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世太保史-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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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不离嘴，每天要抽八十支到一百支，手指和指甲被烟熏得蜡黄，一股烟味。十点
钟左右，他便开始喝香槟酒和其他各种烈酒，他特别爱喝叫人从法国弄来的白兰地。
听人说话时，他一边用酒鬼特有的茫然又呆板的目光盯着对方，象在打量着你，但
又没有注意你，仿佛是失去灵魂的幻影，一边从发黄的牙齿缝间挤出几句令人费解
的话来。虽说希姆莱一再劝告他，可他总是下不了决心去请牙医看看，似乎看一趟
医生会要他的命似的。
希姆莱有意识地把德国中央保安局委托给了这样一个平平庸庸的人，实际领导
权仍掌握在他的手里。他不怕被人出卖；卡尔登勃鲁纳是个狂热的纳粹党徒、一个
信仰党的教条的信徒，唯独这个党能使他摇摆不定的性格坚强一点。他对这一任命
表示心满意足。然而，没有施伦堡的帮助和对他有利的形势，那他也许永远看不到
他的理论会得到实现。事实上，纳粹间谍的真正头子是施伦堡，他同希姆莱保持直
接联系。虽然从理论上来说，他由卡尔登勃鲁纳领导，但是他早已摆脱了等级的依
附关系。
尽管如此，卡尔登勃鲁纳还是认真地对待他所扮演的那个角色。象他的前任一
样，他是个集中营和灭绝营的供应者。所不同的是，海德里希在法国和捷克斯洛伐
克看到东部战局恶化，会用更为狡猾的方法去争取部分居民合作，而卡尔登勃鲁纳
却不会随机应变，一味采取最野蛮的镇压，措施。
他会毫不踌躇地亲自监督在集中营里所使用的方法。
当他还在奥地利担任警察局长时（一九四二年秋），他视察了毛特豪森，观看
囚犯是如何被送进毒气室的，同时透过门上的圆形窥视孔观察他们是如何垂死挣扎
的。
一九四三年初，他又回到毛特豪森。这一次给他表演了对囚犯进行“试验”的
三种处决法：绞死、朝颈项开枪、最后送毒气室。据集中营囚犯和工作人员说，卡
尔登勃鲁纳到达后，情绪很好，接着走到那里正在进行“试验”的毒气室，他谈笑
风生地等着人们把不幸者一一带进来。
当卡尔登勃鲁纳接替海德里希职务时，德国中央保安局已经成为一架巨大的机
器。德国人对官僚政治的嗜好可以在这个神经中枢里得到满足，从欧洲最遥远的地
点送来的情报就汇集在这里，然后再向上述地点发号施令。办公室、卡片索引、窃
听中心、电台中心、实验室、档案室。这一切已经发展到了使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
的门窗架挤坏，因而不得不向柏林其他地方发展，当时仅在柏林一地就有许多局被
安置在这三十八幢大楼里。
当所有这些大楼不同程度地受到空袭的严重破坏以后，希姆莱进行了革新。在
库菲斯滕丹大街一百十六号里的那些最重要的局的头目们，天天聚在一起用早餐。
艾希曼的办公室也设在那条街上。坐在桌子旁的是些使欧洲为之颤抖的人物。卡尔
登勃鲁纳热情地接待艾希曼。他们出生于同一个地方，有着某些方面的共同关系。
他总是抓住机会，对他所熟悉的、住在林茨的艾希曼一家问长问短，或者问问孩子
们在学校里学得怎么样，亲爱的、年迈的祖父母贵体可佳，以及这个小天地的兴隆
情况。两人间的这种相互问候、相互亲切的关怀与在同一天早晨，用上一笔之力就
决定了数千名不幸者的命运，或者在早宴后，说上一句话，或者签上一个字就可以
把欧洲另一端的成千上万个殉难者判处死刑相比显得自相矛盾，其实从纳粹教条的
观点看来是不矛盾的。
希姆莱尽可能多地参加这种早宴。他认为，这样的早餐碰头会是重新鼓舞他助
手振作士气的好机会，因为他们眼看东线战事节节败退，或者由于最近英美对德国
空袭增加，因而有时动摇起来。在这些碰头会上，气氛总是很乐观、很诚恳，虽然
原则上不许谈论工作，但是也经常发生这种情况，缪勒或者艾希曼利用机会，向卡
尔登勃鲁纳或者希姆莱问这问那。大家一边吃水果、干酪或者品尝一杯法国白兰地
酒，一边就作出抉择，究竟干掉哪一类囚犯，或者喜欢采取哪一种处决法。这些谈
话看来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对于这批家伙说来，那是家常便饭的事。因此，当他们
把咖啡杯举到嘴边上来的时候，他们的手毫不颤抖。
在共进早餐这段期间，也讨论了第一批毒气室的设备以及为消灭犹太人而进行
的那些试验的结果。他们把相Ｚ竞赛的高效力、低成本和使用方便的各种方法作了
比较。
这批家伙一面就餐、一面津津有味地交换了见不得人的坏主意，有时甚至连刀
叉都顾不得放下一会儿。正象吉斯维乌斯所说，独有曾经投奔到谍报局当了谋叛者
的奈比在听了这些谈话之后，心里很难过。因此，回去时“完全精疲力尽”了。
如果希姆莱不在场，就由卡尔登勃鲁纳主持。他在会上经常利用机会，攻击他所不
喜欢的下属和同希姆莱有直接关系而激怒他的这些人。他的那些刻薄话经常是针对
希姆莱的宠儿施伦堡的。对此施伦堡很有意见，并请求希姆莱免除他参加早餐会，
但是这位党卫队头子非常重视这种安排，因而不允许有任何的例外。
尽管卡尔登勃鲁纳曾经受到希姆莱的保护，但他在进入德国中央保安局之后，
仍然保留着他狭隘的思想和法律家的素质。
“卡尔登勃鲁纳上任以后，情形每况愈下。根据我们以往得出的经验，象海德
里希这样一个凶手也许不象一个具有冷酷的法律逻辑的律师那样糟糕，而这位律师
所扮演的却是象盖世太保那样的一种危害公共安全的工具（注）。”
（注）1946年4 月25日，吉斯维乌斯在纽伦堡的作证词。《国际军事法庭文件
》第12卷，第283 页。
艾希曼在盖世太保里面已经成为第四局的头子。虽然他是由缪勒的行政部门领
导的，但他不断同卡尔登勃鲁纳保持联系，甚至经常直接从希姆莱那里接受命令。
他得到的任务是“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这就是说：彻底消灭欧洲的犹太人。海
德里希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组织的那场“自发性”的大屠杀使全面反犹政策达
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根据纽伦堡军事法庭的估计，在德国和被占国里，有六百万犹太人成为该政策
的牺牲品。鲍曼在一九四三年七月一日颁布一项法令，艾希曼对屠杀犹太人有至高
无上的权力。该法令剥夺了犹太人在正式法庭上的任何否认权，而且把他们置于盖
世太保的唯一审判之下。 一九四二年十月九日，颁布了一项同样由鲍曼签署的
命令，该项命令规定，不要再通过移民法，而仍然要通过在东部特殊营里所使用的
那种“无情的暴力”，不断地去消灭大德意志帝国地区的犹太人。
大屠杀方式首先在东部使用，然后过渡到采用科学和工业方法杀人。艾希曼建
立了四个集中营，最有名的是毛特豪森。其设备和建筑都说明纳粹党人打算在战胜
和驯服整个欧洲之后，把灭绝政策看作长时间所需要的、而且必须要继续发展的一
项工程。消灭犹太人之后，还有许许多多的对手留待于去消灭。
“在一座山顶上，兴建了一座高大的石堡，周围尽是小营房。除了它固有的牢
房以外，毛特豪森还拥有许多官兵居住的宿营地，宽敞的餐室和盥洗室。但是目的
只有一个，即消灭围墙内的一切所谓的囚犯。毛特豪森集中营的一些分营直接受驻
扎在那里的党卫队军官指挥。下达给这些分营的所有报告，命令和例行公事都由毛
特豪森集中营一手包办。其它的集中营，包括两个最大、最臭名昭著的分营古森和
埃本泽，不仅用来进行屠杀，而且还要把那里的俘虏当作建筑和生产工具使用，直
至他们因挨打、挨饿而不能再进行工作时为止。俘虏一旦不能工作，通常就把他们
送往毛特豪森作最后解决（注）。”
（注）1945年6 月17日，美国陆军第三军军法处长办公室的报告。《国际军事
法庭文件》脚注2176。 艾希曼给护送队制定出一项制度，那些已被判处死刑的欧洲
犹太人由他们护送到集中营。每次护送多少，要根据集中营的接收能力和德国铁路
局提供的车皮而定。
灭绝营的司令官只是奉艾希曼之命，用毒气杀死囚犯。
运输队长——一个党卫队军官在接到命令后，应该对列车是否驶往灭绝营以及
应该如何处理这些被押送者作出决定；例如，护送队根据指示，把凡标有“Ａ”或
“Ｍ”、“奥斯威辛”、“马伊达内克”字样的人都用毒气来把他们杀死。
在奥斯威辛，通常采取下列方法；标有特殊指示牌的车厢运送年满十四至十六
岁的孩子、五十岁以上的人，以及病人（或者在刑事犯登记表上的人），一俟他们
到达后，立即被送进毒气室。其他人要在一个党卫队医生的身边走过，由他凭眼力
决定，谁有能力工作或谁没有能力工作。没有能力工作的人进毒气室，其余人均被
分配到各个劳动营里。
把囚犯安置到劳动营去显然是一种临时措施，因为那些在“挑选”时得以幸免
一死的人必须在非人的条件下干活，所以很快也会精疲力尽，最后还是同其他人一
样进入毒气室。
在波兰东部使用一种特别残忍的方法，它的发明者是克里斯蒂安·维尔特，一
个由德国中央保安局在卢布林任用的前斯图加特的刑事警官（注）。
（注）早在那时候，维尔特就在吹嘘他的特别审讯法了，不过这种审讯法引起
了符腾堡州议会的质问。
维尔特在犹太居民中挑选出一批罪犯并答应他们说，如果他们为各项工作招收
到乐意的“合作者”的话，就给他们以优厚的物质待遇。他用这种办法终于找到了
约五千名男女，这些人的任务是参与毒打犹太人，消灭那些与自己同教派的不幸教
友，以此苟且偷生。
据康拉德·莫根在纽伦堡供认，在“大行政区”东部的森林和荒野里，兴建了
伪装的灭绝营，那是真正的“波将金村子”（注）。那些注定要消灭的犹太人在到
达这里以后感觉来到了一个大的居住点。列车驶进了一个伪装的车站，等护送队和
列车人员离开之后，才允许犹太人下车。犹太人下车以后，立即被那些招募来的犹
太入团团围住，这时由维尔特或者某个代表向他们训话。他说：“犹太人，你们迁
移到这里来，是为了换个地方。但是在我们为你们组织这个未来的犹太国之前，你
们当然必须学习劳动。你们必须寻找一个新的职业。你们在这里将学会一切。就这
样开始吧，根据规定，每人脱去衣服，这样可以把衣服消消毒，再说你们可以洗个
澡，不至于把流行病带到集中营里来。”
（注）波将金：俄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陆军元帅。“波将金村子”是借用
波将金的名字命名的村子。在这里带有欺骗的意思。——译者。
接着，犹太人排成纵队，朝“过道营”走去。在第一次停步时，男人就与妇女
分隔开来，因为他们必须在不同的“衣帽间”里交出帽子、上衣、衬衫、鞋子和袜
子，每交出一件东西便得到一块号码牌，“因此，这些人认为，他们也许以后可以
拿回自己的东西”。因为这出恶魔似的戏整个儿是由维尔特雇佣的犹太人扮演的，
所以不会引起不幸者的怀疑。
要是他们的已背叛的教友催促他们赶紧走，“免得他们有所察觉，那么他们也
会乐意地尾随在后。整个进程象条流水带似的，他们在到达最后一站时，就进入一
间大房屋，有人说，这可能是间浴室。当最后一个人进入里面时，各道房门即刻关
闭。接着，有人把毒气放进室内。里面的人死去之后，排风机立即开始转动。当毒
气被排除以后，大门自动开启，犹太辅助工就把尸体一个一个地拖出来（注）。”
（注）1946年8 月7 日，党卫队法官莫根在纽伦堡的供词。
维尔特施行这种方法不费吹灰之力，因为他以前的任务就是在颁布无痛苦致死
术的法令之后负责杀害不能医治的精神病患者，而此刻由于他在这方面取得“优异
成果”，因此仍然负责这项任务。
盖世太保史
第三章 纳粹研究者的“科学实验”
卡尔登勃鲁纳成为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头目以后，他的职权大大地扩大了。
德国中央保安局的权力范围扩大到象盖世太保一样，看守战俘和民工。
战俘营由国防军进行监督，有人也许会想，最高统帅部对下属军官和士兵进行
适当的保护该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此刻这种国际法被恶意地歪曲了，再说，盖世
太保成功地对这个领域进行了干预。最高统帅部不仅不反对，甚至同希姆莱及其间
谍同流合污。事态会发展到如此地步，是因为它在对待国内的大屠杀和欺诈掠夺，
以及后来又在对待特别行动队方面采取了“默认”的态度，这样，最高统帅部终于
在这条下坡路上活了下去，以致它渐渐地容忍了那些最卑鄙的谋杀手段，最后连自
己也采取了这种方法。
对付苏联战俘是采用第一种措施。一九四一年七月，公共国防局局长赫尔曼·
莱因纳克将军、战俘局的布罗伊尔、谍报局处长埃尔温·冯·拉豪森将军和代表德
国中央保安局的盖世太保头子缪勒之间举行了会谈。根据希特勒指示的精神，这次
会谈的结果是决定在东部发动战争。
一九四一年九月八日，这项决议上这么写着：“……布尔什维克士兵由此失去
了按照日内瓦条约享受荣誉士兵待遇的任何权利。
……因此，对待有一点点反抗迹象的、特别是布尔什维克的煽动者，必须下令
对他们采取无情而有力的措施。抗拒者、积极或消极的反抗者必须立即使用武器
（刺刀、枪托和枪炮）予以全部消灭……
无论谁在执行下达的命令时，不使用或者不够有力地使用武器，谁就要受到惩
罚。
对逃跑的战俘不必喊停即可开枪射击。对苏联战俘使用武器，通常被认为是合
法的，绝对不许采用鸣枪警告的方式（注）。”
那时在盖世太保内部成立了一个战俘特别科，又称第四队，由党卫队突击队中
队长弗兰茨·柯尼希豪斯领导。一九四三年初，它同党卫队突击队大队长汉斯—赫
尔穆特·沃尔夫的第四科合并。
这个科向战俘营中的盖世太保代表下达指示。实际上，在所有战俘集中营里，
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处的间谍大部分是用化名伪装自己的。根据缪勒的一项指示，
明确地命令他们去追踪“所有政治犯和刑事犯，或由于其他任何一个原因而不受欢
迎的分子”以及“所有可用来重建被占区的人士”，其目的是要消灭他们，或者对
他们进行“特殊处理”。除此之外，间谍们应该在俘虏当中发现看来是“可以信任”
的人，这样就能利用他们在集中营内部进行间谍活动，并通过他们去发现必须要干
掉的俘虏。盖世太保的方法总是千第一律的。
（注）1941年9 月8 日，莱因纳克就苏联战俘待遇的公告。《国际军事法庭文
件》脚注1519。 苏联战俘的命运是个悲剧。在第二次大战中，多数士兵对德国的战
俘集中营有所认识，因而不会忘记那批列队的俄国俘虏，他们于一九四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