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的归宿-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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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讲坛。这种交流合作可以产生联合资助的有深远影响的大项目。１９９８年的项目清单中有：●艾滋病专题小组：包括防治、公共政策、重新制定战略、宣传讲坛等；●　艺术贷款基金：帮助中小艺术团体渡过暂时难关；●　紧急基金委员会：为非营利服务组织提供短期应急无息贷款；●　北加州公民地位计划：帮助合法移民申请加州公民地位，并协助和鼓励他们参与本州公民活动；●　北加州全国服务专题小组：为北加州向全国匹配资金捐献者提供中介途径；●　共享基金季节：NCG与《旧金山纪事报》以及几百个非营利团体和９个县的社会服务部门合作，为需要者提供紧急住房以及其他低收入和老弱病残者的急需；●　青年暑期计划：提供小量捐助以丰富和提高湾区３０万青少年的暑期生活。⑨以下分别介绍几家社区基金会。１。　加利福尼亚社区基金会加利福尼亚社区基金会（C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C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F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简称CCF）成立于１９１５年，为克利夫兰之后的第二家社区基金会，其创办人为洛杉矶银行家萨托里（Jｏｓｅｐｈ　Sａｒｔｏｒｉ），也是克利夫兰社区基金会创办人戈夫的好友。不过该基金会在很长期内只作小型捐款，不为社会所重视。基金会成立６５年累积资产只有１７００万美元，到１９８０年才进行彻底改组，一跃成为全美国知名的有特色的社区基金会，并自成一种典型。其转折是起因于基金会理事会的一名负责人谢克里（Jａｃｋ　Sｈａｋｅｌｙ）的一篇文章，批评CCF常年工作因循守旧，缺乏创新，因而没有起色，并以之与旧金山基金会作对比。当时的CCF管理委员会会长就把谢克里请到洛杉矶来，说服管理委员会聘他为CCF的执行主任。谢克里上任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开始把工作重点放在拉美裔移民问题上。因为加州，特别是南加州是墨西哥和其他拉美移民集中的地方，他们对建设加州作出过很大的贡献。加州既需要拉美的劳动力，又担心大量移民带来的问题。随着美国经济繁荣或不景气，对移民的政策也时松时紧，政策紧时，非法移民的数量就大大增加，造成更严重的问题。１９８６年，国会通过《移民改革和控制法》，一方面增加边境巡逻，杜绝非法移民，另一方面对自１９８２年以来连续居住在美国的非法移民实行特赦，允许其成为合法居民。这部法律基本上涉及的是墨西哥移民。谢克里过去曾参加和平队到哥斯达黎加工作，对拉美比较熟悉。根据有关的研究报告预测，到２０１０年６０％的加州居民将是少数族裔，其中２/３是拉美裔。由于实际上非法移民是无法杜绝的，大量此类移民享受不到任何医疗保险之类的福利。所以，谢克里及其同事认为新移民法的通过给了CCF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洛杉矶发挥巨大的作用。其工作有以下内容：经常召开拉美裔居民代表和企业家、私人基金会的座谈会，以了解需求；设立各种帮助拉美裔居民的基金，例如建立专为难民服务的免费医疗中心、资助学校、资助艺术家等；对根据新移民法可以转为合法的拉美移民所需的申请费用给予资助；资助一份最大的西班牙语日报《民意》。CCF一项重要的创举是建立新美国人基金（Fｕｎｄｆｏｒ　Nｅｗ　Aｍｅｒｉｃａｎｓ）。这是谢克里的创意，这个基金与一般赠款的做法不同，是采取贷款方式。谢克里认为这样做与单纯赠与相比，其好处是：一方面基金会的有限资金得以回收，另一方面使接受者有自尊，感到受到信任，并且通过正常途径很快融入社会生活的主流。但由于这一做法很不寻常，因此阻力很大。通过谢克里的努力，ＣＣＦ首先找到了加州太平洋保险银行同意合作，然后说服董事会先拨款５０万美元。CCF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性拨款是１５万美元，所以要董事会通过这一方案也颇费唇舌。谢克里根据自己的计算，得出需要１００万美元方能满足所有移民的需求。其余５０万美元则通过向其他非营利机构募捐凑足。具体做法是把１００万美元资金存入太平洋保险银行，由银行负责培训人员向应该转化身份的移民宣传解释贷款的意义、帮助其填写申请表、审查其是否符合条件，然后以１０％的低利给家家或个人发放贷款，两年以后归还。在实践中最难的部分是贷款部分。ＣＣＦ于１９８７年７月召开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启动这一项目，并委托若干家非营利机构代为办理申请事宜。但是开始后相当一段时期内申请者寥寥。原因一是规定的申请人资格条件过于苛刻，不符合移民的实际状况（例如对其偿还能力的估计等）；二是没有考虑到文化因素，许多拉美人不习惯向银行等机构借款，而习惯于朋友间互借；三是不少移民有种种顾虑，不愿如实回答表格所设计的过细的调查问题。经过调查研究，CCF调整了贷款条件，加强了宣传，到后期申请才开始踊跃起来。到一年期满截止时，共发放１６０６项贷款，总计５３８４００美元，比原来预计的３０００—６０００项相差甚远。所筹得的资金尚余６０万美元，一部分退还原捐赠者，另一部分留下转入其他项目。这次尝试就直接效果而言，被认为成功和失败参半。原因主要是经验不足，对移民问题的复杂性和移民的心理估计不足；并且美国当时在中美洲的政策是一个在国内有争议的问题，许多非法移民是为政治所迫，CCF的做法是以承认新移民法为前提的，这本身就不为一部分拉美流亡者所接受等等。但是就已经接受贷款的部分来说，效果是成功的，数目虽小，却是雪中送炭，后来的归还率大大超出预期。对基金会而言，这是一次成功的创新，不但开创了一种新的资助方式，而且为以后此类大额拨款开了先例。后来，CCF又为社区一项艾滋病项目捐款５０万美元，与福特基金会相同。⑩２。　旧金山基金会旧金山基金会（The　Sａｎ　F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F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成立于１９４８年。到８０年代，它与克利夫兰社区基金会和纽约信托基金并列为最大的三家社区基金会，当时资产有４亿美元。它的章程规定范围为湾区的几个县市。章程上还规定，如果捐赠者的意愿“不可能、不实际、不必要或不适宜执行”，则基金会的分配委员会有责任修改基金会的条件。这样就使基金会有一定的灵活性，不像有些社区基金会那样受制于捐赠者的指示。它早期主要资助本社区的社会福利，后来逐步扩大范围，涉及机会平等、住房、就业、法律帮助、教育、环保和发展居民组织等领域。７０年代后换了执行主任，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介入有争议的问题，例如支持反对在加州沿海钻油井的诉讼、在住房和就业方面进行反歧视的斗争，争取改善监狱条件等。７０年代以后，这一地区是美国新的发展地区，居民成分、文化、生活方式等特别多样化，问题和机会都属前沿性质，基金会的工作也反映了这一特色。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硅谷社区基金会硅谷社区基金会
　　３。　硅谷社区基金会硅谷社区基金会（C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F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Sｉｌｉｃａｎ　Vａｌｌｅｙ）是近年来随着硅谷的兴起而兴起的基金会。它并非是完全新的基金会，最早成立于１９５４年，启动资金５０万美元。不过长期以来没有很大作为，也没有专职工作人员。该基金会真正发展起来，产生较大影响是在１９８０年之后，也就是硅谷作为电脑基地繁荣起来之后。在新的形势下，硅谷居民陡增，出现许多新问题，于是当地人想起利用现成的社区基金会，给它注入新的活力。首先向当地大私人基金会休利特—帕卡德基金会请求帮助，从１９８０到１９８９年，资金发展到１０００万美元，于１９８９年底第一次聘用了一名专职主任。基金会的发展是与硅谷的发展同步的。一方面有许多新富，手中的钱需要有个值得的去处；另一方面又出现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和需求，还有减免税的吸引力。到１９９８年基金会资产已达２。５亿美元，年支出大约７０００万美元。其捐献有两类性质，一是捐款者指定用途，一是无限制的。前者多为个人，后者多为公司企业捐赠。资金数量虽然不少，但却是本地区惟一的一家社区基金会，而且其中７０％的捐助是捐款人指定用途，所以工作范围只限于本地区，无力顾及全国性的问题。与其他社区基金会一样，硅谷社区基金会主要工作还是面向社区群众，帮助困难户通过自立走出困境。不过根据硅谷的特点，高科技服务处于首要地位。许多捐款人，特别是年轻的一代，愿意为学校建设科技项目。有一个情况是，硅谷虽然以高收入著称，但是还有为数不少的低收入非科技人员，即各类服务行业的劳动者。由于此地物价与房租高于其他地区，对于低收入者来说，生活特别困难，所以特别需要帮助。整个硅谷社区现有１２０万人口，比旧金山还大，在加州位于第三。许多人在这里工作，但住不起房子，只能每天跑长途上班。根据硅谷的物价水平，一个单身汉的最低工资应该是１５美元/小时。基金会一直致力于提高最低工资的活动，资助民间团体向议会游说，截至１９９９年，妥协在８美元/小时。又如许多人得不到医疗保险。基金会于９０年代初出资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并向保险公司提出建议，与他们磋商，最后就一项可行的计划达成协议，由他们去实行。作为基金会，它的关注面比较广，一般不资助个别学者就某个问题写书或报告。但是捐款人指定用途的款项经常这样做。例如有人对美国与朝鲜的关系感兴趣，基金会就帮他到大学找这方面的专家作研究。这种特殊关怀五花八门，例如有人特别担心土地盐碱化威胁地球的未来，于是捐款专门研究防止土地盐碱化；有人捐款研究糖尿病；有人要在埃塞俄比亚建一所医学图书馆，基金会帮他找一个与该国政府关系好的人士落实此事；还有人甚至要出钱在北极建立研究中心。他们之所以不直接给捐助对象而要通过基金会，主要就是因为给基金会的捐款可以免税，并且可以取得必要的服务。随着硅谷的急剧繁荣，捐款也可望大幅度上升，但是个人色彩也会更浓，因为发财的年龄越来越低。该基金会的工作方式也与其他社区基金会大致相同，主要是发现与群众切身相关的问题，组织讨论，共同找出解决办法，提供服务和资讯，包括资助研究机构就有关课题进行研究，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以一项资助儿童的活动为例：基金会拨款２。５亿美元，要青少年们自己决定用途。青少年们自己聚集了３０个青少年组织填写申请。结果提出要求建一个游乐场和举办一次音乐会，资金不足部分由基金会组织他们自己课余工作填补，例如其中一组为老年人洗内衣。这样做的效果很好，既培养了青少年们对社区的责任感，又满足了他们游乐的要求。在硅谷社区基金会管理下有以下多种基金：●　一般目的基金：这是多种基金中最为灵活的。捐款人不指定特殊用途，由硅谷社区基金会管理人员根据每个时期社区的需要决定用途，可以是解决燃眉之急，也可以是为长远的福利着想。●　特殊关注领域基金：捐款人可指定一个领域，如教育、环境、艺术、青年等，然后委托基金会人员确定在本领域内的具体项目。●　捐款人意图基金：由捐款人指定捐赠对象，如果需要，基金会人员可提供咨询或建议。此类捐款省去许多手续和管理成本，一般持续捐款人一生，也可延续到下一代。●学者基金：捐款人可创立一项学者基金以完成某个特定的教育目标，支持与自己有关系的学校或其他学校，捐款人可以参与选择过程。●　指定基金：捐款人指定受惠组织、事业或个人。这是一次性的捐献，但可以启动一项持续性的每年捐一定数目的项目。●支持组织机构：捐款人与硅谷社区基金会合作建立某种组织，由基金会在一个独立的董事会领导下进行管理。如果捐款人意欲成就一项跨越几代人的事业，也可以捐上百万美元的资金成立有关组织。●　公司伙伴：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协助捐款人的公司建立并管理一项公司公益事业。基金会已经与硅谷地区的许多公司有过许多此类合作，提供各种服务。１９９８年基金会根据对本社区的居民和捐资者的问卷和采访调查发表了一份报告，指出该社区有８０％以上家庭作慈善捐献，高于美国的平均数。总的捐资数约占年收入２％强，与全国平均相同。关于捐献的动机，最普遍的是公民义务感和道义责任感。具体的说法有：硅谷是一个有很多发展机会的地区，自己愿意对它的发展有所参与；对社区作出回报，并期待能影响其变化是一种乐趣。有人明确表示，如果你相信资本主义，不希望靠政府解决问题，那么私人捐献和“志愿主义”就是题中之义。还有人表示，当代硅谷的居民其实离野蛮只隔了一代，必须把主要的原则和价值观传给下一代，才能推进文明，否则就只有沦于极端傲慢和贪婪。另外许多人都愿对某种创新作出贡献，各自选择不同的关注点。基金会总结硅谷地区有利于基金会发展的条件是：居民对社区的价值有较强的信仰，多数家庭有捐赠的习惯；对社区抱有较高期望，希望有所改善，不安于现状；有强烈的以自己的力量影响社会的欲望；本地区经济具有较强的增加财富的能力，从而创造扩大捐赠的机会，例如股票增值等等。不利条件是：居民独立意志较强，难以接受基金会的意见；由于是新的社区，缺少公益事业方面的领袖人物和志愿工作者；居民来自各方，有相当一部分家庭是缺乏捐赠和慈善行为传统的，许多富有之家属于低捐赠户；还有一部分捐款流出本社区。据基金会的负责人解释，造成以上不利条件的原因是：硅谷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且流动性较大，对本地区缺乏归属感，不像其他传统的社区居民那样有较强的建设家园的观念，因此向基金会捐款没有那么积极。不少人有了余钱寄回故乡，例如中国人的传统做法就是如此。但是所有的人对子女的教育都关心，基金会就以募集教育资金为重点，设立奖学金也是一项受欢迎的工作。另一项特殊工作是促进文化融合与参与。由于硅谷人员的国籍和种族特别多样化，文化背景各异，居民之间文化交流、相互理解和适应成为需要注意的问题。硅谷社区基金会自己确定的７点“给予和志愿精神的硅谷文化”概括了该基金会的共性和特性：●　我们相信将所得返回社区至关重要；●　我们像社区的投资者一样思想和行动；●　我们在作出给予的决定时有极强的独立性；●　我们的联系超越硅谷以外，影响着我们的给予；●　我们与工作有坚强的纽带，影响着我们的给予和志愿精神；●　我们对硅谷的期待甚高而又心情复杂；●　我们的潜力还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注释①详见Rｉｃｈａｒｄ　Mａｇａｔ；　ｅｄ。；　Aｎ　Aｇｉｌｅ　Sｅｒｖａｎｔ：　C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L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ｂｙ　C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F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The　FoundationCenter；　１９８９；　Cｈａｐｔｅｒ　１。②　Iｂｉｄ。；ｐ。３２。③　Iｂｉｄ。；ｐ。41。④　Iｂｉｄ。；ｐ。２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