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论[1].克劳塞维茨-第7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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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也许双方都在考虑，如何为自己取得实际的利益。在这一点上，本来的防御者甚至反而能够超过他的敌人，腓特烈大帝在当时就是这样。
　　进攻者越是放弃作为前进者的地位，防御者受到的威胁就越少，也就是越不需要进行真正的防御来保障自己的安全，从而进攻和防御之间就越容易出现均势。在这种均势状态中，双方的活动的目的都只是从对方手中夺取某种利益并使自己不受到任何损害，也就是双方都力图进行真正的战略机动。凡是由于各种情况或政治意图不允许进行大规模决战的战局，显然都或多或少具有这种性质。
　　关于战略机动的问题，我们准备在下一篇用专门的一章来研究。但是，这种双方力量的平稳的赌博在理论上人们常常赋予它不应得的重要性，而且主要是在防御中赋予它这种不应得的重要性的，所以我们在研究防御的时候，有必要对它作进一步的说明。
　　我们把这种机动称之为双方力量的平稳的赌博。凡是没有整体的运动的地方，就有均势存在，而凡是没有远大的目的在推动的地方，就没有整体的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不管双方的兵力相差如何悬殊，都应该认为他们处于均势。引起较小行动和目的的个别原因是从整体的这种均势中产生的。这些小的行动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它们不再受到大规模决战和大的危险的束缚。因此，双方都把赌大输赢的资本换成小筹码进行赌博，也就是把整个行动分解为许多小规模的活动。随着这种为了取得微小利益而发生的小规模的行动的出现，双方统帅之间就展开了一场运用技巧的斗争。而且在战争中永远不可能没有偶然性，从而也不可能不存在幸运，所以这种斗争永远不能不是广种赌博。可是这里产生了另外两个问题：同一切都集中于一次大规模行动的场合比较起来，在这种机动中，偶然性对胜负所起的作用是否较小？智力的作用是否较大？我们对后一个问题的答复是肯定的。整体分成的部分越多，对时间（　包括各次行动的具体时间）　和空间（　包括各次行动的具体地点）　的考虑越多，智谋起作用的领域就越大，也就是说智力的支配作用就越大。这时智力所起的作用就使偶然性活动的领域缩小了一部分，但是不一定能抵销它全部的活动，因此，我们不一定要对前一个问题也作肯定的答复。也就是说我们决不能忘记，智力活动并不是统帅的唯一的精神活动。在进行大规模的决战时，勇气、坚强、果断、沉着等素质就比较重要，而在双方力量平稳的赌博中，这些素质所起的作用却比较小，在这里智谋的特殊重要性的增加不仅缩小了偶然性的活动范围，而且也削弱了上述这些素质的作用。但从另一方面看，在进行大规模的决战时，这些光辉的素质却能够利用偶然性所支配的大部分领域，并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智谋在这种场合所顾不到的地方。由此可见，这里存在着几种力量的冲突，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偶然性在大规模决战中要比在双方力量平稳的赌博的总结局中起更大的作用。如果我们说，我们在这种赌博中所看到的，主要是双方运用技巧的斗争，那么这只是指智谋方面的技巧，而不是指整个军事上的造诣。
　　促使人们赋予战略机动以上述那种不应得的重要性的，正是战略机动的这个方面。首先，他们把这种技巧同统帅的全部精神活动混为一谈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如上所述，我们必须承认，在大规模决战的时刻统帅的，其他精神活动在起支配作用。这种支配力量即使主要来源于巨大的感受，来源于几乎无意识产生的和未经长时间思索的灵感，也仍然是军事艺术中的一个真正的公民，因为军事艺术既不是单纯智力活动的领域，也不是智力活动占支配地位的领域。其次，人们认为，战局中任何一次没有结果的活动的出现都同某一方甚至双方统帅的这种高超的技巧有关。实际上，产生这种没有结果的活动的一般的和最主要的原因，却经常存在于使战争变成这样一种赌博的总的情况之中。
　　从前文明国家的大多数战争追求的目的主要是相互监视，而不是打垮敌人，所以大多数战局必然带有战略机动的特性。这些战局如果不是著名的统帅指挥的，人们就不会注意它们，如果一方甚至双方是著名的伟大统帅（　如屠朗和蒙特库科利）　指挥的，人们就会根据这些统帅的名望而说整个机动艺术是最杰出的典范。这样，人们就把这种游戏看作是军事艺术的顶峰，称它是军事艺术的最高修养的表现，因而把它作为研究军事艺术的主要依据了。
　　这种见解在法国革命战争以前的理论界相当流行。法国革命战争突然打开一个同过去完全不同的战争现象的世界，这些现象在最初显得有些粗野和简单，但后来在拿破仑所指挥的战争中形成了一套最好的方法，带来了使所有人惊叹的成果。这时人们就想抛弃旧的方法，认为上述一切都是新发现和伟大思想等等的结果，当然也认为是社会状况改变的结果。此外，人们认为，旧的方法已经完全不需要了，也决不会再出现了。但是，在任何一种思想发生大变革时，总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派别，这里也不例外，旧的观点也有它的卫护者。这些人把新的现象看作是粗野的暴力行为，是军事艺术的总的没落，并且认为，正是那种平稳的、没有结果的、无所作为的战争赌博才应该成为军事艺术发展的方向。这种见解是如此地缺乏逻辑和不合哲理，以致人们只能把它看作概念的极端混乱。但是那种认为旧的方法不会再出现的人，也是考虑得不周到的。在军事艺术领域内的新现象中，只有极小的一小部分可以算作新发明和新思想的结果，而大部分则是新的社会状况和社会关系的改变所引起的。但是，当这些社会状况和社会关系处在激烈的动荡过程中时，还不应该把它们当作标准，因此，毫无疑问，过去的大部分战争现象还会重新出现。在这里，我们不打算深入讨论这一问题，只想指出双方力量的平稳的赌博在整’个战争中的地位，指出它的意义以及它同其他事物的内在联系，借以说明它是双方的种种受到限制的条件的产物，是显著地缓和了的战争要素的产物。在这种赌博中，某一方的统帅可能比另一方统帅高明一些。因此，当他在兵力上能够和敌人抗衡时，就可以获得某些利益，在兵力较弱时，运用他杰出的才能也可以同对方保持均势。但是，要想从这里找到统帅获得最高荣誉和变得伟大的原因，则是同事物的性质有很大矛盾的。恰恰相反，这种战局倒常常是一个可靠的标志，它表明双方统帅都没有伟大的军事才能，或者，由于受到条件的限制，有才能也不敢发动大规模决战。
　　可见，这种战局永远不会是获得最高的军人荣誉的领域。
　　我们上面谈的是战略机动的一般特性。现在，我们还要谈谈战略机动对作战的一种特殊影响，也就是说，它常常使军队离开主要道路和城镇，开往遥远的或者至少是不重要的地方。当临时发生和很快就消失的微小利益成为行动的动机时，国家的总的方针对作战的影响就会减弱。因此我们看到，军队往往开到从战争的重大而又简单的需要来说决不应该开去的地方，因而，战争过程中的个别情况的改变和变化在这里比在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中要大得多。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七年战争中的最后五次战局。尽管当时总的形势没有变化，但是每一次战局都有所不同，仔细观察一下就可以看到，在这几次战局中，雎然联军的进攻意图比过去战争中的大多数战局都强烈得多，但是同一个措施没有采用过两次。
　　我们在不求大规模决战的战区防御这一章中，指出了军事行动的几种手段，以及这些手段的内在联系、条件和特性，关于它们的具体措施，在前面也已经较详细地谈过了。
　　现在的问题是，对这些不同的手段能不能提出概括整体的原则、规则和方法？　我们的回答是，如果我们从历史上来看，那么从变化无常的一些形式中是不可能找到这些东西的，对具有多种多样的、变化多端的性质的整体来说，除依靠经验以外，我们认为几乎是不存在任何其他理论法则的。追求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不仅简单得多，而且也更合乎自然，这种战争更不受内在矛盾的约束，它更客观，更受内在必然性法则的支配，因此人们可以合理地规定它的形式和法则。而对不求决战的战争来说，要作到这一点却困难得多。甚至在我们这个时代才形成的大规模作战理论中的两个基本原则，即标洛的基地宽度和约米尼的内线配置，如果用到战区防御上，经验也会告诉我们它们在任何地方都是行不通的和没有用处的。但是作为单纯的形式，这两个基本原则在这里应该是最有用的，因为行动的时间越长，空间越大，形式也就越有用，也就必然越比对结果有影响的其他因素占优势。但是，我们看到，它们只不过是事物的个别方面，它们决不会带来决定性的利益。手段和当时条件的特点必然具有打破一般原则的作用，这是非常明显的。如果说道恩元Ｕ巾的特点是善于作宽正面的配置和慎重地选择阵地，那么腓特烈大帝的特点则是经常集中主力，紧紧接近敌人，以便见机行动。这两个人的特点不仅产生于他们的军队的素质，而且也产生于他们所具备的条件。一个国王比一个要对上面负责的统帅更容易见机行事。在这里我们还要再一次强调，批判者没有权利认为，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同的作风和方法有高低之分，不能认为它们之间有从属关系。这些不同的作风和方法都是平等的，只能根据具体情况来断定它们的使用价值。
　　我们并不打算在这里十一列举由于军队、国家和各种情况的特点可能产生的这些不同作风和方法。关于它们的影响，我们在前面已经一般地谈过了。
　　因此，我们承认在本章中无法提出原则、规则和方法来，因为历史没有给我们提供这些东西，在每一个具体场合，我们几乎都碰到一些特殊的现象，这些现象往往是完全不可理解的，有时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从这一方面研究历史并不是没有益处的。在没有体系和没有真理机器的地方也是有真理的，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用熟练的判断和从长期经验中得来的敏锐感觉才能认识这一真理，历史在这一方面虽然没有提出任何公式，但是，象在其他场合一样，却给判断提供了锻炼的机会。
　　我们只想提出一个概括整体的原则，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想再重复和明确一下我们在这里所论述的一切问题的基本前提，并使它具有真正的原则的形式。
　　这里所举出的一切手段只有相对的价值。只是在双方都软弱无力的情况下才能应用它们。如果超出这个领域之外，就有另一个较高的法则起支配作用，那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现象世界。统帅决不可忘记这一点，决不可怀着自以为是的信念，把狭窄领域内的东西看成是绝对的。统帅决不可把他在这里所使用的手段看作是必然的、唯一的手段，不要在自己已经担心这些手段不适用时还使用它们。
　　从我们目前的立足点出发，好象不可能产生上述那种错误。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却不是这样，因为在那里事物之间的界限不是那么明显的。
　　我们必须再次提醒读者注意，我们为了使观念明确、肯定和有力，在考察时只把完全对立的、即极端对立的方式作为对象，但是战争的具体情况大多是处于中间状态的，所以受上述极端的观点支配的程度取决于战争的具体情况同极端对立的方式接近的程度。
　　因此，一般说来，首要的问题是统帅能够预先断定敌人是否企图采取较大的、较坚决的措施，他有无力量用这种措施战胜我们。只要敌人有一点这样做的可能性，我们就必须放弃只能避免小的不利的小措施，就只好通过自愿的牺牲改善自己的态势，准备迎接较大的决战。换句话说：统帅首先应该正确地估计情况，并根据这个估计采取行动。
　　为了通过实际生活中的例子更明确地说明这些观念，我们想概略地谈一些在我们看来是情况估计得不正确而行动的实例，也就是说，在这些例子中一方的统帅是按敌人不坚决行动的情况采取措施的。我们先从1757年战局的开始谈起，从当时奥地利军队的兵力部署中可以看出，他们没有估计到腓特烈大帝会如此坚决地发动进攻。当卡尔·亚历山大已经陷入必须率领军队投降的险境时，皮科洛米尼的一个军却还停留在西里西亚边境。这就说明，他们对情况，完全了解错了。
　　1758年，法国不仅完全受了策芬修道院协定的迷惑（　这个事实不属于我们论述的范围）　，而且两个月后，对自己的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也判断错了，结果丧失了威悉河和莱茵河之间的全部土地。至于1759年腓特烈大帝在马克森，以及1760年在兰德斯胡特，由于不相信敌人会采取那样坚决的措施而对敌情完全判断错误的情况，我们已经谈过了。
　　　　在历史上恐怕很难找到比1792年在估计敌情方面所犯的更大的错误了。人们原来认为利用少量的援军就可以结束一次内战，结果却受到政治热情发生根本变化的法国人民的巨大压力。我们所以把这个错误称为严重的错误，是因为这个错误后来导致了严重的结果，并不是因为当时很容易避免这个错误。至于在军事上，那就不能否认，以后几年连遭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1794年的战局。在这次战局中，联军不仅完全没有认识到敌人进攻的强烈性，因而使用了扩大阵地正面和战略机动这种微不足道的方法，而且从普奥两国政治上的不一致和愚蠢地放弃比利时和荷兰这些事情上也可以看到，各国政府很少估计到来势凶猛的巨流的威力。1796年，在蒙特诺特、洛迪和其他地方进行的各次抵抗也足以证明，奥军在如何对付拿破仑这个人的问题上知道得太少。　　　　1800年，梅拉斯将军遭到惨败，这并不是法军突然袭击的直接结果，而是因为他对这一袭击可能产生的后果估计错了。
　　1805年，乌耳姆作为徒具科学形式、但力量极为薄弱的战略纽带的最后一端来说，它可以阻挡道思或拉西那样的统帅，但不能阻挡拿破仑这个革命皇帝。
　　1806年，普鲁士曾处在犹豫不决和混乱状态中，这是陈腐的、狭隘的、无用的观点和措施同一些当时具有重大意义的明确的认识和正确的感觉混杂在一起的结果。假如普鲁士对自己的处境有清楚的认识和充分的估价，那么它怎么会把三万人留在普鲁士国内，准备在威斯特伐利亚另开一个战区呢？　怎么会决定以吕歇尔军和魏马军进行小规模攻击取得某种成果呢1597又怎么会在会议的最后时刻还讨论仓库的危险和某些地区的损失等问题呢？　甚至在最大的1812年战局中，在开始时也并不是没有出现过由于错误地判断了敌情而采取不正确的行动的情况。在维尔那的大本营里有一批有名望的人物，他们坚持要在边境附近举行会战，其目的是使敌人不受惩罚就不能进入俄国领土。这些人很清楚地知道，这次会战可能失败，或者说一定要失败，他们在当时虽然不知道前来进攻八万俄军的是三十万法军，但敌人在兵力上一定拥有巨大优势是知道的。他们的主要错误是对这—会战的价值估计不当。他们认为，即使这一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