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7-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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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倒下后，仍是大骂不休，要对方打四面。其实只能打三面，打前面容易发生危险，既无深仇大恨，谁也不肯造成人命案子，那一来赌局便开不成了。
打时先打两旁，后打背面。打到分际上，局头便自喝令“擎手吧！够样儿了”。打手们立时住手，听候善后处理。另有人过来问伤者姓名、住址，用大叵罗或一扇门，铺上大红棉被，将伤者轻轻搭上，红棉被盖好，搭回去治伤养病。有礼貌的主人亲自探病，好言安慰，至此改恶面目为善面目，少不得送钱送礼。这便是天津俗语所谓“不打不相识”。伤愈后，经人说合每天由赌局赠予一两吊钱的津贴，只要有赌局一天存在，风雨无阻，分文不少，或自取或派人送到，名为“拿挂钱”，江湖切口叫“拿毛钿”。从此反成好友，那人算有了准进项，便可安然享受。如果被打的喊出哎呀二字，不但白挨一顿打，而且要受奚落，自己爬着走，也得算数。当年颇有些初出茅庐的未经考验，率尔轻举妄动，势必丢脸而回。
还有的混混儿另用一种方式：进门后不动声色，到赌案前自己用刀在腿上割下一块肉作为押注，代替押宝的赌资。有的宝官只作未见，押上时照三赔一的定例割肉赔注。这一来便不好了结，双方造成僵局。另由旁人过来，满脸赔笑婉言相劝，结果仍须给挂钱。不幸押输，宝官把肉搂走也是不好下台的。对方只好将案子一掀，作二步挑衅，少不得重新挨打。遇有识事的赌头急忙赶到笑着说：“朋友，咱不过这个耍儿……”随向手下人说：“快给朋友上药。”便有人拿过一把盐末，捂在伤口上。这时来者仍然谈笑自若，浑如不觉疼痛的模样，神色如常，少不得经人解劝，结果也可以每天拿钱。总之，不打出个起落，是不成的。及至言归于好，反成莫逆之交，便是俗语说的“好汉爱好汉”了。
至于集体的搅局，必须带领一群，扬言整个接收。赌局中素有防备，双方便是一场恶战。但看结果如何，败者退出，胜者占有，也就是说败者无条件让渡，扬长一走也不顾惜。若打不出胜负来，必经外方和事人说合，赌局成为共有，通力合作，利益均沾。
如何理解这套规矩呢？在混混儿的术语中，上门找打叫“卖味”，这是赤裸裸的以血肉之躯的痛苦换取“挂钱”的交易。顺便提一句：我不清楚“挂钱”一词的来历，《话说当年的谦德庄》说到李珍拿“干股”时解释道：“就是挂个名字，坐享其成。”似乎也可以如此解释“挂钱”：挂个名字拿钱。
在“卖味”交易中，赌局方面的计算与曹八和菜农的避害计算是一样的。人家打上门来，他们不能不拿东西对付。赌博是著名的无痛税收，开赌场如同开税务所，因此，赌博一般都是官府垄断的生意，要买通官吏和衙役才能悄悄营业。在这种情况下，赌场方面的选择空间很小。正式求助官府意味着自杀。容人家捣乱下去，赌场就没法开了。打死人家，光天化日之下闹出人命案，赌场也没法开了。于是掏“挂钱”摆平破坏要素，就成了“诸害相权取其轻”的最佳策略。
同时，也要注意把破坏者打“够样儿”。打轻了，让人看到破坏者挣钱容易，就会引发更多的图谋。打得太狠，“血债”太重，恐怕“挂钱”也要多掏一些。
从卖味者的角度说，坏人家的好事也有点迫不得已。富裕人家绝不肯亲身从事。而路春贵那样的人，“指身为业”，全凭一身力气和一条扁担生活，如果没人雇佣他，惟一的“生产要素”卖不出去，就进入了“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境地。于是，用血肉之躯所受的伤害，换取这个躯体生存所需要的资源，就成为一种“活路”。土匪绑票的道理也是如此。被绑者的家庭愿意用一二百银洋买亲人的命，绑票者则愿意为一二百银洋铤而走险，前者拿钱换命，后者以命换钱。土匪的卖命生涯，也显现出他们对自身性命的估价。
卖命者的核心计算是：为了获得生存资源，可以冒多大伤亡的风险？或者，可以把自身这个资源需求者损害到什么程度？用古人一句更简明的话表达，就是“身与货孰亲？”孰亲呢？那就要看身是谁的身，别人的身还是自己的身，百万富翁之身还是饥寒交迫之身，身也要看具体部位，是小手指还是整个脑袋，是钢琴家的小手指还是乞丐的小手指；货也要分什么货，锦上添花的货还是雪中送炭的货，百两银子的货还是万两银子的货，等等，不可一概而论。权衡种种利害之后，依然打上门去，说明卖命者认为这是合算的买卖。破坏方和赌场方都找到了合算的策略，有关卖味和挂钱的规矩便形成并固定下来。
我想再强调几句，生存资源是分层次的。最外层的金钱货物可以叫身外之物，最里层的却是“等身之物”，那是养身活命之物，甚至是命根子。在饥寒交迫濒临死亡者看来，寥寥衣食就意味着性命本身，绝非身外之物。最里层的边界一旦突破，博命换钱就可以视为等价交换，甚至是有利可图的交换。庞大的博命集团的存在，不断制造这个集团的社会机制的存在，乃是解释中国历史、理解中国社会的核心要素。
其实，正如“卖命”这个常用词所表示的那样，生命和生存资源之间的交换关系早已得到大众的深刻理解。在意识到这种关系之前很久，早在与猴子分道扬镳之前，人类已经熟悉了这种计算。辛亥革命的参与者之一，民国总统黎元洪，对这种历史悠久的交换常规还做过一句时髦的概括。他对冯玉祥部下的士兵训话说：“什么叫做革命？就是拼过命的必定都有饭吃。”〔6〕黎大总统生活在流行革命的时代，为卖命披上了革命的外衣。不过，革命者大体都是博命者，这一点并不错。在动物世界里，进食次序的改变，也往往需要流血，这就意味着：生存风险与生存资源的换算已经在动物的心中完成。这是动物界最古老的计算之一。
四
我们已经见识了赌场的“挂钱”，保安公司的“代理费”，抄手拿佣的“佣金”，再加上顺便提到的赎票钱和买路钱，“血酬”已经有了五种表现形式。《话说当年的谦德庄》提到的形式至少还有五种：
1。做小买卖的“地份钱”。
2。走江湖卖艺的“毛钿”。
3。妓院的“门租”和被子钱。
4。一般居民的自治费、路灯费、卫生费和修路费等。考虑到“接三差五地总来敛钱，说多少就得交多少，言无二价，谁敢不给”，我们似乎不能把修路之类公益名头太当真，又不好完全不算，姑且打个五折。
5。“一些像样的买卖都有李珍的干股”。
“干股”就是企业无偿赠与的股份，这个词用得并不错，但还可以更准确。我在四川《彭县志》上看到过这样一句话：（袍哥大爷刘治平）“坐吃牙行斗秤、烟馆赌场硬股”〔7〕。初读此句，犹如醍醐灌顶。“硬股”这个概念和“卖命”的说法一样，蕴涵着造词者和用词者对这种社会现象的透彻理解，这是地道的中国思想和民间智慧。这种智慧给予我巨大的启发。我还见过当代民间的一些语言创造，譬如黄股（资金股）、白股（技术股）、红股（实权人物的干股）、黑股（送给黑势力的股），以及“权力股”和“好汉股”等等，但我认为，这些概念都没有达到“硬股”的深度。硬股，正是“血酬”在股份制中的存在形式。这种东西的存在，勾勒出中国“成事要素”的常规范围，反衬出官府提供的公共安全的欠缺。人们对这种欠缺习以为常，发展出弥补的办法，并成为固定的规矩。
资源分配必定遵循某种规则，必定发展出某种规矩。在我们看到的情景中，无论是打翻菜农“抄手拿佣”，还是砸赌场“拿挂钱”黑吃黑，这些规矩都赤裸裸地建立在强横的基础上，建立在以暴力损害对方的基础上，因此，我称之为“横（第四声）规矩”。在中国历史上，横规矩一直肩负着资源分配的重担，据此分来的资源，便是不断改头换面、与时俱进、因地制宜的“血酬”。
血酬和横规矩并非一无是处。小偷不敢随意在谦德庄行窃，土匪不许客匪在自己的地盘内抢劫，这未必不是平民之福。从老百姓的角度说，流寇不如土匪，业余土匪不如专业土匪，短期捞一把的专业土匪又不如土匪世家。真把一块地盘当成自己的家产了，反而不肯胡乱糟蹋了。随着预期统治时间的延长，为了追求长期利益的最大化，狼群也要调整自己与羊群的关系，培养税基，确定最佳屠宰率，维护羊群生存繁殖的有利条件，打退其他肉食动物的入侵。于是，血酬与报酬、掠夺与皇粮正税、横规矩与天经地义之间的界限，也会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难以分清。
五
《话说当年的谦德庄》描述了保安公司的建立过程：开山门，摆香堂，招揽地痞讼棍。看起来这不像办公司，倒像建立黑帮组织。用帮会开山门的仪式开公司，说明当事人在自我意识里并没有把“公司”当真。与关东马贼办团防、湘西土匪办保安团同样，这不过是一张糊弄人的画皮。套用《水浒》中瓦罐寺老和尚的话说：“这两个哪里似个出家人（公司经理），只是绿林中强贼一般，把这出家（办公司）影占身体。”〔8〕之所以选择公司的形式，因为这种组织形式既流行又合法，如此冒充一下，横规矩就显得比较顺，血酬也可以显得比较平和。
不过话又说回来，公司和保护费之类名号的出现，也反映了时代和社会的进步。否则，像《水浒》时代那样直接叫“供奉”，或者称之为贡、税、饷、捐，横主儿和地霸们直接索贡、征税、派饷、喊捐就行了，此乃替天行道，天经地义，何必涂上平等交换的油彩？
博命组织的内部关系也值得一说。无论在“公司”内部，还是在土匪和黑帮内部，博命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平等。1913年12月10日，四川都督胡景伊想解散哥老会，特地发布《四川都督民政长劝告哥老改行通告》，挑拨袍哥组织的内部关系，描述了哥老会内部的不平等。通告云：
盖哥老首领向称大爷，凡良懦无识，任彼诱致，以为拜弟，即当听其指挥，生杀惟命。凡作奸犯科之事，皆嗾使拜弟为之。事成，则大爷享其利；案破，则拜弟罹于法。至有引颈就戮死而不悟者。彼大爷且逍遥法外，窃喜操术甚工。〔9〕
建立和维护横规矩是要付出血肉甚至生命代价的，这个代价，往往要由老幺（洪门）、门徒（青帮）、喽罗或崽子（土匪）支付，收益的大头却归“大爷”或“掌柜”。在李珍指使路春贵当“肉墩子”砸赌场的案例中，路春贵卖命为李珍夺来了韩家小店，他自己得到了李家保安公司骨干的位置，从此有了稳定的职业和收入。他本人或许很满意，可这两者的价值并不相当。即使扣除了买通官府、应付官司和策划运作的费用，其中仍有类似“剩余价值”的东西，我们可以顺着“血酬”的思路称之为“血利”。李珍经营和追求血利，便超越了个体博命者的水平，进入了“血本”经营家的层次。
血本经营是一门大学问。经营者要估算自身的风险，扣除贿赂官府和建立保护伞的费用，应付同行的挑战，争夺其他横主儿的地盘以达到合理规模，还要镇压受害者的反抗，建立并维持一套横规矩，支付部下的卖命钱，等等，最后还必须有余利。比起寻常的企业经营来，这个过程更加复杂，更加惊心动魄。这等大题目需要专文细说。
六
谦德庄方圆不过二里，距首都不过一百公里，却成为特色鲜明的“特区”，这并不是当时的特例。与官府规定的社会秩序大有差别的地霸秩序，或者中性一点称作地盘秩序，随处都可以见到。前边提到的湘西土匪和关东马贼，那里就有一套匪世界的秩序，广东则有“大天二”秩序，中原一带有“土围子”秩序，上海青帮使当地秩序严重变形，四川袍哥同样如此。更高一层，天津先后成为不同军阀的地盘，四川的军阀防区制度则有更强的独立性，每个防区近似战国七雄的一个独立王国。再高一层，山西、广西等省又有自己很稳定的一套秩序。放眼望去，中国有大大小小的地盘，大圈小圈，条条块块，层层叠叠。每块地盘上都有一套横规矩，有一个地霸，或军阀，或民团，或黑帮，或豪门大族，或道门教会，或贪官污吏，或里长保长之类的村干部，或者直接就是土匪。这种地盘秩序充分发育的社会形态，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见于春秋战国前流行的封建制度，层层叠叠分封下来的制度，许多小王架着一个大王的制度。这种体制在魏晋时期也兴旺过一阵子。
毛泽东说中国“百代都行秦政制”，当然是不错的，这是“真龙”横空，百兽退避的格局。可是“飞龙在天”，不能一天到晚不睡觉，一年到头不休假。龙也有强有弱，有老有幼，有勤有懒。即使是一条勤快的强龙，高高在上，一双眼睛岂能看住伪装良好遍布天下的地头蛇？与真龙天子的控制强度反向对应，有多少漏洞死角，就有多少毒蛇猛兽。因此，帝国制度必定伴随着“半封建”或“小半封建”或“隐形半封建”制度，体现为地盘或地霸秩序。——越说越像是说大话了，就此打住。
注释：
〔1〕米秀沣、刘金荣、蒋茂增、蔡国儒、刘文秀：《话说当年的谦德庄》，尹文华记录整理，《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九辑。以下的引文来自对原文的删节，个别语句及其位置有所调整。
〔2〕〔5〕李然犀：《旧天津的混混儿》，《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七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年版。
〔3〕《镇平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二三十年代匪患专辑；阎宝庆：《土匪洗劫土寨村的回忆》等。另见蔡少卿主编：《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各种材料还可见于《洋票与绑匪——外国人眼中的民国社会》，徐有威、（英）贝思飞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姚雪垠：《长夜》等。
〔4〕见《近代江湖春典（〈海底〉摘录）》；曲彦斌：《中国镖行》附录一，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44页。另见《中国秘密语大辞典》，汉语大辞典出版社，第538页。
〔6〕冯玉祥：《我的生活》，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342页。全句是：“你们是有革命历史的队伍。什么叫做革命？就是拼过命的必定都有饭吃。我从床底下被革命党拉了出来，领导民军，推翻满清，所以才当到总统。你们将来慢慢遇到机会，自然也会和我一样，能够高升，能够飞黄腾达。”
〔7〕《彭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25页。
〔8〕《水浒》第六回：九纹龙剪径赤松林 鲁智深火烧瓦罐寺。
〔9〕转引自王纯五：《袍哥探秘》，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133页。
“书生谋国直堪笑”
——关于张东荪
？ 黄 波
也许真应了“不贤者识其小”这句套话，读完厚厚一册《张东荪传》（左玉河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给我印象（刺激！）最深的竟是传主的一段自白：1916年，素来以“政论家”自期的张东荪对自己的文字产生了极大的疑虑，他在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