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文选-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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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乡游宦士大夫，多怀归思，亦有强壮，无瘴而夭。柳生夏凋，翁君冬亡。虽会冥数，诚可悲惧也！容兄以卑官居韶，十口饥寒，其妻与妾居。比肩钧敌，呼嫡子为儿，视所生如奴。山农新取南女以为继妻，此女矜其华年。轻鄙老夫，动即叫骂，坐必偃蹇，同至南海，便蹇裳而去，独坐夷船，还其母家。虽冯敬通之悍妻，贾公闾之妒妇，以今方古，未足云奇。亦近世之新闻，女史之一鉴也。夫阴教不修，夫妻同过。但责女德，岂足云平！想卿闻此，达斯谊也。吾好为远游，何必乐土？优游自知，身心无患。比读庄生之文，悟其元旨，知物论生于是非，生死累于形骸，颇欲逍遥，以化成亏，何觉哀乐之殊境，离合之异轨乎？惟恐淑子独处幽忧，聊书所经，以为笑噱。冬寒日轻，春物方妍，起坐眠食，勉当自慎。时复手书，以慰劳勤。运白。
☆吴汝纶○孔叙仲文集序
往汝纶始入内阁，则闻曲阜孔叙仲先生于诸舍人中为最贤。会先生已东归，愿见而不可得。又后廿余年，与先生之子厚甫同官直隶，乃得读先生之书。盖先生少师事李方伯宗传为桐城古文学。桐城之言古文，自方侍郎刘教谕姚郎中。世所称天下文章在桐城者也。而郎中君最后出，其学亦最盛。由郎中君已上，师师相诏，更嬗递引，乡里之传不绝。独郎中君自少至老，常客游不家于乡，其流风被天下。而桐城受业者，乃四五人而已，李方伯其一人也。郎中君既没，弟子晚出者为上元梅伯言，当道光之季，最名能古文。居京师，京师士大夫日造门，问为文法。而是时湘乡曾文正公，尤以闳文系众望，其持论亦推本姚氏。故梅曾二家，宾客相通流。先生既传业于李方伯，及入京师，则数与梅伯言曾文正往来，其于姚氏之学，既沈渐而癖好之。尝寄诗伯言，自诡出桐城门下，用相矜宠。暇则从诸公为文酒之燕，见在诗集者，往往一会至数十人。今读其诗，若承謦于诸君子之侧而身从其游，与之驰骤而先后之也。方梅曾在京师时，文章之士之趋归之，相与讲论姚氏之术，可谓盛哉！往年汝纶侍文正公时，公数数为余称述姚氏之说。且曰：今天下动称姚氏，顾真知姚氏之法者不多，背而驰者皆是也。汝纶窃自维念幸生桐城，自少读姚氏书，姚氏支与流裔在天下，有振起而益侈大之者，而乡里后生，卒鲜得其近似，闻公言则瞿然而悚。今老矣，业不加进，无以逾侍文正公时。读先生书，考其渊源所自，茫然不自知针刺之在体也。
○天演论序
严子几道，既译英人赫胥黎所著《天演论》，以示汝纶曰：为我序之。天演者，西国格物家言也，其学以天择物竞二义，综万汇之本原，考动植之蕃耗，言治者取焉。因物变递嬗，深研乎质力聚散之几，推极乎古今万国盛衰兴坏之由，而大归以任天为治。赫胥氏起而尽变故说，以为天不可独任，要贵以人持天。以人持天，必究极乎天赋之能，使人治日即乎新，而后其国永存，而种族赖以不坠，是之谓与天争胜。而人之争天而胜天者，又皆天事之所苞。是故天行人治，同归天演，其为书奥颐纵横，博涉乎希腊、竺干、斯多噶、婆罗门、释迦诸学，审同析异而取其衷，吾国之所创闻也。凡赫胥氏之道具如此，斯以信美矣。
抑汝纶之深有取于是书，则又以严子之雄于文。以为赫胥氏之指趣得严子乃益明。自吾国之译西书，未有能及严子者也。凡吾圣贤之教，上者道胜而文至，其次道稍寻矣，而文犹足以久。独文之不足，斯其道不能以徒存。六艺尚已。晚周以来，诸子各自名家，其文多可喜，其大要有集录之书，有自著之言。集录者，篇各为义，不相统贯，原于《诗》《书》者也。自著者，建立一干，叶枝扶疏，原于《易》《春秋》者也。汉之士争以撰著相高，其尤者，太史公书，继《春秋》而作，人治以著。扬子《太玄》，似《易》为之，天行以阐，是皆所为一干而枝叶扶疏也。及唐中叶，而韩退之氏出，源本诗书，一变而为集录之体，宋以来宗之。是故汉氏多撰著之编，唐宋多集录之文，其大略也。集录既多，而向之所谓撰著之体，不复多见。间一有之，其文采不足以自发，知言者摈焉弗列也。独近世所传西人书，率皆一干而众枝。有合于汉氏之撰著，又惜吾国之译言者，大抵陋不文，不足传载其义。夫撰著之与集录，其体虽变，其要于文之能工，一而已。今议者谓西人之学，多吾所未闻，欲瀹民智，莫善于译书。吾则以谓今西书之流入吾国，适当吾学靡敝之时，士大夫相矜尚以为学者时文耳，公犊耳，说部耳，舍此三者，几无所为书。而是三者，固不足与于文学之事。今西书虽多新学，顾吾之士，以其时文公牍说部之词，译而传之，有识者方鄙夷而不之顾，民智之瀹何由？此无他，文不足焉故也。文如几道，可与言译书矣。
往者释氏之入中国，中学未衰也，能者笔受，前后相望。顾其文自为一类，不与中国同。今赫胥氏之道，未知于释氏何如？然欲侪其书于太史氏扬氏之列，吾知其难也。即欲侪之唐宋作者，吾亦知其难也。严子一文之，而其书乃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然则文顾不重耶！抑严子之译是书，不惟传其文而已。盖谓赫胥氏以人持天，以人治之日新，卫其种族之说，其义富，其辞危，使读焉者怵焉知变，于国论殆有助乎？是忄旨也，予又惑焉。凡为书，必与其时之学者相入，而后其效明。今学者方以时公牍公文说部为学，而严子乃欲进之以可久之词，与晚周诸子相上下之书，吾惧其亻舛驰而不相入也。虽然，严子之意，盖将有待也。待而得其人，则吾民之智瀹矣。是又赫胥氏以人治归天演之一义也欤？
○安徽通志序
方志之作尚矣，网罗散佚，撰集旧闻，为史者资焉。故著录家以入史部。然传者盖寡。吾尝考求乡邦文献，见前史有庐江七贤传，访其书不得，以为绵世既远。及观《明史》列江南诸府志，今亦未之见也。独宋罗愿名有史才，其为《新安志》颇自喜，而今尚存。余无传者。盖不独一方然也。汉之疆也，刘向言域分，朱赣条风俗，班氏资以为志。《汉书》行而向赣之说亡。蜀之启土，杨戏陈术之徒，各著书论益部人物，陈氏资以为传。《三国志》行而戏术之书亡。自是以来，言方志者博矣，其见于晋隋唐史者，百不一二存焉。由宋迄明，十不一二存焉。是岂执简之士，类非罗愿者徒欤？意亦限于方隅，固不足以传世而行远与？
安徽故无通志，国初江南左布政使寄治江宁而巡抚以操江驻节池州，安庆不为行省。康熙中，巡抚还镇安庆，又改江南左布政使为安徽布政使矣，而使司犹在江宁。逮乾隆间，始移司来治。故雍正七年，诏天下布政司纂修通志，而安徽犹以统于江南，不别为志。及道光初，长沙陶文毅公抚皖，乃创为之。洪秀全反，盗据安庆者九年，官私文籍，扫地尽矣。乱定数年，前中丞英公，方伯吴公，谋议于众，遂疏请开局招文学，续前志为书，经始于同治某年。而今中丞裕公，方伯绍公，继为之。越几年为光绪三年，书成，增损旧文，附益新事，义例至为精密。信乎其具史才可传以久者也！当用兵之后，井邑墟，人民流，文物声明，不承其故，而摭拾残遗，传载盛美之为急，岂第以纪方隅之故实，为后世史官之要删。夫亦诱进邦人使咸有述也。
安庆跨江淮为境，名山峻岳，蕴蓄精英，人文之兴，著自前史。入国朝，瑰人杰士，后先映蔚。经师若婺源江氏，休宁戴氏，文章若桐城方刘姚氏，皆所谓特立于一时，而不泯没于后代者。其他名德硕望，入而暗修，出而经纬六合，不可胜纪。自先大夫治军淮上、某因藉余烈，贤俊景从。咸同之际，谋奇伟略之士，蹈百死而戡大难，载在国史，声绩懋焉。夫国家全盛，以儒术振拔于时，事变多故，则宏济以武节，此皆非见称说于一乡，而徼幸于或传或不传之数者比也。士之耻为乡人者，可以慨然而兴矣。
○记写本尚书后
古《尚书》百篇，今存者廿八篇。虞夏商周之遗文，可见者尽此矣。汉时书多十六篇，由时师不能说，不传，卒以亡。惜哉！惜哉！古帝王之事，与后世同。其所为传载万世，薄九闳弥厚土不敝坏者，非独道胜，亦其文崇奥有以久大之也。杨子云最四代之书，以为浑浑尔，噩噩灏灏尔，彼有以通其故矣。由晋宋以来，士汩于晚出之伪篇，莫复知子云之所谓。独韩退之氏，称虞夏书亦曰浑浑，于商于周独取其诘屈聱牙者。诗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信哉！其徒李汉叙论六艺，又曰：书礼剔其伪。书之伪盖自此发。且必退之与其徒常所讲说云尔，而汉诵述之。不然，汉之智殆不及此。圣人者，道与文故并至，下此则偏胜焉，少衰焉，要皆有孤诣独到，非可放效而袭似之者，知言者可望而决耳。我尤惜近儒者，考辨伪篇，论稍稍定矣。至论所渭浑浑者，噩噩者，灏灏者，诘屈而聱牙者，其＇B194＇然而莫辨犹若也。于是写其文，自典谟迄秦穆，颇采文字异者著于篇，庶缀学之士，有以考求杨韩之说而得其意焉。嗟乎！自古求道者，必有赖于文，而文章与时升降。春秋以降，邱明所记，管晏老氏所言，去《尚书》抑远矣。秦缪区区起荒，宾诸夏，无可言者，独其文然跻千载上，视三代殆无愧色。我又以知帝王之文之肝于后人者，盖终古不绝息也。
○再记写本尚书后
自汉氏言《尚书》有今文古文，其别由伏孔二家。二家经出壁中，皆古文，而皆以今文读之。欧阳夏侯受伏氏读，不见其壁中书。壁书本古文，以传朝错，入中秘，自是今文始盛行。吾疑安国与其徒，亦故用今文教授，孔氏所由起其家。用此，二家之异，在篇卷多寡耳，不在文古今也。太史公书言《尚书》滋多自孔氏，而刘歆议立逸书，讥太常以《尚书》为备。其时胶东庸生遗学，亦以多十六篇；与中古文同。凡前汉人重孔氏学称古文逸书皆以此。及贾马郑之徒出，乃始于古文之廿八篇，而废弃其逸十六篇，以无师说，绝不讲。朝错所受壁中书，虽朽折，至哀帝时尚在。孔氏古文若废弃，逸十六篇不讲，而止传伏氏所有廿八篇，则与朝错所受书何以异，且又何以大远乎今文也？今文自前汉时立学官，有禄利，学者习欧阳夏侯经，说之成市，而朝错壁中书，仅乃能传读而已。此同出伏氏一师之所传，盛衰悬绝乃如此。其于古文逸书，以不诵绝之，诚无足怪。若贾马郑诸儒者，诮欧阳，诋夏侯，不习博士经，不徇禄利，背时趋，崇古学矣，乃亦不诵逸书，何欤？帝王之文，至难得也，遭秦焚不尽亡，伏氏少失焉，而复出于孔氏之堂壁，可谓至幸。是后虽微弱，犹尚丝联纟强续，弥留四百年，而卒废弃于诸儒崇古学者之手。自是以来，十六篇舍太史公所录《汤诰》外，无复遗存者矣。此可为深惜者也！光绪某年某月桐城吴汝纶记。
○读韩非子
太史公传周末诸子，皆不载所为书，以为世多有，故不论也，及为韩非传，独取《说难》著于篇。或曰：以非之智而不自脱于秦，子长盖深伤之。余谓不然。
非之咎在好持高论，实不能行其所言，而《说难》则本诵师说，非其自作，故背弃尤甚，卒所以不能自脱者，其本不足也。非乌得为智士哉！当战国之世，诸子纷纷著书于世，其言各有指要，及考其行事，往往不合，太史公病之，故于《孙吴传》见其义曰，能言者未必能行。然亦未有言行相背如韩非之于《说难》者。非为《说难》，有曰：周泽未渥而语极知者身危。又曰：辞言无所击排。今非初见秦，遂历诋谋臣不忠，虽意主于存韩，而说则疏矣。至进退人才，尤不宜轻易干与，非一韩客耳，奈何沮姚贾上卿之封！此非《说难》所称宋人坏墙之说耶？其卒不自脱，盖其术有以取之。
呜呼！其亦不智甚矣。不然，秦王始见非书，恨不与游，及非来，且欲大用，何为听李斯、姚贾一言，遽欲杀非哉？夫《说难》之指，类有智术者之言，由其道足以自全于乱世，固明哲保身之君子也。何非之所为如此？余尝求其说不得。及读孙卿《非相》篇，有所谓凡说之难，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乱，未可直至云云者，然后深明其故。
盖非尝受学孙卿，后虽大变其师之术，而犹拨拾绪言，以自佐其论议。孙卿遗春申书，见于《战国策》，今《荀子》无此篇，而非书有之。然则非书之本于孙卿者，盖亦夥矣。《说难》之作，则其诵师说而为之者也。第孙卿言略，非乃就而衍之加详密耳。然亦岂知言愈详密而愈不能自用哉！非他篇多切究情状，穷极事类物态，持论之高，当时李斯已自谓不及。然由《说难》推之，使非得志，亦必不能自行其言无疑也。呜呼！此太史公所为独著《说难》以见义欤？独是非为《说难》，虽本诵师说，使不出而说秦，人亦未知其智术短浅如此。世之闭户著书，以立言自期许，幸而身废不用，无由自暴其短者，盖亦不可胜道矣。若非者，其亦不幸矣夫。
○读淮南王谏伐闽越疏书后
淮南王谏伐闽越，为汉计谋至忠恳，而世辄以谋反少之。吾考之史，淮南之反，则审卿公孙宏构之，而张汤寻端治之，盖冤狱也。凡史所称谋反，反形未著，而先事发觉受诛者，事大率皆类此。古无所谓谋反之律也。公羊氏之说春秋，乃曰：人臣无将，将而诛。而商君治秦，则有告奸之赏，有匿奸不告奸之罪。其卒也，身生反诛，车裂以殉。曰：无或如商秧反者，此亦足以明造法者之受祸烈矣。乃自是以来，有国者徇一商君之法不少改也。汉兴，高祖用之以除韩彭元功之逼，文帝用之以翦济北淮南宗亲骨肉之忌。而淮南仍父子被恶名，陨身失国，太史公盖尤伤之。后之帝者，开创则除功臣，守成则忌骨肉，皆以谋反为主名，亘千载踵蹑一辙，是其尤可悲者也！昔者尝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