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世太保史-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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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调查，请来了证人，公布了照片和文件，设法把大家认为可能的真相如实地
反映出来：国会是由纳粹党人自己放火烧的，目的是要让年迈的兴登堡在紧急法上
签字，为他们的镇压措施辩护。
　　　　在巴黎，借助于安德烈和克拉腊·马尔罗，让·盖埃诺和意大利人希亚罗蒙特
成立了一个特别积极的核心小组。在德国共产党的两个作家维利·明茨贝格和古斯
塔夫·雷格勒的领导下，用几种语言公布《褐皮书》并广泛宣传。真相开始大白于
天下。
　　　　九月初，伦敦的一个反法西斯委员会委托国际调查委员会，由它决定，在莱比
锡起诉前，对国会纵火案进行起诉。
　　　　在一位有名的伦敦法学家，工党的一位拥护者，检察长德尼·诺韦尔·普里特
的主持下，法国、英国、美国、比利时和瑞典的知名人士云集在该委员会里，其中
有加斯东·贝热里，律师德·莫罗·贾费里，律师亨利·托雷，阿尔蒂尔·埃斯和
弗莫伊伦。斯坦福·克里普斯爵士坐在起诉者的位置上。他叙述了事实的经过并强
调指出，这次表面上的起诉在法律上是无效的，它除了揭露在德国由于种种情况而
受到阻碍的真相之外，别无其他目的。
　　　　会后，委员会才明白，卢勃虽然是纵火者之一，但只是被用来作为一种工具。
那么它是掌握在谁的手里？委员会回答说，是在纳粹党人的手里，特别是掌握在戈
林的手里，他应该是主要的被告人。九月十一日，律师德·莫罗·贾费里大声叫喊
道：“在整个世界上不会有这样的法庭，不会有这样的裁决，甚至是最无情的裁决，
对被告抱着最敌视的态度所作出的裁决，都不愿意在眼下去接受这种童话似的可笑
证据，这是可以肯定的1　但是人是要面子的，在决意干坏事的被告者身后，肯定隐
藏着戈林那样的人，他已经遭到所有正直人的良心上的谴责。
　　　　“二月二十七日晚上，在柏林，是谁手拿钥匙去国会大厦的？
　　　　“是谁向警察下达命令的？
　　　　“是谁能够加强或放松对国会大厦监视呢？
　　　　“又是谁手里拿有去大厦地下室的钥匙，而且看来只有用这把钥匙才能进入地
下室呢？！
　　　　“这个人既是普鲁士邦政府的内政部长，又是国会议长：他就是戈林！”
　　　　“为了保持面子……”对此，最高法庭费了很大的劲。因为起诉者一方很快出
了洋相，他们面对着季米特洛夫对他们发起的猛烈抨击，只有招架之势，而无反击
之力。其他被告态度消极。范·德·卢勃神情忧郁，人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他
嘴里挤出一些简短的答词。至于泰涅夫和波波夫，他们不会说一句德国话。季米特
洛夫争得了起诉的主动权。他成了起诉者，他的起诉词简洁明了，使得原来的起诉
者、帝国律师瓦尔纳博士决定采取一个惊人的步骤。他设法弄到流亡者的一本《褐
皮书》的样本，逐页进行审查，以便证明这是编造出来的唯一谎言！
　　　　这样，起诉者成为被告者，诉讼案在继续审理过程中，除为起诉者进行辩护外，
并没有达到其他目的。
　　　　接着，这些人在法庭的栅栏旁一一走过，德国人都在窃窃私语着他们的名字：
布雷斯劳的警察局长，西里西亚的冲锋队队长海因斯；纵火时任波茨坦警察局局长
的赫尔道夫伯爵；冲锋队队员舒尔兹以及最后戈林自己。
　　　　吉斯维乌斯生动地描绘了戈林出庭时的情景。他喜爱表现变化多端的性格（流
行的“赫尔曼”、“忠心的骑士”、“民族英雄”等等），而在那一天他却选择了
他特别喜欢的一种性格：“铁腕赫尔曼”。
　　　　这位“铁腕赫尔曼”身穿亚麻织成的淡褐色的猎装，脚上穿着使地板发出咯咯
声响的高统靴步入会场。他强作镇静，但是很快就失去了镇静。由于愤怒而汗流浃
背，他开始大发雷霆地讲了一通。这次起诉，出乎意外地发生转变，使他惊慌失措。
戈林不知道，法官们正在研究一本《褐皮书》，那是一份“煽动性的文件”，这种
文件只要被他发现，他就要把它消灭掉。
　　　　宾格尔坐在椅子上胆怯地注视着这个场面。他开始理．解到，这次诉讼对他事
业上的成就等于是敲响了丧钟。被告席上的季米特洛夫按捺不住他内心的喜悦。戈
林怒气未消，气势汹汹地注视着他，试图重新保持自己的镇静。但现在的情况是由
被告季米特洛夫审讯国会议长，国会议长必须回答！
　　　　一场难以置信的对话开始了①：①　　吉斯维乌斯：《痛苦的结局》，第39页，
汉堡，未注明年代。
　　　　“为了……，能够找到同谋者，内政部长先生在二月二十八日以及在此后的几
天里做了些什么，可能是在寻找同谋者吧？’季米特洛夫问道。
　　　　“我本人不是刑事官员，而是位负责的部长，”戈林回答说。“因此，对我说
来，重要的根本不是去发现几个小混蛋，而是去注意那些应对罪恶世界观负有责任
的政党。”
　　　　他上了季米特洛夫的圈套，在围绕政治的舌战中迷失了方向。虽然他是一个纳
粹党的重要战略家，但是他没有那种气势能够对抗一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大师。
突然，对戈林证人的审问变为一次共产主义的宣传会议，戈林大发雷霆，用侮辱性
的口吻狂叫着：“在我的眼里，你是一个应该立即被吊在绞刑架上的骗子！’庭长
马上插话，他提醒季米特洛夫，他已经对他说过，不允许他在这里进行共产主义的
宣传。“如果这位证人发怒的话”，他是不会感到惊讶的。
　　　　季米特洛夫回答说：‘我很满意国会议长先生的回答。”
　　　　‘滚出去，你这个混蛋！滚出去！”戈林吼叫着。
　　　　法庭上顿时骚动起来，工作人员把季米特洛夫拉出大厅时，他讲了最后一句话
：“你大概害怕了吧，国会议长先生……？你大概害怕了吧……？你怕了吧，国会
议长先生……？！”
　　　　范·德·卢勃和其他被告之间的秘密协议是以控告卢勃是共产党人这个事实为
基础的。但是在审理案件期间发现卢勃在一九三一年背弃了共产主义。刑事警察调
查的结果清清楚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十二月二十三日，帝国法庭宣告判决：范·德·卢勃被判处死刑，其他四名被
告被判无罪释放。各国报纸对这次事件作了评论，流亡者胜利了。尽管对德国法官
施加压力，但他们还是不准备对无罪者判刑。当希特勒知道这次判决时，他暴跳如
雷，周围的人见此情景，怕得要命。
　　　　然而，戈林不愿放弃他的战利品。他曾经对季米特洛夫说过：“我会再抓到你
的！”事实上，戈林又抓到了他。尽管宣判无罪，但四名共产党人继续被监禁，直
到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日益强烈的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他们才被释放。托
格勒被送进了集中营。服刑一段时间以后，他离开了这个集中营。因为他为纳粹服
务，所以获得了自由。
　　　　一月十日宣布，范·德·卢勃已在莱比锡监狱的院子里被绞死。许多德国人对
此表示怀疑。有人说，卢勃的家属为了把他安葬在荷兰，多次提出合法的要求，但
是他们的要求从未得到满足。然而，使人不能理解的是，如果卢勃真是一个奸细的
话，为什么纳粹党人对本来可以用世界上最合法的手段除掉一个如此讨厌的帮凶犹
豫不决。盖世太保不喜欢留下任何痕迹。
　　　　立即把下面这句拉丁文成语写到国会大厦的废墟上也许是最恰当不过了：“Ｉ
ｓ　　ｆｅｃｉｔ　　ｃｕｉ　　ｐｒｏｄｅｓｔ．”①。
　　　　①　　前不久，德国新闻杂志《明镜》发表长篇大论，试图说明国会纵火案是卢
勃一人搞的。我不能同意论文的结论。　　因为它对许多要点没有解释清楚，也许对
于国会纵火案还得费上许多笔墨。（拉丁文Ｉｓ　　ｆｅｃｉｔ　　ｃｕｉ　　ｐｒｏｄ
ｅｓｔ，意思是：这是由此事获得利益的人所干的。——译者）
　　　　可为镇压措施辩护，同时又加强了盖世太保的地位以及为大规模的选举宣传提
供了合法的证据。
　　　　这次“奉命’照办的纵火案确实给纳粹党人帮了大忙，甚至可以这样说，纳粹
党人是非常需要这把火的，因为这既发现起火后的一小时，希特勒和戈林都在注视
着燃烧的大厦。狄尔斯领着他们穿过大火尚未烧到的走廊，向那些已在进行工作的
人员交代第一批任务。
　　　　希特勒一到，火冒三丈地高声怒吼道，“这是上帝的旨意！现在没有人会阻挡
我们用铁拳去消灭共产党人了。”
　　　　一月三十一日，戈培尔在他的日记簿上写道：“希特勒在大会上部署了反对红
色恐怖斗争的重大路线。我们目前不会采取反击措施。只有当共产主义革命爆发时，
我们才会在适当的时刻给予打击。”
　　　　有人需要“共产主义革命’，是为了能够采取“反击措施’，然而，时间在消
逝，革命没有爆发，而选举却愈来愈近了。选举前一星期，国会大厦失火了，这是
上帝恩赐的一件真正的礼物，戈培尔可以从中捞到极大的好处。
　　　　二月二十二日，起火前五天，戈林把冲锋队改成辅助警察。没有他们根本不可
能在起火的晚上和在第二天的几个小时内进行大规模的逮捕，逮捕对象的名单早已
准备就绪，但是要逮捕这么多的人是需要出动全体人马的。
　　　　另外一个情况是：起火是在竞选中发生的。希特勒象往常一样进行了一场周密
的选举活动。他那份由戈培尔制定的，并在二月十日分发给党小组的日程表恰巧安
排得满满的。希特勒每天都得在几个大会上发言，大会地点往往是彼此离得很远。
他所有的宝贵时间也许连一小时也不能失去。但是，戈培尔在二月十日那天并没有
把大会规定在二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而且把元首在二月二十七日不
能在群众大会上讲话的事明确地通知了各党小组。
　　　　事情发生得很奇怪；就在二月二十七日的这天晚上，国会大厦里的火焰熊熊燃
烧起来。
　　　　现在着火了：第一批警官是在发现火势以后几分钟，即在晚上九点十五分到达
出事地点的。他们对多处火源（六十到六十五处）以及分布在整幢大厦里的火源感
到吃惊。大多数火源看来是由于燃料引起和点燃的，特别是从大会厅地板上升起的
那股巨大的无烟火柱……
　　　　由海因里希·冯·格莱兴（“贵族俱乐部”的一个会员）出版的保守的《环球
》周刊在三月份第二期上发表了二篇文章，在文章的最后部分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这一切怎么可能呢？我们真是愚蠢的民族吗？搞阴谋的主犯在哪里？他们对自己
所干的事情会感到心安理得吗？也许他们是德国或国际上等社会的成员。’这篇文
章发表后，《环球》周刊立即被查封了。
　　　　戈林和戈培尔通过电台喊道，只有共产党人会进行暗害。起火后的那天，盖世
太保和刑事警察搜查了共产党的所在地卡尔·李卜克内西大厦。尽管这幢大厦已经
搜查过多次，并对它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清理，同时又有警察看守，但；是正象戈培
尔博士所宣布的那样，总还发现了具有头等意义的“重要文件”，这些文件证明，
有人要在整个德国策划一次暴动。发动红色恐怖的信号可能是火烧国会大厦；他们
到处散播这次所谓计划的细节，并说，这次计划之所以失败，只是因为纳粹爱国者
当机立断。尽管外国报纸提出许多要求，但这一大堆文件是永远也不会公布的，甚
至连国会纵火案中一份非常重要的证件都不会提交出来。
　　　　那么这些担任调查工作的官员干了些什么呢？具体的事实已经证明其中有一个
纵火犯当场被逮捕了。这些官员除了捉到一个托格勒和几个保加利亚人外，一无所
获。然而，在阿图尔·奈比的支持下，狄尔斯亲自继续“追查’此事。
　　　　阿图尔·奈比是一位有经验的老警官，他曾经因写了一篇刑事学论文而一举成
名。
　　　　奇怪的谣言在居民中不胫而走，其中有些名字听来令人惊奇。毫无疑问，他们
的名字已经传到成千个盖世太保
　　　　中的一些人的耳朵里面去了。
　　　　有位贝尔医师讲了有关卢勃的一些怪事。这位医生在纳粹党内有许多朋友。但
是他现在却说，卢勃同冲锋队保
　　　　持多方关系。他装出一副知情人的样子补充说，他知道国会起火那天晚上发生
的事。在三月三日或四日那天，他在弗雷德里希大街国际俱乐部里对德国人民党的
一位朋友说，他知道二月二十七日的事情经过，他（为了解此事而感到骄傲）又把
这件事写信告诉一些党内朋友，以便使他们从中得到好处。其中有一封信投到了盖
世太保的一个办公室。
　　　　贝尔医生觉得自己已被人追踪、监视，他感到恐惧，于是他企图在奥地利那一
边的边境，一个宁静的库夫斯太因地方寻求避难。四月三日，当他感到自己已经安
然无恙的时候，他却被那些来自慕尼黑的冲锋队员杀害了。
　　　　接着，发生了奥伯弗伦博士（德国民族党国会议会党团主席）的怪事。他也知
道国会纵火事件的奇怪的细节。但是他写这些事情也太不聪明了。他把他知道的关
于那些纵火准备工作的情况记录了下来，然后寄给一些朋友。有一本小册子传到了
国外。这份回忆录被发表在法国、英国和瑞士的报纸上。五月三日，人们发现这位
博士死在他的住所里。
　　　　根据警察局的报告，他是自杀的，但是他的家属发现他的一些私人文件不翼而
飞了。
　　　　经过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的那次血腥清洗，罗姆的司机克鲁泽在成功地逃到
了国外后给兴登堡写了一封信，向他揭发了国会纵火问题，说是由几个冲锋队员—
—罗姆的心腹——在戈林和戈培尔的帮助策划下干的。
　　　　但是所有这些谣言和说法，不管多么具体，有些细节很少有说服力。人们怎样
才能进入国会大厦里去呢？入口处只有两个，一处是西姆逊大街上的二号门，它只
有在举行会议的日子里才开放，一处是在国会旁边的五号门。二月二十七日那天只
开放五号门。穿过这扇门到达一座大厅，大厅与门之间隔着一条绳栅栏。绳栅栏后
面是门房间。每一个来客必须把他想要找的那个议员的名字登记在一张纸条上，然
后写上他自己的名字和来访原因。工作人员把纸条送给那位议员，只有得到他的同
意，来访者才允许进入大厦并由议会工作人员带领到议员那里去。最后把来访者的
姓名登记在一份特别的日常进出人员表上。
　　　　据调查现场情况的官员说，总共有七至十个人携带大量燃料，而且他们一定拥
有一把梯子。但是这七至十个人怎么可能回避检查呢？直到现在这还是一个谜。
　　　　此外，国会大厦的地下室里也有暖气设备，从那里有一段小阶梯通往地下过道，
它贯通弗雷德里希—埃伯特大街，终点设在位于大街另一端的国会议长的王宫里。
有一扇小门把过道与那里的暖气室隔离开来。走廊相当宽，甚至连一车煤也可以通
过一条轨道推往王宫的暖气室里。
　　　　现在看起来，穿过该通道把整队人马带进国会大厦是多么的容易。
　　　　外面谣传纷纷，冲锋队长恩斯特和海因斯都是纵火犯，赫尔道夫伯爵也参加了
这次行动，或者多少参与了这次准备工作。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