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7-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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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美术调动读者观众的想像力的目的是一致的；但一者借助语言，一者借助图像。古往今来，文学家都知道扬长避短，不越位到美术手段中找表现力，所以从来不说美女究竟多高多矮多胖多瘦长得什么模样。美术家呢，也不能放弃构图线条色彩的表现力，同时画上也伴之以诗歌奇横、书志精卓的题跋取胜。自元代以后在画上题书诗文固然增添情趣相得益彰，然而归根结蒂，还得靠直观的形象。文学贵含蓄，而雕塑和素描出现裸体，不但无可指责，而且是题中应有之义。
最后，回到本文的题目释义。美女难画否，如果加个问号，是疑问句；如果在“否”前加个问号，在后加个惊叹号，则变成“美女难画？否！”让文学画美女，难。让美术形容美女，也难。美女这一头——难画难说难表现；作家画家这一头——画难说难表现难，然而难中有易。除了生活、技巧之外，就看你艺术思想解放与否。在两难之间，蕴含着深广的美学课题。
注释：
〔1〕《孟子·告子·章句》。
〔2〕钱锺书：《管锥编》第1册，第66页。
〔3〕弥尔顿：《失乐园》，第4卷。
〔4〕《弥勒下生经》。
〔5〕张祜：《集灵台》。
〔6〕苏轼：《西江月》。
〔7〕钱锺书：《管锥编》第3册，第1004～1005页。
女权：个人与自由
？ 艾 云
我们为什么要互相残杀和迫害呢？我们的世界为什么到处都是男人对男人以及对妇女的令人憎恶的残忍行为呢？
——理安·艾靳勒
以上题记摘录于美国人类学家理安·艾斯勒1987年出版的她的精心之作《圣杯与剑》〔1〕。她在该书开头部分以一连串的诘问震聋发聩。她问：“人类怎么能对他们自己的同类如此野蛮残酷呢？什么东西使我们顽固地倾向残忍而不是友善，倾向战争而不是和平，倾向破坏而不是建设呢？”
发问不是寻找敌人，而是为了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她看来，女权的争取与人权和正义相关。在人权和正义不在的地方，女人很难有自己真正的权利；而当女人被罢黜缺席时，人权和正义也将不复存在。
一、法律的范本还是优雅的范本
在艾斯勒这种女权的争取与人权相关的理性态度里，其实包涵男性在内的自由主义女权观。如果承认这一前提，就明白这是人类共同面对的，无论男女。这再一次涉及制度。尊重人权的制度一定是给个人以发展机会、是自由而非专制的制度。女权的争取也才有所可能。在非理性的专制制度下，一部分人支配、统治、压迫，另一部分人只能服从、驯顺、受制。这也就是艾斯勒所发问的我们的世界为什么到处都是男人对男人以及对女人的令人憎恶的残忍行为。艾斯勒提出女权即人权问题之前的一百一十八年，也即1869年，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发表了《妇女的屈从》一书。这是他和继女海伦·泰勒合作写出的书，并宣称此书的写作主要是受到他妻子哈丽雅特·泰勒的激励。书中有关女性心理的知识确实需要女人的帮助，但全书的风格与逻辑毫无疑问是穆勒自己的。〔2〕在书中，穆勒试图用自由主义的原则系统地理解妇女问题。他也是惟一对妇女问题给以理论关注的自由主义理论大家。该书与他的《论自由》一样论证有力，充满了穆勒式的恰到好处的人道主义愤怒。
穆勒自由主义的女权观开宗明义：如果法律规定一种性别将压制另一种性别，这是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不允许向一性授予权力或特权，也不允许使另一性处于无所作为的地位。”穆勒斩钉截铁地说。但自由主义的呼声从来都不是那样顺利地被人们听到的。穆勒本人在此书出版之后遭遇诋毁，被人指责为疯子和道德败坏者。有评论家指责穆勒竟然对这一时代所有大众情感中最下作、最有害和最离奇的东西感兴趣。有评论家十分惊讶穆勒竟然会想象出男女之间的关系有可能按照自发的原则发展。有评论称这书至少有失体统。即使在此书出版三十年后，它仍被咒骂为是一本宣扬道德败坏和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的书。这些诅咒者当然都是男人，女人对之十分欢迎，把它看成说出自己心里话的并且是一件精工雕琢的作品。〔3〕
穆勒是要为女性建立一个法律的范本。他认为两性平等的实质是自由和公正。他从社会和家庭诸方面论证出给人以机会均等选择自由的社会，才更有利于女性的成长。如果说女性被人说成没有能力胜任社会工作，那不是先天禀性，而是在扭曲的环境下被压抑的结果。女性被剥夺教育的机会这一事实，使她们的理性不能得到很好发育。女性不是天生低劣。她后来所受的教育只是让她可以欣赏肤浅的装饰性文化的最低程度的教育，这种只学习表达情感而不是传播知识的教育，只能使女性愈加屈从于卑微地位。
与穆勒著作同时出现且观点冲突的是罗斯金的一本书，叫《女王的花园》。这是一个优雅的范本，目的是在骑士风度的欺骗性殷勤中，让女人永远甘于屈从地位。罗斯金依靠的是感伤而不是理性，他用华而不实装饰感极强的语言掩盖着两性间统治与服从的事实，并让女人甘于做后花园甜蜜与感伤的梦者。他忽略掉女性生存的实际情况，把女人都视为养尊处优的“百合花”。他认为女人所受的教育只要能够分享丈夫和好友的快乐就够了，他急切告诫她们不要追求成就。他命令她们在困难面前止步，如果到达痛苦的屈辱深谷的边缘必须停伫，因为只有最聪明最勇敢的男人才能进入这个深谷。他用浪漫抒情的笔墨写那几乎是居住在花园的女王般的娇妻，那是他优越的另一半，保持着她应有的一切美德，随时准备向他补充正从他身上消失的那一部分人性。在一个严酷的商业社会，这真是完美的伦理，是人类的田园诗和牧歌。〔4〕
罗斯金用这种优雅的范本掩饰了女性生活的真实。哪个社会会有如此的好事让女人尽情游玩消受？他的这种鼓噪在当时得到众多男人的赏识，他的得宠命运与穆勒的四面受敌形成鲜明对比。
穆勒以诚恳和真实吁请人们在制度和法律上确保女性的平等地位。女性不要恩赐的特权，只要平等，平等的就业、家庭地位和社会选择。罗斯金则以花言巧语制造了一个女王的美妙神话，他对女性不是关心而是利用。因此米利特分析这两个人及两种范本对女性的命运影响时这样说：“罗斯金的目的是通过使用充满希望的言词使女性屈从的制度变得崇高，而穆勒的目的则是揭露这一制度。”〔5〕
穆勒一直强调女性应有接受更深入教育的机会。这样她的个性自由才有可能，并在自由选择职业上拥有优势而非劣势。他说除体力上的两性差异外，并没有证据表明两性在理智和道德能力上的差异。〔6〕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女性，在参与社会生活中可以愉快胜任一切向所有人开放的职业；在家庭内部，她的不平庸她的进取和向上的崭新精神风貌，必然会正面影响到她的丈夫及子女。这反过来又巩固了民主制度的基础。因为家庭是培养未来公民的学校，公民所具有的自由与平等的精神应当在家庭中被首先培养出来，并且夫妻在法律面前的平等，也才能有和谐美妙而不是奴役丑恶的关系。相较之下，罗斯金所说的那些趾高气扬的浅薄男人放牧着他那眼界狭窄的娇小妻子，就显得十分可笑了。
其实在此争论之前，女性自己早已在实践中为争取自己的权力而准备着条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792年发表了《女权辩护》，集中体现早期女权主义的要求和主张。她认为女人的美德是理性而非单纯是天性。她对卢梭的女性观十分反感。卢梭在《爱弥儿》这本论教育的小说中，说妇女受教育的问题全部与男人有关，目的为取悦于男人。她们所做的一切应该“对他们有用，使自己被男人所爱、所敬重。在男人年轻时教育他们，在他们成年后照顾他们，安慰他们，使他们的生活甜蜜、惬意”。卢梭等人害怕女性找到更深入的知识，找到执着的方向和条理归纳组织能力，从而为摆脱奴役命运自寻出路。
到十九世纪，为接受教育，玛丽·莱昂背着绿口袋游历新英格兰乞求捐款以便在美国创办一所真正的女子学院。她乞求人们捐出五美元、三美元、一美元甚至六美分。许多女子学院在十九世纪创办起来。
在政治上，1848年卢克蕾蒂娅·莫特和伊丽莎白·斯坦顿联手行动，在塞内卡福尔斯召集女权大会。这两个人在1840年伦敦召开的世界反奴隶制大会上仅仅因为性别是女性而从大会程序中被除名。女权大会发表了《情感宣言》，第一句话便是对《独立宣言》的诠释。前者延伸了后者天赋权利的观点，重申统治者的合法性取决于被统治者认同的观点，并将这些运用于她们自身。她们要求拥有财产的权利、接受教育的权利、离婚的权力、子女监护权，以及最具轰动性的选举的权利。但选举权直到1920年才得到实施。
1830—1930百年间，女权运动是迅速发展并取得实效的岁月。这里有女性先驱者的戮力，也有赖男性盟友的支持。女权运动所取得的任何进展都充满坎坷。总有来自男性阵营中的不友好者，甚至不怀好意乃至无端泼脏水者。女性所承受的负重有时超出了她们的极限。
二、是公正评说还是肆意诋毁
两性间其实有过合作和平的年景，艾斯勒甚至考证出公元前4000年前人类生活在安康喜乐之中。那时人类既不是男权社会，也不是女权社会。那时不是好战的统治的社会，而是和平的伙伴的社会。〔7〕但后来统治者篡改了神话，神职人员篡改了圣典，女性被诬为邪恶的化身。
西方神话中的潘多拉是有名的邪恶女神。赫西奥德在《农事与时日》中将她描绘成危险的诱惑物，充满使身体枯竭的残酷欲望，并说她是宙斯派来“毁灭男人”的诱饵。《圣经》中关于女性是人类灾难、知识和罪恶的根源的神话仍是西方男权制传统的最重要论点。这种一代又一代讲述下的原始意象，使得女性自己在深层意识中自我蔑视和轻贱，男性话语霸权终于让女性完成了群体的自我憎恶和自我厌弃。西方的启蒙运动声势浩大且历史久远，但米利特在《性政治》一书中说，这给人类精神结构、财富分配带来巨大作用的启蒙，“所有这一切在当时和现在对占人口多数的女性的生活仅产生了间接的和肤浅的影响”〔8〕。这是因为主要的社会和政治区别不是基于财富和地位，而是基于性别。压迫女性成为惯常的事实。当男人利用自己体力的强悍压制女人成为习惯时，这习惯也会运用到比他弱势的人身上。人类生活的诸多领域都充斥着这种习惯并且习以为常，只有少数的自由灵魂者才能意识到这一点。从这一方面看，男人在强权政治下的野蛮态度，其心理基础莫不是和对女人的野蛮态度相关。在近当代，在意识形态、学术以及文学领域，都有加大对女性咒骂的声音。
德国希特勒作为人类万劫不复的可怕记忆是过去了，但他在集中营对女人的迫害是一点儿也不手软的。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极权，使他一方面肆无忌惮地对人类进行着不择手段的残杀，另一方面又将德国妇女当做生育的机器，纳粹的所有政策都暗含着一种妇女是传种母马的理论，因为他征服世界的帝国野心是一定要和人口增长关联着的。德国需要生育更多的孩子以便在侵略的战场为国捐躯。希特勒的灭绝人性也在这里，他屠杀众多的母亲，然后再让无数的母亲在丧子的哀恸中痛不欲生。极权的逻辑是，不把人当人待，也不可能把女人当人待。这是人类文明最黑暗的一幕。
有一个问题始终在心头哽着。美国是女权运动的发祥地，女权的许多政治主张都在这块创造出《独立宣言》的地方播布到世界的四面八方。但也正是在这里，二十世纪上半叶，则出现了弗洛伊德这个对女性特质进行错误阐释和得出荒诞结论的所谓理论大师。按照一般人的理解，弗洛伊德是以性革命和解除禁欲等先锋姿态摇撼了传统伦理大厦的，他也以所谓临床观察和追踪的科学性和心理真实奠定其不撼的学术地位。但其实正是他对女性进行着深层的妖魔化处理。弗氏对女性人格的理解是基于“阴茎妒忌”上面。他认为女性对自己性别的发现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灾难，犹如鬼魂附体。显然她已认定了是劣等种类的一员。她如果甘于驯从，认识到自己的阉割状态，并承认男人的优越和自己的低劣，她就可能会心无二顾专事繁衍后代、照拂男人的生活；倘若她不顺从，侵入到被弗氏认为是男人的活动领地，那么她就犯了“男子气质情结”的错误，需要作为神经质患者接受治疗。弗洛伊德知道穆勒的书，但不喜欢，他挖苦说看不出穆勒和他的著作有多少人性。弗氏分析出女性人格中显著的三个特征是：被动性、自我虐待和自恋。他怀疑女性的智力。他创造出的所谓男人的“力比多”升华说，实际是认为面对不堪造就的平庸女人，男人根本用不着花大精力去待她，他只顾将欲望转为创造性事业才是正途。在这种逻辑下，他竟然又得出女人把文明看成是自己对手的结论。这里不妨摘录几句他的话。他说男人“为了将精力用于文化目的，他必须远离女人和性生活；他与其他男人的不断交往以及他对这种关系的依赖使他疏忽了自己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职责。女人由此发现，自己在文化的名义下被迫处于陪衬地位，于是对文化采取了一种敌对的态度”〔9〕。弗氏由此得出结论说，女人从本质上说不适合于文明生活。除此之外，她几乎也没有性本能可供崇高化，她们用那仅有的一点本能去尽她们母亲的职责就够了。弗洛伊德以相当可怕的推理思路将女性从生理到心理进行歪曲，其带来的社会政治后果是可以想见的。他不是自由主义的盟友。如果说他被誉之以先锋，也只是对男女之间统治与被统治的等级秩序，在生理学病理学上以更加确凿的证明。
文学方面对女性的态度有一些复杂的变化。从厌女症即潘多拉的神话到骑士文学，这其间可以看出一些好心男人的良心发现。它作为一种优雅范本，假设了一种女性被呵护的状态。骑士文学是维多利亚时期的特殊文学类型，吻合那个时代典雅高贵的美学风格，但只有一切都合规矩和贞操，并且是出身高贵行止无瑕的女性才配享有这种宠护。这种带有装饰性的假定对女性以平等优越的待遇，实则是男人惜香怜玉的慈悲。当然这也有了改进，怜惜总比不怜惜要好。骑士文学和感伤派的出现，将那些心肠变得柔软些的题材引入，虽有欺骗性，毕竟也有善意的慰藉。但它对改变普遍女性的命运是没甚考虑的。这依旧是男人对出身、资质、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