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ds-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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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到目前为止，官方的说法还是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以静脉吸毒传播为主，在估计的60万HIV病毒感染者中，吸毒者占总数的69。8％，经性接触传播的占6。9％，从1998年到2001年6月，经采供血传播的占同期感染总数的6％。“我以前也这么认为，《艾滋病/性病的防治》这本书1996年第一版时也是这么写的。但从1999年开始，我发现情况不是这样的了。”高耀洁说，“我们是经血传播为主。”
今年年初，高耀洁和桂西恩这两位在河南农村有很高知名度的医生，受邀参加了在清华大学开的一个研讨会。会上北京一位姓汤的教授提出新观点，中国的艾滋病感染70％—90％是通过色情业传播。“我像苍蝇一样跟着这汤教授，问他说的是真的吗。我以我的人格担保，通过色情业传播的连7％—9％都不到。后来这汤教授说，他是查了好多文件和资料得出的结论。云南和四川的代表说他们那里以吸毒传播为主，结果仔细一问，他们也是连一个艾滋病人都没见过。”高耀洁在记者面前挺起胸膛，“我见过的艾滋病人不下一千，我收到的数千封信来自全国各地，99％都是血液传播。”
记者只去过河南调查艾滋病，所以对全国的状况没有发言权。但在豫东的开封，当地最大的一家医院的主任医师告诉记者，这几年他们检测出的艾滋病人和携带者上千例，全部是献血和被动输血者，开封尚没有发现一例因性传播和吸毒致病者。当记者再次向他确认每年经他们医院发现的艾滋病人和携带者是否有1000人的时候，他犹豫很久，才回答说：“今年也就几十例吧。”发布像艾滋病这样的传染病疫情，是只有国家才有能力和权力做的事情。
事实上，没有人知道真实的数量有多少。这位医生只能告诉记者，90年代初开封的尉氏、杞县等地血站和卖血的普及泛滥程度一点不比上蔡差，卫生部和桂西恩对卖血者的艾滋病感染比率的检验结果分别是40％多和60％。即使按照这个比率，也是十分恐怖的数字。记者在开封尉氏县屈楼村看到，这个700人的小村庄去年死亡4人，今年又死了4个，还有5个人已经明显表现出与死者共同的症状：持续发烧38度以上，持续腹泻，体重几十斤地下降，长疮流浓，脸色吓人的发黑。
记者把所见所闻告知河南省卫生防疫站副站长王哲，王哲回答说：“这些情况我们都掌握。”但屈楼村民告诉记者，自从1999年那里开始出现疫情后，没有任何一位来自北京、郑州、开封或者尉氏县、乡里的官员或卫生防疫人员去过。8月27日下午，在郑州纬五路河南省卫生厅的门口，一个中年农妇蹲在地上痛苦地呕吐着绿色的东西。100米外的省卫生防疫站门诊部，是河南省惟一的艾滋病确诊医院，三楼的确诊室门口，从4点到4点10分，等待在那里的一男一女分别被告知染上了绝症。医生问了一句“废话”：“以前卖过血吧？”然后一人发了一张4开小报，告诉他们回去注意家人预防，就不再多说一句。男人很快地离去，那个来自豫北焦作温县的农妇和她的丈夫茫然地等待着什么，但终于也慢慢地下楼，出门，然后一前一后，消失在人群中。他们的脸上，什么表情也分辨不出。“没有多少安全的地方了。”记者身旁的一个男医生说了一句。不仅仅是一个上蔡，甚至上蔡可能还不是最严重的，因为有比上蔡更穷、卖血更多的地方；也不仅仅是河南，在陕西商洛地区，在河北、安徽、山西，都发生过甚至还正在发生着这样的惨剧。
“中国已经进入艾滋病流行的快速增长期，一旦进入增长期，就会呈现感染加速增长的趋势，如果在这个阶段防治措施不力，就会迅速进入泛滥期。假如不迅速采取有效措施，中国将成为世界上艾滋病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艾滋病的流行将成为国家性灾难。”去年6月28日，中科院院士、艾滋病研究专家曾毅教授在中科院院士大会上发出了这样的警告。如果真的是采血——至少在像河南这样的区域——是采血把数以千百计老实本分的农民制造成艾滋病患者，那么，人类历史上这一罕见的公共卫生事故，该到了揭开盖子追问责任的时候了。
血浆经济
1995年，是世界流行病防治的奠基级人物巴斯德逝世100周年，这一年2月26日到3月1日，在河内举办了一次纪念巴斯德逝世的国际流行病研讨会。会议行将结束时，与会的原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院长曾毅突然接到国内电话，河南河北地区发生艾滋病大规模疫情，催促曾毅尽快回国。究竟是发现了什么迹象和事实使得卫生部如此紧张，我们不得而知，被采访的一些卫生官员也说法不一，但从现在回想起来，一些先兆早已有之。
1991年初，当时还是河南省人大代表的高耀洁从参加人大会的农村妇女代表那里得知，一些农村因为卖血导致肝炎等传染病流行，她当即提案，要求严格买卖血卫生管理。也就在那前后，省卫生防疫站的一位老专家百思不得其解地发现，被消灭已久的疟原虫又在豫南一带流行，直到一位从驻马店出来的省领导质问他，驻马店防疫部门的血站抽农民的血，一天卖几次，这么抽老农民的血不抽垮了？
1992年七、八月间，河南省各地普查丙肝，结果吓人一跳，这个刚刚分离出来的肝炎种类在河南的发病率居然直追老牌传染病乙肝，比国外的发病率高出四五十倍。尤其是在卖血人群中，感染丙肝的人数一般都在一半以上。然而，疟原虫也好，丙肝也好，毕竟不是什么要命的传染病，当时所采取的措施是不再允许他们的血用于医疗输血。没有人想到，更多的人因此而被推入更为残酷的深渊。不能用于医疗输血并不代表不能卖血，当时刚刚兴起的一种单采血浆的卖血方式就并不拒绝丙肝患者，这种方式只需要检测乙肝两对半。所谓单采血浆，就是把采到的血用离心机分层，只要血浆，把红细胞回输卖血者，采到的血浆卖给生物制药公司，可以提炼制成人血白蛋白、球蛋白、干扰素、血小板因子等昂贵药剂。据一位医生出身的卫生局长介绍，白蛋白在临床上广泛应用于治疗休克、烧伤、外科手术、癌症放疗化疗、生产失血太多后等引起的血容量锐减，以及慢性肾炎、肝炎、糖尿病，到目前为止，白蛋白的生产还主要靠从人血浆或人胎盘中提取。
90年代之前，中国医院所使用的白蛋白基本从德国和澳大利亚等国进口。但按照卫生部、外经贸部、海关总署1984年和1988年两次联合通知的说法，“鉴于资本主义国家中同性恋和静脉注射毒品已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问题，艾滋病又常见于男性同性恋者，而国外用于制造血液制品（如白蛋白、丙种球蛋白等）的血浆供应者中同性恋者又占很大比例”，为防止艾滋病传入我国，血浆、人血白蛋白、球蛋白等血液制品被禁止或限制进口。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内开始大规模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设备，兴建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也是一桩一本万利的好买卖。血液制品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稀缺商品，中国直到80年代末白蛋白的产量也不过十多吨，根本供不应求，由于进口受限，价格高企。而中国是人口大国，像河南这样9000万的人口大省，80％是低收入的农民，哪怕这7000万人有百分之一二愿意卖血，哪怕每年只卖一两次，也能创造上亿的价值。与此同时，可以带动大批采血人员就业——于国、于民、于商都是只赚不赔的好事。偏远贫困的内地农村因此成为便宜而干净的血浆的理想采集地。这其中关键的中间环节是主要由卫生医疗部门开设的血站。事实上，这些被卖血者称为官办的血站始终是“血浆经济”最积极的开拓者、鼓吹者和组织者。“在医院门口的广告栏里，贴着献血光荣，救死扶伤。”同样属于文楼艾滋病人一员的程建中告诉记者，“血站总是宣传采血的好处，单采比全采好处多，说血跟井水一样，抽几桶还是那么多，经常把老水抽出来换新水，去旧血，换新血，有利于新陈代谢。对身体有益无害。你不去卖血，说明你身体不健康，有病。”每次单采都需要先从卖血者抽出800cc满满两大袋的“全血”，经过离心机和净化室分离后，再将下层的400cc红细胞回输，卖血者得到40元到50元，根据地点和时间的不同略有差别。这种方法的一个妙处是由于负责运输氧气和养料的红细胞并不减少，所以卖血者抽掉400cc不会觉得明显的虚弱和精神不振。但灾难就在这不知不觉的回输和皆大欢喜的赚钱中降临了。至少有三个环节被认为存在着致命的漏洞。
首先是抽完血后剪断输血管的消毒剪和掐血袋口的消毒钳，这两个器械都与抽出来的全血接触，但原上蔡县人民医院血站的一位护士承认，这些总是沾满鲜血的剪子和钳子都只是在晚上泡一夜，白天肯定是刚沾过这个人的血又去碰另一个人的。然后是离心机，境外有报道称是将几个同一血型人的全血混在一起离心，然后再把已经充分混合的红细胞回输。但记者在河南采访时，没有听到有哪个血站是这么操作的。
事实上，普遍采用的离心机里面被分成12个小锅，每个小锅里放两袋血。但即使是这样分隔离心，也非常容易出现血袋被甩破的情况，离心机里鲜血淋漓是很正常的事情。但血站分离员一般只是把破损严重的血袋扔掉，如果血细胞流失不太严重则照常操作——这种情况下，同样会有沾有别人血液的红细胞被回输。由于回输这种特殊的操作过程，无论是消毒剪、消毒钳还是离心机，尤其是前两种器械，为病毒的可能传播大开其门。不知什么原因，单采浆中存在的这么普遍的大漏洞，一直没有得到机构庞大的医院、防疫等卫生系统的察觉和关注。
农民在拼命地卖，血站在拼命地采，而卫生主管部门，则在拼命地办血站和发采血许可证。1993年到1994年，血浆经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由于国家“适时”开放血液制品出口，更大调动了采血收浆的积极性。不仅是防疫站、卫生局和医院，乡镇企业局、公安局、人武部、物资局，各种相干不相干的部门、单位都纷纷上马血站。而给血站发许可证也被认为是有利可图的权力，由于采血许可证需要省级卫生厅发放，在全国范围内，几乎都出现了卫生部门中医政、疾病控制和爱卫会三家争管的局面——最终医政夺走了这块肥肉。几乎可想而知，争夺意味着权力寻租在血站批建中发生的可能性。由于时过境迁，寻找到某种确凿的证据是困难的。但河南省的一位前防疫官员一针见血：“我1993年曾经到下面几个血站看过，一看就害怕，离心机一离血袋就破，还有消毒钳，血站工作人员有很多连融血反应这样的基本知识都不懂。
现在卫生厅的官员都至少是医科院校大学毕业，他们不会连这些都看不出来吧——要么是装作没看见，要么就根本没看。这不仅仅是官僚主义，这根本就是腐败。”但发财心切的人们已经顾不得许多了。最颠峰的时期，整个河南省血站超过230家，仅驻马店就有39家——这些都是由政府部门主办，经过省卫生厅批准的。“我们这里很多人都是上午到县城卖血，一扭脸又跑到开封卖去了。”开封尉氏县屈楼村的丁军对记者说。血站的遍地开花固然为农民献血提供了方便，但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艾滋病的交叉感染和异地传播。
按照采血手册的规定，单采血浆者每次至少要间隔半个月，但事实是这个规定如同废纸。“我一年最低300次，平均是一天一次，实际上一天抽两三针是常有的事。”文楼村民程彦军说。那位血站护士告诉记者，由于卖血农民太多，他们当时五六点钟上班采小血（指化验），正式采血常常从早上七八点钟持续到晚上七八点钟。程彦军也证实，他们村的卖血者总是凌晨三点钟就起来，“去晚了还挂不上号，去的早可以赶上挂两个号，上午一针下午一针。要么就是前院抽完赶紧往后院跑再抽一针，或者各抽两针。”他们习惯于把县卫生局的血站称为前院，把人民医院称为后院，程彦军也抽过4针的，但抽完之后当场晕倒抽筋，习以为常的护士只是过来给他挂一瓶葡萄糖。“他们从来不阻止我们一天卖几次，有针眼捂住就给你扎，也不管你的血质量不质量。”
程勇力说，每天在着两个血站卖血的总有500人以上，每天抽1000针，床位不够就一头躺一个。后来在邻近的遂平县一个血站打过工的程勇力知道这其中的暴利：“除去给卖血者的40多块钱外，血站还能净赚至少70块钱。”付出了沉重代价的农民献血者不是没有责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驻马店、开封、周口、商丘的一些乡村，卖血成了一种生存状态。“公路上站满了搭车去城里卖血的村民，像赶集一样成家成户地去。走在路上还说着，这个胳膊是化肥（指尿素），这个胳膊是磷肥。”丁军曾经开过一辆“奔马”跑菜，很快他和其他几辆车成了接送卖血者的班车，丁军也就是在拉人过去的过程中顺便卖了不到10次，这是致命的10次。对生财无门的农民来说，卖血是个不错的职业，依靠卖血盖房娶媳妇都不是新鲜事。程勇力90年的时候曾到广东打过工，一个月也有600多块钱，但干了一个月就觉得还不如卖几针血。“觉得又不干活又不累，往那一住，没钱了抽几针，还可以带些钱回去。抽得猛了，休息一个月也就养过来了。”
程勇力很是后悔，“当时真没人告诉我这么危险，如果知道传染这种病，别说四五十，给四五百都不干。”谁也不会拿自己生命开玩笑。1993年后，程勇力真的没有再去卖血。他最后一次在县人民医院血站刚抽完，就浑身发冷，持续高烧，打了20多天针不见好，后来怀疑是发疟子，打了一针奎宁好了。“当时我怀疑是冬天输的盐水太冷，血管受不了了。”
程勇力说，“我从此再也不敢卖血了，后来跑到海南的一个度假村当保安。”现在看来，那更像刚刚感染艾滋病后出现的症状。1995年3月，就在曾毅回国前后，河南省卫生厅和公安厅突然发布通知，开始大规模取缔已经泛滥成灾的血站。这次行动是强有力的，到1996年初，几乎所有的县级血站都被关闭。这之后虽然有一些血站经营者——比如承包上蔡人民医院的姓尼的医生——继续私下采血，但在半年之内，这些地下非法血头即遭到严厉打击而销声匿迹。然而，悲剧已经酿就。把责任推给那些非法血站也是不负责任的，它们存留的时间太短。在1995年之前，地下血站更少之又少，原因很简单，就像烟厂和电信公司一样，根本轮不到他们吃那块肥肉。
盖子
公允地讲，在最初，没有人能想到艾滋病的乘虚而入。“我一直以为艾滋病在中国不可能大规模流行。”一位市卫生局长向记者坦言。他的理由是，中国家庭还是比较稳固，即使到今天，婚外性关系也不多，而且让人看不起。同时中国对毒品打击力度很大，吸毒传播也不可能扩张。“一直到1995年，全国一年报道的感染者才一两千，70％多因为吸毒，20％多通过性传播。传播范围都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