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7-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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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以及可与《出埃及记》相媲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抵挡了日本法西斯铁蹄的中国抗战大后方。
然而,近五十年来,近五百年来,中国西部毕竟沉寂了,落伍了。它远离海洋,远离世界现代文明浪潮,甚至也与东部沿海迅捷延伸的路向渐行渐远。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西部开发作为中国当今主题的讯息一旦由传媒发布,神州大地确也为之一振。它像一场姗姗来迟的压轴戏,因主角缺席而无法启幕;它像一柄笼统的路标,却向国人发出一个历史性的昭示:到西部去,我们也有一个西部,那也是一个伟大的空间。
中国上世纪最后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是将反复被中断的现代化进程加以连续并往前推进的努力,也是将中国带入世界现代化潮流并保持自身特色的努力。中国从上到下获得一个共识:由于入侵、起义、造反、失误、浩劫、动乱,中国对历史挑战屡屡做出错误的判断,多次丧失民族复兴的契机,中国必须迅速吸纳世界先进文明,在相当时期内,中国之需要世界毕竟急于大于世界之需要中国,中国是世界的中国。
只有攸关全球利益、影响人类文明而又独具区域或民族特色的事件才可能成为二十一世纪世界级的大手笔、大思路和大战略。
因此,经济和科学技术全球化理应成为中国西部开发最广阔的时代舞台、最理性的历史视野和最严肃的评价系统。事实上,在国际经济合作日益密切条件下,土地、资源、资金、人口、发展、增长和现代化目标、模式乃至传统国际法和主权概念都在而且继续发生深刻的变化。
西部开发不仅仅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从“第一个大局”(东部发展)向“第二个大局”的历史性转进,其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使命。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深层困境就不在东部而在西部;中国现代化的民族-土地基础,主要在西部而不在东部;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实现和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最后的依托和希望,也是西部而不是东部。西部开发是历史留给中国人的天命。一切真正伟大的历史运动大都是一种宏大的天地自然结构与一个大国国民的伟大遇合,是一个伟大民族感受和履行新的天命并由此创新历史的奋斗历程,它赋予所有的经验和细节、所有的活动和指标以象征和神话的光环,使所有参与者在改变一己境遇的奋斗中领略到人类和民族共同体固有的长久博大的传奇般的命运,从而根本摆脱现代化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异化处境,实现人性的自由发展和全面复归。
这种象征和神话,完全不同于上世纪中叶产生于个别领导人大脑的乌托邦想像,那种以“革命”和“战争”为目标的发展模式及其哲学,正是今日中国西部开发首先要摒弃的历史陈迹。当代中国的幸运、中国西部的幸运,在于已有整整一代人在相对开放的社会中成长起来,在于一个开放的日新月异的世界将为我们提供前所未有的机缘,让西部开发作为中国现代化的重头戏堂皇排演。
开发中国西部极为丰富的矿产、水利、生物多样性、生命基因和旅游的巨大资源,而又不因各种局限性铸成无法补救的大错,必须广泛借助能够理解且愿意善待中华的国际力量。西部开发应当成为中国与国际先进文明全面对接、中国与世界全面合作的最大特区。根据世界经济分工趋势和中国国家利益的具体诉求,将西部划片建立不同类型、不同内涵、不同区域的国际合作开发区,不仅符合现代国际合作惯例,有利于世界经济全球化,而且符合中华民族的大国胸襟和长远利益。中国人在自己国土上直接参与和领导一项巨大的国际合作、一次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开发运动,将大大增进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了解,增长中国人民参与世界级开发工程的见识才干,增强中国人为人类做出应有贡献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西部之于中国,是在正常和非常情况下可资寄望的主要生存、发展空间。困扰当代中国、关涉中华民族生存前途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人口、粮食、能源、土地、生态、交通等)无不只有通过西部开发才可望得以缓解。而作为历史性运动的西部开发的前提和主轴,是由东向西相当规模的国内移民运动。
向西拓殖,是中华民族在未来岁月中生存、发展并改变自身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口格局,从而改变欧亚大陆乃至世界相关格局的历史运动;
向西拓殖,是中国人由世俗功利性商业命运转向回归自然、创新历史,重新塑造和丰富民族精神和民族品性的庄严使命;
向西拓殖,是中国青年一代超越物质享受型和精神虚空化的现代工商社会人性异化,重建淳朴、健康、高尚和神圣人生的天赐良机。
向西拓殖,是中国社会不仅利用“看不见的手”——市场经济以强化经济活动能力,更以“劳动创造世界、创造人类本身”的伟大法则,在雄浑西部的开发中更新现代化理念,实现个人自由和社会民主的伟大实践。
欲实现西部开发的伟大目标,推进西部拓殖的历史运动,必须超越东部发展的既有经验。可为大部分中国人认同、具有现实操作性和持久效应的国家政策,是以土地资源为核心的西部开发的土地改革。
“耕者有其田”不仅是中国自古以来农耕文明的理念和法则,也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必由之路之一,是仍然占居中国大多数的数亿农民的不言而喻的梦想和要求。俄国十月革命的“和平、土地、面包”口号和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政策,苏联“集体农庄”和中国“人民公社”制度,已经从正反两面证实了土地对于人民和历史的决定性意义;美国的“公地出售”和中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二十世纪美国和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发展,同样具有不容置疑的历史性意义。
在现存制度条件下,对西部开发、首先是对土地资源开发的先驱提供法律确认和保护的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将对中国一再推迟又无法绕开的“产权革命”发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惟有成千上万具有进取精神和经济实力的投资者不只是前往西部洗钱淘金掠夺,而是将其资金、事业和身家性命押给西部,并体面地获得经济和人生的酬报;惟有当他们的先驱地位为全社会所首肯和颂扬,他们作为民族精英和时代候鸟上升为象征和神话而不朽;惟有他们的子孙后代在他们开辟的新边疆成为土地主人并创造出令世界艳羡的新的物质和精神家园时,西部开发才有了属于自己的血肉文本,历史桂冠才会降落在这片奇迹丛生的土地上,中国人才会由此感受到天命眷顾的幸运和荣耀。
美国人正在以他们的哲学和利益重新思考和制定新世界秩序,俄罗斯新的权力结构正在整合他们的思想和力量,世界正在迷茫和浮嚣中喘息,中国也正处于新的十字路口。
中国也许会成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特殊大国形态。“走俄国人的路”、“全盘西化”和“走自己的路”曾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三种选择。如果没有西部,没有西部开发的时空天地,中国很可能继续执于一端而陷于民族生命的涣散以致分裂,中国现代化的整体成本依然会分外高昂。中国在向列强求教的艰难历程中,总是创伤多于友谊,教训胜于经验,失败超过成功;中国似乎永远只是一名迟来者、摹仿者和被动者;最多是一名令人侧目的挑战者;殊难成为一名建设者、合作者,甚至一名领导者。
毫无疑问,需要在经济、技术、教育、金融、法律、环保、人才、增长模式、东西部合作诸方面为西部开发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系统,需要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现状、西部民族关系、区间差异诸方面进行实证分析,以使所有技术性方案和步骤获取充量的信息、理性的支撑和政策的保障。
而富于形上哲思和天下观念的中国人,不必统通专注于功利性安排。把西部开发仅仅当成又一轮经济热潮(譬如深圳、海南、北海,甚至浦东),是对西部及西部开发最严重的误读和亵渎。
西部幅员辽阔的土地-空间给中国人最大的机遇和惠赐也许在于,对人类既有文明、政治制度和经济形态予以一次全新的综合,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社会主义信念和资本主义经验之间、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之间、传统社会和当代社会之间兼收并蓄,扬长避短,走出一条新路。在更本质的意义上,西部开发也许是人类克服文明异化,重返自然,实现自然性、人性和神性充实完满的又一次伟大尝试。
中国“天人合一”的伟大智慧和“自强不息”的不朽训诫将在西部开发中重现其精彩,重放其光芒;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奋斗、尤其是中国以加入WTO为前锋的融入世界文明主潮的努力,正为西部开发开辟更为广阔的世界舞台;中国各阶层对中国社会总体发展方向的重新关注和中国制度创新的历史动力,都将使西部开发可能具有在世界史上有例可援、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史无前例的划时代意义。
惟有一场刷新历史纪录、重塑民族精神、创新既有制度并体现当代世界发展趋势的西部开发,才配冠以“西部‘大’开发”的美称。
命运只对真正伟大、高尚的民族微笑。千年易过,中国的时辰正在升起,让它在西部辉耀吧!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32页。
〔2〕杨生茂:《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第13页。
〔3〕〔4〕恩格斯致尼·弗·丹尼尔逊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33-334页。
〔5〕(苏)托洛茨基:《我们和资本主义世界》(《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莫斯科-列宁格勒,1926年),第31-47页。
〔6〕(美)威廉·吉尔平:《北美洲人民在地理、社会及政治上的使命》(费城,1874年),第130页(引述1846年信件)。
〔7〕(美)沃尔特·惠特曼:《草叶集》(1860年),第183页。
〔8〕(美)艾伦·约翰逊:《斯蒂芬·A。道格拉斯:美国政治研究》,(纽约,1908年),第481页;(美)亚伯拉罕·林肯:《致国会年度咨文,1862年12月1日》(《亚伯拉罕·林肯文集》,纽约,1905-1906年)。
〔9〕〔12〕(美)弗雷德里克·J。特纳:《美国历史上的边疆》(纽约,1893年),第1、255、267页。
〔10〕(美)弗雷德里克·J。特纳:《未来的诗人》(《特纳书信文件集》,威斯康星,《大学报》1883年),第4页。
〔11〕(美)弗雷德里克·J。特纳:《西部及美国理想》(纽约,1920年),第293页。
〔13〕(美)罗斯福:《致国会的咨文——国顾政府的概括目标及其成就》,1934年6月8日,见《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8页。
漫谈战争的合法性问题
? 陈玉明
我着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美英等国攻打伊拉克的战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电视画面上硝烟弥漫,不同国家的外交官发表着或支持或反对的外交辞令,反战的游行示威也在许多国家进行着。这场战争比此前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战争更为引人注目,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是一场其合法性受到怀疑的战争。
美国“9·11”事件之后,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对美国遭遇的这场恐怖分子所制造的灾难表示同情——虽然也不排除有些国家的政府或者民众对霸道的美国遭受打击表面表示同情而心中窃喜的可能——战争被解释为复仇和自卫,因此,美国以反恐为由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进行的战争也就获得了合法性;这场战争基本上没遇到什么抗议的声音。
而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则情况就有很大差别了。塔利班政权由于其推行狂热的原教旨主义而成为一个人神共愤、千夫所指的政权,在国际社会中本就没有获得合法地位;即便没有“9。11”事件,打击这种政权也是让人拍手称快的。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当然也是一个独裁的、黩武的政权,但是,由于国际主权原则,独裁本身并不能构成别国发动战争的理由。而且,按照某些西方学者对“民主”的判断标准,这世界上真正的民主国家充其量也就六十个左右〔1〕;倘若不民主就可以对之发动战争,那么应该像伊拉克一样接受“武器的批判”的国家还多着呢。在这些非民主国家中,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也未必是最专制、最不人道的一个。
至于萨达姆政权的黩武倾向,那也的确是有的——萨达姆靠政变上台以后,两伊战争打了八年多;两伊战争结束没几个月,萨达姆就入侵科威特,从而导致伊拉克此后一直沦为国际贱民。对于侵略予以反击或者帮助被侵略国家予以反击,那都是合乎正义的,所以,海湾战争在合法性问题上也不存在多少争议。然而,萨达姆政权虽然在国内倒行逆施,也曾对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威胁,但现在在国际上毕竟似乎没什么特别的恶行——甚至多少显得有些可怜。在没有对世界和平构成现实的威胁的情况下,有什么理由对一个可怜兮兮的主权国家发动战争呢?
所以,法国、俄国、德国等多数国家都反对对伊动武:这个世界已经够乱的了,好端端的,何必多生事端?美国说伊拉克没有执行联合国决议,还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就进行核查吧。查来查去又没查出什么名堂来。小布什明白,要想让联合国安理会支持他的战争,那是不可能了,于是,就抛开联合国自己拉上几个伙伴干起来了。
美国为什么要发动战争呢?美国的说法是:
第一,伊拉克没有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第二,萨达姆政权与恐怖活动有联系,从而对美国和世界的安全构成了威胁;
第三,战争是为了结束萨达姆的独裁统治,给伊拉克人民以自由。
托马斯·阿奎那说,要使一场战争成为正义的战争,就“需要一个有充分根据的理由”;另外,“在交战者的方面需要有一个正当的目的”〔2〕。这上面的第一点和第二点就是战争的“理由”,而第三点则是战争的“目的”。这些堂皇的理由和高尚的目的如果属实的话,是可以将美国的战争行为合法化的。但非常可惜的是,由于核查没有什么结果,第一点未免要打些折扣;第二点也许是真的吧,但毕竟是美国的推断;至于战争的目的,它是一种主观认定,没法证实——小布什说是为了“free
the people”,而萨达姆则说美国发动战争是为了石油。由于这些困难,这场战争必然是备受争议的。战争的结果是没有悬念的,但一场其合法性受到怀疑的战争必然会带来许多不好的影响。
为了理解战争的合法性问题,我们不妨先来看看美国历史上的几次重要的战争。
第一次自然是独立战争。这次战争用《独立宣言》里的话说,是为了反抗一个“恶贯满盈、倒行逆施”、“企图把人民抑压在绝对专制主义的淫威之下的政府”,以捍卫自己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战争的合法性是无可怀疑的。
第二次是南北战争。南北战争是一次国内战争,北方说战争是为了捍卫国家统一,南方说战争是为了捍卫南部各州的自治权利。交战双方对己方行为的合法性都很有信心,所以,当弗吉尼亚州宣布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