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7-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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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世是非纠葛，完整而真实地披露大师的心路里程，是时代的进步，也为研究者追寻中国文化的现代走向和知识分子的心路幽微提供了便利。
继续进行的反思使得文化人群日益清醒，文化积累日益丰富，同时也经常使思绪陷入悖论，情感掺杂苦涩。“四人帮”是文化专制主义的登峰造极，“权力话语”对文化行为的统治，对具体文化人生存权力的戕夺，使得身处其中的文化人深恶痛绝，使得曾经是“魏阙中人”而又不能完全屏绝“江湖”的一些文化官僚终于也有了某些“民间话语”。文化人群的普遍心态是对“权力话语”大不以为然，对被“权力话语”压制、迫害过的文化人深怀同情，这其中也包含着大量的自我同情和自我心理塑造。于是，一个重新寻找文化英雄的系列性集体行为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成为中国的社会文化特征。
回顾一下这个系列性的集体行为吧：周扬的复出，被看做是“文艺春天的到来”，以后，人们发现，周扬在长达几十年时间里，整过的文化人不计其数，综观其一生，他依然是“权力话语”的代表，尽管周扬的有选择、有限定的“反思”曾经得到崇高礼赞，但是，终于无法抵消他长时期、大面积的整人记录。他只能是一个意识形态代言人和牺牲品，远非“反思”中的中国文化人群心目中的文化英雄。从文化主流汗漫开来，这样的寻觅一直延续到胡风、沈从文、钱锺书……
胡风具有颇多“文化英雄”的内涵，他在现代中国“权力话语”确立的初期，便因为“个性话语”被驱逐出局，他手上没有同类的鲜血。特别使人肃然起敬的是，他在自己命悬一线之时，拒绝对也已经“落井”的周扬“下石”。“不整人”，“没有整过人”，是一个“整人时代”洁身自好、高标独立的最宝贵的特征。可是，在继续的“向后看”的文化寻觅里，出现了胡风的如是行为和话语：他和冯雪峰同为鲁迅弟子，当冯雪峰在《文艺报》主编任上因为“压制小人物”引起毛泽东雷霆之怒。发动文艺界批判之时，久坐冷板凳的胡风也参与其中。他的攻击锋芒在与会者中间格外突出，除痛批冯雪峰之外，他“还连带着点出了胡适、周扬、袁水拍、黄药眠、蔡仪、朱光潜、萧殷、田间、俞平伯、徐志摩、朱湘等生者与死者的名字，还特别指出朱光潜、俞平伯诸人‘都属于胡适那个系统’，是‘一成不变地为蒋介石服务’的”〔1〕。
如果说胡风的被驱逐，是“革命文艺”内部“清理阶级队伍”的结果，是胡风十分不情愿的事情，沈从文则多半是自我放逐。因为郭沫若在解放前夕对他有“粉红色”作家的批判，进入新社会，他便如履薄冰。郭沫若这里所指的“粉红色”，显然不是“次红色”，而是类同于“黄色”。沈从文的作品在乡土气息里最擅长渲染的是“风情”。在意识形态争夺的文化环境里，这样的“风情”表现存留了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乡土色彩，因而有独特的文学价值。沈从文的文化经历，是从“丘八”而进入象牙塔，他珍惜自己的文化地位和环境，也形成谨慎怕事的心理。在郭沫若的批判性言词里，“粉红色”原来算不得多么严重，他当年骂鲁迅还用过“反革命”这样的罪名呢。只是今非昔比，当年“创造社”的“流氓加才子”现在已经是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这使得沈从文自惭形秽。沈从文从来不曾处于文化论辩和争斗的中心，“风情”和“阶级斗争”如何能够等量齐观？正是在晓风残月一般的“风情”角落里，惯于对人生精打细算的沈从文首先思想的是后半生如何养家糊口，打点岁月。他知道今后的中国文坛，没有他那些“野性”和“风情”的位置。在大风暴到来的时候，找一个偏僻的小港湾歇船晾网，这就是沈从文的精明，当然也可以说他胆小。
其实，沈从文也对他久违的文坛有眷恋，有试探。他参加全国作协的参观团，到了井冈山；他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了旧体诗。新文学作家晚年多写旧体诗，是中国文学现代发展的一个特殊现象。延续至今，比比皆是，没有一个人的水平赶得上从北大荒劳动改造出来的聂绀弩。沈从文还想写井冈山题材的长篇小说。这样的想法，以前的鲁迅和冯雪峰都有过，都没有做成。沈从文想写井冈山原非无稽之想，他出身军人世家，他兄弟沈荃毕业于黄埔军校，参加过淞沪抗战，是湘西地方军队重要将领；中国工农红军的领袖人物之一贺云卿早年还曾经和沈从文在一个部队系统中。沈从文终于没有写成。思想、情感、语言、细节，达不到融合状态。作家不是万能写作机器。在中国的文化时空里，还要再晚一些时候，当作家的主观精神被完全阉割之后，这样的写作机器才会成批出现。在基本处于蛰伏状态生活了接近二十年之后，沈从文已经变成了一个专业文物工作者。用他自己的解释，他不是专家，而是一个有“丰富常识”者。沈从文没有写小说，是他认为自己“不行了”，即使在毛泽东公开表示希望他写小说的巨大鼓舞下，他也没有能够贾其余勇。而他希望在文物鉴定方面和当时的一些“资产阶级权威”较劲，是他认为自己“行”。他认为自己在文物鉴定方面已经可以和那些毕生吃这碗饭的“专家”们一较短长。从文艺创作向学术研究发展，本来是中国文化人的一种传统：郭沫若在中国文化界的权威建树，与其说因为他有《凤凰涅槃》，不如说因为他有《十批判书》；沈从文熟悉的“新月派”诗人陈梦家在诗名大著之后躲进学府悄悄搞起了考古学。这样的人生轨迹，不能对沈从文没有影响。沈从文对文学的放弃，并不是对人世的完全心灰意冷。他在悄悄地研究了十几年文物之后，也希望得到社会承认。他被革命群众想当然、大呼隆地打成“反动权威”，可是，他自己却认为和那些有“遗老”“遗少”气味的真正的“反动权威”不是一路，他是在努力用新思想、新方法进行文物研究。他希望摆脱长期的窘境。他写于1969年的“陈述检讨”说：
“文化大革命”运动已进行三年，各方面都取得全面胜利。艺术方面八个样板戏剧歌舞成就更为世界所公认。惟在文物系统方面，直到如今为止，多只听说某某金石专家“权威”，某某字画鉴定专家“权威”假公济私，营私舞弊，低买高价售出一经揭发，便搞垮了。从资产阶级思想行为私生活破，固然也是一种扫荡。但是他们在国内的“名家法眼”权威性，还是并不曾动摇分毫。甚至于在他们死去以后尚有长远影响，附着于那些名画中，流毒下去。
若我早日得到解放，短时期又不至于被高血压心脏病收拾报废，幸而能活得稍久一点，抢抢时间，挑几十幅被专家“权威”奉为“国宝”的名画，试用土办法学来的文物常识破一破，就这个领域的唯心唯物作一回较量，看是谁有道理，即可证明严格遵照主席《实践论》所指示我们学习知识的方法，得到的常识，将显示无穷威力。而所谓一堆皇帝和专家“权威”的鉴定，都可以怀疑，都可以推翻，还它个本来面目。
如条件许可，又有需要，我希望能作个小文，先试来破一破，他们私生活已有了大量揭发，不待说了。既谈本业，从讲道理出发，也一定会把一些帝王名士、专家“权威”对于若干名画共同作伪造成的现象，用常识判断为“呀呀呜”，这个破便大大不同了。这是不甚费力即可以作到的。
若把我本人尽长远搁在反动专家“权威”名分上，这种破的工作，是不可进行的！
就我所见，《洛神赋图》、展子虔《游春图》、韩滉《五牛图》、《韩熙载夜宴图》……有的花了几百两黄金买下，有的还派了人去香港花了几百两黄金买下，有的还派了人去香港花了若干万港币收回，目前都当成“国宝”看待。用我的常识来破，时代作者就都不可靠，都有问题。有一画还假得十分可笑的，即受专家特别称赞的《五牛图》。〔2〕
读这段文字不由为沈从文捏了一把汗，这段文字可能给他带来的麻烦并不在写出当时，而是在“拨乱反正”的新时期。“四人帮”垮台之后，也还有不少本来是受文化专制欺压迫害多年的人，因为片言只语又被打入林彪、“四人帮”一线。从章含之的回忆文章可知乔冠华这样一位才华风度难觅的外交家居然被“莫须有”的罪名断送了正在巅峰的政治前程；萧劲光这样一位资格最老的大将被“上了贼船”的罪名折磨得嗟叹“不知道是见了什么鬼！”〔3〕怪圈并没有因为林彪和“四人帮”的垮台便完全消灭。
书画鉴定家杨仁恺在其《国宝沉浮录——故宫散轶书画见闻考略》中追述：“……唐人韩滉《五牛图》，乃传世少有的環宝，为国内外人士所公认之唐人矩制……所幸此画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画家张大千所得，新中国建国后连同诸名迹，经周恩来总理批准由香港购回。”〔4〕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也是由张大千携出国外，由香港收回〔5〕。展子虔《游春图》是由张伯驹从溥儒手中购得又由故宫“价购入藏”〔6〕。这些古字画是周恩来在“文革”前指示从香港买回的，而当时鼓着劲要大破“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正是康生。沈从文不一定完全知道“密毋中枢”的很多内情，但是，当时“文化大革命”的特色他不会看不清楚。如果沈从文当时的这份“请战书”被高层青睐，他可能是要拼老命效劳立功的。而一旦“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变成现实，很难揣测沈从文的批判锋芒会不会被利用成为投向支持那些“反动权威”从海外重金收购《五牛图》、《韩熙载夜宴图》的周恩来的炸弹。倘若沈从文当时的“批判”愿望得以实现，也有可能使得他在某个时期的形象和冯友兰、杨荣国一时仿佛。当然，历史最终会澹定，只是在扑朔迷离中它还会多绕几个怪圈。正是这历史的怪圈，将知识分子们绕来绕去，演出心灵的痛苦曲线。
中国现代历史的书写怪圈真可以使人叹为观止：瞿秋白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定论的烈士，由于李秀成的“晚节不终”，竟连累瞿秋白坟墓被挖；姚篷子分明是共产党的叛徒，姚文元在新社会本来只有夹着尾巴做人的份，偏偏能够因为和“资产阶级权威”较劲，居然平步青云当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样的政治文化环境，一方面可以使得儒冠供尿溺，同时，也偶尔有冷门出现。著名“右派作家”姚雪垠投书请命，要求“给条件”写表现农民起义为历史发展动力的长篇小说《李自成》，得到的条件是：完全自己支配的时间，全国范围的旅行考察，专职秘书，当然，还有最高指示恩宠荫庇下的安全与荣耀。这样的殊遇，为全国老作家不敢想像而又魂萦梦绕。“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常态”，“不合作”是特定时期特殊人物的“变态”，就连顾炎武、黄宗羲这样最讲气节、最著名的“不合作”分子，也只是把“不合作”维持到自己为止，他们的子孙辈表现的是空前积极的合作。当年陆放翁坐冷板凳时间久了，自己写诗“立功老无期，建议贱非职。赖以墨城池，淋漓豁胸臆”。陆游一辈子清高昂臧，却为了求赏识主动为奸相韩侂胄写了《南园记》、《阅古泉记》，又上书支持韩侂胄的所谓“北伐”，被后世论为一生之疵。胡风写“三十万言书”，不是要表现他的“反革命”，而是要申明他比周扬更加革命。在1969年的社会话语里，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论是工农兵大众，还是革命知识分子，甚至早已经“入另册”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几乎是万口一词。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改编沪剧《芦荡火种》为京剧样板戏《沙家浜》，不仅是当时的荣耀，以后汪曾祺成为著名小说家，但他依然认为《沙家浜》是自己最重要的作品。为什么？在《沙家浜》里，他投注的精力和热情最多，是“千锤百炼”之作。沈从文对“革命样板戏”的夸赞，显然是当时的真实心态。他希望在书画鉴定方面建批判之功也是当时的真实之想。
沈从文在《陈述检讨——到与不到处》一文中对一些世传名画的怀疑，并非全无道理。遗憾的是没有看见他的真正学术性的具体意见。沈从文也没有能够如其当时所想望的一鸣惊人。所幸的是，在那样一个政治疯狂笼罩一切的话语环境里，沈从文没有得到表现机会，也为他以后的文化形象定格避免了麻烦。其实，他曾经想从学术角度表示怀疑的那几幅国宝级古画，同样的怀疑也存在于其他一些鉴定家心中，随着时间的流动和时代的变幻，更加学术化的意见在不断出现。沈从文怀疑过《韩熙载夜宴图》为后人所伪，时过三十多年，有美籍华人、书画鉴定家方元撰写长文，认为此图实际是从南宋画家为庆贺高宗登基而绘制的《龙溪瑞应图》模仿而来。〔7〕作者比较两图，使人可以清楚地看出，“夜宴图”中的韩熙载和“瑞应图”中的宗泽一般无二。这样的文章发表之时，上海博物馆正在举办与故宫、辽宁博物馆的联展，参观《韩熙载夜宴图》、《游春图》、《五牛图》的人流连日继夜，蔚为壮观。文章虽然“杀风景”却与展览并行不悖。学术研究有了自己的独立地位，不受政治权力和时尚潮流的左右，便能够尽量展延其内涵，当然，也可能失去了轰动效应。在需要多方面举证的发覆辩难尚无定论之前，“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实际上是学术研究的正常状态。
对沈从文在逆境里希图自救其实可能是自渎的回顾，可以进而观察中国文化学术的百年走向，观察知识分子心路的发展脉络。“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这是很长时期里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普遍语言，在逻辑上并没有什么错。历史、文化、学术的一般发展规律有这样的成分。从康有为开始，中国学术界的主流话语就是对传统说“不”。还是把讨论范围局限在沈从文曾经感兴趣的文物书画领域。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就是对千年以来文人书法传统说“不”的滥觞和大成，对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书法学术影响犹巨。如果说康有为的“扬碑抑帖”还是从风格种类的好恶发生偏颇，以后郭沫若的否定世传王羲之《兰亭序》，就是直接要否定以李世民为代表的历代“帝王”和“权威”的“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