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教父 作者:西尔枭-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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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金少山是黄金荣的天赠舞台的台柱子，住在上海大亨张啸林家教张唱戏。杜月笙想家饲堂典礼上邀名角唱堂会，张啸林便举荐金少山去北京邀角。金少山也是当仁不让，浩浩荡荡前去北京。
凭着杜月笙的金钱和威势，其名角都很快邀妥。这一日，金少山与杜府来人特意去余府邀请。金少山与余叔岩是把兄弟，认为请余南下十拿九稳，来之前，他就在杜月笙面前拍过胸脯。
两人见面，把拳为礼。
金少山先说明来意，未等余叔岩表态就大夸杜月笙在上海的威风：“杜先生在上海可是一呼百应的人物，连市长也要让他三分。”金少山越说越露出得意之色：“这次我来京，某先生某老板某戏班都已邀妥，一听说杜先生开祠堂，再加上兄弟我的面子，无不欣然同意。想来兄弟也不会不去吧？”
金少山说罢，单脚跷起，只等余叔岩同意，便可回沪交差。
想不到余叔岩听后眉头微皱，轻声回答道：“少山老兄，不是三弟我拂你的面子，恐怕这次我不能去了。你不是不知道我身体有病，经不起长途跋涉。即使在北平，也不常演出，还是请你向杜先生多致歉吧。”
金少山听了这番话，惊得双眼外凸。这时，同去的杜府家人插言道：“杜先生久仰余老板大名，翘首以待，况且余老板还将经常光顾上海这码头，有杜先生捧场得还少得了您的好处吗？如果余老板这次不去，将来去上海没有杜先生保护，恐怕不好办吧？”
金少山也趁机拉长了嗓门：“咱们唱戏可不能放弃上海这个码头，这次不去，以后还能不去吗？”
这句话更似火上浇油。
“我宁愿此生不到上海，也不去杜家演戏。”余叔岩腾地站起身说。“别人愿去是别人的事，让他们去拍马屁，我才不拍这个马屁呢？”言罢转身回到后院，把个金少山晾在一边，气得几乎要“哇呀呀”喊起叫板来。
余叔岩为何不去上海？一来确实有病（膀癀癌）；二来作为一代名伶，在北平一出戏八百两银子，一晚上，一千六百稳拿，何必非得去上海？三来他修养深厚，看不惯以势压人，来者又出言不逊，更加惹了他。
杜月笙听过金少山的汇报，却也无可奈何，不来就算了，可他还硬拉住女老生孟小冬不敢，硬是叫她不要参加这次‘堂会’，你说气人不气人？”
金少山依然不能平静。
“真的？”
“千真万确。这是张伯驹亲口对我说的。”
原来是这样。”
一阵急急风风的鼓点，打断了杜月笙的思绪，再看台上，司马懿正率领四十万大军，兵临城下。诸葛亮手持鹅毛扇，招呼司马懿进城来“谈谈心”。他又想起余叔岩是余派先生的创始人，请不动他，坍了自己的台。更可恶的是他还拉住了孟小冬。
这孟小冬原是上海唱红的女老生角色，前些年到北平公演，同人同居过，这段“颠倒鸳鸯”结束后，又投入余叔岩的怀抱。
原来杜月笙一心想趁这次“堂会”好好欣赏一下这个风流须生的姿容演艺，听一听她唱“我正在城楼观山景”的腔调，却未能如愿。想到这，他心里竟有一股酸溜溜的醋意慢慢泛起，而后直往上冒。
杜月笙再也坐不住了，起身离开戏场，拐出祠堂东便门，来到图书楼上。当他站在二楼窗口时，暗暗发誓，不把你孟小冬拉到我的被窝里来，我就不姓杜！”
想定当了，杜月笙心里也舒坦了些，好似孟小冬已终被紧紧搂在怀里了。打结的眉头松开了，因为自己是“大亨”，大亨的意思就是路路亨道，要做的事，没什么不成的。下了决心，事情等于成了一半。这时，他再往楼下看，只见祠堂门前牌坊下，摆着左右两张桌子，左边一桌，几个人正在向来宾分发印有“杜祠落成典礼纪念”字样的纸扇、纪念章与信封信纸。那信封上还加着了纪念邮戳，在市内或国内，邮寄不再贴邮票。
右边那一桌子上，摆着虞洽卿女儿女婿书画的绸子团扇和纯丝织成的杜月笙肖像，那是赠给洋人和贵宾的。佣人们凭着条子领去，一份一份奉给祠堂内坐着听戏的人。
“杜先生，让我好找，可你却躲在这儿享清闲呀？”
“什么事，管北？”
“你看看这个。”
杨管北说着，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好的纸片，递给杜月笙，说：“这是啸林老板叫我带给你的，你要是没意见，便抄写分送出去。”
杜月笙接过纸折，打开来，原来是明天排定开演的剧目：
6月11日上午十二时开演：
满堂全红——金碧玉、杨闻依、彭春珊、马佩云合演；
岳家庄——小杨月楼、小奎官、蒋宝印合演；
琼林安——言劳朋主演；
战宛城——颇徽童、苟慧生、刘奎官、金仲六合演；
取莱阻——马连度、金少山主演；
取帅印——高庆奎主演；
花木兰——徐碧云主演；
马蹄金——尚小云、龚云甫、贯大元合演；
林冲夜奔——李万春、蓝月春合演；
二进宫——梅兰芳、谭小培、金少山合演；
卧虎沟——李吉瑞主演；
弓砚缘——雪艳琴、姜妙香、雪艳芳合演；
忠义带——程砚秋、谭富英、王少楼台演；
八大锤——杨小楼、马连良、刘现亭台演；
五花洞——梅兰芳、苟慧琴、金少山、程砚秋、尚小云、高庆奎合演；
庆赏黄马褂——根城童、王英武、赵如泉、刘汉臣合演。
“管北，这样的京戏阵容，不是我吹牛皮，不要讲全上海，就是全国也排不出来。你看这压台戏，庆赏黄马褂，多律！”杜月笙看完剧目踌躇满志，心花怒放，随手递给杨管此。
“走，到楼下去抽几筒。”
杜月笙和杨管北下楼抽鸦片。
楼下一间小教室，临时隔作鸦片间。鸦片总管郁咏黎见主人来临，立即取出杜月笙专用的烟枪烟灯。一会儿，他便打点停当，挑了烟泡伺候两人吞云吐雾。
一向油腔滑调嘻皮笑脸的郁咏省，见杜月笙的情绪很高，便一边打泡，一边讲笑话逗人笑。他绘声绘色地讲了刚才看到的一出“双打”好戏。这正月的“堂会”排场，便是北平的窟窝头会，也不易凑足这班齐全脚色，当时，这杜家“堂会”的名气响得骇人。贺客们为了享受这耳目之福，顾不得天热人挤，空气混浊。
当时，有个什么省的代表，是个胖子，坐久了口干却没法子挤出人群到后面取瓶饮料，瞥见座旁有听开过口的啤酒，正在冒气，白泡沫溢出听口。他以为来得已好，随手捞过，一仰脖子连灌几口，怎奈腥臭冲鼻，喉头好生难受，陡时心恶难禁，哇地一口兜肚连肠地喷吐出来，吐得前座一个客人满头满脖子。于是前后座挥拳对打起来，和台上正演着的《长坎波》会武行，隔池献技。说也可怜，原来那位代表喝的不是啤酒，不知谁个捉狭鬼，因为身边带的孩子内急无法离座，借空听尿上一泡热尿……
“阿馥，你这个杀坯，专门造些笑话讲讲。”杜月笙听到这儿忍不住放下烟枪，哈哈大笑着说。
“不，先生，千真万确的事，要是我造的，让鸦片烟把我熏杀！”
“真有这样的事，那太失礼了，招待不周，招待不周，阿馥，你跑一趟，告诉帐房，送根条子给他们两位，代我打个招呼，表示实在对不起。”
6月11日下午．庆典活动在压轴戏——庆赏黄马褂中结束。
这是出彩头戏，演的是清朝初年黄三太弃暗投明，立下广大功劳，康熙皇帝给他一领黄马褂的故事。花开婪尾，戏到圆场，十分符合杜月笙的身份，来了个吉征喜兆。
据说，这是上海开埠百年来，上海人从未见过的一次“大出丧”。勉强可与之“媲美”的，是清朝末年大买办、大官僚盛宣怀的出表，和外国冒险家哈同的大吊葬。
旧中国教父第二十九章
第二十九章
涉足工商界的同时，杜月笙也开始涉足报界，对他提出这个意见的，是大名鼎鼎的杨度。杨度为什么会向文化程度并不高的杜月笙提出这个见议呢，这还得从一首叫《夜过霞飞路》的新诗说起。
这首诗是新诗人王礼锡与陆晶清小姐在日本结婚后，1931年5月来上海居住时写的，发表在6月中旬的《大晚报》副刊上。诗曰：
精小咖啡馆，德浪集人妒；
狐舞流媚乐，钦绕路旁树；
宛转入人耳，痴望行者驻。
前耸千尺楼，高明通神恶；
迭窗如蜂巢，纵横不知数。
下有卡车夫，喘奔皮骨柱；
又有白俄女，妊饶买怜顾；
惶惶度永夜，凄凄犯风露。
墙根劳者群，裹草寒无裤；
仅图终夜眠，室庐宁敢慕。
此诗与杜月笙有什么关系呢？有。因为在这首诗底下还登了一篇特写《杜祠落成典礼盛况记》，似乎有意作个鲜明对比。
霞飞路在30年代是法租界最为繁华的马路。在上海滩，它仅次于南京路。
杜祠典礼活动结束后，杜月笙便带着一群人到杭州一游。行前秘书捡出那份大晚报，放在了杜月笙的皮包里，让他在火车上看一看，注意社会舆论。到杭州后，他们住进西湖饭店，他把《大晚报》递给同去的杨度看。
杨度躺在饭店阳台上的藤椅里，双手擎着这份报纸，借着落日余晖，仔细阅读。
“不错，王礼锡这几句写得不坏！月翁，这诗不是针对你的。至于放在‘盛况记’上边，那是编辑的事，与作者无关，你可不要去为难他。”杨度向躺在对面藤椅上的杜月笙劝道。
杨度，字皙子，湖南湘潭人，生于1874年，系王间运的门生，早年留学日本。1902年，他与杨笃生等人创刊《游学评编》，后为清政府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起草报告，任宪改编查论提调。1907年主编《中国新报》月刊，主张实行君主立宪，要求清政府召开国会。辛亥革命爆发后，受袁世凯指使，与汪精卫组织国事共济会。1914市袁世凯解散国会今后任参政院参政，次年联络孙搞简、严复、刘师培、胡疾、李爱和等组成筹安会，策划恢复帝制；遭国人痛骂。
近年来，他移居上海，成为杜公馆的上宾，杜月笙特聘他为名义秘书。
“这些小报，坏点子不少，我派人炸了他个狗娘养的！”杜月笙愤愤地说。
“报纸这玩艺儿，正同水一样，”杨度慢条斯理地打起比方，“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处理得不好，报纸能把你咬得碎尸万段，处理得好，胜过百万雄兵呀！”
“怎样才算处理得好，怎样才算处理得不好呢？”
“处理得好，就是把它拿过来，为我效力。处理得不好吗，那就是会惹恼所有报纸，他们一起联合起来攻击你。”
“怎么拿呢？又拿谁呢？这方面，我可是一窍不通啊。”
“眼前正好有一桩‘报业纠纷’，月翁何不趁此时机一显身手，来个一箭双雕。”
几句闲话，吊起了这位大亨的胃口。他从藤椅上坐起，双手拍了两下，一个穿白长衫的传者应声而出，低下头，恭敬地问：“先生要什么？”
“来两壶咖啡。”
“马上就来。”
不一会，侍者端来两壶咖啡，放在阳台茶几上，并在两只青花瓷杯里各斟了大半杯，然后夹着盘子退了出去。
杨度与杜月笙边唤着咖啡，边谈那桩“报业纠纷”之事。
当时的上海滩，发得最广的报纸要算《申报》和《新闻报》，这两家报纸各有所长。
《申报》的社长是史量才，此人身兼中南银行的董事长，是一位在新闻界和金融界都很有实力的人物。
说起《申报》和史量才，杜月笙是明白的。
《申报》是旧上海影响最大，发行时间最长的一份报纸，这份在中国新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报纸，最初是外国人办的。
早在清同治初年，英国人美查和其兄来上海经商，他们先后做过茶叶、布匹等生意，后因经营不善而亏损。当时，美查看到西人在华办报有利可图，便试图办份报纸。
1872年（同治十一年），美查和他的三个友人每人出股银四百两，共集资一千六百两，创办了《申报》，并聘请进士蒋苦湘任主笔，买办席子眉为经理，后席子眉病故，由其弟席子佩继任经理之职。
《申报》初创时两天一期，自第5号起改为日报。当时用毛太纸单面印刷，日出八版，本埠零售每份八文钱，初时日销六百份，以后销量逐年上升，至1889年，《中报》的日销量已在六千份。
就在这一年，美查年迈思乡心切，离沪回国，将《中报》委托其友芬林代为经营。1905年5月，席子佩以一千五百银元的代价购进《申报》。
席子佩接办《申报》十余年至民国初，当时上海已有数家大型报纸，与《申报》展开激烈竞争，席颇感厌倦，遂有退意。史量才闻讯后欲集资接办。
1912年，史、席签订转让合同，史以十二万元巨款（分三期付清）从席手中购得《中报》，史自任董事长，仍聘席任经理，另聘陈景韩为总主笔。至此，史量才成了《申报》的主人。
说起史量才购进《申报》的那笔资金，还有一段风流艳事。
史量才，名家修，1878年生，系前清秀才，原籍南京，寄居松江，二十岁时来沪，初在南洋中学教书，后又创办一所女子蚕业学校。辛亥革命时，该校曾是民军攻打制造局的据点，史因此获得革命党人的好感。
上海光复，陈其美出任沪军都督后，史即在政界商界频繁活动，名声渐扬，并获得了名妓沈秋水的青睐。
沈秋水有位老主顾陶某，原系清直隶候补道，曾在南京任军政要职。辛亥革命爆发后，陶挟其所贪污的军响十几万元来上海，住在沈的妓院，所带钱款也交沈保管。后来，陶被陈其美枪毙，沈恐当局追究陶的钱款，就找史量才商量。
史量才说：“凭我在上海的地位，这点事算什么？你丝毫也别怕。”
沈秋水十分感激，又素爱史量才英俊薄洒，遂以身相委，并将陶交给她保管的十几万元钱都交给了史。这笔款子，后来就成为史量才购进《申报》的资金。
史量才接办《申报》后，大力罗致人才，锐意改进业务。他开辟了国内外新闻网，增加了消息来源，扩大了广告范围，并大力做好发行工作。1919年又在三马路上建成新馆舍，购进美国新式印报机。由于内容翔实，印刷质量上乘，《申报》的销量扶摇直上，1919年日销量突破三万份，到1926年激增至十四万份。
对于《新闻报》，杜月笙也是略知一、二的。
《新闻报》曾创日销十五万份的纪录，系当时最有影响的大报之一。该报是英国人丹福士在1893年创办的，馆址设在望平街西侧的三马路上。
1899年，丹福士因经营其他企业亏损无力继续办报，便将《新闻报》出售给美国人福开森。福开森自任总董，聘汪汉溪为总经理。从此，汪主持《新闻报》二十余年，在此期间，该报业务蒸蒸日上，销量一举超过《申报》，跃居沪报首位。
《新闻报》成功的奥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汪汉溪有一手吸引读者的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