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ds-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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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的第一眼，一个中年男人蹲在地上给怀中的小男孩喂奶。另一个房间里，3
个人在看电视，他们都是一副农民的忠厚打扮。他们在镜头前并不躲避。
5 月10日上午，5
名艾滋病病人住在中南医院老宿舍区的消息不胫而走。
“看看，艾滋病病人住在这里，我们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一名中年
妇女拼命地叫嚷。艾滋病病人的到来，不啻扔下了一颗炸弹。
当天下午安排了一次专门采访，他们每个人都讲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会后，
现场的几十名记者中，不少人都偷偷往他们身上塞钱。再回老地方采访时，他们
已经搬家了。周围的邻居不允许他们住那所将要拆掉的房子。把5
名艾滋病病人
接到中南医院来的桂希恩教授，索性将他们接到了自己家中。这一举动，让所有
的人吃了一惊。
桂教授开始与病人同吃同住，每餐饭都是桂教授亲自去买。这几名艾滋病病
人都是桂教授的老朋友，桂教授几次去河南做调查，与他们早就相识了。每当采
访提及桂教授时，几名病人的脸上满是感动。病人程雪梅说，她家里收麦子的钱，
都是桂教授给的。
这5 名艾滋病病人来自3 个家庭。
程金是桂希恩教授在当地发现的第一名艾滋病病人。桂教授有一名学生在河
南某县工作，1998年底的时候，他的学生发现当地村民接二连三地病死，但又不
知是什么病，便邀请老师去破解这个谜团。不去不知道，一去吓一跳。桂教授在
当地发现不少村民都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罪魁祸首就是曾在当地盛行一时的卖血。
不得已的情况下，桂教授在自己家中为几名艾滋病病人抽取了血样，并带他
们做了胸透、B 超。11日下午，征得病人同意后，桂教授与远道而来的5
名艾滋
病病人一起，拿着收集的幻灯片为学生讲授了一堂生动的教学课。桂教授说，人
们对艾滋病的了解太少。12日下午，几名艾滋病病人在桂教授的带领下，去看了
一下武汉的东湖。
在几天的采访中，能离艾滋病病人如此之近，是许多人没有想到的。采访时，
不少记者纷纷抢着将年龄最小的马朝抱在怀中。
5 月13日，这几名艾滋病病人在中南医院做完了全面检查后，离开了武汉。
桂教授根据检查结果，为他们制定了一个治疗方案，供他们后期治疗时参考。
真情告白：我和艾滋少年宋鹏飞的交往
＇新浪网00…12…01＇
伴随着刺耳的警告音，电脑上出现了如下文字：“there
is error at……SPSS can not be set up。”（出现错误，软件SPSS无法安装）。我放弃了长达40分钟的孤军奋战，拨通了鹏飞家的电话，“嗯，有个办法你试试……”他考虑了几秒钟，指导我一步步操作，直到电脑提示：“setup
has finished”我长出了一口气，要知道没有这个软件我的期末考试可就悬了。而鹏飞则打断我的一连串谢谢，告诉我几个相关的设置，以便运行更加流畅。刚要道别，他叫住我：“听你声音挺蔫儿的，是不是最近太忙了？还是得珍惜革命的本钱啊。”“嗯。”我答应着，“你也一样，这两天降温，多穿点儿吧，尤其别冻着腿（鹏飞腿有伤）。”
这样普通的对话，简单的问候也许每天都在这个城市的每对朋友间发生。而宋鹏飞———一个因为输血感染了艾滋病的18岁男孩，和我———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就是这样交换着彼此的关怀和帮助，平淡却温暖。
我们的第一次相识
那年秋天，我作为大一新生加入校红十字会，认识了几个很投缘的朋友：付强（男，大三）、夏洁（女，大一）、王通（男，大三）、吴丽（女，大二）。我们中间最早接触到鹏飞的是付强，他对艾滋病问题一直很关注，曾邀请佑安医院专门治疗艾滋病的徐莲芝医生到学校举办讲座。1998年底，付强参加了一个讨论艾滋病的电台节目，当时他说：“艾滋病不仅是患者个人的痛苦，也是对社会的考验。只有我们不再歧视，不再逃避，正确面对它的时候，才有可能解决。”这段话使得当时一同录制节目的宋希善（鹏飞的父亲）认定了付强这个朋友。
第二个星期，付强就把宋叔叔请到师大来，给同学们讲述他们一家遭遇。出乎组织者意料的是，尽管事先作了宣传，但可以为了一个媒体名人跳窗砸门的师大学子对宋家和艾滋病这个话题兴趣明显缺乏，当晚只有10余人到场，且大部分是红十字会的会员。之后，我们举办了一次全校性的募捐，在校内最繁华的路段摆了捐款箱和留言本，向每一个经过的人简单介绍鹏飞得病的经过和目前的情况。大家的努力呼吁使很多人在此驻足，虽然不少人只是默默观望，但也有人留下自己的心意。更有一个女孩放下50元钱和一封信，信是写给付强的，大意是说她听了电台节目以后很受触动，一来为鹏飞的遭遇，二来为付强的爱心和独到见解，她希望鹏飞能好起来，希望法律能还宋家一个公道，也希望能和付强成为朋友，一起为鹏飞做点什么。这封信给我们很大鼓舞，觉得自己并非“叫喊于生人之中，而生人全不理睬”。
之后清点钱数时发现万人师大竟只筹集到3000余元，这令我们唏嘘不已。很自然的，我们开始讨论这一结果。有人认为大学生关注社会问题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宋家的问题。大家献献爱心可以，但这种责任不该由社会民众负担，就算社会帮助可以使宋家得以度过难关，但面对一年15万的医疗费，这绝不是长远之计，惟一的出路是打赢官司获得医疗事故赔偿。但天下和宋家同样遭遇的人决不只一二，赔了一个就会有上千个站出来，所以这个口子万万不可能随便开……一路谈下去，往往变成讨论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等等。而正当多数人沉迷于这种形而上的空谈中时，付强他们已经开始了自己的行动。
1999年1月的一天，付强和夏洁自己跑鹏飞家。那时天气很冷，他们都穿着肥大的羽绒服，帽子围巾手套一应俱全，整个人捂得严严实实，以致于在他们自我介绍之前，鹏飞一直以为来的是俩男孩。这次访让鹏飞多少有些吃惊，当时他从山西老家被驱逐京郊区，中断了和所有同学朋友的联系，处在一种很孤僻的状态，来京五个月都没有走出过自己的房间。
后来鹏飞说起那次见面总说：“如果付强哥哥他们不来，我也许会一直就这么憋下去。北京的大学生毕竟是不一样，不像我们那边躲还来不及呢，他们却是主动来看我。”付强他们的初衷是帮助被迫退学的鹏飞补课，希望他有天能回学校，或者自学成一技之长。可是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他们更多时候只是陪鹏飞聊聊天散散步，好在鹏飞自己没有松懈，一直在自学电脑。
1999年一年，鹏飞一度几乎断药，心情更加不定。付强他们频繁地穿梭于位于北三环的学校和南三环的鹏飞家，每周一次，风雨无阻。
第一次见到鹏飞
我一直对付强说想见鹏飞，付强问我原因，他说：“如果你是因为可怜他同情他，想看看一个艾滋病人是什么样子，那你不应该去。”我说，我是想认识一个朋友。于是2000年春天的一个上午，我和付强坐在公主坟的300路车站等待鹏飞，我们约好一起去海淀图书城。我很紧张，不住的问付强有没有什么需要避讳的问题，而他总是耸耸肩，不在意的说没什么，就跟普通人一样。没过多久鹏飞来了。他是个很清秀的男孩，话不太多。上了公共汽车，付强便和他聊起最近看到的艾滋病新疗法。我问他最近有什么打算，他说正在学网页制作，想做一个网上的艾滋病论坛，给其他的患者关怀和帮助。
谈话间，汽车经过一条河，我问鹏飞会不会游泳。他说会，而且还救过人。那是在山西的时候，有一天鹏飞放学时发现有个小孩落水，于是跳下河去救人，那孩子在挣扎中差点把鹏飞拖下河底，但终于两人都平安上岸，可是那孩子一家得知鹏飞的病之后，竟连一句谢谢也没说。我问他，你不觉得寒心吗？他摇摇头说，无所谓了，反正也不是图别人感谢你。
我听付强说过鹏飞最大的爱好是电脑，更有朋友开玩笑说如果他和鹏飞的电脑同时烧40度，鹏飞一定是先救电脑。在海淀图书城里，他对电脑方面的书爱不释手，本来选定了一本《windows注册表修改大全》，一看价钱：58元，鹏飞想了想又放回书架。他说，好是真好，可是太贵了。
临近中午，我们走出书店，路边有两个外国人很热情地冲鹏飞打招呼。我们走过去和他们聊了两句，原来是《时报》的驻京记者，之前采访过鹏飞，其中一个女记者更无偿地为鹏飞找了半年的药品（价值近8万元人民币）。后来鹏飞告诉我，他接触的外国人比中国人要多，他们不会对他的病有所顾虑而且给他的帮助很大。
第一次到鹏飞家
第一次鹏飞家是王通带我去的。在走过几座欧式风格的商品房后，可以看到几座陈旧的灰黄色楼房，绕过写有“危楼”的那一栋写着“有问题找市长”的楼口左转，找写着“横梁断裂”的门洞钻进去，爬5层，右手边有一句话“顶板断裂”——鹏飞家到了。
两居室的房子月租金只有600块钱，“因为危楼，没人敢住，”鹏飞满不在乎地说着，“我觉得还挺结实的，就算真倒了也没关系，死了就死了呗。”屋内的布置很简单，没有什么家具。鹏飞房间里铺的彩色泡沫地砖显出一些活泼，他说那是朋友送的，甚至连鹏飞身上穿的衣服也是别人送的。
快中午的时候，鹏飞妈妈准备做饭，问我们几点了，又说家里连个表都没有。我说那就买一块吧。阿姨摇摇头说，好一点的要5块钱，有这钱我都能做出两顿饭来了。
很快的，午饭好了，一盘凉拌西红柿，一盘素炒白菜，一盘茄子。阿姨叫我们多吃，说我们还是孩子，胖一点身体才好，又说鹏飞总不爱吃饭。鹏飞心不在焉地扒拉着米饭，回了一句：“天天吃白菜能不烦么。”
下午，我们在鹏飞的房间里玩电脑，看他用FLASH做的一些小动画。时间过得飞快，转眼该告辞了，鹏飞送门口，说：“你们这就要走啊，走了就别再来了。”我们没有说话，阿姨在一旁说：“太晚了，人家回去该不方便了。他就是不想让你们走，这孩子也没什么朋友……”鹏飞看我们走门口，说：“我送送你们。”
于是我们一起下楼。公共汽车缓缓开动，我回过头想找鹏飞的身影，但是在炫目的灯光中我什么都看不见。
（北京师范大学朱璇/除宋鹏飞外文章人名均为化名）
专家称中国可能做出世界上首个艾滋病疫苗
2001…11…15
吕亦晨博士，美国哈佛大学艾滋病研究所首席科学家，中国南开大学特聘教
授。1997年曾任负责艾滋病问题的白宫总统顾问委员会艾滋病疫苗专家小组成员。
11月14日下午，记者对多年研究艾滋病疫苗并在该领域具有权威地位的吕亦
晨博士进行了独家专访。吕博士是最早接触艾滋病病毒研究的中国人之一。他主
持研究的艾滋病疫苗明年将进入二期临床试验。
吕博士说，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做出世界上第一个艾滋病疫苗。因为中国是
发展中国家中最有条件的一个。我的这个观点也许同意的人不多。得出这样的结
论，是因为中国有以下几方面的优势：
第一，哪个国家有13亿人口的卫生防疫系统？第二，哪个发展中国家的疫苗
能够自给自足？中国有覆盖全国的疫苗生产系统。第三，哪个发展中国家有这么
庞大的制药系统和卫生保健市场？第四，搞艾滋病研究需集各项技术之大成，中
国有数以万计的世界上最好的研究人员。有些人的艾滋病疫苗试验已经很被世界
看好。第五，中国的高层领导非常重视艾滋病的防治工作，这对研究人员非常重
要。第六，世界上现在有约15种艾滋病疫苗研究进入了一期或二期临床试验，而
美国有最多的研究艾滋病的专家，如果能够与中国结合，是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
的，对世界也非常有价值。
关于艾滋病治疗，吕博士的忠告是，美国和其他国家这么多年应对艾滋病，
有一个重大教训，就是，在对艾滋病人的早期治疗上，对艾滋病带菌者的治疗做
得不够好，实际上对这些人的治疗对预防艾滋病和保护大众非常有效。
目前中国有6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感染艾滋病病毒后的潜伏期一般为5~10
年，这期间，他们没有任何症状，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绝
大部分是15~45
岁的青壮年，性需求旺盛，而且其中有相当多的流动人口。这几
个条件恰恰是最适宜疾病传播的重要因素。
一开始美国很多病人是有钱就治，没钱就算。后来，政府意识到应该尽早地
大力资助那些治不起的人。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进行治疗，不单单是为他们减轻
病痛，实际上是保护大众、减少疾病传染的有效手段。
1997年以前，在艾滋病面前，人人平等，穷人也好，富翁也罢，都没有好的
治疗方法。而1997年以后，鸡尾酒疗法问世，这是医学上的一大突破，社会问题
因此引入：艾滋病是富人的可治之症，却是穷人的不治之症。差别就在经济能力
上。如果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社会慈善机构都对贫穷患者的治疗问题置之不理，
这些青壮年患者在对未来无望的情况下，就可能有人产生反社会情绪和行为，传
播疾病。因此，政府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早期治疗的投资、帮助，非常重要。
吕研究过4
个在艾滋病问题上较有代表性的国家：美国、泰国、博茨瓦纳和
中国。美国1984年首次公开报道艾滋病问题，等达到高峰大约用了七八年时间，
随后下降，现在，占美国总人口0。6％的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泰国的艾滋病从
发现到发展至峰值，也用了六七年时间，只是发展曲线比美国更陡，至今已经开
始回落。现在他们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占全国人口的2。6％，最高时曾达5％。
素有
非洲之星美称的博茨瓦纳有很好的公共卫生系统，国家富有，1989年他们才开始
发现首例艾滋病，进入高速增长期是1997年。估计今年发病率可达到41％。也就是
说，进入产院分娩的每两名妇女中就有一个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情况已经不可
能比这更糟了。
吕提醒说，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艾滋病传播的快速上升时期，由于人口基数
庞大，不要说感染率达到总人口的5％，即使是像泰国现在2。5％的感染率，也将有
2500万的感染者。这些年来结核病的卷土重来、吸毒人群的增加和一些地方血液
污染的问题，都使中国的艾滋病问题非常令人担忧。
吕认为，未来5
年之内，能在中国的市场上出现供大众使用的艾滋病疫苗的
可能性微乎其微。重组性乙肝疫苗完成的过程用了11年。这里面牵扯到成本、价
格和知识产权等许多问题。但他对中国做出世界上第一个艾滋病疫苗很看好。（
中国青年报 蓝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