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2-热病衡正-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酝笨梢杂行矶嗳嘶家恢旨膊。蚯掖蛹状揭遥馕抟墒侵复静』蛄餍行匝浴！á倭智际隙约坠俏闹械摹啊弊址治鏊担骸暗谝唬皇且桓鋈硕嵌鋈瞬〉乖诖采希礁鼍褪嵌嗟囊馑迹诙湎露唷啊毙危醋阒阂玻阒何凶咧鞴伲使糯淖种屑幼阒盒握咄行凶撸鞫囊馑迹哉飧黾沧质乔康骺梢岳┥⒖矗矶嗳送被家恢植。比皇怯氪静。餍行圆∮泄氐牧恕！雹谟纱丝杉夜嗣裨诤茉缇投源静∮辛艘欢ǖ娜鲜叮省啊闭飧鲎郑抟墒怯泄卮静〉淖钤缥淖旨窃亍�
到西周，随着农业和天文学的发展，人们不仅认识到气候对农作物有影响，同时也认识到了气候对传染病的影响，如《礼记·月令》中，就有“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疫疾”等记载。“疫”就是传染病。这是认识到传染病的发生与气候有关的最早文字记载。
在我国最早的医方书《五十二病方》中，将狂犬啮人与犬噬人分列，说明古人对狂犬病已有一定认识。再从《左传》“国人逐瘈狗”的记载来看，可见早在春秋时代，人们就已知道用消灭狂犬的办法来预防狂犬病。这是关于预防狂犬病的最早文字记载。以后《肘后方》中“疗狾犬咬人方，取脑敷之，后不复发”，这是狂犬病治法之发展，若就应用免疫反应原理防治疾病来说，这又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记载。可见我国人们在对传染病的认识及防治等许多方面，一直都遥遥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至成书于约战国时代的《内经》中，《素问遗篇·剌法论》已有“黄帝问：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的记载。根据这段文字，我们有理由认为：增强机体免疫机能，并避免接触病原，为防止罹患传染病的二大要点，这是中医自古就有之认识。
东汉初，常有疫病流行，但由于当时“天人感应论”泛滥，认为这是疫鬼所致，故形成了一种“岁终逐疫”的风俗。对此，王充（27—97）进行了严词驳斥。王充认为，所谓疫鬼，实是一种“中人多死”的毒烈之气。由于“气困为热”，“热极为毒〃（《论衡·言毒篇》），“毒象人之兵，则其中人，人辄死也”（《订鬼篇》）。这是用唯物主义观点解释病原并批驳谶讳迷信活动的最早文字记载。对后世影响极大。王充认为气有和与不和之分，不和之气统称为邪，邪气除了毒气能流行，还有疫疠之气和腐臭之气等等之分（这可以说是对传染病病原分类之萌芽），其中疫疠之气是一种很易传染，危害性很大的邪气，而其流行，则往往发生在饥馑之岁，如《命义篇》说：“饥馑之岁，饿者满道，温气疫疠，千户灭门。”这些认识，比笼统地称病原为毒气，可以说是前进了一步。王充还以“草木之中，有巴豆野葛，食之凑满，颇多杀人。〃“蜘蛛结网，蜚虫过之，或脱或获”等作比喻，认为“灾气加人，亦此类也。不幸遭触而死，幸者免脱而生”（《幸偶篇》）。从而对避免接触病原的重要性，起了强调作用。此外，王充还认识到传染病可以通过“气相污），而传播，他认为“死者累，属，葬棺至十，不曰气相污，而曰葬日凶”（《辨祟篇》），这是很愚蠢的。总之，从《论衡》来看，王充对传染病的认识很为深刻，其医学思想，对后世影响不小，但由于他不是医家，《论衡》又非医学著作，故尚为人们所忽视，实则此书很值得引起研究中医学者的重视。汉代刘熙之《释名》中：“注病，一人死，一人复得，气相灌注也。”其说与王充的“气相污”说相一致。这都说明，我国早在3—4世纪时，就已知道某些传染病是通过空气而传播的。
东汉末年，战乱频繁，而“大兵之后必有大疫，”，从《伤寒论·序》：“余宗属素多，建安纪元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这段文字来看，显然也是有传染病流行，但仲景（150—219）以六气归纳病原，故称之为伤寒。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夭横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成《伤寒杂病论》16卷，创立了六经辨证之法，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础，从此对传染病的治疗，始有矩矱可寻。《伤寒论》从现在出眼光来看，虽然其中治疫之法很不全面，但它毕竟是我国治疗传染病的最早方书。
稍后，曹植（192—219）亦认疫原为疠气，《曹集诠评》中“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这段文字，亦可佐证仲景所说之广义伤寒，是包括了传染病在内。
迄晋，葛洪（281一341）著《肘后方》，书中记载了多种急性传染病，其对症状的描述，亦较为详细。对病因的认识，基本上是继承了“毒疠之气”为病原的说法，但明确提出了“毒有差别，致病各异”，这可以说是吴又可提出鸡瘟病鸡，猪瘟病猪，—病自有一病之毒说的先声。此书不但有传染病大流行情况的记载（“永微四年此疮从西东流遍于海中”，“以死后复传至旁人乃至灭门”），而且有详细研究，观察沙虱毒传染媒介恙螨的形态，生活习性、传播疾病方式的记载（“已深者，针挑取虫子，正如疥虫，著爪上映光方见行动〃），而其中《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第十五》一篇，堪推我国最早的防疫专篇。在治疗上，则不独重视清热解毒法，而且大量运用了表里双解法，这对后人处理疫病，也很有影响。由于此书在汜述疫病的防治方面内容较为丰富，故近代医史学家陈邦贤认为；“葛洪在医学上的贡献，一种是对于传染病的认识；一种是炼丹，为制药化学的先驱。〃
至隋·巢元方等著《诸病源候论》（610），称疫病病原为“乖戾之气”，说“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并认为“此皆因岁时不和，温凉不节。”这种认识，与《札记》，《论衡》中有关疫病的记载，是一脉相承的。以后吴又可的戾气说，就是在前人这些说法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南宋时，战争连年，民不能耕，饥馑荏至，《儒门事亲·倜有所遇》篇说：“会兴定岁大饥，遂采百草而食”，当时饿孚遍野，常有传染病流行，张子和（约1156一1228）说当时的疫原是瘴疠，如《疟》篇说：“盖扰攘之时，政令颊乱，徭役纷冗，朝戈暮戟，略无少暇，内火与外火俱动，在侯百官吏尤甚，岂可与夷静之人，同法而治者。余亲见泰和六年丙寅，征南师旅大举，至明年军回，是岁瘴疠杀人，莫知其数。”这似是指恶性疟的大流行。
迄李东垣（1180—1251），又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当时，患病者之多，死亡者之众，可谓前所未有，这是有大疫流行厂可以肯定，《内外伤辨惑论·辨阴证阳证篇》说；“向者壬辰改元，京师戒严，迨三月下旬，受乱者凡半月。解围之后，都人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病而死者，继踵而不绝。都门十有二所，每日各门所送，多者二千，少者不下一千，似此者几三月，此百万人，岂俱感风寒外伤者耶？大抵人在围城中，饮食不节；乃劳役所伤，不待言而知，由其朝饥暮饱，起居不时，寒温失所，动经三两月，胃气亏乏久矣。一旦饱食太过，感而伤人。”东垣对仲景以来，用六气归纳病原，认为病原是伤寒的说法提出了怀疑，但他忽视了王充以来的疫气相污说，他为了强调脾胃虚弱容易罹患疫疾，主张太过，竟把明明属于外感范畴的传染病，说成是内伤病，这在病原问题的认识上，实在是大错而特错。东汉末年及南宋时，战乱纷繁，民不聊生的历史条件和疫病流行情况，大体上差不多。如要说仲景、子和前后的疫病流行都是寒邪、疠气这一类外邪所致，唯东垣时的几百万人同时生病，都是内伤脾胃引起，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通的。何妨东垣自己也说“感而伤人”，既是“感而伤人”，病原当然仍是乖戾之气。饮食不节，胃气亏乏，劳役惊扰，起居不时，引起健康水平下降，免疫机制减弱，这不过是致病条件而已，所以，东垣对传染病病原的认识，实在不能与葛洪、王充等前人相比。但由于传染病病原繁多，针对病原寻找特效药，即使在现在，也不是易事。东垣在当时患者机体抗力普遍衰弱的情况下，采用补脾益气之法，以增强正气抗病能力，其治疗手段，却是十分可取的。这种治术，较之杀灭病原无专药而又轻施攻伐，反伤正气的治疗，合理得多，故就治法论，东垣的治疫病法，较之《伤寒论》的治法和刘河间，张子和等人的治法，显是又有了长足的进展。
明末天下大乱，又屡有传染病大流行，《温疫论》自序说：“崇祯辛巳（1641），疫气流行，山东、浙江、南北二直患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吴又可否定疫病与六气及四时不正之气有关，他认为疫病病原既不是伤寒，也不同于一般之温热，而是一种杂气，又称戾气或异气，他说：“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问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吴氏唯真理是尚，敢于非《内经》，疑仲景，斥叔和，在病原问题上，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讨论，他不但确认疫原是杂气，而且指出：“天地之杂气，种种不一〃，“疫气亦杂气之一种，但有甚于他气，故为病颇重，因名之曰疠气。”（《杂气论》）他在区别戾气致病各有不同的基础上，还对疫病分为常疫与疠疫二种，所谓疠疫，就是诸如“瓜瓤瘟、疙瘩瘟”这一类来势凶猛，“缓者朝发夕死，急者顷刻而亡，此又诸疫之最重者”，“不可以与常疫并论也。”这是将一般传染病与烈性传染病进行区分的最早文献记载，这种分类方法，与我们现在将传染病分成甲类、乙类，大体相同。但杂气之所以造成流行，与五运六气和气候的异常变化关系极大，吴氏忽视了这一点，也是片面的。吴氏说：“草木有野葛巴豆”，“昆虫有毒蛇猛兽”，气变之中，“万物各有善恶不等，是知杂气之毒亦然。”“众人有触之者，各随其气而为病也，或时众人发颐，或时众人头面浮肿，俗称大头瘟是也。”这些议论，如与《论衡》中“天地之间，毒气流行，人当其冲，则面肿疾”等某些文字相比观，简直如出一辙。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吴氏作论，显然是受了王充等前人论疫思想之影响。
在清·乾隆年问（1792—1793），云南发生肺鼠疫流行，洪稚存在《江边诗话》中写道：“时赵州（今云南大理附近的凤仪）有怪鼠，白日入家，即伏地而死。人染其气，亦无不殒者。”据此，鼠类在传播鼠疫中的作用，已为人们所认识，到道光年间（1820—1850），汪期莲在《瘟疫汇编》中说：“忆昔年入夏，瘟疫大行，有红头青蝇千百为群，凡入人家，必有患瘟而亡者。”据此，苍蝇在传播疫病中的媒介作用，亦为人们所认识。
清·民以还，解放之前，仅上海在50年内，就发生了12次霍乱大流行；鼠疫在1910、1920、1947年三次在东北流行，死亡人数达10万人，此外，血吸虫病，天花、黑热病，伤寒、疟疾等传染病，亦均大肆泛滥。祝味菊（1885—1951）面对一国之内，六气偏胜甚大，而某些传染病，往往不旋踵即纵横南北，且病型相同之客观事实，认为用六气归纳外感病因，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乃融会新知，参西说中，提出了“病原无寒邪温邪之分，但有无机有机之别〃的新说法。视氏的病原论认为；传染病一般以“有形有机之邪为主因，无形无机之邪为诱因，彼二邪，每狼狈为奸，伺人于不察也”（《伤寒质难》）。祝氏不排除六气在传染病发生、流行过程中的影响，也把机体抗邪能力下降等因素考虑在内，其对疫病病因病理的解释，融贯中西，立论比较完善，它较之吴又可的杂气论和前人的各种论述，就沟通中西医来说，是更为接近了。惜发掘这份珍贵的遗产，尚未引起应有的重视，故甚连祝氏其人，就较为年轻的中医来说，迄今尚知之者不多。
综上所述，前人对传染病病原虽有毒气，疠气，伤寒、戾气，异气等种种称呼，但基本上都认为这是一种具有传染特性的外邪，故张锡纯说：“疫者，感岁运之戾气，因其岁运失和，中含毒气，人触之即病。”唯其如此，故就预防来说，增强体质与注意避邪，二不可废，就治疗来说，扶益正气与攻击病原，俱应重视。故李东垣健脾益气的治法，祝味菊匡扶正气的主张，在缺乏专病专药的情况下，是很为可取的。如忽视及此，而过于强调外感当攻，也就不无其片面性。从原则上来说，如治病救人则用药要猛要重，取其专而有力，截断逆转，要寻求针对性的特效药，如发觉专药，只要不会伤人，就应当机立断，予以大剂，直接杀灭驱逐病原。如无特效专药，采用治人却病法，则用药要稳要轻，协助自然疗能，务使正气得到扶持，要促使自调自控机能的恢复和加强，只要邪气有去路，体力能支持，不妨期待，使其自衰。如果不知从上述二方面权衡出入，但知按证下药，轻描淡写，就不免疲药塞职之诮。
参考文献
①、②林乾良，医学文字源流论（一），（内部资料）2003…9…1422：24：59北海散人头衔：佛门弟子等级：管理员文章：3797积分：4270注册：2002…12…24
第3楼非湿黄疸论
时医咸谓“无湿不成疸”，而余独有燥疸非湿之论。有闻而诮之者曰：《内经》云：“湿热相交，民当病瘅。”《金匮》云：“黄家所得，从湿得之。”《丹溪心法》、《金匮钩玄》俱谓黄疸“病虽有五，皆湿热也。”此系秉之经旨。子责其非，竟作燥疽非湿之论，悖经违俗，请问何据？
余曰：尝览仲景之治疸，于脉证，有八纲之辨而燥湿未尝不分；于治法，有润利之殊而八法未曾偏废。若拘泥于论湿之文，而不知有燥淤诸疽之证治，是一叶障目，有昧仲师之活法。而内经民当病瘅之瘅，原指热病，非指黄疸，引瘅证疸，系后人之误解。至丹溪所云，仅言其常，景岳尝驳之矣！黄宫绣谓“如苗值于大早，则苗必燥而黄，是苗因燥而黄者也；太涝则苗必湿而黄，是苗因湿而黄者也”（《本草求真·茵陈条》），此诫乃说明仲景学说之极好比喻，
有鉴于前人论燥淤诸黄者虽多，但迄无非湿黄疸之专文，故现以燥淤黄疸为主，专论非湿黄疸诸证，为谓“黄疸无湿不成”者之棒喝。
热燥黄疸
热病误治，热灼津伤，邪从燥化，因热燥而病黄疸者有之。如《伤寒论》114条，“太阳病中风，以火劫发汗，邪风被火热，血气流溢，失其常度，两阳相熏灼，其身发黄。阳盛则欲衄，阴虚小便难，阴阳俱虚竭，身体则枯燥，但头汗出，剂颈而还、腹满、微喘、口乾、咽烂，或不大便，……。”即是叙述了这一证型。因风为阳邪，火为阳热，两阳相熏灼，伤津劫液，病从燥化，故身黄之外，小便难，身枯燥，口咽干或不大便等燥的症状颇为突出。又205条：“阳明病，被火，额上微汗出，而小便不利者，必发黄。”笔者认为：这一条误用火攻，火热相合，两阳熏灼，消烁津液的情况，与上条完全相同，故亦作热燥黄疸看为妥，若概认为黄疸病小便难，或小便不利均为湿乏去路之表现，从而将上述条文俱作湿热解释，实谬。
热燥黄疸之症状表现，主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