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论语 感悟-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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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越：今天，中国孔子基金会副秘书长王大千先生也在我们的现场。我们请他来谈一谈对传播经典文化的认识。
王大千：感谢于丹老师对孔子文化的传播做了这么多有益的工作，使大家关心和关注传统文化。我来自孔孟之乡的山东，从事的也是传统文化的传播工作。当下的国学热引来大家对传统文化的关注，是一件好事。我觉得还是用孔子的话来说比较好，叫“有教无类”，无论什么样的人、从事什么职业都可以接触经典，感悟经典。这就是寓教于乐，用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方式来传播我们的传统文化，使更多的人受益，使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掌握我们这个民族精神家园的宝贵财富。
张越：他真正的问题还没问呢，下面是他要问的问题。他说，有一次听你说“我希望你们忘记我，记住我做过的事”，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于丹：“记住我做的事”，就是记住，可以由一个非专业的、普普通通的、也不算老的这么一个中国女人，以她自己的方式把经典读了，而且心有所得，那么所有的老百姓、每一个人大概都能以自己的方式去读经典，并没有多难。而且，她读完了以后还觉得挺快乐的，觉得她自己的生活里面还是有憧憬的，有梦想的，跟周围的人也都可以友善相处。所以，好好读一读，有这个悟性就行，不一定要有很深的学理，我们都能感受到经典的魅力。这就是她做的一件事，贴近了经典。至于这个女人是谁，叫什么名字，不重要，可以是于丹，也可以是别人，所以忘了于丹，记住这么一种感受，就够了！
张越：你讲《论语》之后，影响力扩大的同时，骂你的人也多起来，我不知道你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感觉？
于丹：这种情况一直都存在。坦率地说，我能理解。我觉得，大家对一个现象有关注，比没有关注好。既然我能够讲一心所得，人家千心万心皆有所得，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去对经典进行阐发。我能说话，人家也能说话，不同的角度去看，看到的东西一定是不同的。
一部《论语》，从纯学术的角度去理解，就是一种学理性严谨的研究；从宗教学的角度来理解，就是一种儒教的研究；从儒术的角度来解读，就是一种政治化的统治术。解读《论语》的角度可以不同，而我不属于这些理解中的任何一个角度，我就是一心所得。
本色于丹（11）
有一些学者站在纯学理的角度，认为我这样解读不通，我完全能理解。我读硕士的时候是学古典文学专业的，我理解这个纯学理的角度；但我读博士的时候是学大众传播专业的，我更知道《百家讲坛》让我站在这里的意义，给我这个时间段和频道资源，那就必须要对观众负责。我们看，坐在这里的叔叔阿姨，他们有可能只是小学毕业，但是他们都知道孔夫子在历史上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圣人，他说的话跟我们现在的生活可能有关系。这样的话，我们必须得以一种大家能懂的方式去聊一聊吧？所以我觉得，那些严谨治学的学者不一定是教传媒的，他们的角度是一种研究的角度，而我的角度是一种普及的角度。我觉得人家只要抱着一种真诚的意愿，说你哪个地方讲得不够严谨，或者你这种提法站在学理角度是不被允许的，其实对我有好处，可以让我的讲解变得更完善一些。而且，不同的声音越多，越说明更多人关注，这对《论语》的解读大有好处。
张越：批评的声音很大的时候，会扰乱你的心情吗？
于丹：我觉得要看怎么讲。所谓的批评，可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抱有诚意的探讨，另外一种，有一小部分是带有人身攻击的色彩。抱有诚意的探讨，我都会非常认真地去尊重，我要对人家说谢谢，因为我确实没有人家那么专业，那么严谨，人家提出来的问题我都得去看。至于人身攻击的谩骂，一笑随风就好，那个东西不会干扰到我。
我觉得孔子讲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管好自己，让自己在当下把该做的事情努力做好。我努力去把《〈论语〉心得》讲好就行了，何必与人去争辩呢？我从来不敢说我提供的内容都是正确的，但是我会准确地传递出我的一种感觉，就是圣贤之道它是朴素的，是温暖的，是贴近人心的，它能活在我们的生活里，它能给你解忧。所以，有人骂我两句，说对了我就吸收，说得无聊的我就根本不会听进去。
张越：我看到一部分观众、读者把你当精神导师了，而且是万能灵药，而这在我看来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我不知道你自己看到这种情形时心里是什么感觉，高兴吗？喜欢让自己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吗？
于丹：怎么说呢？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是独立的。我们的爱，有时候也是很有限的，比如说，我爱我的孩子，孩子真是磕了一个大口子的时候，我可以替她去裹伤，我可以抱着哄哄她，但是我再心疼也不能替她疼啊。也就是说，每个生命的成长都必须穿越你必须经历的磨难，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去帮你。我不觉得我真的可以去帮大家，我发现太多太多的人需要一种生命自救的力量。我会更信任经典，经典也不能救赎一切，但它能让我们找到心灵的力量。
这一年中，我接到的信据说有六千多封，我也数不过来了。有很多人说的是孩子得了抑郁症，有孩子吸毒的，有老父亲卧病在床的，有单亲母亲的问题，有孩子刚出生要起名的？？没有几个人跟我探讨《论语》或《庄子》，找我说的都是这些事。看到这些，我心情很复杂。我坦率地告诉你，这些信件比那些所谓的争议给我的压力大得太多太多，因为这是沉甸甸的信任和托付，我首先必须感激大家的信任。但是？？
本色于丹（12）
张越：来信你都看吗？
于丹：我会看，但是我真的无法一一回信。张越，我要借你这个平台跟大家道一声歉。我现在接电话也很少。有些人可能问，你的电话怎么现在老在秘书台，为什么接不了？如果我每天接电话，那我一点别的事都不能干了。我的电话太容易得到了，因为我原来在那么多电视台讲课，几乎每个电视台都有我的电话。我这号码多少年也没改过，就怕朋友们找不着我。现在，不要说回信，就连电话我都不敢接了。
我一直想，大家之所以这么信任我，他们一定希望我不要被一种外在的力量异化成一个他们不认识的人。他们喜欢我这种朴素的态度，因为我还是一个真诚的人，我还有我的专业，我在学校还是个老师，我在家里还是个母亲，我并没有成天就神神叨叨满世界在那儿讲，变成一个符号，我自己的东西反而没有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悖论，当我满足了各方面的需求，最后我变得不再是我自己。
还是回到我一开始跟你说的那句话，我希望每一个人生命的出发点都是真诚地面对自己的生命。如果我不能做到这一点的话，那我也没有办法再去说我能读懂多少经典。我觉得我也有那么多问题，大家都有压力，关键就是我们自己都要找到一种调适的方式，都要相信没有一个外人能替你做出判断，最终能够穿越的只有你自己的心。
张越：我们说，我们学经典的目的是让自己的内心强大起来，面对生活，面对世界。其实，于丹她一个人救不了那么多人，做不了那么多事。
于丹：对。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有如此之大的救赎力量，包括孔子。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以这些经典作为养分，融会贯通，变成你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我整个人生的成长就是因为看见太多太多这样融会贯通的人，所以我才会对这些经典产生信任。
我读硕士时候的导师是北师大中文系的教授聂石樵先生。我特别敬重我的导师和师母。师母邓魁英先生是教唐宋文学的著名教授。现在他们两个人都八十多岁了，我在他们家读书的时候，他们两个人也都年过花甲。我读硕士是在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没有电脑，聂先生当时已经是学富五车、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了，但他坚持不用任何学生给他抄稿子，不用任何学生给他打下手。现在的大学呢？导师使唤学生都习以为常了。我的导师和师母非常关心学生，但是不能让学生为他们做一丁点事情，什么抄抄写写，跑个腿，送个信，他们认为这跟他们的价值体系是不符的，怎么能这样使唤学生呢？而且，聂先生上课从来不迟到一分钟，对他来说，该上课的时间那就是天条。聂先生这些做法到今天对我还有很深的影响。
再比如我的博士导师黄会林教授，到七十多岁还在给本科生上戏剧文学课，不管外面是评奖还是开会，没有听说过老太太调过课。她老是把“严是爱，松是害”挂嘴边上，学生们都服这个气，是因为这么些年看见老太太对她自己比对学生严格多了。
我现在想想，我当时读这些经典，就是因为老师们的人格让我对这些经典有一种信任。他们是我实实在在看得到的人，所以我信任经典。我觉得，一个人光学习不够，他得把经典变成身体力行的东西。现在很多人刚刚知道经典是好东西，其实等你真正进入以后就会发现，它点点滴滴地进入你的生活，最后变成你的生活方式。
本色于丹（13）
张越：我想起一个传媒同行谈到你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对于丹最大的伤害不是你批评她，而是你过高地期待她和赞美她。
于丹：这是刘春（资深电视人，凤凰中文台执行台长）说的吧？刘春也是我的好朋友。我记得这是有一次我们俩在咖啡厅聊天的时候，我自己跟他说的。为什么这么说？我相信这个世界上的美好事物都有一个前提，就是以真实为前提。我不希望要一种虚幻的美，如果以真实的陨落作为代价，那我宁可要一种真实的残缺和不甚完美。我不喜欢现在加在我身上的种种褒义词，说我怎么出色，怎么优秀，怎么智慧什么的。
张越：不喜欢的词还有什么？
于丹：类似的词太多了，这些词我统称为褒义词。褒义词就是个标签，一个褒义词放在我的身上就会让我离自己的生命远一分，当我要是被标签糊满的时候就看不出我本来的颜色了。
我喜欢什么呢？我只喜欢我真实的状态，我就活在当下这个状态。有人说你多成功啊，那什么叫成功？我觉得“成功”、“优秀”这样的词只有镌刻在墓志铭上它才作数，我还得接着往前走呢，你哪里会知道下一步等着我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失败呢？你现在把标签已经搁我身上了，我才四十岁，我后头还有三四十年呢，你让我有多大压力，我老得为褒义词活着吗？我不愿意。我现在真正想做的事，就是好好做一个本真的自己。
这也是我要传递给大家的态度，我们要活在真实中。谁都可以做一个真实的人，我们坦率真诚地面对生命，可以让自己活得天真一点，在自己的生活中也许会犯错。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让自己精神更轻松，更真实，也会有更大的创造性，结果呢，我们可能走得更远。
张越：你知道怎么可以做到本真的你自己吗？
于丹：你说。
张越：特地干两件没出息的事，捅两个娄子就好了。
于丹：以我的水平，根本不用特地，天天都在干，就是你们看不见而已。压力再大点的话，我这种丢人现眼的事会越来越多的。
张越：能举个例子吗？你最近丢人现眼的事是什么啊？
于丹：我最近丢人现眼的事很多。比如说，我最近丢东西的几率明显上升，丢完东西后满世界去找。其实，我觉得我跟我的学生在一起的状态就挺真实的。我每次跟学生上街，他们跟我说的最多一句话就是“跟着，别瞎走”。我一会儿又丢了，我就赶紧跟上。我的学生都无微不至地照顾我，而且总认为我会出错。
现在谁把我的智商估计得比较低，我就觉得他一定属于我的亲人之列，因为他们会比较了解我；谁要说于丹老师是万能的，那就离害我不太远了。我坦率地把这个话说出来，就是想做一个很真实的人。我就是有好多毛病，我的学生都知道，所以会这么管着我，我特别高兴。
我的学生给我做了一个礼物，一个拿小碎片拼的拼图，都是拆得特别碎特别碎的小片。拼图上是他们所有人跟我的头像，大家的脑袋都散落在各个地方。我发现，他们的头像都特大个儿，而我的脑袋给扔在一个犄角旮旯里，还特小，找半天反正都找不着我，那么拼起来不就是更费劲？肯定会把我的耳朵拼在某一个男生的脑袋上。后来大家都会拼错，挺好玩儿。这是个玩具，但是有我们大家的头像。这个东西我拿在手里，心里感动啊，真的快流下眼泪来了。
本色于丹（14）
如果他们把我一大头像搁中间，他们跟小葵花似的围在周围，那我肯定就把这个东西扔了。如果他们给我做一个大相框，而不是一个玩具，我也会不喜欢。他们知道我就爱玩，他们给我的东西都是他们当下正玩的东西。我觉得作为老师这是一件挺牛的事，我学生玩的什么我都跟得上，而他们也愿意带着我玩。
还有，他们认为我的脑袋就应该比他们的小，就扔在一个犄角旮旯，这件事让我挺感动。张越，我跟你说，现在让我感动的，大家对我的信任是一种，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这样的感动。在他们的眼中，我从未改变，我是一个随时会出错的人，可以跟他们不着调地玩，可以跟他们皮打皮闹的这样一个人。我觉得这种状态就叫做真实。
我看这些古圣先贤的书，可能跟我的生活环境很有关系。我挺喜欢我一直走过来的这个环境，比如说在北师大。按说大学有挺严格的规矩，比如说现在搞本科教学评估，要用什么样的PPT课件，要有什么样的备课教案，要有什么样的考题、考卷，要有什么样的标准答案，要有什么样的上课流程，等等，都有规定。但是，我在北师大一开始就是个特别另类的老师。
有一次，教务长王一川老师特别认真地找到我说，于丹，我找你核实一件事。有一位老督导员跟我说，我们有一个老师在早上上课，刚上了十几分钟，外边下雪了，她把课停了，让学生都穿上棉袄跟她下楼，大家去玩雪？？他还没说完，我就回答，王老师，那人就是我，这事肯定是真的。这肯定违反本科教学规定了，我就问，这事儿还处理吗？我心想，这事过去好多年了，应该过了追诉期了吧？王老师跟我说，你知道那个老督导员当时怎么跟我说的吗？他说，没想到北师大还有这么好的老师。
其实，我们这个教务长一直在提倡从游式教学的教学理念。孔子的学生怎么跟他学习呢？是像小鱼跟着大鱼和和乐乐在水里游玩那种方式。这样的学习，大家不仅在学知识，而且在感受这个世界。王老师跟我说，于丹，你这就是一个挺好的从游式教学例子。我说，千万别普及，你也别表扬我了，你不处分我，就挺好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