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的归宿-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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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Ｊａｍｅｓ Ｒｕｔｈｅｒｆｏｒｄ）。他认为美国当前学校中的科学教学不足以为生活在一个以科学为基础的高技术世界中的未来公民作准备。该规划旨在重塑大学前的自然科学、数学和技术教学，从幼儿园起，贯穿整个12年中小学。经过10年的努力，于1989年发表了《全体美国人学科学》和《水准线》两项报告，对发动制定全国科学教育标准和直接改进科学教育质量起了很大作用。到90年代，全国科学院经常发表科学标准，成为提高科学教学的中心。
（2） 国际和平与安全。
80年代到90年代，基金会一直把反对核扩散以及前苏联地区的发展作为中心议题。冷战以后种族间的冲突成为对和平的新威胁，也是基金会的重点之一。
① 避免核战争。基金会大规模资助跨学科、跨国界的研究，特别关注核武器和制造材料的安全储存及其指挥—控制系统。基金会发挥它的特长——充当联系独立研究者和决策集团的中间人，一方面赞助第一流研究分析家出成果，一方面设法在重大问题上建立他们与政府、传媒和企业界之间的联系。在里根、布什和克林顿政府期间，基金会都曾应政府的要求召集有关专家就核军控和防止核战争问题、与苏联关系、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联合国改革等问题进行讨论。
基金会还资助前参议员克拉克主持的阿斯彭学会国会项目。这一项目的活动方式是在一个休闲胜地与有关某个问题的国际学者进行超党派的无拘束的讨论，已经举行的有与前苏联、东欧和乌克兰等国家的讨论。
② 防止核扩散。基金会1992年拨出巨款资助有关这一题目的研究、讨论和活动，参加的有各方面专家。指导委员会中有参议员纳恩（Ｓａｍ Ｎｕｎｎ）与卢格（Richard G Ｌｕｇａｒ）、布鲁金斯学会会长斯坦布鲁纳（Ｊｏｈｎ Ｓｔｅｉｎｂｒｕｎｅｒ）、 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军控中心主任佩里（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ｅｒｒｙ ）（1994年被任命为国防部长）。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对1992年纳恩—卢格修正案有很大贡献。该修正案是针对1991年国会通过的《减少苏联核威胁法》的。这是参议员把研究成果化为政策实践的典范。 1992年，基金会资助的哈佛大学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卡特（Ａｓｈｔｏｎ Ｃａｒｔｅｒ）在一份题为《苏联核裂变》的报告中指出苏联解体之后的新的核威胁。这份报告到了两位参议员手中，他们立即合作发起美国帮助消除这一危险的立法措施。后来卡特任助理国防部长，和佩里一起与两位参议员合作共同执行这项法案，几年来，共花费20亿美元，用于许多大型工程计划、军事来往、国防工业转为民用计划、军营建设和再培训、武器与裂变物资的安全保卫以及反对人才外流的赠款等。有几千名美国人在俄罗斯与其同行就以上项目进行合作，包括使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完全非核化。
③ 防止致命的冲突。1994年，基金会把“国际安全”项目改名为“防止致命冲突”。特别把重点放在明确的、系统的防止灾难发生的办法上，而不是事后修补灾难造成的破坏。成立了“卡耐基防止致命冲突委员会”，有36名委员，包括16名国际领袖人物和长期对防止冲突研究有经验的学者。两名主席是前国务卿万斯和基金会会长汉堡。这是一个国际性组织，与世界各国的组织有积极的合作关系，经常举行国际会议。委员会
分以下四方面进行研究：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其他特殊项目
● 考察种族、民族和宗教冲突的原因和防止其发展为致命冲突的办法；
● 支持非政府组织进行防止暴力的努力；
● 继续努力加强民主机制，作为应付前苏联和中东欧内部带有爆炸性的冲突的非暴力机制；
● 探索美国、俄罗斯与其他核大国如何加强努力以遏制先进武器的扩散，避免使族群冲突更加危险。
委员会于1997年发表最后报告，在全世界散发，号召国际社会的各类成员，包括民主国家、联合国、区域组织、企业界、全球科学界、教育与宗教组织、传媒、关心冲突的非政府组织等，通力合作，防止致命冲突；除了消极的避免直接对抗之外，还应采取积极措施，如促进民主、市场改革和创建保护人权的公民组织。
其他如自然资源的减少、领土完整的原则和自决原则之间的矛盾、和平实现后如何通过消除宿怨达成和解来予以巩固，以及对过失国家实行制裁的效果等等，都是有关这一问题的题中之义。
④ 建立各种集团之间的相互了解。各个群体是否不需要族际仇恨和冲突也能增加自身的凝聚力，取得有效的发展？人类的适应能力如何调动起来把这种隔膜和仇恨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是卡耐基基金会在冷战后所致力的课题之一。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把两项传统的关注——和平与教育——结合起来。家庭、学校、社区组织和传媒对形成族群的态度有关键作用，既可以向仇恨和冲突方向，也可以向宽容和合作方向引导民众的情绪。1996年卡耐基资助16家机构对青年人的族际关系问题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找出两种态度产生的根源与如何进行尊重和宽容的教育方法。鉴于媒体的重要作用，基金会在其资助的儿童电视节目“芝麻街”中增加了这方面内容。这个节目是国际性的。
（3） 在世界几个地区巩固民主机构和进程，包括美国。
① 前苏联及其他地区。对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地区，基金会的做法不是提出改革的建议，而是提供机会促进这些地区和美欧及其他国家高级集团之间的经验交流。
基金会资助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的“加强民主机制”项目从戈尔巴乔夫初期就已开始，对苏联中央政府和比较进步的地区中关心建立民主的人士给以咨询，此项工作一直延续到苏联解体之后，许多当时与此项目有关系的人士已是俄罗斯社会有名望的重要人物。汉堡在会长报告中称：这样有组织地帮助一个国家民主化的国际行动在历史上是少见的，而事实证明不是不可能的。不过，如果把民主当作裹着糖衣的新帝国主义入侵活动，那么将一事无成。如果把它看作在我们这个纷争无处不在的人类中一个强有力的、建设性的、解决冲突的机制，那么这是一个应付生死攸关的挑战的宝贵机会。
② 加强美国国内民主。卡耐基基金会认为自己的各项工作，包括教育，都贯穿了加强民主价值观的精神。不过另外还有更加直接的由专人负责的专门项目，其主要内容是提高选举的投票率、促使竞选捐募款制度的改革、推动国会改革、提高大学在处理重要社会问题中的作用、研究民主与媒体的关系等。基金会认为当前对美国民主的威胁因素如下：
● 公众对政治的冷漠和愤世嫉俗的态度，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政治权力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不是为公众的利益服务；
● 不同宗教、种族和族裔、阶级、性别的人群关系日益疏离，美国凝聚力下降。光是宽容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互相理解和接受，并认识到美国社会的力量在于多元化；
● 老年人的积极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其困难也未得到足够照顾；
● 贫富悬殊扩大。
这些问题都是基金会特殊项目所关注的内容。
（4） 其他特殊项目。
经济问题在卡耐基基金会历史上不是重点。但是自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家庭收入下降，大批妇女进入劳动大军，而同时反福利政策的势力抬头。有鉴于此，基金会开始关注经济拮据的家庭问题，资助一系列的有关研究项目，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哥伦比亚大学两名学者卡默曼（Ｓｈｅｉｌａ Ｋａｍｅｒｍａｎ）和卡恩（Ａｌｆｒｅd Ｋａｈｎ）关于工业化国家社会福利比较研究与卡耐基儿童理事会关于美国困难家庭儿童状况的报告。基金会还在哥大建立了全国贫困儿童中心，致力于将美国2300万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儿童的状况向全国广为宣传以教育公众。
此外还成立了“卡耐基科学、技术与政府委员会”，旨在促进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研究，分析科学如何为社会服务，并确保科技成就作人道的使用，关注发展科技的决策过程；研究“使美国民主适应世界的变迁”，如技术进步、全球经济一体化、国内少数族裔和文化多元化对原来的民主机制的挑战等课题。⑨
1997年克林顿总统授予卡耐基基金会汉堡会长美国平民最高的荣誉——总统自由奖章，以表彰他为“改善儿童的健康和福利事业”做出的终身努力。
三、 洛克菲勒基金会⑩
洛克菲勒基金会（Ｒｏｃｋｅｆｅｌｌｅｒ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成立于1913年，在纽约注册。老洛克菲勒和老卡耐基一样，在没有成立基金会之前已大量捐赠多项事业。其家族更加突出，现在已经到第五代，仍然坚持最初的捐赠传统，关注点始终是教育、健康、民权，以及城市和农村的扶贫。其捐赠时间跨度之长、规模之大和成就之显著，可以当之无愧地执美国乃至全世界慈善事业之牛耳。
老约翰·Ｄ．洛克菲勒在建立基金会之前最有名的捐助是1892年创办芝加哥大学。到1910年捐赠最后一笔钱，老洛克菲勒累计共向芝大捐款3500万美元，开历史上独家对一所大学捐款之最。老洛克菲勒拒绝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该校的要求，也不干涉其建校方针及管理，只提出“一切都要最好的”，果然芝加哥大学如今已是世界级的名牌大学。另外两项重要捐助是1901年成立的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和1903年建立的“教育总会”（Ｇｅｎｅｒａｌ 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这些举措已足见其对教育之重视。其中，“教育总会”的一大业绩是黑人教育，下文将详述。
与卡耐基一样，洛克菲勒为如何有效地捐款所苦，财富成为负担。他也有一位顾问和好友弗雷德里克·盖茨（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Ｇａｔｅｓ），劝其在生前对财富作出处理，于是在盖茨建议下成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于1913年在纽约正式注册，其宗旨是促进“知识的获得和传播、预防和缓解痛苦、促进一切使人类进步的因素，以此来造福美国和各国人民，推进文明”（以后随着形势的变迁，在措辞上略有更改，但基本精神不变）
。这一目标与卡耐基基金会相似而更广泛，陈义更高，覆盖面及于全世界人民。老洛克菲勒当选为第一任会长。成立之初，正值一战时期，所以最初的捐赠适应当时的需要，如救济饥荒、提高军队士气、战俘的福利等等。以后重点逐渐集中，有以下一些特色：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医疗卫生
1． 医疗卫生
老洛克菲勒本人相信健康为人类福利之本，发展医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弗雷德里克·盖茨更是一个医学迷，所以洛克菲勒早期几乎全部工作都在这方面，在教育方面的特色也是发展和改善医学教育。在基金会成立之前，洛克菲勒已经有一个卫生委员会（Ｓａｎｉｔａｒ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进行钩虫病防治工作。1913年注册之后第一个重要行动就是在基金会之下建立国际卫生部，把这一委员会合并进来。顾名思义，从一开始，洛克菲勒的意图就是把此项工作国际化。第一项任务就是把它发起的防治钩虫病和公共卫生的工作向全世界推广。
1917年，洛克菲勒任董事长，会长为文森特（ＧｅｏｒｇｅＶｉｎｃｅｎｔ）。在他任期的十年内基金会的工作有很大成绩，其中国际卫生部是最大的重点。防治钩虫病的工作遍及六大洲62个国家，以后又发展到疟疾、伤寒的防治，取得相当大的成绩。与此同时，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建立常设公共卫生机构，从事更加广泛的公共卫生工作。相应地，又在美国和世界各国培训公共卫生医务人员。
另一项工作是提高医学水平。前面提到，卡耐基基金会资助了一项旨在改进美国医学教育的调查，产生了有名的弗莱克斯纳（DrAbraham Ｆｌｅｘｎｅｒ）报告，与欧洲先进国家相比较，全面指出美国的弱点。一战结束后，洛克菲勒基金会在这项报告的基础上与先此成立的“教育总会”合作，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展开改进医学教学和建立高水平的医学院的努力。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是这一努力成功的标志，代表了当时美国最高的医学教育水平。在国外包括英、法、比、加拿大以及拉美、中东和东南亚一些地区。从1917年至1928年，基金会在欧、美、加为此项工作共付出4000万美元，还有1000万美元用于美国中等医校和公共卫生。
众所周知，在中国建立的著名的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这一时期在海外头等重要的项目，也是洛氏的得意杰作之一。这是单独的项目，不包括在上述项目之内。关于在中国的工作将在第十章中详述。
1929年接任的会长为前芝加哥大学校长、数学物理学家梅森（Ｍａｘ Ｍａｓｏｎ）。此后，陆续成立了医学科学部（前身为医学教育部）、自然科学部、社会科学部和艺术人文部等。基金会资助的项目仍然以医学科学为主，逐步扩大到其他领域。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的单项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不计其数，一般说来都带有开创性。1928年英国人弗莱明在发明青霉素的研究过程中也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这些成果把美国和世界的医疗水平向前推进一大步。1932年，基金会还首先进行工业医疗（即职业病）和精神病的研究，这些学科在当时还刚刚起步。洛克菲勒医学院成立之初的短短几年中就在流行性脑膜炎、小儿麻痹、黄热病和梅毒的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1937年，国际卫生部宣布成功地分离出黄热病的疫苗（在二战中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其实验室中制作出3400万份此类疫苗无偿献给政府以供军队使用）。1939年巴西流行某种特殊的疟疾，不久即在基金会帮助下得到控制。1940年的重大成绩是缓解了在全世界流行的伤寒病。其他如遗传学、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以及研究仪器的改进和发明如探测镜、Ｘ光分解仪等都是在基金会支持下取得突破性成果。洛克菲勒基金会对科学，特别是医学和农学的重视始终一贯，并将这方面的科研与在世界各地的扶贫工作结合起来。
早期医疗卫生方面骄人的成绩使国际卫生部一度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中心而受到其他部门的诟病，认为洛克菲勒为医学科学家所掌握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工作。随着形势的变化和人事变动，工作重点逐渐转移，但是医疗卫生始终是其关注点之一。洛克菲勒基金会所创立的国际卫生部的模式及其工作项目带有榜样性质。1948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成立，逐步接管原来洛克菲勒基金会所从事的工作领域；1950年，美国政府成立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卫生研究所，其资助科研的领域和工作方式也是沿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模式，甚至接过其项目。
1951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卫生部关闭，其著名的病毒研究所和人员转到耶鲁大学。在这以后，基金会通过资助世界卫生组织来实现其原来的目标，直到世纪末仍然如此，基金会称之为“洛克菲勒—世界卫生组织互补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