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2-热病衡正-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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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质难》系祝氏口述，由其弟子陈苏生老笔录，写于1944年，刊行于1950年，是一本以师生问答形式汇录的研讨外感热病之专著，文笔畅茂，论理精湛，且参西说中，不乏创见，惜仅印过二千册，现社会上已很少流传。（上海中医学会图书馆有藏本。）
陈苏生老原亦时方医者，曾与祝氏展开舌战，几经辩论，始折服称弟子，后卒获视氏心传，成为视派之传人，著有《温热管窥》（内部印行），亦不同凡响之作。陈老今尚健在。
又上海儿科名医徐小圃，原亦时方医者，后因其子伯远病危，时沪上叶派中名家及西医均束手，经祝氏一力承担而治愈，徐氏受此影响，后亦转变医风，成为祝派中之佼佼者。其子伯远、仲才，俱受业于祝氏，徐仲才教授现执教于上海中医学院。祝派门人，健在者尚多，沪上名医如江克明、王绍基、王九峰等俱属。
与祝氏同时而极力攻排叶派者，尚有孔庆莱（1816一？），孔氏名蔼如，浙江肖山人。1902年中秀才，后至日本入庆炎大学，得化学博士学位回国，先受聘于商务印书馆，编辑《化学》，能诗，为南社社员，后以身弱多病，钻研医学，现代名医陈道隆为门下士。在1929年执教于浙江中医专门学校时，于《校友会年刊》上发表了《中风真类辨》、《近代医派论》等医文。他对徐灵胎十分推崇，贬吴塘则颇烈，《近代医派论》说：“徐氏以天纵之资，道德高隆，聪明正直，品才学识，卓绝千秋，上承道统，下启后人，瑞民族精神之所寄，盖数百年中第一人也。〃对叶派中人则大加贬斥，他说：“妄人吴鞠通者，荒谬绝伦，荡无廉耻，窃人余唾，以著《温病条辨》，人以迩名，其学则如通如不通，有通有不通，或通或不通，忽通忽不通，其人本无足取，其说本无足录，时逢末劫，其书盛行，昏庸之徒，以其简陋而易学也，昧然宗之，视为兰台秘笈，竟谓歧黄至理，尽于此矣，病家既趋之惟恐不及，蠢夫斯日益骄横，心高气傲，几目病人为无物。”孔氏甚至说：“红羊兵祸，不过十年，鞠通之祸，直百年而未已。”故他大骂鞠通，说他是“医门败类”，并认为其学之流行，实为黎民之厄运，他为了贬斥其学，故特著《鞠通发挥》一书。此外，他对王孟英，亦加攻誹，说：“同时有王孟英者，挥文弄墨，似是而非，比于鞠通，似觉稍胜一筹，然亦百步与五十步之间耳。”因他对孟英开口阴虚，动笔寒凉，十分不满，故又“著《孟英问堆》以辨之，盖以其似是而非，误人实深，故不自觉其言弗也。”他还认为陆九芝之抨击叶吴，虽然鹤立鸡群，但力量不足，故收效亦微，又因曲高和寡，他“慨余风已杳，痛后继无人。”故有上述二书之撰作，但因未尝印行，仅以手抄本流传，故影响不大。此外，孔氏尚著有《诊余痛言》，内容未详。
在《医界春秋》杂志上，熊寥笙老在致余无言书中，亦云据其治疗经验，以叶派药法治湿温，疗效不好。熊老亦为今医林之耆宿。
近代著名思想家章太炎，对叶派学说也持批评态度，他在杭州中医专校讲课时，曾抨击叶派，说：“近代叶派之流，于病状尚未说明，先以五行之谈为铺张，则直是油腔滑调矣！”其实，叶氏写案，比较朴实，其言五行者虽多，但侈谈者实少，后世学叶氏的人，不能获其神髓，徒在字面上著力，以五行之谈为铺张，好象邯郸学步，这固然是一个为章氏抨击的原因。但章氏对五行学说持批判态度，故其论如上，其实章氏全盘否定五行，是不正确的。但章氏之论湿温，对叶吴提出悬牛头卖马脯，名不符实的批评，言前人所未言，语颇精深，他指出；湿温之名，首见于《难经》，然尚未志其症状，迄《脉经》始补充之，嗣后《活人书》、《本事方》皆以之为据，但后人竟以脉证完全相异之病，“强傅以湿温之名，叶桂倡之，吴塘以来附之，众口雷同，牢不可破，夫病之治疗，古今或容有异，若以病状定病名，此不能违古而妄更，叶吴之湿温，可谓悬牛头卖马脯矣。”此论对后人之抨击叶派，很有启迪。在对叶派学说之抨击中，若此别开生面之论，陆九芝、恽铁樵之后，殊不多见。因祝味菊、章太炎诸氏之诘难叶派，不因循陆、恽等人已谈过之旧说，故余称为诘难叶派之别开生面期。
四、批评叶派之奠基祇定期
陆氏抨击叶派，尚不过措词较为激烈。恽氏与废止派大论战，彼此常谩骂，寒温之争夹杂其中，由此而掀起互相攻讦之风，到诘难叶派期尚颇有陋习。但再次以降，排异攻讦渐转为注重说理，学术争鸣风气稍趋正常。
此时如时逸人（1896…1966）之论寒温，虽对吴鞠通等有批评，但措词平允，重在说理，且一分为二，字里行间没有以诋訾泄愤为快之气氛，这样讨论学术，值得我们效法。
时氏治学，以善于博采众长称，他认为：对古代开始怀疑，而后深入钻研，获得收获，“学术界的生机在此。如果专一崇古信古，以为古人天生上智，企不可及，毕身钻研，祗做到食古不化而已，有什么进步可说？”这是很正确的。时氏著作，有《中国时令病学》、《时氏处方学》等。他在《中医伤寒与温病》一书中，对叶派有微词，他认为：“《温热论》经章虚谷、王孟英捧场，俨然认为谈温病者特出的宗派，”其实此书的缺点也不能忽略。时氏对首先犯肺说，也持异议，并认为吴塘说九种温病都始于上焦，在手太阴，是固执叶氏的错误理论，所以有与实际脱节的舛误。认为叶氏“伤寒多有变证，温病在一经不移”云云，亦是千里之失。对《温病条辨》，他说长处有三，缺点居六，如“（一）他将温病发展到温疫方面，将经中所载‘厉大至，民善暴死’等等尽皆列入。即吴又可所说戾气。亦都尽量包括。（二）关于外感伏气等，亦都具备，并无成见。（三）认识到四季气候变迁，能影响人体健康，把环境气候变动，和体质有连带的关系，亦都分别说明。”这是他的长处，至于缺点则：“（一）伤寒温病，性质相同，经过亦大致相同，硬要分别为病在三焦，未免牵强。余认为三焦之说，仅可认为病证经过之次序，如第一期，第二期之类。吴氏疑为凡病温者，在手太阴，祗说到外感初起，有呼吸器病的一部分，如外感初起，并无呼吸器的症状，一概认为在手太阴，未免无的放矢。（二）用桂枝汤治温病初起，亦觉不妥。可能说是用桂枝汤，必然引起高热，后用白虎汤来退热，即使幸而获效，已成焦头烂额，以后用三甲复脉专翕大生膏之类，酿戊严重危候，鞠通不能辞其责任。（三）误服桂枝汤后，是否须用白虎汤，须以症状为主，如不能分析病情，只以白虎汤来塞责，亦未能认为满意。（四）温病中包括风温、温热、温疫、冬温四种，立一法以统治，亦觉尚待研究。（五）温病初起，桑菊银翘力量太轻，白虎力量太重，太过不及，都不适宜。《伤寒论》中麻杏石甘汤，葛根黄连黄芩汤，都可借用，吴氏计不及此，未免所见不广。（六）湿温初起，有表邪为多，藿香正气加减用之，颇少捷效。吴氏惟先用三仁汤，亦未能认为满意。”总之，时氏认为《温病条辨》是缺点多，优点少。他认为吴氏继承了叶氏的遗产，便狂妄地欲与仲景对立，这是不对的。但此书不是专为批评叶派学说面撰写，以上所论，不过书中所偶及，故尚不足为此朗之代表作。
可推为此期之代表作的，余谓当推《温病论衡》，此书措词虽并不激烈，但说理精湛，批评叶派很显力量，确具有“绝叶吴之根株，捣叶吴之巢穴，斫叶吴之根本”的作用。因为谢诵穆通过严密论证，抓住了批评叶派学说最为关键的一点，这就是“温邪上受，首先犯肺之温病，考其症状，在叶天士之前，并不称为温病。”而叶派以漠不相关之前贤学说为甲盾，以内难仆景为护符，将前人的温病，与自己杜撰的温病，扰在一起，弄得如油入面，不可复别，反而使本来已比较复杂的温病学说，变的更加复杂了。因为伤风、肺胀等呼吸器病，本来并不称温病，叶氏混称之后，就从此凭空阑入到温病范畴。谢氏认为：为了有利温病学说之整理，“不应当承认其为温病，当屏之温病范围之外。”
谢氏认为叶派学说理论上错误很多，治疗上措施不力，时医盲从，必须衡正。又鉴于陆九芝的抨击叶派，属于支支节节的铲除，一句一章之芟削，故仅成对抗之势，而并未扼叶吴之要吭。他为了彻底荡平叶吴之壁垒，认为必须抓住根本问题，来“推翻叶吴之温病”，所以有《温病论衡》一书之撰作。他还说：医者用不着为此而杞忧，因为“推翻叶氏之温病，仅为推翻温病学说过程中之一部分，决非推翻温病学说之全体。”而“芟此赘疣，则温病学说之整理，或将厘然有序。”这样批评叶派，因为抓住关键不放，显得很有力量，又因《温病论衡》分析入理，确是动摇了叶派学说之根本。此外，《温病论衡》中关于温病当定肺胃二系，伏气之说为无稽等论说，虽多系秉前人之说而发挥之，但说理之精详，表述之清楚，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至此，对叶派学说之批评，可谓已经谢氏而祗定。
陆九芝及其《世补斋医书》
陆氏名懋修（1815…1887），字九芝，元和人（今江苏吴县）。为清代著名医家。初业儒，湛深经术，以文学著名。祖上世代知医。中年后，不乐仕进，承家学之渊源，窥灵素之堂奥，致力歧黄，博览群书，精内经、伤寒之学。治病主宗仲景方，常奏良效。所著《世补斋医书》，探幽抉微，刊误订谬，发挥运气学说，阐释内经奥旨，批评叶吴诸家，推崇仲景伤寒，说理精深，文笔犀利，对后世影响至巨。在中国医学史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由于他开抨击叶吴学说之风，深为叶派中人所不满，备受诟议，致被人误认为是一个因循守旧，影响中医学发展的复古保守派。笔者认为，这种评价，有失公允，现本着争鸣目的，对其人其著，略作述评如下：
一、擅治温热，善用经方这是可证陆氏临床经验十分丰富的一个方面。对陆氏的活人之术，潘蔚曾十分佩服地说：病人遇到他，轻病，不知怎么一下就没有了；重病，不知怎么一下就救活了。当时人评价陆氏之医术如斯。从一些有关医案来看，陆氏治温热病，经验确实相当丰富。如同治辛未，青浦吴海霞明经，患温热病，呃逆频危，飞棹延治，至则医已连进丁香等药，且议投肉桂矣。九芝谓此证必见五臭全，方可活，谓臭汗、臭痰、臭尿、臭屎及放空亦臭也。乃予以芩连丹栀，少佐玄明粉，而未及三日，五臭已全，其病若失。从这一治案来看，陆氏若非历险有得，遏克臻此。如果说，矜已德，夸治效，为医之通病，陆氏之言，不足深信。那么，我们从别人谈到的几则治验来看，仍然认为，陆氏治疗温热病，医术相当高明，这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发掘。现举数案以证之：
1·咸丰已未，泾阳张文毅公督兵皖江，军事旁午，以湿热遘疾，群医震惊不能疗，九芝故出公门下，飞骑千里，招致军中，进数剂，立瘥，文毅德之。准斯以观，即置治效不论，单凭群医震惊不能疗而飞骑千里邀陆氏这一点，就可想见陆氏当时之声望。如无丰富的临床经验，要达到这样声望，是难以想象的；
2·光绪丙戍春，其侄崇保病温，群医束手，陆氏诊之，主予大承气，众虑保年已七十，栀芩苦寒，朴黄峻下，谓不便用，陆氏力排众议，毅然下之，一药而霍然。从此论之，陆氏若无丰富的临床经验，见定不惑，就不可能有这样的胆识。
3·壬午夏，受业濮贤慈之父病热，喜立日中，且恶凉饮，脉则皆伏。群医咸谓为三阴证。慈叩问于陆氏。陆氏曰，此温热之大证，阳极似阴者也，误用辛热必殆。乃迭进芩连膏黄辈十余剂，而热象大显。石膏用至数斤，病乃渐退。就此案而论，陆氏经慈一问即知是温热大证，迭进苦寒，石膏用至数斤，这就是因为陆氏对温热病的治疗，学验二丰，已有定识于平时，乃克有定力于片刻。
4，太康刘中丞，于辛酋令上海时，得结胸证，以时方玄参麦地，频于危，九芝视之，贡以枳朴辈，数服即解。此案亦说明：陆九芝以经方拯危救急，手段老到，确是活人有术。
上述类案，说明陆氏擅治温热，善用经方，是无可置疑的。亦正是为此，我们应克服门户之见，认真继承发掘其学术思想和温热病的治疗经验，以求古为今用，达到繁荣学术，提高疗效之目的。
陆氏之世，时医不重视继承发掘前人治病之经验，动曰“时有古今之异，古方不治今病，”“一遇温热病，无不力辟伤寒方，”然按轻清、滋阴诸法治疗，又常防其东而东，防其西而西，陆氏深不满于此，故大力宣扬，伤寒论并没有过时，伤寒方也并不难用，他作《伤寒有五论》、《伤寒方论》等文，并抨击叶派药法之弊病，就是为此。陆氏尝云：如仲景方而不可用，则病人岂容我以尝试者，何以用之一人而效，用之人人而无不效，且何以彼之不用仲景方者，曾不闻一效也，吾既用之而效矣，用之而屡效矣，则吾岂能舍吾效者不用，而用彼之不效者耶，夫病者何所求，不过求其效耳，然不用仲景方而效不至，则人何乐乎不用仲景方哉。可见，陆氏之所以以表彰仲景学说为己任，除了当时盲目蔑古，轻忽继承的风气，主要还是因为他用经方治病，不但每用每效，而且屡以经方起温热大病，活重危险证，陆氏深研经典，用仲景方治病，尝到了甜头，故于此笃信而不疑。若不顾及此，仅为学术观点之不同，便鄙薄其治温病之经验，是不够妥当的。
陆氏还认为，治病不能墨守成规，应当从提高实效出发，勤加探索。他在自序中说：一病有一病当用之药，即有一病不当用之药，用不当用之药而无益于病，明明有当用药在，不知更弦，因循旧习，仍用此药以治他人，一若舍此别无可用之药，此固何为者耶。这些有慨举世盲从轻淡，墨守成规，不问治效之医风而发的议论，反映了他治病注重从实效出发，勤加探索的主张。而尤为可贵的是，陆氏不以能用经方拯危救急治大病自满，认为“医以能治大病为上医，正以不使病大为能”，“医之为道，莫要于不使病大”。故他手定文集十六卷之后，又釆撷诸家经验，著《不谢方》一卷。陆氏知道世人好以焦头烂额为上客，而曲突徙薪者，必无恩泽，但他“只问其病之愈不愈，遑计人之知不知”，这种观点及《不谢方》的撰著，不但说明他遵古不泥，并不象后人说的那样：拘守经方，以后世方药，皆无足取。而且还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陆氏高尚的医德。由此可见，陆氏只是反对蔑古，而并不曾食古不化。故近代名医张山雷对其甚为服膺，谓“陆氏擅长温热，学识与梦隐相等，而文词倜傥，笔锋锐利，尚非梦隐所能及。其最有功于病家，而揭破近世陋习者，断以《不谢方》一卷及《世补斋》十六卷，尤为救时之良药。”这一评价，是较为中肯的。
二、抨击叶吴，表彰仲景这是《世补斋医书》中一个令人瞩目的内容。陆氏治学，学而能思，富有批判精神。文集卷九至十一，专门评论诸家之得失，对叶吴学派及黄坤载，抨击尤甚，其批评，有持论恰当的，也有失之偏激的，从总体上看，是瑕不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