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世太保史-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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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上升为永久性的辅助警察。他们对在所谓‘体制时代’建立的各种法律原则和
管理制度毫不介意……要是它看准了谁，谁就倒霉！当时出现了‘地堡’式的那种
可怕的秘密监狱。每个出色的冲锋队组织必须至少占有一个秘密监狱。抓人已成为
冲锋队的嗜好。衡量一个冲锋队领导人的才干是根据他囚犯的数目，评价一个打手
的威望是根据他对俘虏进行‘教育’的打击力……”①。
① 《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12卷，第296 页。
在有些地方，昨天的同盟者、右派政党对这些暴力行为深感不安。但是在布朗
斯威克，钢盔队起来反对冲锋队，因此被解散。任何一种反抗，甚至犹豫不决都会
受到镇压。
冲锋队领导人成为骄傲和残酷的总督，成为对他们同胞的生死权利提出无理要
求的君主。每一个暴君身边都有一个武装到牙齿的、恶棍式的贴身警卫，并且尽可
能为自己组织一支特别分队——“第一局”，他们的任务是追踪和干掉政治上的敌
人。他们毫无根据地逮捕以下各种人：真正的和所谓的共产党员、犹太人和那些由
于缺乏感化的、善良的、怕得要死的人士。
这是违法的竞争，戈林对此很生气。狄尔斯把他的罗网撒向“秘密集中营”。
这类集中营大约有四十个，有四万到五万个‘祖国的敌人”被杀害在集中营里。最
有名的是奥拉宁堡，虽然冲锋队建立了这个集中营，但是自从它建立以来却由盖世
太保的官员进行管理。盖世太保几乎把所有的被捕者都送往那里。可是没有人去过
问此事。但是在乌珀塔尔，霍恩施泰因和勃莱多夫这三个地方的集中营是由当地的
冲锋队队长领导的。帝国司法部曾经收到过关于虐待那里囚犯的诉苦信．古特纳把
这些信件转呈给希特勒。
勃莱多夫集中营是由冲锋队队长，前任波莫瑞区的行政长官卡尔芬斯坦因建立
的。戈林却把它关闭了，同时关闭的还有海因斯领导的布雷斯劳集中营，海因斯是
罗姆的知己，与罗姆一样有同性恋爱的怪癖，他把快乐建筑在对俘虏施以残忍的极
刑上。在柏林地区，那里的冲锋队队长卡尔·恩斯特过去是咖啡馆的一个服务员，
他的经历很不光彩，可现在却是冲锋队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同样拥有自己的“秘密
集中营，戈林也把它关闭了。
然而，这里还没有谈到有关干涉党卫队集中营的事情。
达豪集中营就是其中之一，它在十二年以后落到了臭不可闻的地步。集中营司
令官、党卫队队长西奥多·艾克公布“警卫人员工作守则”，其中说：“容忍意味
着软弱。从这种认识出发，只要为了祖国的利益必须在任何地方采取无情的行动。
那些受人挑拨的、规规矩矩的同一民族的人是不会触及这些刑法的。但是要告诉那
些政治上的挑拨者和聪明的煽动者（不管是哪种倾向的），你们要当心，不要让他
们捉到你们，否则他们会抓着你们的脖子以牙还牙地杀害你们。”①。
① 《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26卷，第292 页，脚注778。每个党卫队员都知道，
什么是“祖国的利益’。五月份，前共产党议员德雷泽尔和施莱法在达豪被谋害。
五月十六日至二十七日这段时间里，另外四个俘虏被杀死，而且是被四个党卫队卫
兵杀死的，这说明杀人是他们的家常便饭。
五月二十四日，当慕尼黑的律师阿尔弗雷德·施特劳斯博士在白天受讯之后，
因颈项被人开了两枪而致死。进行尸体解剖的医生确定，身体上有‘黑色和蓝色的
压伤处和裂缝的伤口”。其他三个俘虏莱昂哈德·豪斯曼、路易．施洛斯和塞巴斯
蒂恩·内夫茨格惨遭同样方式的杀害。
当时慕尼黑检察院还没有按照纳粹思想行事。他们要对这起谋杀嫌疑案提出起
诉。党卫队领导解释说，这四个俘虏是在企图逃跑中被开枪打死的。可是施特劳斯
博士案件中的医生鉴定证明，死者是穿着拖鞋的，他‘一只脚穿着短袜，另一只是
赤脚的”，“显然是由于伤口”的缘故。这两颗子弹是从附近发射出来的。
很清楚，关闭冲锋队的集中营，不是因为那里囚犯受到虐待，而恰恰是冲锋队
在管理着它们。罗姆和他的朋友们十分懂得这一点。他们进行了回击。
一天早晨，柏林的盖世太保把两个囚犯押送到奥拉宁堡。这两个人也同其他囚
犯一样，情况很惨。十分明显，在审讯时他们遭到了虐待。不过这一次，集中营当
局对这件事非常恼火。集中营司令官舍费尔向他的上级冲锋队领导人舒茨韦克塞尔
报告了这宗案件。舒茨韦克塞尔也显得很恼火。他俩驱车前往盖世太保的所在地艾
尔布莱希特亲王街，“要求予以澄清”。人们有礼貌地接待丁他们，答应他们查清
犯罪的人，并在第二天提出一份报告。
事实上，第二天就对这些抗议作了回答，而且是通过电话回答的：由于虐待囚
犯，特此解散奥拉宁堡集中营。一列列车已在途中，以便把俘虏押往不久前由党卫
队在埃姆斯河附近建立的集中营。舍费尔正好还有时间赶往柏林，向国务秘书格劳
尔特报告此事。他眼看着一场严重的冲突即将来临，因此决定撤回这项解散令。奥
拉宁堡集中营在舍费郊父亲般的严格控制下照常“工作”。
这仅仅是激烈斗争中的许多插曲之一。这些天以来，各个纳粹组织之间进行着
你死我活的斗争，随着这个政权的崩溃，斗争才会自行停止。是的，有些私人的帐
只有在纽伦堡法院大厅的国际军事法庭上才得到清算！但是那里的竞争常常发展到
无比仇恨的地步。
这些竞争是在争权夺利．争夺嘉奖的斗争中发生的，在这场斗争中，不是以个
人功劳，能力。道德价值作为准则，而是以一个集团或受到一位有势之友的一时宠
爱或暂时得势作为准则。每个组织都在拚命排挤别的组织，特别是触犯自己利益的
那些组织，在它们内部，一场类似的斗争在那些想要分享权力的私党中间蔓延开来。
盖世太保也参与了这场斗争。这帮家伙表面上看来是个相互依赖的、顽固的和
可怕的统一体，但是实际上却象一只篮子里面的许多螃蟹在互相争夺，互相排挤。
狄尔斯是戈林唯一的得宠者，他的职务令人羡慕。对某些人说来，干掉狄尔斯
就是意味着取代他的宝座。因为按照纳粹的习惯，告密者先要把被告者交给刽子手
之后，才能获得作为报酬的职位。戈林的敌人把狄尔斯作为目标，如果他下台，这
对总理来说将是一个严重的损失。但是面对这些阴谋，狄尔斯采用一个狡猾的奉承
者的完美无缺的伎俩来见风使舵。 可是有一天，他的一个敌人找到了可以出其
不备、攻其一点的机会。兴登堡所信任的一些将军们故意对盖世太保
的种种惯例提出了抗议，接着向兴登堡递交了一份材料。那是弗立克搞的，他
对戈林争夺盖世太保控制权的方式方法并不满意。但是这种手腕也没有成功。戈林
解释说，这可能只是那些过于热心的部下所犯的个别的越轨行为，同时委托一个委
员会来改组盖世太保并对越轨干涉行为采取相应措施。显然该委员会从未举行过会
议。但是戈林为了安慰一下元帅，不得不牺牲狄尔斯。不过在一九三三年九月底，
他又被召回来，担任柏林警察局副局长。可是狄尔斯——盖世太保的真正“发明者”
是熟悉它的曲折道路的。
他鄙视新职务，认为聪明人应该越过捷克斯洛伐克边界，在波希米亚耐心等待
即将发生的事件。在他看来，已经受到纳粹侵袭的奥地利不太安全。
戈林忍受了他所遭受到的打击。狄尔斯的免职是他敌人的一个胜利。但是他找
到了补救。
戈林任命一位名正言顺不会受到怀疑的‘老战士’来替代狄尔斯，他就是威廉·
库贝的一位朋友阿尔托纳区的警察局长保罗·欣克勒。威廉·库贝曾经是纳粹党议
会党团驻普鲁士的议会主席兼勃兰登堡地方行政官。
欣克勒就此充任新职。戈林知道保罗·欣克勒是个酒鬼，不过经过慎重考虑之
后，感到不说为妙，因为欣克勒与他前任的酒量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他曾因
盗用公款一事受过审讯，但后来由于神经错乱而被释放。事实上，欣克勒是个双料
的神经错乱者：生来的低能者和十足的酒鬼。
狄尔斯住在农村深居简出，但还是密切注视着即将发生的事件。九月二十一日，
在他逃跑时的前八天，国会纵火案开始提起诉讼。狄尔斯曾经领导过这次调查工作，
他熟悉内情，知道有人会重新提起这桩事。在国外，这次起诉激动人心，流亡国外
的德国人尽力要使案件的真相大白于天下。狄尔斯悄悄地透露风声，如果有人肯奖
赏，他可以回到纳粹那里去。
在柏林，欣克勒的越轨行为日见增多，十月底，他任职还不到三十天，就被迅
速地撤了职。狄尔斯被紧急召回，官复原职。他首先要做的是公布对欣克勒的逮捕
令。当密探在清晨时刻到达他家时，幸亏他还有时间，穿着睡衣裤跳出窗外，穿过
动物园逃跑。一个警察巡逻队把他带到了附近的警察分局，他可以在那里通知他的
朋友库贝前来给他解围。
在预先发出这个警告之后，狄尔斯重新恢复了自己的工作和原来的方式方法。
戈林似乎嗅出了子弹的气味，决心预防一次新的袭击。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他以普鲁士总理的身份，通过一项变革的法令，剥夺盖世太保在内政部的权力，然
后把它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从法律上来看，把警察中的一个部门分离出来是令人
难以置信的，但是纳粹的信条就是要藐视任何的法律准则。
同一天，戈林对委员会的某些成员免除逮捕令。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是在狄尔斯
辞职时任职的，而且根本没有举行过一次改组和控制盖世太保的会议。虽然没有执
行逮捕令，但是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对那些想要从神圣不可侵犯的盖世太保那里
捞好处的人提出了警告。
一九三四年初，赫斯特报纸发表了戈林的一篇文章，他写道：“我仍拒绝用法
律来为人民的敌人进行辩护……我们纳粹党人有意识地反对错误的宽大和错误的人
道主义……
我们对深思熟虑的律师艺术和言过其实的咬文嚼字的法律一窍不通。”①。
① 戈林：《演说和文章》，第1591页，慕尼黑，1940年。《国际军事法庭文
件，第7 卷，第215 页。
当然，纳粹党人从来没有尊重过“咬文嚼字的法律”，唯有在他们设法利用准
备好的重大案件进行宣传时才会考虑使用那些法律细则。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在莱比锡的国家法院里，这出戏剧第二幕的幕布徐
徐升起。它的第一幕曾经在二月份唤醒了德国和世界。七个月之前，国会大厦的半
圆形屋顶着火燃烧，化为一片瓦砾，接着，自由德国跌进了一只毁灭性的高温炉里。
现在，帝国的那些新主子力图在国际舆论面前为自己辩护，但是自从纵火案发生以
来，没有人会相信传奇式的纵火案会由共产党人干的，这样一个神话有可能对纳粹
党人的敌人采取毫不留情的镇压措施和发动一场毁灭性的战争。当时他们的地位还
不稳固，所以需要战争来巩固政权。 那位穿着法衣的老态龙钟的参议院议长宾
格尔的身旁坐着四个陪审员。在召开的五十四次会议期间，他作了最大的努力来维
护他那仅有的一点尊严，可还是逐渐失去了审理案件的领导权。
在被告席上坐着五个完全不同类型的男人，显然，这是因为（对纳粹党有利的）
偶然事情使他们五人相继来到这里。在被告席上为首的是一个半白痴的荷兰人范·
德·卢勃。他是在燃烧着的国会大厦里被捕的，无疑属于纵火犯之一。坐在他旁边
的是共产党国会议会党团的前任主席，党的最有名的演说家之一托格勒，接下来是
最受人爱戴的德国共产党主席恩斯特·台尔曼。为了证明自己是无罪的，他在纵火
那天自己去向警察局自首，此后他就被禁闭起来。
这是根据两个可疑的证人的供词而对他提出的控告，这两个人就是参加过纳粹
党的前老共产党员弗赖和卡尔瓦纳。
他们发誓作证说，纵火那天，他们看见托格勒同范·德·卢勃一起走进国会大
厦，就凭这个供词已经足够了。更有趣的是其他三个被告是在莫明其妙的情况下被
捕的，他们三个都是保加利亚人。一个名叫黑尔默的人是波茨坦大街‘巴伐利亚宫”
饭店的服务员，他在报上看到范·德·卢勃的一张照片和看到广告栏里的一则通告，
通告里这么说，凡是抓到凶手范·德·卢勃的同谋犯，可得重赏两万马克。黑尔默
现在回忆说，在“巴伐利亚宫”曾看到卢勃同三个男人在一起，他们经常光临这家
饭店，“肯定是布尔什维克”。因为“巴伐利亚宫”是一家相当高级的饭店，而象
范·德·卢勃这样的流浪汉很可能还未进门就被赶了出来。这种情况却没有引起人
们的注意。警察在“巴伐利亚宫”设了一个圈套，在三月九日逮捕了这三个老顾客。
两个人身边带着普通护照，上面证明他们是黑迪格尔博士和帕内夫博士。第三个人
身边没有带护照。当局只花了几分钟，就确定这些护照是伪造的。对此，这三个人
承认，他们叫布拉戈伊·波波夫，华西尔·泰涅夫和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而且
都是保加利亚人。
季米特洛夫！当盖世太保总部的人获悉有这个战利品时，顿时爆发出一片欢呼
声。季米特洛夫是西欧共产国际地下组织的领导人，在保加利亚已经两次被分别判
处二十年和十二年监禁。其他两个保加利亚人在他们的国家里，同样由于政治活动
被判了刑，每人被判徒刑十二年。他们逃出了保加利亚，在俄国避难了一段较长的
时间，不久前才来到德国，以便设法从这里秘密地回到保加利亚去。他们断言，从
未看见过范·德·卢勃，至于托格勒这个人也是只知其名，而不知其人。他们被捕
的消息一公布后，就有几十个证人前来报到。这些人都斩钉截铁地说，在饭店里，
在大街上以及在国会里，看见过这三个人同托格勒和范·德·卢勃一起，如何把贮
藏器拖到那里以及如何偷偷地把它们放在大厅和那些最想象不到的地方。季米特洛
夫镇静地倾听着这些言论。要证明他在起火那天去过慕尼黑，那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五个人就这样站到了被告席上，控告书的指控对当场被抓到的卢勃来说是致命
的，他是一只披着人皮迷了路的可怜的野兽，而对其他四个人则是毫无根据的。
公众对这次起诉颇感兴趣。来自世界各地（没有得到允许的苏联记者除外）的
一百二十名新闻记者把国会大厅的记者席位挤得满满的。希特勒想从这次“无情的”
判决中捞一把，通过这次判决，使案件审理获得成功，并借助新的力量使反共宣传
复活起来。 然而，在莱比锡起诉前不久，已经有另一个法庭对这次事件作了判
决。流亡在法国、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德国人曾经向世界舆论发出紧急呼吁。他们
进行了调查，请来了证人，公布了照片和文件，设法把大家认为可能的真相如实地
反映出来：国会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