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兴到覆亡:晚明七十年 作者:十年砍柴-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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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够了夹板气的申时行心灰意冷。他处在这个位置，不能像小臣一样直接和皇帝对立，小臣这样做可以邀名买直，而首辅处理不好和皇帝关系，那朝政就会乱套；可作为文官集团的领头人，他又不能为了取悦皇帝，而背叛这个集团，否则将身败名裂，连子孙也跟着挨骂。他唯一的出路就是挂冠而去，数次上疏请求退休，终于被批准。而擅作主张将申时行列在联名奏疏首位的内阁二把手许国，也没法呆下去了，请求退休回家。现在，内阁中的老人只剩下王家屏做了首辅，另外补充了张位、赵志皋两位新人入阁。因争国本使内阁大换血，其引发的政治地震不亚于现代国家内阁集体辞职。
缺了太极拳高手申时行的内阁，更没办法处理越来越剧烈的君臣矛盾。
皇帝的批示被驳回
因争国本引发的君臣对峙，我以为到了后来，对万历帝而言，最重要的已经不是让大儿子或是三儿子当皇帝了，他明白长子继承是几乎不可改变的结局。但他不能轻易向文臣们地头，你想呀，堂堂的皇上在文臣的压力下不得不就范，对于万历帝这样一个敏感而固执的人来说，多么痛苦。所以到了后来，事态越来越演变为赌气而较劲，一根筋的皇帝遇上一根筋的群臣们，谁也不愿意轻易认输。
僵局总得需要人打破，万历十九年工部主事张有德的迂回战术已经碰壁了，但有人再想出新招。二十年正月，礼科都给事中（礼部监察局局长）李献可偕同六科言官向皇帝上疏建议“豫教元子。”也就是说让皇长子正式出阁读书。皇子读书可不像普通子弟上学，随便找个私塾就行，太子和一般皇子地位不一样，其教育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太子，那么请的师傅必定是学问出众的大臣，教导他的不仅仅是识字明理，而重点是教导怎样做一个皇帝，也就是说，对太子的教育是素质教育和职业教育合二为一，就如当年万历帝自己被立为储君后，他老爸找了十几位品学兼优的大臣组成教师团。
李献可的奏疏说得委婉而有理，他认为皇长子十一岁了，豫教的典礼应当在早春举行。内廷尽管可以诵读经书，身边也有近侍辅导，但内廷的幽闭比不上外朝的清肃；内臣的忠臣比不上少师、少保的尊严。
万历帝是何等精明的人，一下子就看出李献可暗藏的玄机，如果举行皇长子正式受教育的典礼，就必定牵扯到皇长子的名分问题，请少师、少保级别的大臣来教导他，就是等于宣布他是储君了。
哼哼，小小的花招哪瞒得过朕？万历帝不能直接斥责李献可的奏疏荒谬，因为人家说得太堂皇了。皇帝便挑出一个笔误，李的奏疏中将“弘治”年号写成“弘洪”，照理说，一个饱读经书的朝廷命官，将先帝的年号写错，确实不应该。于是批示，以“侮君”的罪名将李献可降一级，调到京外，其他跟着上疏的言官每人扣发半年工资。
这处罚需要内阁去办理，可首辅王家屏可不像申时行，他认为李献可做得没错，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处罚，毫不客气把皇帝这道批示驳回。这实在太不给万岁爷的面子了。在唐宋时，明确设立了宰相，并规定皇帝的诏书必须有宰相副署才能生效，所谓不经凤阁鸾台（即宰相）不能为敕。宋太宗时想任命一个官员，宰相不副署，他都不能堂堂正正用朱笔批示，只能“墨敕斜封”违法任命。明代朱元璋废除宰相后，内阁名义上只是皇帝顾问，自然没有副署的法定权力，但嘉靖以后，内阁权力日大，顾问变成了真宰相，但敢于这样驳回皇帝批示的，还很罕见。而且王家屏随后托病请假，不理政务。
紧接着，大学士赵志皋、吏科都给事中钟羽正、吏科右给事中舒弘绪、陈尚象、户科左给事中孟养浩以及十几位御史、给事中争先恐后上疏为李献可鸣不平，尤其是孟养浩更是指责皇帝不守信用，说话不算话，是罪一人而失去天下人之心。这就等于指着皇帝的鼻子叫骂了，万历帝面对这样的文臣，只剩下一个办法应对：廷杖。孟养浩被廷杖后罢职为民，其他官员各有处罚。
皇帝也搞迂回战术（1）
言官们激烈地反对自己，万历帝并不惊奇，他伤心的是作为首辅的王家屏也动辄撂挑子，给自己难堪，于是派太监上王家训斥他不顾大局，让他尽快回朝办公。可驴脾气的王家屏就是不理皇帝的要求，一再上疏请求退休。万历帝没办法，总不能按着牛头强迫其河水，只得照准。在细节上万历帝做得比较漂亮，虽然恼火王家屏的行为，但还是派官员用公费护送他回山西老家。
只要进了内阁，就得代表文官集团说话，否则就可能有张居正那样的下场，因此被皇帝特恩批准不经廷推——即吏部主持公开讨论候选人进内阁的次辅张位，想到的不是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而是和众廷臣保持一致，照样三番五次上疏要求万历帝早日册封，行豫教礼。
万历帝真是伤心，提拔的人没一个为自己排忧解难，太令人失望了，于是召回了告病在家的王锡爵，坐上了他同年兼同乡申时行坐过的首辅位子。王锡爵敢于担当，办事果断，但他低估了争国本这件大事的复杂性。
因为皇帝曾答应在二十一年（1593）举行册立东宫大典，深知万历帝在这一问题容易反复的王锡爵，写了封密奏给皇帝，敦促此事。谁知皇帝回复他的手谕，耍了一个花样，不但不提当初的诺言，而且提出“待嫡”和“三王并封”的解决办法。
所谓“待嫡”，就是说根据祖制，有皇后所生的嫡子则立嫡，皇后没有生育儿子就立长子。如果现在将长子立为太子，日后皇后生了儿子怎么办？不如先将皇长子和三子、五子（次子、四子已夭折）一起封为藩王。如果以后皇后生不出儿子，自然由长子承继大位。
因为当时皇后才三十岁左右，还有生育能力。皇帝这次“迂回战术”看起来能自圆其说，但王锡爵一看皇帝的手谕，大为惊恐。他太了解皇帝这样说无非是找托辞，压根儿就是他不愿意痛痛快快让老大做太子。万历帝和皇后的感情一向不好，这也很正常，和皇后的结合，多是“包办婚姻”，所选择的皇后一般是出生清白、相貌端庄、性格贤淑，因为要母仪天下么，在美女如云的后宫中，比女性魅力，恐怕皇后是最没有竞争力的，皇帝自然不喜欢和这样的大老婆睡觉。明朝朱元璋以后，皇后生育儿子的只有孝宗的张后，所生的是那个荒唐透顶的正德皇帝。孝宗是个遵循“一夫一妻”的好丈夫，不近其他女色。这说起来是个好品德，但同样不免被后来的文臣议论，认为他这样做是对祖宗社稷不负责任。如果孝宗多临幸其他嫔妃，就可能多生几个儿子。如此的话即使后来正德死后，没有儿子，也有亲弟弟即位，不至于将远在湖北的藩王儿子——后来的嘉靖接到北京坐龙椅，也就不会有“大礼议”那档子搅得朝局乱成一团的事情了。反正，皇帝怎样做，文臣都有说辞。
于是，“三王并封”的圣谕颁发到礼部，而整个朝廷立刻像炸了窝一样！
王锡爵为官以来，以刚直不阿著称。当年因张居正夺情事件，翰林吴中行、赵用贤被廷杖，正执掌翰林院的王锡爵找到权势赫赫的张居正，为自己的学生求情。此番皇帝出了个“待嫡”的馊主意，他竟然没能尽力反对，不用说和刚离职的首辅王家屏相比，就是他那位同年老乡申时行，看起来柔顺，而在立太子这件大事上毫不含糊，宁愿辞官也不无原则地顺从万历帝。大约王锡爵看到万历帝为册立东宫的大事，连续两任首辅都不为皇帝说话，自己再那样干，太伤皇帝面子了，不如先顺从皇帝，日后再慢慢斡旋。
廷臣们本来对皇帝册立东宫之事一拖再拖很不满，这下竟然等出了这样的结果。以往皇帝只是搪塞，推迟册立，但总给个时间表，现在竟然要将皇长子封为普通的藩王，而等待皇后生儿子，这就更没谱了。在大臣们看来，大伙儿被皇帝当猴耍了，于是舆情激荡，反对声不绝入耳。
光禄寺丞（从六品）朱维京上疏说皇帝“欲愚天下，而实以天下为戏也。”邢科给事中王如坚的上疏更加直白激烈，他历数皇帝从万历十四年开始，如何一次次失信，拖到今天，现在竟然要待嫡，质问皇帝：“陛下言犹在耳，岂忘之耳？”并且讽刺皇帝，说古代帝王后宫没有偏爱，因此皇后多嗣，我朝以来，有几个皇后生儿子的？而且拿万历帝本人举例，因为万历也是庶出，王如坚反问万历帝，当年陛下六岁就被册立为太子，为什么没有和潞王（万历的同母弟弟）一起册封为藩王，而等待皇后生子呢？——那言外之意是：皇帝自己不喜欢皇后，所以才没有嫡子，如果多和皇后过夫妻生活，嫡子也许早生了，还要等到立皇后十五年后再生儿子？这几乎是指责皇帝的私生活了。皇帝没办法，处罚了两位廷臣后，后来还下了道旨意解释自己和皇后的关系好起来了，说去年中宫得了点小病，现在病好了又何朕在一起了。意思是说可以过夫妻生活了，生嫡子不是没可能。连和皇后之间的夫妻私生活也要向大臣说明，恐怕只有明代的皇帝了。
皇帝也搞迂回战术（2）
王锡爵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几乎所有的廷臣都在骂他不能阻止皇帝，开始他还为自己辩护，翰林院的庶吉士李胜芳一番分析让他感觉到，如果附和皇帝的待嫡、并封，几乎是在自掘坟墓。李胜芳理解王锡爵在搞迂回，巧借三王并封，实则想促使册立皇长子为东宫。但他分析道，一旦并封，册立就会更加推迟。先生在任时难以促成，一旦离开朝廷，别人当了首相，能像先生那样所愿那样促成皇长子成为东宫么？一旦不能，先生岂不是成千古罪人？王锡爵还在为自己解释，说当初给皇帝的密信中催促过皇帝册立，意思是说自己责任尽到了，以后出现变故也没办法。李胜芳反问他，这件事外面的人谁能知道？到那时天子还会将你的密信公布天下。——意思是说如果事有不测，你的黑锅背定了。王锡爵的门生更是提醒老师，如此做恐怕有灭族之祸。这用不着多解释，如果万历帝以后不立长子而立老三，必定引发政局动荡不安，所有的人都会归罪于当时的首辅王锡爵；如果拖到以后皇长子终于继位，当了皇帝的他会恨王锡爵当年支持父皇“待嫡”、“并封”，那后代的祸患恐怕不亚于张居正。
看到这一点，王锡爵感觉到自己的危机，为了一世清名和子孙后代，他也来了个大转折，明确表示反对皇帝的提议。
两败俱伤后朱常洛当上太子
连开始替自己排忧解难的首辅王锡爵最后也反对自己，这下让万历帝意识到，固执己见，想要降伏整个文官集团几乎是不可能的。
皇帝终于让步，收回“待嫡”、“三王并封”的成命。但事已至此，万历帝还是不愿意痛痛快快册立长子为太子，还在想出一切办法拖延，憋了一肚子气的他就是不想让文臣们赢得轻松。
就如挤牙膏、压弹簧一样，在大臣的压力下，皇帝一步步妥协。二十二年，虚岁十三的皇长子朱常洛才得以出阁接受正是教育。二十九年十月，历尽波折，终于册立朱长洛为东宫太子，此时，他已经虚岁二十了。有了太子的名分，才能娶老婆，册立后第二年举行大婚，在寻常人家，当时也算晚婚了。因为天子家不如寻常百姓，普通的藩王和太子娶妻，那礼仪是差别很大的，名分不定一切都无从谈起。而且到了这时候，皇帝没法拖下去了，因为老大没有太子的名分，不能结婚；他疼爱的皇三子不可能在长兄面前结婚。他所有的皇子人生大事都会被耽误。
国本之争总算有了结果，朱常洛的教育和人生大事被耽误了，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整个国本之争，导致了君臣严重对立，相互不信任，万历帝对文官更加的不满甚至是痛恨。他晚年的懒惰，不见朝臣，固然和身体多病有关。但如果多加调养不至于常年没法接见大臣，根本原因是他烦这帮臣子。
朱常洛被册立后，“争国本”的风波并未平息，因为整个朝廷的政治生态已经被严重破坏了。太子岌岌可危小心谨慎，郑妃母子虎视眈眈心怀鬼胎，皇帝心里不痛快在寻求逃避，廷臣们还在担心出现变故。后来的“梃击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朱常洛的短命，儿子熹宗从小失教只能对木匠活感兴趣，都和“争国本”的大风波有关系。可以说，“争国本”是导致明朝衰亡一件很重要的事件。
文臣们在这场战争中赢了，但是一场惨胜，君臣拿这个帝国的命运做赌注。
现在看来，立谁当太子似乎是家事，但在家国一体的明朝，这是最大的国事，文臣们焉能坐视？而且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整个帝国皇帝只是法人代表，一大帮管理人员——文官有自己的利益所在。董事长和管理人员必定有利益间的矛盾，在“争国本”的问题上，与其说是破坏制度和捍卫制度之争，不如说是决策权之争，争夺重大问题上谁的话最管用。看起来皇帝在权力上有绝对优势，可相对的是文臣们有道义的绝对优势。在道德治国的明朝，道义优势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在没有公允独立的裁判机制和和平稳定的博弈体系的情况下，这种争斗结局只能是两败俱伤。
有人也许要问，为什么康熙帝能两废太子，搞出一种立密诏等驾崩后才宣读这种完全皇帝说了算的继承制度？不是康熙本人厉害，而是时势异也，和明朝相比，清朝皇帝独裁专制得更彻底，文臣完全奴化，哪还敢像明朝那样和皇帝“争国本”？明朝君臣是在争谁更有发言权，清朝连君臣相争的土壤都铲除了。
援朝之战打响了
就在明朝君臣为立太子而闹家务事的时候，有两个人在打大明国的主意，一个是建州女真头领努尔哈赤，还有一个是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加上万历帝，当时东亚地区是三大政治领袖并存，怎知道笑到最后的是当时看起来力量最弱的努尔哈赤。
日本觊觎东亚大陆，几乎是“二战”以前该国数千年传统的国策，一旦羽翼稍丰，就会蠢蠢欲动，刀锋西向。而且日本每一次在国力迅速上升的历史转折点，一定要挑衅他们文化上的老师——中国，引发战争，且战争总在朝鲜半岛上打响。上一次和中国过招是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当时朝鲜半岛分裂为百济、新罗和高句丽，唐朝和新罗联军与日本和百济的联军在白江展开决战。当时日本刚经过“大化革新”，以为有力量和唐朝抗衡，而唐朝经过太宗朝的“贞观之治”，已经成为当时世界第一强国，二者力量相差太大。此役日军惨败，明白了两国的力量悬殊，退回列岛老老实实呆了900余年。
到了明朝万历年间，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