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兴到覆亡:晚明七十年 作者:十年砍柴-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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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传统儒家的道德观、历史观就多矛盾之处，从里面谁都能找到对自己有用的答案。当年李世民也烦透了魏徵，曾经说过要杀掉这个乡巴佬。魏徵死后将人家的坟墓捣毁，直到征高丽失败，才又想起魏徵直谏的好处来。李世民的政治人格战胜了普通人性，大我胜小我，为了大唐的政治利益，他个人忍受了魏徵带来的不痛快，并不是他真心喜欢魏徵。万历帝当然也很聪明，但从帝王的职业标准来看，他远不如李世民。
　　皇帝修炼成油盐不进（1）
　　不管万历帝你怎样隐居深宫，躲着众臣，也不管你如何从道德上否定直谏纳谏的样板魏徴、唐太宗君臣，众位文臣依然不怕罢官，不怕廷杖，不怕杀头，上疏直谏皇帝，而且言辞越来越激烈。
　　中国人大多　知道海瑞骂皇帝，“嘉靖嘉靖，家家干净”是何等的刻薄。万历十七年（1590）快要过年的时候，有一位臣子上疏骂万历帝之狠，一点也不亚于海刚峰。
　　这位老兄叫雒于仁，是大理寺评事。大理寺掌管刑事案件的最后审核，《明史。职官志》说：“凡刑部、都察院、五军断事官所推问狱讼，皆移案牍，引囚徒，诣寺详谳。”评事是个七品官，按理说你做好案件复核就行了，给皇帝提意见是给事中、御史这些言官的分内事，评事上书谴责皇帝有“出位”的嫌疑，即多管闲事。
　　在这份《恭进四箴疏》中，雒于仁毫不客气指出皇帝的病根是在“酒色财气”四方面，即嗜酒、恋色、贪财、尚气。这年是万历十七年，皇帝还不到三十而立之年，照理说正是身体状况最好的时候。可自从张居正死后，憋了一口气的皇帝清算完他这位首傅帝师，就开始逃避政务，雒于仁说他当官一年多，才朝见皇帝三回。——他应该满足了，当时万历尚是壮年，还不算太懒，一个七品官一年还能见三回皇帝。后来的万历更是懒得出奇，三品以上的高官一年到头都不能睹圣颜一面。
　　雒说在外面闻见的理由是皇帝身体有恙，而我知道皇帝致病是由原因的。雒于仁接着分析：“臣听说嗜酒就会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就会丧志，尚气则戕害身体。陛下每天面前摆着美味佳肴，沉溺于美酒之中，白天喝还不满足，持续到深夜，这就是病在嗜酒；宠爱十俊这类太监以开启佞幸之门，溺宠郑贵妃，不听逆耳忠言，摈弃忠直之士，太子之位久悬不决，这就是病在恋色；传旨索要财宝、搜取钱帛，有所进献则罢了，无所进献就怒斥，李沂（一个未进献的太监）被拷打的伤还没好，张鲸进献的贿赂又接受了，这便是病在贪财；今日拷打宫女，明天鞭笞宦官，罪状不明，立刻死在杖下，又心里痛恨直言敢谏的大臣，如范俊、姜应麟、孙如法等一经罢黜，就再不让人复官还朝，这就是病在尚气。四种病缠绕身心，哪能是药石可以医治的？！”
　　这简直把皇帝说成一无是处的混蛋了，最后雒于仁还搬出祖宗社稷警示皇帝：“陛下独不思忠直之臣不利于陛下，不便于陛下的左右，却有利于祖宗社稷。”最后表了个态，说明自己是为大明朝为皇帝才敢说逆耳忠言：“臣今敢以《四箴》献，若陛下肯用臣言，即使立刻杀掉臣，臣虽死犹生。”——大多数文臣喜欢摆这种矫情的pose，皇帝真听取你的意见，还杀你干什么？
　　试想一下，别说对皇帝，一个小单位里今天谁敢这样对上司说话？
　　雒于仁这份火药味特浓的“炮弹”送进宫里，皇帝看后的震怒可想而知，可正好碰到岁末要过年，简直让皇帝新年里添堵。大过年的，不便处罚他，万历将奏折留了十天。过完年万历帝准备给这位骨鲠之臣算账了，他召见申时行等内阁辅臣，把雒于仁的奏章给他们看完后，替自己辩驳一番，然后说要重惩这位放肆的臣子。
　　《明神宗实录》记载的皇帝言语多未经加工，所以有很多口语，和今天的白话几乎没什么差别，笔者直接引用这段话。皇帝给众内阁大臣诉苦道：“他（雒于仁）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若酒后舞刀弄剑，非帝王举动，岂有是事！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他必相随，朝夕间侍奉勤劳……他说朕贪财，因受张鲸贿赂，所以用他，昨年李沂也这等说。朕为天子，富有四海，天下之财，皆朕之财，朕若贪张鲸之财，何不抄没了他？又说朕尚气。古云少时戒之在色，壮时戒之在斗，斗即是气。朕岂不知？但人孰无气？且如先生们也有童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如今内侍宫人等或有触犯及失误差使的，也曾杖责。然亦有疾疫死者。如何说都是杖死？先生们将这本去票拟重处！”看完这段话，觉得当皇帝的也满腹委屈。
　　皇帝修炼成油盐不进（2）
　　此时首辅最难做，他不能和皇帝对着干，但如果不为这位直臣求情，传出去后将惹起物议纷纷。于是他想出一个折衷的办法，说：“这个奏章不能发到外廷，否则的话外人信以为真。愿陛下对雒宽容，臣等传谕大理寺卿，让雒于仁辞职算了。”万历帝表示同意。不久雒于仁借病辞职。
　　首辅大臣这个和稀泥的办法，引起后人的责备，因为如此开了个恶劣的先例。在此之前，无论上疏内容如何狂悖，皇帝如何生气，但奏折的内容必须发给台谏官员讨论，那么公道自在人心，这对皇帝也是个约束。而从此后，皇帝将奏折留中，无限期扣押下来不予处理成为惯例。
　　朝廷多的是雒于仁这样的臣子，当皇帝的再怎样重处，还有人跟着后来提意见，如果动辄生气那就有生不完的气，渐渐地万历帝修炼出了油盐不进的脾气。
　　明末清初的张怡在《玉光剑气集》中记载：万历帝当皇帝年岁多了以后，习知人情。每见到台省上来的条陈，看两眼就说“这是老套子！”即使有臣子直言指责，全不动怒，很平静地说：“这不过想沽名钓誉罢了。”许多文臣叹服皇帝的宽宏大量，而吏部尚书宋纁听到后大为揪心地说：对时事得失，言官做过激的评论，正要皇帝动心。宁愿皇帝对言官动怒，毕竟说明皇帝还有儆省。若一概置之不理，就如痿痹的疾病，全无痛痒，无药可医。
　　这位宋尚书很有先见之明，他说这番话，大约是雒于仁骂皇帝以后两年的事情。万历帝到了晚年，再来几个雒于仁这样的奏疏，也惹不怒他了，皇帝和他统治的帝国，真的得了无药可医的癌症。
　　为册立太子君臣继续较劲
　　姜应麟于万历十四年，上疏请尽快册立长子为东宫太子，惹得龙颜大怒，被贬斥。当时朝廷许多官员上疏替姜应麟说情，其中包括礼部尚书沈鲤（字仲化，河南归德人）。万历帝看到朝野的舆论不利于自己，于是敷衍两句，说皇长子年纪小，身体弱，等两三年大一点再说。
　　这样的托辞，着实能看出皇帝的偏心。那时候医学水平不发达，即使是皇家，也未必能让子孙平平安安长大，但以此来推迟册立东宫，让人寒心。难道年龄大几岁，就能保证顺利继承皇位？朱元璋册立的太子朱标，以及万历的爷爷嘉靖最初册立的太子都在盛年时，死在父亲的前面。册立东宫无非是安定人心，杜绝了不必要的政治争斗，至于太子可能出现的病灾，这是谁也不能保证的，而且并不妨碍帝位的传承。即使太子夭折，自有其他皇子按长幼秩序递补。
　　臣子们把皇帝这句话当真了，所谓君无戏言。到了十六年九月，沈鲤上疏提醒皇上，陛下两年前所说的“俟二、三年”，现在期满了，请履行诺言。在皇上看来，这简直就等于年底债主拿着债务人的欠条，上门收账一样，大伤自尊，当然不高兴，太监也趁机说沈鲤的坏话。沈尚书被皇帝斥责一番，按照当年官员对皇上表示不满的流行方式：提出辞呈。照理这样为国本而争的大臣，应当被挽留，可首辅申时行讨厌沈鲤太耿直，不依附自己，在拟票时同意了沈的辞职申请。——一般说来，首辅草拟如此重大的人事任免诏书，事前应当和皇帝取得一致意见，皇帝照准，否则就显出君相太不和谐了，拟票的阁臣也很没面子。
　　怎知皇帝虽然不喜欢沈鲤这次请册立东宫的提议，但对他本人一直十分欣赏，看到申时行所拟的票，大惑不解地说：沈尚书是个好官，奈何让他离开？并且派太监上沈鲤家，暗示他不要辞职，皇帝很喜欢他。可这个人死倔死倔的，认为自己没错，皇帝要留自己为什么不明白说出来？因此说宫中太监的话不可信，坚持辞官回家。——他应当知道，皇帝如果下旨挽留他，等于承认自己错了，这何其难也。但沈鲤尽管常常惹皇帝不高兴，不知为什么一直投皇帝的缘法，回老家后皇帝一直念叨他，到二十九年拜大学士，入阁当了次辅。看来万历帝在对大臣品行才能的判断上，眼力不错。
　　皇帝不喜欢长子，但又不能明白地提出让郑妃所生的第三子即位，这不但违背了祖制，将会引起惊天的风波，而且更重要的原因是母亲慈圣太后还在，老太太一点也不糊涂。大凡母亲，往往不喜欢和儿子感情太过亲密的儿媳妇，像郑妃这样的人在老太太看来，几乎就是狐媚之人，而生育长孙的恭妃是自己身边的服务员出身，更靠得住。有一次她对儿子万历帝说，外廷议论该早立老大为太子，你如何打发老大？万历帝说，老大是都人（宫女）的儿子。意思是说他母亲的身份太低微。老太太说：你不也是都人的儿子么？母以子贵，哪分什么贵贱等级？这让万历帝无话可说，因为他母亲也是宫女出身，照他的理由，那么自己也没资格当皇帝。
　　因此，皇帝只能拖下去，拖一天是一天，心想没准会出现什么转机。因为名分一定，要改动起来就太难了。
　　较劲变成了赌气
　　沈鲤的去位，并不能让册立东宫的君臣矛盾得到解决。状元宰相申时行是个最会搞平衡的高手，他自然不会像一般大臣那样直白地逆龙麟，得瞅准皇帝高兴的时候进言。
　　万历十八年正月初一，万历帝在宫内召见申时行等内阁大臣，并让皇长子和皇三子出来和各位先生见面。——万历的次子出生不久就夭折，郑贵妃所生的三子实则就是次子，如果长子无份于储位，那就非他莫属。好比现在几位高级职员上老板家拜年，看到老板的儿女，照例要夸赞一番，申时行趁机恭维皇长子是块美玉，要早加雕琢，使之成器，并请皇帝早定册立太子大计。这种场合下，万历帝就算不高兴，也不能发作，耐心地向大臣们解释自己已有主意，并替郑贵妃撇清，说她也劝自己早立储君。——显然，只要早立东宫，只可能是长子。
　　但这仍然是皇帝在各位大臣的压力下，不得不委以虚蛇，他不甘心就此顺顺当当让长子当了太子。不久阁臣王锡爵、许国、吏部尚书宋纁先后上疏请皇上尽快选定接班人，并以引病辞职来施加压力。这些人可都是朝廷柱石，远非七品言官那样好打发。皇帝不得不表明态度，传旨内阁说，册立储君，按伦序已定，再等一段时间，侯旨意举行，到时候还得有劳各位爱卿决策。——这道旨意明确了按长幼伦序，但就是不直说将立长子为太子。
　　这道旨意刚下，第二天礼部尚书于慎行（字可远，山东东阿人）便上奏疏说，皇长子册立拖延至今，册立东宫的大事，是臣礼部的职掌，如果臣等不言，那便是有罪，请速决大计。这下把万历帝惹毛了，心想昨天我刚刚许诺按长幼伦序，你立刻上疏催促我，这不存心和老子过不去么？于是降旨说于慎行要挟君王，怀疑圣上，淆乱国本，难逃罪责，扣发薪水三个月。
　　堂堂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官员礼部尚书被罚，内阁大臣不能坐视不管。当时内阁四大臣，申时行、许国、王锡爵三位南直隶的同乡全在家休病假，只剩下资历最浅的王家屏（字忠伯，山西大同府山阴县人）在守摊，他替于尚书求情，皇帝得给他一个面子呀，派太监告诉他：如果廷臣不再上奏烦扰，准备明年举行册立东宫的大礼。若再有人提这事，那就等到长子十五岁时再说。——此年皇长子虚岁九岁。
　　这就等于万历帝拿自己朱家皇位传承的大事，和廷臣们赌气。你们越催我，老子就越推迟，看你怎么办。皇帝，发起了小孩子脾气。
　　王家屏这位老西可不像申时行那样圆滑，他知道皇帝是缓兵之计，在这个问题上总是出尔反尔，便说口传圣谕，难以为凭，请皇帝为此颁诏天下，明示来年册立，而且当仁不让地为皇帝拟好了诏书的草稿。这摆明不相信皇上，让皇帝写保证书，皇上能高兴么，自然不答应这个要求。王家屏于是干脆把皇帝的口头保证告诉外廷群臣，心想这下皇上你不写保证书，我让大伙儿都来作证，到时休想抵赖。
　　皇帝本来是想把私下里把阁臣哄一哄，到时候再说。这下痛恨王家屏把自己架到炉火上烧烤，责问他为什么把给你一人说的话泄漏。王家屏回答得非常堂皇：如此事关祖宗社稷大事，哪能臣一人能定下来的？皇上又重罚了许多上疏请求册立的臣子，臣如果不能将皇帝许诺明年册立的德音传达给众臣，来冰释大伙的疑惑，就会被众人误解诋毁。——意思是说我这样也是为了大明江山，不得已为之。
　　碰到这样的大臣，皇帝还真没办法。
　　首相成了风箱里的老鼠
　　张居正死后，申时行当首辅，采取的是走钢丝、搞平衡的为政方式。在清算张居正时，万历帝和多数廷臣的态度一致，因此申时行还能玩得转。可到了争国本时，皇帝和多数廷臣对立，势若水火，以“调和鼎镬”为己任的宰相如何能调和得了？首辅变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众臣们都还惦记着前一年皇帝说过二十年春季举行册立大典的话，到了万历十九年八月，看到还没啥动静，知道皇帝又在糊弄兄弟们了，于是大伙儿想提醒皇帝信守诺言，但害怕话说得太直惹怒皇帝。一位工部主事——六品小官张有德，想出一招巧妙地提起册立这个皇帝最烦的话题。他上疏请示如何准备册立的仪注，这理由很充分，因为重大典礼的仪注都归工部准备，当然得事先造预算、置办设备，怎能临渴掘井。万历帝便说臣工又故意用册立的话题烦扰他，于是就以上年的旨意为由：若有人再提此事，册立就往后推迟。命令册立再延期一年，并将张主事罚俸。
　　此时王锡爵已经以老母在堂需要奉养为由，告假离开了这个是非窝。还剩下三位内阁大臣申时行、许国和王家屏，联名上疏请皇帝来年春天册立太子。当时申时行生病告假，但次辅许国将他的名字列在首位。神宗看完奏疏很不高兴，问申时行，你怎么也和那些激扰的小臣一样？申时行便给皇帝写了一道密奏解释说：“臣当时告假，事先不知道这事，圣上主意已定，张有德不明大计，望皇上亲自裁定，不要因小臣误了大典。”皇帝一看，觉得首辅体谅自己，很高兴，将密奏和其他奏本一起交给礼部。——皇帝批示臣下的奏疏，一定要交给分管部门归档保管，但密奏不在此列。万历帝不可能不知道这个规矩，他此举也许故意让外面的廷臣看看首辅是何等地体谅皇帝，你们得以他为榜样。
　　这下可给申时行带来莫大的麻烦。以找茬为职业的礼科给事中罗大纮如获至宝，他上疏弹劾申时行，“申时行表面上附和众臣请求册立之议，暗中却与宫内交通合谋。”这就等于说堂堂首辅是个两面三刀的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