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湖上闲思录-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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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有创造有新生，才成为历史，才具有神性。
误解历史的，昧却历史中之神性，妄认鬼相为历史，以为凡属过去者则尽是历史。这譬犹普通人误解人生，妄认为凡属过去者全是我。其实我是生生不已的，事已过去而不复生生不息的只是鬼，只是已死之我。已死之我早已不是我，只是物质之化。自然之运，只有在过去中保留着不过去的，依然现在，能有作用，而还将侵入未来的，那才始是我，始成为历史，始是神。历史和我和神，皆非先在，皆有待于今日及今日以下之继续创造与新生。
人要创造历史，先须认识历史。人要追求神，先须认识神。譬如人要建筑房屋，先须认识房屋，人要缝制衣服，先须知道衣服。在未有房屋与衣服之前，已有房屋与衣服之前身。在未有历史与神之前，也已有历史与神之前身。今日之历史与神，也即是明日的历史与神之前身。所以有不断的记忆，始有不断的创造。有经验，始有新生，没有经验，便再没有新生。灵魂先经验而存在，神则是后经验而产生。经验到有神，便易再产出神。孔子为后代人再经验，便是孔子之复活，也是孔子之新生。耶稣之再经验，便是耶稣之复活与耶稣之新生。我们把历史再经验，也便使历史复活，使历史再生。常堕在鬼的经验中，不能有神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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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与影像
我尝把人生分别为物质的与精神的。在精神人生中，又分别为艺术的、科学的、文学的、宗教的与道德的。人生始终是一个进展，向外面某种对象闯进而发现，而获得，而创新。人生既是一种向前闯进，则不能不附随着一种强力。没有强力，则外面种种尽成阻碍，你将无法闯，因此也无所获，而生命之火便此熄灭了。但强力虽紧随着生命之本身，到底强力并不即是生命。生命没有强力，无法前进，也并不是说具备强力即已获得了生命。生命之实在，在于其向前闯进之对象中。向艺术闯进，艺术便是生命之真实。向科学闯进，科学便是生命之真实。若只有闯进，便是扑空。没有对象，便没有生命之真实性。照理闯进本身，便该是有对象的。人生最先闯进之途，只在求生命之延续。其次闯进愈深，才始有求美求真与求善的种种对象。每一闯进必附随以强力。人生误入歧途，遂认强力为生命，而以扑空为获得。譬如你行动，必须附带一种强力，但行动决非只是强力。譬如你说话，也须附带一种强力，但说话决非只是强力。没有强力，不能行动，不能说话，但强力并非即是行动与说话之实质。没有强力，便没有生命，但强力也决非即是生命之实质。生命如身，强力如影，影不离身，但身不是影。离身觅影，反而要失却影之存在。
人类在文化浅演时，在其向物质生活中谋求生存时，即已顾见了他生命的影子。在其逐步向前闯进，逐步获得满足时，即已逐步发现了自己生命之强力，而觉到一种生命之喜悦。但生命之喜悦，并非即是生命之满足。满足是实质，喜悦是影像。获得满足，同时即获得喜悦。但寻求喜悦，却不一定寻求得到满足。不幸而人类误认影像为实质，于是有一种追求强力的人生。
追求强力的人生，放宽一步说，也早已进入了一种精神生活的范围。强力本身亦带有一种美的感觉。人类当文化浅演时，上高山、入深林，与毒虫猛兽相搏斗。至于如大围猎，炽盛的火炬，广大的围合，死生的奔驰，生命强烈的火焰，燃烧到白热化，何尝是专为着求生存！这里有一种美的迷醉，有一种力的喜悦。生命之强力感从人对物的场合，转移到人对人的场合。尤其如男女双方爱情的争取，男的对女的追逐、掠夺、霸占，男的一方的强力，映射到女的一方的心里，怯弱、抖颤、屈服，再由女的一方的心里映射到男的一方，同样是一种美的迷醉，又夹杂着情的动荡，而更要的还是力的喜悦。若遇到两雄争一雌，更激昂，更紧张，甚至残忍杀害，无所不用其极。这里不仅是性之要求与满足，还夹带有美有情，更主要的，却是一种力的表现与喜悦。再进至于两民族两国家的大斗争，大屠杀，列阵相对，千千万万人以生命相搏，这里有忠心、有勇气、有机智，更重要的，还是强力，千千万万人的忠心勇气机智与强力，凝合成了一位两位英雄，映射到当时乃至后世千千万万人心里，鼓舞崇拜，说不尽的向往，这里自然也有美的迷醉、情的动荡，然而更重要的还是力的喜悦。
英雄与美人，常为人类传奇中的角色。英雄是强力的阳面，美人成了强力的阴面。英雄的强力，最好在美人心上感受而反射出来，更见有异样的光彩。这里透露出强力自身并非真生命，一定要掺和着美的迷醉与情的动荡而活跃。其次遂有金钱的崇拜，权势的掠夺，一切所谓的世俗人生，这里更没有生命之内容与实质，只有生命的架子与影像，他们只想在强力上夸耀。
智慧是最冷静的，然而也常易误入歧途，于是有所谓知识即权力之想像。人类渴求真理的那一段真生命，也染上了力的喜悦之阴影。科学发明为金钱崇拜权力崇拜者所利用，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弥漫一世，凌驾全人类，这些也全只是生命的架子与影像，并无生命之实质与内容。物质生活是平浅而无深度的，而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则已超过物质界而投进了精神界。然而此所谓精神界者，亦仅是一种强力之喜悦而已。仅是强力喜悦，仍然无对象、无内容。而人类之内心要求则是要寻求对象、寻求内容。若必求对象、求内容，则资本主义只能建筑在拜金主义者底心里，帝国主义只能建筑在夸权慕势者底心里。这不仅是在流沙上筑宝塔，实在是在大雪里燃炭火。财富与权势，到底是一种无内容的空架子，是一个无本身的假影像，终难发展出真人生。自然尚不如美人眼里的英雄，有美有情，还有好些人生滋味。
强力人生，有一种最诱人的魅力，便是他使人发生一种无限向前之感。惟其是仅向前，而无对象与内容，因此易感其无限。无限本身便是一种美，然而终不免带有一种茫茫之感。要对天地大自然发生一种命运之悲伤，空荡荡，莽悠悠，还是要找归宿。蒙古人在大草原大沙漠枯寒荒凉的地带里，迫着经济上之内不足，一度鞭策起他们的无限向前，扩张、征服，茫然地前进，然而终于找到他们的宗教信仰而获得归宿了。中古时期的欧洲北方蛮族，在高寒的冷空气里，在沿海岸的渺茫的前程中，也因为生事艰窘的内部不足，同样鞭策起他们的无限向前。罗马帝国覆灭，基督教传播开来，也终于使他们一时得到了归宿。然而因于种种复杂的环境，文艺复兴乃至近代科学发现，又鞭策起他们再度走上无限向前之路。扩张、征服，接续着好几个世纪的强力人生之表现。科学与宗教，本该是有对象有内容的。现在已经形式化、纯净化了，只有无限向前一意向，领导着他们。婢作夫人，美乎？真乎？善乎？上帝乎？人生乎？强力乎？征服乎？财富乎？权势乎？若使近代西方人能回头一猛省，除却物质人生之浅薄享受以外，所谓强力人生之对象与内容，究竟何在？茫然之感，天地大自然的终极命运，恐怕终有一日要重侵入他们之内心。
中国民族在大平原江河灌溉的农耕生活中长成。他们因生事的自给自足，渐次减轻了强力需要之刺激，他们终至只认识了静的美，而忽略了动的美。只认识了圆满具足的美，而忽略了无限向前的美。他们只知道柔美，不认识壮美。超经验的科学与宗教，鼓不起他们的兴趣与勇气，而终于舍弃了，迷恋在文学人生的路上，而很早便进入到道德的人生。鄙视财富，排斥强力，文化理想自成一型。英雄与美人的传奇式的憧憬，也转而使美人的柔情如水胜过了英雄的壮心如火。梁山泊里的好汉，走不进大观园。伴随着林黛玉而向往追求的是一个贾宝玉，唱霸王别姬的主角成为虞姬而不复是项王了。如此般的人生，如何阻挡得住蒙古人的铁骑蹂躏，如何抵塞得在今天乘长风破万里浪的无限向前的西方人的强力文化之狂潮。如是般一对比，相形之下，近代西方人的物质生活，转见其为是一种精神的，而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则转见其为是一种物质的。近代西方纯形式的文化，转见其为内容充实，而中国人的文学人生与道德人生，转见其为空洞无物，无对象，无内容。
强力的人生乎？强力的人生乎？如何安排你一个恰当的地始位！如何找寻你一条恰当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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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命
儒家思想超脱了宗教的信仰，同时也完成了宗教的功用。宗教从外面看，有他的制度、组织及仪式等，儒家把理想中的礼乐来代替。宗教从内面看，同时是宗教精神更重要之一面，为信仰者之内心情绪，及各人心上宗教的真实经验。在儒家思想里关于性与命的意义，与之极相接近。
各种宗教的内心经验，最重要的，必有一个外在的神圣境界或神圣威力之存在。人能超越了小我有限的较低级的自心，而信仰一外在的无限的高级的神圣心，而与之相接触相感通相融合，这是各种宗教所共同祈求的一种境界，共同皈依的一种威力。就宗教论宗教，则宗教应该超越乎道德之上。道德只是人世间之事，人世间一切道德，至多只能把我们有限的自我沉没于其他一个或多个有限的自我之内，并不能使自我与无限合一。无论是忠，是孝，是爱，是一切其他牺牲，凡是道德对象，总之是属人间的，依然是偏而不全，是有限，免不了要消逝而不能长久地存在。因之一切人间道德总是偏的、相对的、有限的。只有神与圣完全而无限，永生而不灭。人只有与这神圣的无限生命相接触，才使人自已参加无限而得永生，但儒家理论并不如此。
儒家并不在人类自心之外去另找一个神，儒家只认人类自心本身内部自有它的一种无限性，那即是儒家之所谓性。人心是个别的，因而也是各偏的，不完全而有生灭的，相对而有限的。但人心亦有其共通的部分。这些共通部分，既不是个别的，又不是各偏的，而是完全惟一的，无起灭而绝对永存的。儒家之所谓性，即指此言。因此儒家在自心之内求性的至善，正犹如一切宗教家在自心之外求神的至善一般。性属人，人性仍是有限。善亦属于人，则善亦有限。但专就人本位言，则人性至善，已然是一种无限了。宋儒转换言理，理则普遍于宇宙万物与人类，更属无限了。理之至善，正犹神之至善，故朱子说天即理也，这见即是上帝亦不能在理之外。又说性即理也，则此至善无限，却落到人的有限身上了。无限必是先人而在，因此人之察赋此性，必是原先有了的。因此性之至善，与生俱足，更无余欠了。但虽尧舜，犹有余憾，因无限的可能，只在有限中发展，亦只在有限中完成。而有限则终与无限有别。西方宗教家只希望神降入我心来，这是无限超越在有限之外。中国儒家则主张尽心知性、明心见性，而发现我性内具之善。性与善既属无限，则无限即在有限之内。因此儒家论道德观，主张自尽我心，自践我性，其本身即已是一种无限与至善了。
宗教家惟其认有一神超越于自己小我有限之上，则此有限内心如何与此至高无限之神相交接，其普通必有之手续即为祈祷。祈祷遂成为宗教之精髓与宗教之神魂。祈祷是宗教上之必有手续，与必有实践。儒家既认性之至善即在我心，故儒家教义不须有祈祷。但此至善之性，究竟也是我心内较高较深的部分，虽在我心之内，而贯通于心与心之间，则又若超越于我心之外，因此我心有限，而我心之性则无限。一个超越我外而无限的性，较之只为我有而有限的心，自然也不免有一种降临与高压之感。此一种感觉，在儒家则谓之命。儒家最要工夫一面在知性，一面则在知命。性与命虽是一个东西，而不妨有两种感觉。一是感其在我之内，为我所有，一是感其在我之外，不尽为我所有。既是在我之外而不尽为我所有，则对我自有一种强制或高压，规范或领导之力。若就人心全体言，乃是有了心，始见有性。若就一个个的心而言，则性早在心之前而又在心之后。未有我心，便有性，我心既灭，性尚在。换言之，心个别而有限，性共通而无限。心有生灭，性则无生灭。而此无生灭的即生长在有生灭的之内，但同时又包宏恢张于有生灭的之外，而为之规范为之领导。性就其在我之内而为我有者言，命则指其不尽在我之内又不尽为我有者言。如何将我此个别之心，完全交付于此共通之心，而受其规范，听其领导，这须有一种委心的状态。宗教上的委心是皈依，孺家的委心便是安命。安命始可践性，委心安命便要你有所舍却。舍却了此一部分，获得了那一部分，这种以舍弃为获得的心理状态，正犹如宗教家之祈祷。祈祷心态之最重要者，首为完全舍弃。舍弃你之一切而听命于神，信赖神，祈求神。儒家之知命安命，亦同样有此境界，平息自心一切活动，只听命的支配。命是在我外面的。命又有消极与积极之分。积极的命是一种领导，消极的命是一种规范，一种抑制。人心必得有此两种作用，一面规范抑制着你，不许你如此，不许你如彼，一面领导着你，该如此，该如彼。宋儒说性即理，此一理字亦便是命。宋儒常说天理，正犹先秦儒之言天命。惟理虽在外，亦在内，因我既在理之内，理亦宜为我所有。故陆王又要说心即理，理就主宰一切。故陆王又要说良知即是你的主宰，此即是说主宰亦在我之内，而不在我之外。儒家理论之最要处，正在认得此不为我有者其实即为我所有。而此种境界却不以祈祷得之。此为儒家与宗教不同之又一关键。
庄子书中，有一番推翻上帝和神之存在之观念的最透辟的理论。但庄子书中，同样有一番委心任运知命安命的最深妙的理趣。你能体会到庄子的这一面，你自然能心态安和，精神平静，一切放下，轻松恬美，而到达一种大自在大无畏的境界。也正犹宗教精神在祈祷时之所到达。惟庄子书中所言之命，则只是消极地叫你舍弃，而非积极地叫你奋发，这是庄子知命而不知性之过。魏晋时代的清谈学家们，都重视庄子，但他们却不言安命而言任性。郭象注庄便是其一例。如此则只知任性，不知安命，在消极方面既没有了抑制，在积极方面又没有了领导。性是一个必然的，而清谈家之任性，则一任自然而不认有必然，此是清谈家知性而不知命之过。只有儒家可说是性命双修。
儒家思想有与一切宗教最不同之一点，一切宗教全像是个人主义的，而儒家则最不喜为个人自己着想。一切宗教莫不有一个超越于个人以上之神，一切个人莫不向此神祈求，所祈求的对象虽是共通的，而此祈求之主则是个人的。因此祈求所得之恩赐也属于个人。儒家思想中超越于个人以上者是命，命在领导着各个人，同时规范着各个人，因此命是个别的，而知命安命便是率性，性却是共通的、大群的。因此所领导所规范者是个人，而领导之规范之之主者，则一切从大众出发，也一切归宿到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