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教父 作者:西尔枭-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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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对他这样空空洞洞的复电很不满意，又来电要他提出更具体的办法。
想敷衍一下看来是不行了，杜月笙只好大范围地找了一批谋士，研究一番之后，便提出了吸收游资的最好办法，是抛售一定数量的物资，做大量法币回笼，市场才可望稳定。
想出这个办法，杜月笙很得意，沿逢孔祥熙来上海，孔祥熙连声说：“好，好！”停了一会，他又不无担心地说：“只是南京政府控制的东西太少了。”
蒋介石接到杜月笙的这套方案后，又向很多方面征询意见，不少人的主张和杜月笙相同。最后，蒋介石终于决定了收回游货的几项紧急措施。主要是出售几个所谓国营企业的股票和国库券，同时抛售接收的敌伪物资和美援物资。
这一紧急措施得到的结果，是所有抛出的物资很快便被抢购一空。因为消息灵通的“南京客人”早带着大量现金赶到上海，这些陌生的立项比上海的投机商人不但人数多，而且钞票更多。他们购到的东西，马上就能弄到交通工具运往内地。这样一来，南京政府手中不多的一点东西，眼看快要抛光，而物价仍未能平定下来，法币一面回笼又一面出笼，上海的游资还是异常雄厚。
这不但是蒋介石所始料不及的，连杜月笙也感到惊异不止。南京怎么会有这么多人赶到上海，而且把抛出的东西一口吞下去了呢？
由于这一着棋失败，蒋介石的愤怒也发到了杜月笙头上。他认为，杜月笙不是存心帮他解决问题，而是伙同投机商人把库存物资抢走囤积起来。
杜月笙虽大叫冤往，但蒋介石却根本不听辩解。
一着不成，蒋介石又来一着。
1948年8月19日，南京政府下了一道“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实行所谓“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强令民间所藏的金银外币乃至珠宝首饰，一律交出，换取金圆券。蒋介石想用这剂强心剂，来挽救濒于死亡的经济。
金圆券发行前夕，蒋介石把杜月笙和上海金融、工商界的头面人物找到南京去商谈。回来后，杜月笙很担心，他知道，蒋介石之所以请他到南京，是在打招呼，要他帮忙。可经济的运行自有它本身的规律，这种行将崩溃的局面又如何能扭转呢？
金圆券发行的头一两天，物价没有波动。第三天，物价便不客气地开始上涨了。
蒋介石眼看不行便派出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和俞鸿钧到上海坐镇。
名义上俞鸿钧是经济督导专员，实际上他早看准要失败，因而不肯出面，连开会也要刘攻芳代替。蒋经国虽是副专员，却自恃有“上方宝剑”，便统率“勘乱建国大队”，还招募了不少“信仰”三民主义的青年，组成了“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作为基干队伍，广事收查敢于违抗命令，扰乱金融的不法分子。
且说蒋经国刚到上海滩时，准备左右开弓，一面打击一下官僚资本，一面压制地方势力。他选中的第一个目标便是他的表兄孔令侃。
这孔令侃，一向倚仗父亲孔祥熙的势力横行不法，虽然年轻，但他的扬子公司做黑生意却名震一时，谁也不敢惹他。当时，如果能把他拿来开刀，是可以暂时使许多官僚资本家敛迹一些的。为此，蒋经国临行前向他父亲请示，蒋介石为了要维持自己的统治，也同意牺牲这个外甥。
这个消息传来，孔令侃有些惊慌，便决定请蒋经国吃饭，想当面拉拉言语，但蒋经国却拒不接受他的邀请。他一看苗头不对，连夜赶往南京向宋美龄去哭诉。经过来美龄向蒋介石提出反对办她的外甥后，蒋介石立刻通知蒋经国另行选择对象。
孔令侃得意洋洋地回到上海，见到熟人便说：“看他小蒋能把我怎么办？”
蒋经国办不了孔令侃，便决定要在杜月笙的身上显示一下自己的权力，来以正视听，蒋介石也同意拿这个老伙伴来替代孔令侃。
嗅觉灵敏的杜月笙，早就提高了警惕，因为蒋经国到上海后没有去拜访他，他已处处留心，使别人不能在他身上找出什么毛病。
但是，蒋经国却在杜维屏的身上找到了问题。杜维屏是杜月笙的儿子，做着上海证券交易的经纪人，凭仗着父亲的关系，一向吃得开，经常搞点投机倒把，在他看来完全不算一回事。那次，他在交易所外面抛售了永安沙厂股票2800多股，没料到，蒋经国便在这件小事上大做文章，以“连续在非交易所买进卖出，进行投机倒把”这样一个罪名，把他逮捕了。
杜月笙的儿子被逮捕后，杜公馆上下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手下人都纷纷出谋献策，要他给蒋经国一点颜色看看。杜月笙不愧为久经沙场的“海上闻人”。表面上他不动声色，暗地里却积极活动，一方面差使小喽罗抢购东西，制造混乱，一方面通过分布在四面八方的徒子徒孙搜集蒋氏姻亲在上海囤积居奇的材料。
反击的机会终于来了，9月下旬的一天，蒋经国召集各业巨头开会。蒋经国一番开场白后，杜月笙慢慢地站了起来，他说：
“我儿子违反国家的规定，是我管教不严，我完全同意蒋副专员逮捕他，依法惩办。不过，我有一个要求，就是请蒋副专员去扬子公司检查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货物在上海滩是最多的，现在，已有人正在那守着，蒋副专员若是不方便，各位同仁和记者先生可先随月笙去开开眼界！”
说完，他率先离座而去。有一些事先与他约好的工商人士及一批记者也随之而去。
杜月笙后发制人，把孔令侃又推到了蒋经国面前。
蒋经国原就想办孔令侃，但因宋美龄阻拦，只好放下，如今杜月笙“逼”他这么做，他除了“敲”孔令侃一下，已别无选择了。
10月1日，在经济警察搜出了扬子公司仓库的大批国积货物后，蒋经国下令查封了这家公司。
对于蒋经国这一手，孔令侃自有对付的办法，他一个电话，把“状”又告到了小姨妈来美龄那里。宋美龄听完电话，二话不说，乘上飞机，直奔上海。
在孔宅里，宋美龄把蒋经国叫来。可是尽管她从中斡旋，双方却谁也不愿意退一步。闹到最后，孔令侃冷不相冒出一句话：“逼急了，狗也要跳墙；如果我走投无路，就向新闻界公布你们蒋家在美国的资产，大家同归于尽！”
宋美龄听了这句话，急出一身冷汗，“令侃，不可造次！”当天，她立刻给正在北面督战的蒋介石拍了加急电报，要他立刻南下，处理这件紧急大事。
10月8日，蒋介石赶到上海。听了宋美龄的叙述以后，他不由地叹了口气：“我来和他说说吧。”
第二天清早，当蒋介石与蒋经国共进早餐时，蒋介石对儿子说：‘扬子’一案不要再管了。”
“爸爸，这？”蒋经国还想说什么。
蒋介石摆摆手，“和为贵，和为贵！”
蒋介石这番话虽然使蒋孔两家的一场干戈就此平息，却也使蒋经国三个月呕心沥血的“打虎”运动成果化为灰烬。
1948年11月1日，蒋经国快快离开上海，经济管制就这么失败了。
再说杜维屏，所具的罪名不过是个所外交易，我论蒋经国如何想扩大，也判不了死刑。因为当时比杜维屏严重得多的人实在太多，便只好将他送到法院勉强判了8个月徒刑。杜维屏不服，请了几个律师上诉，拖延到11月间，法院只好改判6个月，并准以罚款了事。
但是，杜月笙还是极为气愤。蒋经国走后，他到处发牢骚说：“我捧蒋介石捧了这么多年，摔到今天连我的儿子也被他抓起来了！”
国民党政权时期，帮会势力的滋长和兴盛，是蒋介石长期以来推行流氓政治的产物。国民党一手培植起来的帮会势力更是维护其独裁统治的重要社会力量。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当权者对帮会的压制和取缔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国统区政治危机的加深。
首先，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制约了受某一派别控制的帮会组织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帮会政党或社团，否则将造成派系力量对比的失衡。其次，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又不能容忍任何非国民党控制的或者是反蒋的帮会组织的合法存在，否则有可能会危及他们的独裁统治。最后，为了集中全力从事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对于那些无政治背景的严重扰乱国统区社会治安的帮会组织也必须取缔，否则会引起后方不稳和混乱。
必须指出，国民党对帮会势力的压制和取缔也不是绝对的，为了反共反人民的政治需要，对于甘愿听从他们驱使的地方性帮会势力，在时常打击的同时，当局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利用。
旧中国教父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五章
做为大事的杜月笙，位居众人之上，向来说一不二惯了，而却受到了国民党当局包括“老朋友”蒋介石的不断打击，当然是火不打一处来了。所以，只要有机会，他便想方设法地捣乱，以达到出口恶气的目的。
1946年11月29日，由于寒流提早南下，天空明惨惨的，西北风刮过马路，卷起片片枯黄的落叶，匆匆赶路的行人都紧绷着脸，仿佛要对老天爷喷发满腔的怒火。就在这时，只见坐落在金陵路上的黄浦警察分局门前，挤满了约三千多个摊贩，把个马路围得水泄不通。
市民们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摊贩聚在一起。上前一打听，原来摊贩们不是来这里设摊， 而是赤手空拳， 排成队列成行，挥舞拳头，对着警察局愤怒地高呼：“撤销取缔摊贩的决定！”“我们要吃饭！”
1946年7月，上海市政会议颁布了一个决定，宣布从8月1日起，黄浦、老间两区的摊贩必须停止营业，以免“有碍观瞻”和“有碍交通”。当时，随着工厂纷纷倒闭，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他们只能在马路上摆了摊子，做点小生意来养家糊口。当局不思救济，反而制造借口取缔摊贩，这分明是把失业工人朝绝路上逼。
杜月笙得知这一消息，立刻让一些徒子徒孙混入摊贩中去，煽动他们的情绪，使摊贩们愤怒起来，而乘机制造混乱，好从中看当局的笑话。
8月1日以后，南京路上往三步一小摊、五步一大摊的现象少了；巡逻的警察，看到摊点就掀，遇见摊贩就抓。摊贩们不照市政局的决定，固定的摊点不能设，他们就打游击，警察一来，他们就转移，警察一走，他们又回来，就这样，为了活口，他们既要辛辛苦苦地做生意，又要东躲西藏，免被警察抓住和罚没货物。即使这样，每天仍有许多摊贩被抓进看守所，遭到拘禁和拷打。
摊贩们在警察局里不顾威胁，豁出命质问当局：政府不给我们工作做，又不让我们的小生意，叫我们怎么活？我们一不偷二不抢，自己找一条活路走，碍了什么“交通”？影响谁的“观瞻”？堂堂中国人的马路，倒让美国兵开着吉普车横冲直撞，还撞死人，这才真是有碍交通呢！政府不管老百姓死活，请警察老爷们看看，马路上老是有人饿死、冻死，对这种“有碍观瞻”的事，你们睁只眼闭只限，良心让狗吃了！警察们辩不过摊贩，恼羞成怒，动辄拳打脚踢，还不给饭吃，把一个个摊贩弄得半死不活。
狱外的摊贩们听得狱中的兄弟遭此待遇，感到走投无路，便抱成团，走上街头，为解救自己的兄弟，为求自己的生存，来到警察局前示威抗议。
密切现注着这件事的动态，见机会成熟，便对一些当警察的徒子徒孙发出指令：让他们伺机制造事端。
下午三点左右，大批警察、宪兵突然包围了求威的摊贩，先是喷射水龙，然后举枪射击，当场打死七人，打伤的人则不计其数。摊贩们愤怒了，发誓决不后退，要斗争到底！
12月1日凌晨，更多销摊贩向黄浦警察分局涌来。警察又悍然开枪打死示威群众十人，打伤一百多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惨案。
上海的市民们闻讯后，深为摊贩们的惨死悲拗，他们立即行动起来，坚决支持摊贩们的正义斗争。全市商店一齐停业，许多公共车辆停止行驶。马路上示威的摊贩队伍越来越壮大。警察吓慌了，一个个都不敢上岗。最后，国民党当局眼见局面实在不好收拾，不得不释放了全部被捕的摊贩，撤销了取缔摊贩的命令。
杜月笙原以为市民们闹大了，当局无法解决，就会来找他出现，未曾想，一直也没有人来找他。
1948年2月1日上午，当时任国民党伪国大代表、三青团上海市委委员的范锡品驾车前往市社会局。车子刚到社会局门口，就“嘎”地一声被拦下了。范锡品一阵紧张，探头一看，只见社会局四周已由“飞行堡垒”和武装警察层层布防，交通完全断绝，只有红色警备车开进开出。
凭着市参议员的卡片，范锡品才得以进入社会局。可眼前的情是让他惊呆了：社会局的办公大楼已成空架，到处都是被砸毁的门窗桌椅，电话线也被拉断，挂在墙上的蒋介石画像被扔在地上，踩了个稀巴烂。顿时，他的心“咯噔”一下抽紧了，几个月来，一直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原来，1947年6、7月间，为了“整饬军纪，”国民党行政院颁布了一个禁舞令。说什么：前方在打仗，后方却歌舞升平，这样会影响士气民心。当局以所谓“妨害风化”为名，命令全国限期关闭所有舞厅。
当时，上海是全国舞厅最多的地方，计有大小舞厅二十六家，其中以静安寺的百乐门、江宁路的大都会、静安寺路的仙乐斯、西藏中路的米高美等舞厅，最为有名。舞厅中，领有执照伴舞的舞女多时达八百多人，职工包括侍应生、领班和杂勤人员五百多人，乐队从业人员二百多人，另有资方代理人，”企业管理员和所谓社侦人员三百多人，这样，直接依靠舞厅生活的人数有两千余人，如果以每人一家五口计算，全市就达一万多人靠舞厅维持生活。
禁舞令下达后，舞厅业职工和舞女们顿感生计无着，于是纷纷起来，反对禁舞。这些舞厅，有不少是杜月笙的徒子徒孙开的，还有不少是受杜月笙保护的，这一禁，当然也断了杜月笙的财路。所以，杜月笙密令两个舞厅老板，把舞女们组织起来，与当局对抗。由这些如花似玉的女子出面和警察及官爷们斗，谅他们也不敢把人怎么样，而且能引起社会上的人的广泛的同情。
原来一盘散沙的舞女们很快被组织起来，百乐门的陈兰茵，大都会的孟燕，扬子的孙致敏等七人发起和筹组上海舞女联谊会。不久，就在南京东路新世界商场楼上召开了第一次舞女代表大会。舞会联谊会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取争各界声援，要求当局应先解决舞女的转业问题，然后才能禁舞。
范锡品受托曾为舞厅业职工会的类似要求向社会局交涉过，可国民党政府执意禁舞，不愿交涉。
为了平息舞女的愤怒，当局抛出了“分批抽签禁舞”的花招。
1948年1月31日下午，全市各舞厅的舞女和职工二千多人，在新仙林舞厅集会，会议进行到一半，突然传来消息；社会局已经开始抽签禁舞，首批被禁的除了几家小舞厅，还有两家大舞厅。
消息激怒了与会群众，迫于生计，大家立即停止会议，举着数以平计的横幅、标语结队到社会局门口请愿。可请愿舞女在寒风中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