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2-热病衡正-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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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氏之世，叶吴之学风行，用药轻淡，肺胃不分，滋阴泛用，撤热不力之陋习，已无形中蔚为风气，时弊叠出，民受其害，这种情况，陆氏著中有所记载，如《脉有力无力说》中录有一案：“里门某姓一独子，年才冠，新婚，病伤寒中之温证，表热不追，里热已成，阳明之脉浮大而促，葛根芩连证也，热再盛则白虎证也，医执病在上焦，不犯中下之见，用卒凉轻剂，药不及病，越日更医，方且防其劫津，用滋润之玄参麦地，谓是养阴退阳，或又防其昏厥，用疡科之脑麝珠黄，谓是清官增液，药不中病，病不待也，未已大医来诊其脉，出语人曰，迟矣迟矣，脉无力，而重按全无，明日即防脱矣，尚作何等病观耶，病家习闻夹阴之说，病适留恋增重，适如所言，意本以虚为疑，乃大叹服。参芪并进，手写熟地炭生地炭，口中则议投姜附，临行诵盲左之言曰，虽鞭之长，不及马腹，而明日果然。”陆氏目击这种时弊，因奋笔著《续苏谈防其说》等文，对此痛加驳斥。按陆氏经验，伤寒温病，凡其热已潮，而又大烦大渴，昏沉谵妄，目中不了了，睛不和，或循衣摸床，撮空理线，或扬手掷足，恶闻人声，或口噤（齿介）齿，背反张，卧不着席，此时如不急用大承气下其燥屎，则阳实劫阴，滓枯液洇，热极生风，危在旦夕。但由于当时医风，习用轻清，常杜撰阴虚恋邪之名，泛用清官开窍，养阴退阳之法，“置承气三方于不问，始则以豆豉豆卷之不足以发表者，耽搁三日。继以生地、石斛、麦冬、元参之滋腻留邪者，又三日。而后犀角，珠黄、至宝、紫雪之类，将未入心包之邪，一举而送入心包，迨心包洞开，燥屎仍在，阴之将竭，事不可为，终之以一服去五味之生脉散，或一服去姜桂之复脉汤。”章巨膺说陆氏这样“描写时医黔驴之技，皆系实录。”因章氏亦亲身经历了此种时弊，故与陆氏，虽不同时，但具同感，叶派药法末流之弊之久，于斯已见一斑。陆氏认为：这种时弊出产生，是仲景之学不明于世所造成，故他一生以表彰仲景学说为己任，认为必须澄清当时歪曲仲景学说，说仲景偏于辛温，《伤寒论》只论狭义伤寒，古方不适治今病，学伤寒是学屠龙之技等种种蔑古诬圣的错误观点，认真发掘仲景治热病之经验，来匡正时弊，古为今用，以求变革医风，提高疗效，有所发展。陆氏之所以崇张（仲景）排叶（香岩），正是出于不满当时之现状，如不顾这一明显的事实，将革新之要求，说成为复古之主张，这是值得商榷的。推崇仲景，并不等于踏倒后世之一切，如果陆氏真认为汉以后的治法方药无一可取，他就不会再著《不谢方》了。我们现在也常说：将“（仲景）尊为医圣是当之无愧的”①，因为张仲景，李时珍等医家，对中国医学贡献极大，后人出于崇敬，有时就称他们为医圣，这并不就意味着主张复古蔑今，若对此抓住不放，加以抨击，这在学术论争中，有挑剔之嫌而并不具有说服力。潘蔚说；“治病之法，泥古者非，蔑古者尤非。”内经伤寒之学，为中医之根本，知人必论世，当时有蔑古诬圣，忽视继承发扬之风气，又有人对仲景学说阳奉阴违，所以陆氏尊经崇古，表彰仲景，不违心随俗，敢抨击诸家，即偶有偏激之言，实亦不足以深责。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陆氏之排击叶吴，对掀起寒温之争，促使百家争鸣，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在中国医史上，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谢诵穆说：“逊清医坛，为叶香岩所宰据者，垂百年之久，一代英杰，皆不能自拔，迨元和陆九芝先生出，始起一绝大之变化，先生以犀利之文词，抒独得之精义，读其书者，无不为之神移色动。”陆氏学说之影响后人者如此！陆氏对宰据当时医坛统治地位之叶派学说，敢于进行猛烈的抨击，这种精神，决非附和通论，弹唱老调，因循守旧，随俗沉浮，违言过失，不求进步者之比。孔蔼如说陆氏在当时医界中，有鹤立鸡群之气概。张山雷说陆氏独树一帜，颇能纠近世之恶习。恽铁樵说陆氏抨击叶吴，其心公而非私。如谓这都是伤寒派的褊袒之见，则近贤陈梦费老先生，彼专研医史，并不属于寒温之争中的任何一派，他亦谓九芝之痛诋香岩，盖因目睹叶氏学说轻描淡写，敷衍塞责之流弊，非仅以私人意气，攻讦先贤者。足见评论持平者，竟不属少许。又《中医大辞典·医史文献分册》，对医史人物，“随其贡献大小，而有杰出医学家，著名医学家，医学家及医生之分”而天士、九芝，并列为清代之著名医学家，这样评价，较之叶派中人，常过分的捧高叶氏，过分的贬诋陆氏，就公允的多了。
三、发挥运气，阐释内经这是陆氏之一大贡献，也值得一提。陆氏认为：“治病之法，不出内经，内经之治，不外六气，白天元正纪以下六篇，百病之治皆在其间，岂可因其所论皆运气，而忘其为治法之所从出者。”他“慨世之医绝不从事于斯，诡言素问古书，不治今病，而医学遂以大坏。”又有鉴马元素程德斋之徒，于运气之学，索隐行怪，流入异端，致六经病之生于气交者，无人能道，故在发挥王朴庄岁运循环说，作《六元大司天上篇》，《六元大司天下篇》，《大司天三元甲子考》之后，复著《内经运气病释》九卷，《内经运气表》一卷，着重阐释七篇大论，以求六经病所由来，六经之何由病，以及病之何由治，其目的是“既可以内经之言，明仲景之法，并可以知今人之病，无一不出于内经之言。”“并非古人别有古病。”这对纠正当时古方不治今病，古书不适今用的偏面认识，无疑有一定的作用。
对运气与疾病的关系，陆氏的见解是：气候六十年一循环。六十年间的气候变化，对疾病很有影响。他根据大司天三元甲子考，对历代名医进行细核，发觉寒凉派医家，如河间，丹溪等，都值火运。而温补派医家，如东垣、景岳等，咸值寒运。因此认为：凡寒，湿二气主运的中元甲子，病从寒化湿化居多，治即以温燥补益见长，凡火、风、燥交替主运的上、下元甲子，病从热化燥化居多，治即以寒泻清滋见长。后人疑前贤用药，主寒主温，有失偏颇，而不知皆非偏也。陆氏之世，所值之运为燥火，“所遇时邪，莫非温热，大都以凉散以寒泻愈之者多。”正由于理论上的研究与其亲身经历相一致，陆氏感到“病之各随司天以变者，弥益显然。”故于此深信不疑。但陆氏对此并不胶柱鼓瑟，他懂得六十年间的气候循环，也有未至而至，至而不至等种种异常变化，故他又说：“本不得常法是拘”，“况地形之南北有高下，人身之禀赋有强弱，且于抱恙之久新，尤有分别，凡所以随机应变者，本非一言可竟。”谜样子来看待运气学说，是十分辨证的。
以上所述，而且还是陆氏驳斥“仲景详于治寒略于治温”说的一个重要论据，因为按大司天三元甲子考，“仲景当建安中，乃中平甲子垂二十年，时亦属下元厥阴风火用事，当时习用乌附辛热，正值风火运中，为治多误，故仲景以桂枝麻黄之温，治中风伤寒之病，即以葛根芩连白虎承气柏皮栀豉之清治温热湿热之病，凡遇温热即用寒凉，其谓仲景但知秋冬，不识春夏者，不足与语仲景者也。”陆氏认为：芩连膏黄，皆以治温，非以治寒，伤寒论中方，只除去起首桂麻二物，大半皆治；温治热方，后人为论证已说，全不顾此，一若但见论中有桂枝麻黄，不见论中有膏黄芩连，这是十分不妥的。近人拾喻昌余唾，仍好为此说，殊不知早已见讥于陆氏。
陆氏的观点，章巨膺极为推崇，他对岁运循环复加推论，见“李东垣为张易水高弟，而反其师说，陆九芝为王朴庄外曾孙，而不同祖道”，“历代名贤论著，派别歧异，俱合符节。”故谓“此真可贵之学说，伟大之发明”。章氏认为：中医学派，败于清代，流于平淡轻清之支，治术退化，若陆氏之发明能提早三百年，就不致酿成大败缺。刘廷枚则认为：内经所言病，莫不可从七篇大论推知之，《内经运气病释》“所释虽止七篇，直不啻通一部内经而尽释之，厥功伟矣，若以为此七篇，本言运气，即谓此书专为运气发，是岂君志哉。”后人对陆氏发挥运气学说之评价，于斯可见一斑。
《世补斋医书》中阐释内经之作，尚有《内经遗篇病释》及《内经难宇音义》各一卷，亦俱以抉发奥旨，有裨世用为宗旨，陆氏在这方面的贡献，也是不可忽视的。
结语：陆氏深研内经伤寒，根底扎实，加之文学基础好，临证经验富，故其论医，才气纵横，极少作浮泛之谈，议论多深刻而有见，虽然，对诺家的有些批评及谓人参不补气阳等某些学术观点，不无可商，但究不同于老生之谈，尤其是文集十六卷，文笔畅茂，见解独到，叙述每简洁而有条理，在医学论说文中，允推上乘之作。惜其书现在社会上流传日少，叶派中人又常肆加贬诋，致后之来者，对其人其著，产生了不应有的误解，这很不利于发掘前哲学说之精华以推动学术之发展，故余有此文之撰作。
参考文献
①、郁文骏，坚持中医特色，提高中医水平，成都中医学院学报，（1）：9，1984
恽铁樵及其《温病明理》
恽铁樵（1878…1935）名树珏。早年毕业于南洋公学，善译西洋小说，有名文坛。后锐志攻医，文名反为医名所掩。曾问业于伤寒名家汪莲石，深通内经，伤寒之学，“为近代中医界精通旧学，独具只眼，又受过较系统的近代科学训练的第一人。”①“著有《群经见智录》，《伤寒论辑义按》，《脉学发微》、《温病明理》等书共二十二种。这些著作除了表达他韵志愿以外，还有不少创造发明，所以仅仅是二三十年的时间，恽氏医学蔚然成派，且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学术影响。”其中《温病明理》一书，很能反映其对叶派学说的见解，爰作介评如次。
一、时代背景
任何著作，都有其一定的环境色彩。《温病明理》也不例外。恽氏之世，消灭中医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泛滥成灾。1917年，余岩发表《灵素商兑》，向中医理论，发起了总攻，“废止中医派批判中医，首先集中于《内经》，其次集中于《伤寒论》。”③处当时这种形势下，在长达五年之久的时间里，中医界竟没有一人出来应战。相反，种种歪曲，怀疑《伤寒论》的说法，借羽翼仲景之名，到广泛传播了开来。有的说《伤寒论》只讲狭义伤寒。有的说伤寒绝少。有的说仲景伤寒，由外到里，要横看；叶氏温病，从上到下，要竖看。有的说《伤寒论》中温病是假温病；吴鞠通、王孟英等所说温病是真温病，这种种看似不同的论调，有一个共同的观点，这就是说，仲景学说已经过时了。这种观点，于当时废止派的攻击《伤寒论》，真所谓推波助澜。上述有些论点，虽早巳由陆九芝等进行过驳斥，但在当时仍广为流行，恽氏处这种历史条件下，既对废止派十分愤慨，亦对叶吴学派相当反感，因此，他首先应余岩之挑战，于1922年发表《群经见智录》，“站在近代高度科学地解释《内经》体系”，“捍卫了中医体系的完整性。”④嗣后，又著《伤寒论研究》，《温病明理》等论外感热病之专著，对歪曲仲景学说的错误论点，进行了批判。徐衡之在《温病明理·序》中说：“仲景之《伤寒论》，既为吴鞠通、王孟英辈之著作为紫色夺朱之僭窃，则《伤寒论》为人所怀疑，在若有若无之列，伤寒既无，伤寒以上之书，更非所能读，则亦等于无，而所有者，乃仅仅《温病条辨》、《叶案》、《温热经纬》，持此三书，欲与西医科学挈短较长，则此三书实无些微之价值，等于无有而已，故曰中医学荡然无有一物，不为过也。〃徐氏说彼三书实无些微之价值，言词是偏激的，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废止派与恽氏学派对这一点都十分清楚：内经、伤寒之学，是中医理论的根本。因此，废止派攻击中医学，是从这里下手。恽氏学派的维护中医学，也从这里下手。因为在当时，攻击《伤寒论》与歪曲，怀疑《伤寒论》的种种论调，汇成了一股逆流，恽铁樵为了延歧黄一脉，作振兴中医之望，乃在反击废止派之同时，横扫一切曲释仲景之学的注解，提出了下述主张；“欲得伤寒真理，非空绝依傍，屏去一切注释，专读白文不可。盖吾侪之思想，苟为注释所束缚，即不能有独到之心得。犹之仲景之治医，苟为当日时医所束缚，即不能横断众流，直入轩歧堂奥也。”并严词驳斥叶吴学派，此所以有《伤寒论研究》、《温病明理》等书之撰作。由此可见，《温病明理》对叶派措词之所以相当严厉，这是与当时历史条件有关的。这与后世有些医家，仅因观点不同，便意气用事，作文攻讦，不可同日语。因为当时的环境，据恽氏所云：“今之时医皆叶派，苟倏然立异，将群起而排之，使无立足之地而后已，犹之举国皆饮狂泉，转以不狂者为狂，结果，不狂者非尤而效之佯狂不可。”这说明那时的医界，党同伐异的学阀风气相当浓厚，恽氏既憎恶攻击、歪曲、怀疑《伤寒论》的种种论调，又痛恨当时医界的不良学风，所以使他在对叶派学说进行争鸣时，平不下心，静不下气，故措词便显得相当的严厉。
二、撰作动机
恽氏认为：近代医学晦盲否塞，是叶派末流之弊所造成。并认为：若“非以极明了之文字，达极真确之理由，将前此所有诸纠纷，一扫而空之，使此后学者，有一线光明坦平之途径，则中国医学，直无革新进步之可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外感热病学方面，他感到一需正名，二需抉隐。而正名与抉隐，他都从抨击叶吴学说入手，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据其自云：“鄙人志在吕明中医学，不得不辟除谬说，并不欲以口舌与古人争胜，以为名高。王孟英、吴鞠通、叶天士之书，疵谬百出，若欲一一纠正，叠纸等身，其说不能尽，则吾以为是喧宾夺主，不暇为也。唯三人之谬说，流毒于天下已如此，苟不能有精切简明之方法，指示后来，则其黑幕总无从揭破，而流毒并无有穷时。”恽氏认为：陆九芝“因灼知条辨、经纬之误，而观彼等假经文以炫世售欺，故深恶痛绝之，而为此言，是其心公而非私。”所以他在《温病明理》中，不管是否合符一般著书体例，大段大段地原文照抄《世补斋医书》中抨击叶派学说的多篇论文，并加以引伸发挥，来“辟榛莽，启坦途”，冀为后学作南针。书是秉着这样一种目的写的，则其对叶吴王三家，攻排之力，自可想见。
恽氏在“近人崇拜天士儿医圣”，“苟倏然立异，将群起而排之”的历史条件下，不顾一切，将批判矛头直接针对了叶氏，他不但说：关于《温热论》为顾景文伪托一事，“九芝曲为辩护，犹是推崇前辈，稍存忠厚之道，然事理昭然，岂容讳饰。”而且还说：张天师乃酒肉道士之流，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