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教父 作者:西尔枭-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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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昌等人于8月间联合发起演剧助赈，他们组织了一批戏班，连演三天，各发起人认销戏票二千元，共筹集了六万元的金额。

　　《湖沪停战协定》签下后，“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于6月7日改组为“上海市地方协会”，史量才仍任会长，杜月笙和王晓籁继续任副会长。

　　关于地方协会，杜月笙在一次会员大会上说过，“本会性质，本来属地方范围，但……上海是中外交通之中心，全国经济的中心，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本会工作，不能用地域来分，也不能以性质来分。我们大家认为必要的，比如工潮问题、金融问题、国际问题等等……希望本会诸公共同负责共同努力。”上海市地方协会为杜月签这一青帮首领积极参与全国政治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舞台。

　　一·二八战后，在上海以至全国人民抗日爱国浪潮的推动下，杜月笙等人的政治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1932年3月，杜月笙、黄金荣等人受聘为国民党政府定于4月7日召开的国难会议的会员。杜月笙与工造时等其他几十名国难会议的会员一道签署了一个要求抗日到底，结束党治，实行民治的提案，并同这些人一起抵制不容讨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改问题的国难会议。

　　同年8月，杜月笙、张啸林、陈亚夫、朱学范、王晓籁联合李公朴、史量才、刘湛思、李登辉等人组织“废止内战大同盟会”。该会的宗旨是：

　　“集合全国人民为废止内战之运动。”

　　该会草章规定：

　　“如有政治纠纷发生足以引起内战时本会应劝告双方信任若何民意机关（正式国民代表机关未成立之前法定民间职业团体可替代之）调处之。任何一方绝对不得以武力解决”；“不幸内战竟发生时、本会团体会员及个人会员应一致拒绝合作，更得采用非武力之适宜方法制止之。”

　　杜月笙是该会办理日常事务的五个常委之一，他和张啸林又是该会经济委员会十名委员之一，专门负责筹集反内战的捐款。

　　在杜月笙主持的恒社内，抗日的主张也占了很大的优势，对日本帝国主义日益加紧的侵略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和反对。

　　杜月笙在恒社成立三周年时向社员提出过八点希望，第一点就是“忠国家”。杜月笙认为“强邻虎视，朝不保夕，于此非常时期中，凡属中国国民，皆当卧薪尝胆，忠于国家。……恒社港友，鉴此危亡，其各发挥能力以复兴民族为己任必矣。”

　　恒社社员陆殿栋也认为，“目前中国的问题……是要如何挽救危亡，如何共图生存，大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把为个人为家庭为少数人谋利益的力量，全部转移到大多数人民与整个国家的身上去，……我们全体同人，放弃个人利益，为国家为民族着想，牺牲奋斗，一致抗敌，我们中国才有出路，我们恒社才能恒久。”

　　常务理事陈达哉还提醒国人“不可生依赖之念。论者但谓日本并吞中国，列强亦有利害关系，当不能坐视，此误解也。列强认并吞不当，而发空洞之公道主张，固也，然何济卖用。”

　　在实际的对日经济交往中，杜月笙也能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抵制日方的诱惑。1937年初，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访问欧洲返回日本途中路经上海，特意与杜月笙见面。

　　永野修身下榻虹口日本领事馆后，特意派人社公馆，接杜月笙到领事馆。

　　“杜先生，你在上海滩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但你的中汇银行比起宋子文的中国建设银行差远了。我想由我们日本政府方面出资三千万日元，与杜先生合办‘中日建设银行公司’，与宋子文的中国建设银行竞争一番。不知杜先生意下如何？”

　　杜月笙微微一笑，“永野部长的美意实在让月笙感动，但我是中国人，在上海自己有银行、现在又和日本人一起开银行与中国人竞争，这不合适。”

　　他婉言谢绝了。

　　永野修身碰了这个钉子后，并不甘休，急忙又提出第二个方案，说：“既然这样，就请杜先生个人出面组设公司，日方的三千万日元，可以无条件提供先生作为创办资金。”

　　杜月笙又笑了笑，“永野部长，恕我直言，这两个方案的实质都是一回事，月笙没法做。”

　　同年3月，日本派出以国家银行总裁地玉廉次为团长的经济考察团访华。杜月笙受中国官方的委托出面接待。

　　日本经济考察团在上海金融工商界中频繁活动，要求中日双方在工矿、运输、金融、农业等方面全面“合作”，并要中国取缔抵制日货运动，但在杜月笙等人的抵制拖延下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但是，在国难声中，杜月笙也乘机发了一笔财。他利用从宋子文那里得到的消息，让金廷荪去包销“爱国航空有奖券”。

　　这航空奖券，每月发行两次，每次在上海发行五万张，每张票面十元。用摇彩方式，摇出一、二、三等奖。头等奖金十万元，二奖两万元，三等奖一万元。这些奖券，售出后，得来的钱除一部分发奖外，只上交了一部分，另一部分就被金廷荪自己装腰包了。

　　金廷荪从航空奖券中赚多少钱，不得而知。但第二年，他从这笔款手中提出四十五万美元，在壮美路盖7一幢大洋房送给杜月笙。可是，这房子造好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杜月笙去了香港，这房子他一天也没住过。抗战胜利后，杜月笙把这幢房子卖给了美国领事馆，得八十万美金。








旧中国教父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二章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畔烽烟叠起，日军大规模进攻华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

　　8月12日，日本参谋部决定向上海出兵，以第三师团、第十一师团为基干组成上海派遣军。13日，云集上海的日舰已达三十二艘，并有海军士兵二千余人登陆增援。同日，中国军队在八字桥一带修筑工事时，遭到日军枪炮射击，中方被迫还击。日军由租界向闸北进攻，占领八字桥、持志大学，淞沪抗战正式爆发。

　　短短几天的时间，南京路外滩华摄饭店门前落下了炮弹，大世界附近也挨了炸弹。各国租界的路口，全副武装的外国土兵匍伏在沙包筑成的路障后边，枕戈待旦。各国领事馆的官属早已陆续疏散回国。中国军队在上海市民的全力支持下，奋起反击，这个满街血迹的东方大都会已成为一座森严的壁垒。

　　早在“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杜月笙就积极协助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组织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杜月笙及其门徒陆京士、黄香云、汪曼云、周学湘、骆清华等人都是后援会的常委。杨虎、张啸林等人为该会的监察委员。7月23日，常委首次开会，研究支援抗日事宜。杜月笙还担任了抗敌后援会筹募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啸林、金廷荪、骆清华、黄金荣、徐寄顿等帮会分子就任委员，负责筹募支援各抗日部队的各项经费。

　　上海八一三抗战时，恒社社员、五行山成员崔锡摆出任国民党三十二师少将参议兼三十二师司令部驻沪办事处处长，负责劝募抗日军用物资。仁社、五行山青帮分子对此大力支持。他们在一个多月血战期间源源不断地将汽油、石油、无线电器材、军衣及罐头食品等送到三十二师办事处，托崔锡城送往前线。

　　恒社骨干、上海邮政总工会常委张克昌在闸北一带救护伤兵，并在难民救济协会担任遣送难民的工作。黄金荣在战后集资收容难民，族给医药米面，受惠者甚多。

　　八一三事变后，蒋介石派军统局负责人戴笠到上海，找杜月笙、向海潜、王晓籁、钱新之等人商议帮会力量组成别动队。9月4日，蒋介石在南京向戴笠发出电报，令戴笠与杜月笙合作，限一月内组成一万人的武装游击部队，任务是配合国军作战，在上海近郊牵制阻击日军，并协同保安部队，严防和肃活敌谍、汉奸的骚扰活动，并给予这支部队以“苏浙行动委员会”的名义，直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

　　9月7日，蒋介石再次电令戴笠从速成立“苏浙行动委员会然沪别动队”。

　　不久，苏浙行动委员会成立，委员有杜月笙、戴笠、俞鸿钧（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广东省政府主席）、贝祖贻、钱新之（均为上海金融业界代表）、吉章简、蔡劲军（上海军警界代表）、刘志陆（在野军官）、宋子文（财政部长）、俞作柏、张治中（军方代表）、张啸林、杨虎和向海潜。以杜月笙、戴笠、刘志陆三人为常委，杜月签任主任委员，戴笠为书记长，杜门弟子汪曼云为该会少将参议。

　　苏浙行动委员会下设动员部和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刘志陆是个兼帮会头子、军阀于一身的人物，原属桂系陆荣廷部，曾任广东潮、梅镇守使，在陈炯明手下当过第一军军长。陈失败后又带部队投奔张宗昌。1927年1月，任张部的十三军军长，同年代理山东督办，后投奔蒋介石。被刘珍年打败后，他便到上海作了寓公。

　　刘志陆与杜月笙关系甚好，杜词落成时曾为杜担任负责接待工作的交际处处长。

　　游击总指挥部总参谋长杨仲华也是杜月笙的门生。

　　杜月笙全力促成了苏浙行动委员会的成立。

　　1937年9月间，杜月笙通过恒社发出通告，号召愿意参加实际抗日工作的恒社社员踊跃报名加入该会。当时正在伤兵医院救护伤兵员的恒社社员见通告后即奉命报名参加，被任命为第一大队第二中队督导员，负责在南汇县新场镇训练新兵。杜月笙还派出冯一先、丘方伯分别作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及其别动队的秘书。恒社骨干陆京士、于松乔等在苏浙行动委员会成立后，通过杜月笙与军统接上关系。于松乔任军统上海行动股股长。

　　苏浙行动委员会的成立，还得到了军统内部帮会组织——正诚社的支持。早在民国八年，上海就出现了袍哥组织“正诚社总社”。抗战爆发前夕，“负责人白子侯病重，军统特务周迅予勤于服侍，故白死后周继任社长。周迅予时为苏浙行动委员会督导组组长，曾在上海福履理路2100号军统办事处召见陈亚夫，布置特务工作。

　　新建立的别动队下辖五个支队，其中的有半数是杜月笙的门徒。第一支队经向海潜提名，由脚跨青洪两帮的军统特务何行建（即何天风）任队长。第二、第三支队的队长均由杜月笙提名，分别由恒社骨干陆京士和朱学范担任。第四支队队长张业、第五支队队长陶一珊均为戴笠部下，其中陶一珊是文社骨干。

　　各支队编制为一千五百人，下设三个中队，各中队下设三个区队，各区队下设三个分队。

　　太湖帮会首领黄八妹闻讯赶到上海，通过杜月笙的关系得到了别动队上尉的头衔。

　　别动队组建后分布于浦东、奉贤、南汇和上海县等地，接替国民党正规军驻防。但因组织匆忙，来不及进行系统的军事训练，缺乏作战经验，有的甚至是杜月笙等人出钱雇来的，入伍动机并不十分明确。因此，在同年11月初日军新的一轮进攻面前纷纷败下阵来。

　　1937年11月9日，第一、二、三支队开始投入阻挡日军精锐猛攻的激战，第三、第五支队配合国民党正规军五十师某旅坚守南市三天。11月11日，日军在金山卫登陆后，第三支队第九大队在国民党军撤退的情况下，曾在青浦阻击过日军，被敌击溃。

　　上海失陷后，别动队除四支队在苏州河北岸全部阵亡，五支队化整为零转入地下外，一、二支队开赴浦东打游击。三支队一部撤回租界搞地下抗日工作。

　　苏浙行动委员会组建之初，一国民党情报人员曾致函戴笠，提醒他：“上海流氓，恶习甚深，今日我军在上海获胜，彼等假爱国之名，讹诈人民，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作威作福，无所不为。明日我军放弃上海，彼等即做汉奸之工作。”

　　戴笠不听。结果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被日军击溃后扔掉枪械，纷纷逃至租界。法租界捕房将这些人逮住，搜出国币达十余万元之多。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的《205号情报员关于上海青帮等流氓集团活动情况的报告（1939年2月23日）》中指出：

　　试问如此巨款，从何而来？彼辈流氓之榨压乎民，抢劫财物，当无疑义。而陆京士、XXX、杨仲华等各得赃洋十余万元。此种事实，昭彰于世毋容详述。

　　上述情况表明，杜月笙的信徒们即使是在武装抗日时也没有改变他们的谋财害民的流氓恶习。

　　1938年1月，戴笠在皖南祁门宣布，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皖南部队改编为“忠义救国军”教导一团（亦称“第一支队”）。戴笠自兼团长，俞一则任副团长。

　　同年3月，戴笠又在汉口宣布成立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由戴笠和俞一则分任正副总指挥。原别动队在江西、浙江的部队改编为忠救军教导二团（亦称“第二支队”）。别动队在上海的残部后改为忠义救国军掀沪区指挥部，何行建任总指挥，后改任副总指挥兼第一纵队司令，在川沙、青浦一带收集散兵游勇及残余枪技，袭击日伪军，同时，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搞磨擦、抢地盘。

　　同年秋天，上海青洪帮头目郑子良参加了军统后不久，被调任为忠义救国军中校参议，一年后又调任忠救军松沪指挥部战地工作团团长。

　　忠义救国军在流氓帮会势力的大力支持下迅速发展，至1939年春已发展到拥有十六个支队，四个直属大队、两个教导总队，号称五万人。实际上，忠义救国军拥有二万一千多人，一万二千多支枪。

　　1940年春，忠义救国军在浙江孝丰进行整编，保留两个教导总队和四个教导团，其余改编为小型的行动队（或别动队），专门从事情报收集、暗杀、爆破等特务工作。次年，此军又改名为“军事委员会别动忠义救国军”，在重庆小龙坎周家湾设立司令部，以周伟龙为司令，先后成立了七个纵队。

　　1943年，忠义救国军又由军统特务徐亮任副总指挥。

　　忠义救国军，这支受过特别训练的帮会特务武装，善于游击和山地作战，善于投机取巧，被称之为“猴子军”。它表面上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暗中却勾结日伪军，攻打新四军。

　　1939年5月，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出征江南东路地区时，忠义救国军在黄土塘公然配合日伪军，攻打新四军。失败后，它又集中了三个纵队的兵力，在江阴地区大举进攻新四军。

　　1940年3月，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忠义救国军行动总队和其他国民党军队一起，大举进攻新四军路东五支队后方机关所在地半塔集。

　　1942年初，忠义救国军又在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指挥下，出动二千余人，在伪军的掩护下北犯新四军苏中三分区的防地。

　　同年11月，艾庆障的忠义救国军大举进攻浙东三北地区的新四军，三战三败，艾庆章率残部忠义救国军第八支队黄八妹部逃到小越伪军据点里。

　　1945年2月，新四军南下浙西天目山区时，忠义救国军又会合其他国民党军队在广德附近进攻新四军三纵队七支队。

　　抗战胜利前夕，躲在浙江曹娥江一带的忠义救国军一部接戴笠急电，兼程赶往上海，阻止新四军接收上海。

　　另外，杜月笙的同参兄弟马祥生在抗战期间也打出忠义救国军的旗号，自备船只，长驻海门一带。马祥生部专门抢劫海运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