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ds-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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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艾滋病的宣传在我国可以说已经有些年头了，尽管大多数人当被问及有关艾滋病的传播方式时，都能够较为准确地说出它的三种途径：血液、母婴和性接触，有的人甚至觉得有些老生常谈；但是真正当我们面对它的时候，还是显得有些局促不安，甚至有些惊慌失措。
北京佑 安医院感染性疾病科护士长
福燕：我记得那会儿，我们第一例病人去世以后，病人去世了，他房间里边那些家具呀什么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后来就放火给烧了。还有就是病人那尸体，也不知道尸体怎么办，是火化？还是怎么怎么？火化场也……是不是不给火化？也不知道怎么储存？结果那尸体呢，放在床……把尸体放在床上，床下边放冰，这样来储存病人的尸体。
从医院早期留下来的照片中，我们不难发现，医务人员往往都是穿戴齐全，防备严密。但，现在看来，这些措施只是一种当时对艾滋病认识不够所表现出来的恐慌而已。
在中国，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走过了一条由惊恐到理性曲折道路。
北京佑安医院感染性疾病科护士长
福燕：当时那会儿，我们对这个认识也是很不够的。
（二）
有一个时期，绝大部分人们曾经天真地认为，中国人在性问题上的传统道德观念，一定会成为阻挡艾滋病在我国蔓延的天然屏障。
也正是由于这种认识才使得中国的艾滋病患者，从一开始就被统统涂上了道德沦丧的色彩。
得了病的他们惊恐万状，来自心理和家庭、社会的强大压力，往往表现的是病人的精神状态濒于崩溃和对未来的绝望。
（被采访人是在“要求保留肖像不被播出，声音要经过技术处理，不要播出地名等”的请求被记者用《保证书》
的形式答应了之后，才同意接受采访的。）
艾滋病人
翠兰：化验他们说是一种艾滋病，非常害怕，死亡率非常的高。当时我就吓得不知怎样的好。非常的烦恼、苦恼……有的吓得就（得了）“神经官能症”；有的就死了，自己自杀、喝农药，什么样的都有。（我）一化验，也就是艾滋病，当时心里非常难受、痛苦。在一个“疗程”阶段我也得过一次，神经官能症。因为这一阶段治疗，过来了，是被艾滋病吓的。
艾滋病人
小红：当时也非常害怕、紧张。他们说这种病嘛，是绝症、没治，就是说，特别害怕……
而恰恰是在最最需要同情与关爱的时候，来自社会与家庭的冷漠、躲避以及歧视等
等，更使他们扭曲成了异常敏感、浮躁和脆弱的个体。
北京佑安医院院长
赵春惠：开始呢，我们觉得在很多艾滋病、包括感染者，在他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的一种恐惧、绝望……
刚刚得了病的人，社会对他们不理解，甚至家人都嫌弃他。
北京佑安医院院长
赵春惠：有一个病人，他发现这个病之后呢，社会呢，抛弃他，他的亲生母亲也不认他。
医院里的徐莲芝主任，通过接听医院的咨询热线了解了他的情况，知道他已经心灰意冷、有想与世隔绝的想法。
北京 佑安医院院长
赵春惠：然后，我们主任就在北京市的一个地方吧，找到他的家。在门口打听他的住址，问这院里有没有这么一个人，人家一个老太太说：“没有这么一个人。”
后来才知道这个老太太，恰恰就是病人的亲生母亲。
北京佑安医院院长
赵春惠：他们就觉得呢，自己家里的亲人有了这种病，他们就绝对没有任何人理他，所以这种病人的心态是很不平衡的，有个别人也有想报复社会这种想法。
故事是真实的！因为遭到漠视与遗弃所引发的他们的“想法”也是真实的！
（三）
采访前，我们曾想象他们是一伙“特殊人群”，及至见到他们时，才发现他们敏感、无奈、无辜，真正的“弱势群体”。
记者：你对别人对你的误解怎么看待？
艾滋病人
翠兰：他们（歧视）看待我，我觉得心里难受，有时都避着他们流眼泪，觉得和他们不一样，好像矮了一等。
艾滋病人
小红：我也不知道吧，但是有好多人，像那名人他们，对我们真是蛮关心的。像濮存晰他们呀，也来看望我们，和我们握手，他们一点儿都不怕，对我们特别好，特别是濮存晰，对人平易近人，特别像亲人那样，在我们床前呀，看我们吃饭哪，在那里，还给我们唱歌。田歌还送给我一个手链哪，真的，她从她手上取下来的。我当时呀，心里特别感动，当时就哭了。
采访中艾滋病人们对生命的执着和热爱超乎我们的想象，他们对生活的希望更出乎我们的意料。
卫生部艾滋病防治中心专家 蒋 岩
博士：所有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生活当中的所有的行动，包括吃饭用同一个盘子、在一个
碗里夹菜、拥抱、握手、共用浴具、共用浴巾，甚至是用一个脸盆洗脸……这些都不会传染艾滋病。
北京佑安医院院长
赵春惠：属于我们所做的所有这些工作，都是想通过我们，全社会、大家，都能够关爱这个（群）特殊的病人、这些群体，能够唤起他们生的希望，能够共同在医疗技术上，我们可以共同来想办法攻破，此外，更重要的是，全社会都来认识它、预防它，共同与艾滋病作斗争。
这位来自法国的国际友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中国官员的陪同下正在与徐莲芝教授交流着她们各自的心得体会和工作经验。
采访中，翠兰和她的病友们几乎都坚信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医药、我们的科学家，一定会在
不久的将来，攻克这一世纪顽症。
艾滋病人
翠兰：我心里非常相信，咱中国人会把这个要研究出来。我非常相信！
记者：如果大家对你不误解，就象我对你这样的话，你心里还难受吗？
艾滋病人
翠兰：不难受！我觉得心里欢喜。和你们平常人一样了，不难受！高兴！
有关资料显示：艾滋病毒感染者中男性感染者多于女性，其比例为3：1。目前，我国艾滋病毒感染者，已经突破28000名，并且正在以年均30％的速度增长着……专家估计，目前实际感染人数已经超过60万。
（完）
护士马冬：我爱我的病人
新华网 2001…11…30
新华网北京１１月３０日电（记者
崔军强）马冬是北京地坛医院一名普普通通的女护士，今年３２岁。她用一颗真诚的爱心，给予艾滋病患者以莫大的精神安慰，曾多次被病人选为最佳护士。她说：我爱我的病人。
以下是马冬的自述。
接触第一个艾滋病患者是１９９１年，那时我刚２０出头。在见这个病人前就听说他脾气不好，在外院查体时很不配合，得知自己的病情后，更加暴躁。那是中午开饭时间，我端着饭碗刚走进病房，他就生硬地说：“你出去！”我退回门外，打量一下自己身上的隔离衣、手套，心想病人也许是觉得我嫌他“脏”才这样的吧。于是，我脱下隔离衣服，摘下手套，重新把饭端到他面前，这次他没有拒绝。我说：“这菜好吃吗？你如果想吃什么就对我说，我会帮你订饭。”他显然是被我的言行感动了，说了许多心里话。这次经历让我感到，护理艾滋病病人，需要有超出常人的爱心。
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他身体渐渐好转，出院时对我说：“你这人真好，我从你身上学会了怎样关心别人。”这让我感到很欣慰。他刚进医院时，觉得反正已经得了这种病，想怎样就怎样，在大家的帮助下，终于明白了要对社会负责的道理。后来，他感染了肺炎，周身皮肤病变，病情发展很快。在临去世的前几天，他通过朋友请我去看看他，我起初很犹豫，但想到人在临死前最想见的人是他最亲近的人，我要不去，肯定会辜负他的信任，肯定会很伤他的心。我鼓起勇气去看他时，他已经很虚弱，到了扶着椅子才能站起来的地步。他的朋友很少有人来看他，见到我后他非常激动非常开心，说了许多话。告别的时候，他告诉我：“谢谢你，小马护士，你是好人，我真的谢谢你。”病魔最终还是夺去了他的生命，但我一直没有忘记他的话，一直以此激励自己做个好护士，做个好人。
有年冬天，我们病房里有一个年轻病人，只穿一件很单薄的衣服，而且很长时间不换。我问他为什么，他很小声地告诉我没有衣服可换。后来我才知道，自从他得了这种病后就没和家人联系过。我心里挺难受，回家取来一身只穿过一次的毛衣毛裤，交到他手里。他很感动，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不愿意让他掉下眼泪来，就说：“快穿上吧，让我看看合适吗？”说真的，那一刻，我心里也感到很暖和。这点小事虽然是举手之劳，可对病人影响却很大。打那以后，他积极配合治疗，一天天好起来。新年来了，他从自己仅有的一点点钱里，取出一部分买来玩具宠物，作为节日礼物送给我和其他医护人员，当时所有的医生、护士都快哭了。大家都知道，他连顿肉菜都舍不得吃，连件衣服也舍不得买，药费又需要花很多钱，却还惦记着我们。他说：“这些礼物我没动过，干净极了，是朋友帮着去商店买的，绝对不会把病传给你们。”每次我们看到这一个个可爱的小宠物，都会默默地祝福他能好起来。
一位河南来的男性患者住到了我们病房，由妻子陪住，两人很恩爱。他们做的饭很香，有次我巡视病房时，见到几位病人正在吃饭，忍不住就说了一声“真香啊”，那对河南夫妻听到后想让我吃点再走。医院里有规定，不能吃病人的东西，但如果我不尝一口，那我们天天宣传的“共餐不会传染艾滋病病毒”岂不成了一句空话？我走过去尝了一口，然后说：真香！他们从心里笑了，我也感到很踏实，因为我用自己的举动传递了我对他们的爱。
有一位黑人患者，因为经济原因不能住进外宾病房。他的本国朋友把他送到医院后，都不愿意照顾他。他本人不懂中文，也不懂英语，腹泻很厉害，而且不配合治疗，随处大便。我和同事一起为他擦拭被大便污染的皮肤，还找来大单子，把地上的粪便盖起来。那块单子又宽又大，很像一大块地毯。他所在国家的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看到我们这么辛苦，非常满意。我对其中一位懂中文的说：“欢迎外宾用红地毯，我们这里用白地毯。”他把这句话翻译给其他成员后，大家都笑了。我们的行为感动了那个病人，渐渐开始配合治疗。他出院的时候，使馆来接他的人特意跑到护士站，连声用中文说：“谢谢！谢谢！”
爱是相互的。这些艾滋病患者在接受治疗时，经常嘱咐我们不要被针刺破手，以免被感染。有一位病人见我穿的鞋底裂了一个大缝，就问我穿多大号码鞋，执意要为我买一双。可我怎么能花他们的钱呢？我就对他开玩笑说：“鞋底磨破了，证明干的活儿多，让领导看见多好！”看到他们哈哈大笑，那一刻，我真的感到很骄傲。（完）
一个花季少年流泪的眼睛
新华网 2001…11…30
新华网郑州11月30日电（记者 王阿敏）
刚刚10岁的花季少年李宁，本应闪烁清澈透明的双眸，却因不期而遇的灾难降临，过早地承受了无奈的痛苦。
初冬的阳光暖暖地洒在他的身上，一双稚气而黯淡的眼睛望着我从省城带给他的遥控车，苍白的脸上勉强露出一丝笑容，瞬间又被痛苦和无奈笼罩。
“阿姨，你能帮我找最好的大夫治好我的病吗？我要上学，我要读书，我要和小朋友们一起玩。”李宁双眼噙满泪水直盯盯地望着我，一股揪心的疼痛涌遍全身，我无法面对这双流泪的眼睛。自从5岁那年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他每天就只能爬在窗户上看着其他小朋友去上学，他多么羡慕他们啊！有一次，他把脸贴在窗户玻璃上，望着小朋友蹦蹦跳跳远去的背影，再也控制不了自己，跪在地上求妈妈，妈妈忍受不了孩子失学的痛苦，一下子昏过去3个小时。从那以后，懂事的李宁再也没有提过上学的事。
如今，李宁依然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病，有多么严重。他的爸妈十分清楚，艾滋病已把儿子的生命逼到了尽头。除每月一次到北京治疗外，他一直呆在家里和电视机做伴。他对我说：“小朋友们都不和我玩了，我一去，他们都跑了，有时还用吐液吐我”。
李宁的妈妈温海风的眼睛湿润了，她说，1996年2月17日下午，在河南省南阳市新野县化工集团公司家属院，年仅5岁的李宁在家属院五楼楼顶玩耍中双脚踏空，从17米高的楼顶摔下来。
经新野县人民医院抢救，诊断李宁颅骨骨折，右上肢粉碎性骨折，由于失血过多，先后输入新野县血站提供的4人次的400ml血，因病情恶化，2月24日转入南阳市中心医院医疗。经精心治疗，病情得到控制，颅底骨折逐渐痊愈，一个月后出院。
1996年3月28日，出院半个月的李宁突然发烧、腹泻。县人民医院诊断为黄胆肝炎、痢疾和严重贫血。医生说急需输最新鲜的血。李宁的父亲李遂军伸出了胳膊，先后两次将200ml的血输给了儿子，但儿子的病情并未得到有效控制。3月31日，无奈中又将李宁送到南阳市中心医院传染科治疗。4月2日在进行血液化验时，查出李宁带有艾滋病毒。
得知这一消息，李遂军、温海风夫妇惊呆了：他们洁身自好，年仅5岁的儿子怎会染上此病毒？4月3日，南阳市中心医院对李遂军、温海风夫妇进行了血液检测，确认他们没有艾滋病毒。与此同时，南阳市中心医院将李宁的血液送北京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复查。1996年9月23日，北京方面的复查结果出来了，确定李宁染有艾滋病毒。这一最终结果如晴天霹雳，使原本幸福的家庭好像塌了天。儿子染上绝症，家庭还有什么意义？李宁的父母陷入极度痛苦中。从此他们走上了上访路，他们要给儿子讨回一个说法。他们到县血站，询问献血的人，他们又找南阳市防疫站，市里又叫他们找县防疫站。他们又到市卫生局投诉，市卫生局留下了他们的材料，让回县里卫生局解决。此后，李遂军、温海风夫妇每天往卫生局跑，辗转数十次，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为讨说法，1998年9月15日，李遂军夫妇来到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将新野县人民医院和新野血站的上级主管部门——新野县卫生局推上了被告席。后经法院调解，双方达成了由新野县卫生局在2001年6月30日前分两次支付给李宁38万元和原血站财产由李宁自行处理的协议。
李宁的父母捶胸顿足，儿子的“血债”即使偿还了，儿子的生命也不会重现光彩。十年前，受经济利益驱动，河南一些“血头”、“血霸”私自设点，非法偷采血浆；一些地方和血液制品企业擅自在河南设立采血浆站点，违规操作，大量采集、收购原料血浆，造成艾滋病病毒在有偿献血人群中传播，其中新野血站就是非法经营，导致李宁感染艾滋病病毒。河南省人民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对此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控制疫情的蔓延，包括严厉打击非法采供血犯罪活动；在发病严重的重点地区健全医疗服务机构，积极救治病人，深入开展宣传工作，并拨专款解决感染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