洲国家，可以看作是欧洲各国中一个具有同等水平的成员吗？
不能！它是一个鞑靼国，不过它不是象克里米亚的鞑靼人那样位于黑海之滨，位于欧洲国家的边缘地区，而是位于欧洲各国之间的维斯拉河流域。我们这样说既不是蔑视波兰人民，也不是想证明这个国家是应该被瓜分的，而只是为了真实地说明情况。近百年来，这个国家基本上没有起什么政治作用，对其他国家来说，它只不过是引起纷争的原因。
波兰就其本身的状况和国家的结构来说，是不可能在其他各国之间长期存在下去的；而要根本改变这种鞑靼人的状态，即使波兰人的领袖有这种愿望，也是一件需要半个世纪甚至一个世纪才能完成的工作。何况这些领袖本身的鞑靼人习气很深，他们很难产生这种愿望。动乱的国家生活和他们极端的轻举妄动相互助长，使他们踉踉跄跄地坠入深渊。早在波兰被瓜分以前，俄国人在那里就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独立自主的国家这个概念根本就不存在；完全可以肯定，即使波兰不被瓜分，它也一定会变成俄国的一个省分。如果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如果波兰本来是个有自卫能力的国家，那么三个强国就不会这样轻而易举地瓜分它；同时那些同波兰的存亡有着切身利害关系的强国，如法国、瑞典和土耳其就可能以完全不同的态度来协力维护波兰了。但是，一个国家的生存完全依靠外国的力量来维护，这自然是过分的要求。
一百多年以前已多次谈到瓜分波兰的问题，从那时起，人们就不把这个国家看作是门禁森严的住宅，而看作是一条外国军队经常来来往往的公共大道。难道制止这一切是其他各国的任务吗？难道能要其他国家经常拔出利剑来维护波兰国界在政治上的尊严吗？ 这就无异乎要求人们做一件道义上不可能做的事情。在这个时期波兰从政治上看就象是一片荒无人烟的草原；人们不能始终保护这片位于其他各国之间的、没有防守的草原不受这些国家的侵犯，同样也不能保障这个所谓的国家的不可侵犯性。根据所有这些理由，对于波兰的无声无息的灭亡，也象对于克里米亚鞑靼国’”的默默无闻的灭亡一样，不应该感到惊讶。无论如何，土耳其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对保持波兰的独立有更大的利害关系，但是土耳其看到，保护一个毫无抵抗能力的草原是徒劳无益的。 我们再回到我们讨论的问题上来。我们认为，我们已经证明，防御者一般地比进攻者更能指望得到外国的援助。
防御者的存在对于一切其他国家越是重要，也就是说它的政治、军事状况越是健全，它就越有把握得到外国的援助。
我们在这里提出来的主要供防御者利用的手段当然并不是每一次防御都能具备的，可能有时缺少这几种，有时缺少那几种，但是，就防御这个概念的总的方面来说，它们全都是属于防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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