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兴到覆亡:晚明七十年 作者:十年砍柴-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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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后被万历帝清算、改革人亡政息具有某种群众基础。
　　但张居正当权时，可不顾了这么多，他用独断专行的法家手段，短时间内成功地钳制了朝野的言路，使人不能对他的改革说三道四。
　　一则鸡蛋里挑骨头的故事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处在不同位置，从不同角度观察思考问题的人，得出的结论千差万别，这是社会的常态。而以监督、批评各级官员为职业的言官，他们对其他官员的为政提出不同意见，更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不能因为彼此有意见的差别，就能分出谁对谁错，谁进步谁守旧。
　　比如刘台等人对张居正改革的直言批评，其中也不乏迂腐的意见，今天看来，张的改革是很有成效的，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刘台等监察官员批评意见的价值，尽管批评者也可能有维护自身利益的想法。但在那样的帝制时代，不同意见之间很难得到平和的交流，而往往演变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而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激烈斗争，其代价是一方惨败而被淘汰出局，甚至其生命和健康都得不到保障，这是制度的悲哀。
　　刘台反对张居正，可以视为因政见不同，都是为了大明江山。而有一些言官的批评，却完全是鸡蛋里挑骨头，语不惊人死不休，有沽直求名的嫌疑，放到传媒发达的今天，就是故意骂名人吸引眼球来炒作自己。
　　万历朝吏科给事中雒遵弹劾兵部尚书谭伦，就是典型鸡蛋里面挑骨头的例子。万历登基之初，这人揣摩当时首辅大臣高拱的心思，上疏弹劾大太监冯保，说冯保在皇帝登基那天接受百官朝拜，而冯宝立于皇帝身边，等于搭了万岁爷的便车，他在疏中说“文武百官果敬皇上耶，抑拜冯保耶？”这种说臣子僭越的指责，在那个时代是很要命的。但当时冯保深得皇帝信任，这一弹劾没起到什么作用。
　　一年后，兵部尚书谭伦一个小小的失误，被雒遵抓住了，上升到相当的高度弹劾谭伦。
　　先交待一下谭伦这个人的基本情况，他是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名臣。《明史》说他“沉毅知兵”，属于范仲淹、王阳明、曾国藩一类的人物，文人带兵而建立功勋。从宋代以来，我国就有文官治军帅兵的传统。嘉靖中期，倭寇在东南横行，他正担任浙江台州知府，和戚继光一起练兵。“立束伍法，自裨将以下节节相制。分数既明，进止齐一，未久既成精锐。”倭寇进攻台州及周边的县，谭伦亲自带兵迎击，三战三捷，将几乎所有入侵者擒斩，保住了浙江沿海的平安。后来升任福建巡抚，倭寇攻占了政和、寿宁两县，全闽震动。谭伦带领戚继光、刘显、俞大猷等将领先断倭寇退路，然后大破之，光复了一府二县，并请求朝廷蠲免受战火祸害地区的赋税。后又在北部边疆练兵，防备塞外胡骑。万历初升任兵部尚书，已是年迈体衰的老人了。
　　万历二年春分（公元1574年），皇帝派成国公朱希忠和谭伦，代表朝廷去日坛祭祀，对为人臣者，这当然是莫大的荣誉。不巧的是那几天老谭感冒了，祭祀时咳嗽不停，这个小辫子被雒尊等几位言官抓住了，上疏弹劾谭伦不胜任兵部尚书的职位，说“岂不能将祀事于一时者，能寄万乘于有事”，意思是他连一时的祭祀都搞不好，怎么能在国家有事时领兵呢？因为这点小毛病被攻击，谭伦上书辞职。明朝的官员特别爱以辞职来表白自己，今天受儒教文化影响很深的韩国，高官受到在野党议员或媒体的攻击，也动不动辞职。一些人认为这是议会政治所固有的现象，其实在东方国家里，文官一直就有此传统。
　　这谭伦的身体一直不太好，据说是内宠过多，这人在战场上比较卖力，在房中和妻妾在一起同样比较卖力。当然，对于这样一位颇有战功的官员来说，在那个时代也许连小节都算不上。据说他有壮阳的秘方，进献给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张居正。但这种药方为一时快乐而损害整个身体，谭纶死去时年岁并不高，他在病榻上嘱咐过张居正：那样的药方最好不要用。可惜这种用生命为代价换来的教训，张居正同样未能吸取。
　　皇帝烦这些言官的上纲上线，故意将他们一军，批复道，咳嗽这种小病容易治，而兵部尚书很难选到合适的，既然认为谭伦不胜任，你们这几个言官和吏部商量下，看谁更合适。作为干部主管部门的吏部，当然不会像这些言官那样信口开河，他们认认真真回皇上说，兵部尚书是很难选的，若因为谭伦咳嗽的小过失令他退休，不但不近人情，也有失国家礼制。万历帝于是借吏部这份意见，处分了几个言官，让他们各降三级，而对谭伦，仅仅是批评他失仪，罚了一个月的薪水，继续留任，直到万历五年死于任上。尚书全年的俸禄才152两银子，官当到这个级别，哪怕再清廉，也是“工资基本不动，老婆（非小妾）基本不用”，区区一个月工资，可忽略不计。
　　张相老爸死得不是时候
　　围绕考成法等改革措施，张居正打退了几位言官的进攻，取得了全面胜利，地位更加稳固了。到了万历五年（1577年），高拱被逐、高仪病逝后，吕调阳、张四维等新入内阁的大臣，都是张居正挑选的，犹如他的小跟班，对首辅张先生的主张，惟有点头附和的份，没有了掣肘的张居正，正雷厉风行地推进新政，大明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
　　就在这关键时刻，这年九月，一个不幸的消息从张居正的老家——荆州府江陵县传来，他的父亲去世了。
　　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如果不因为他生了个位极人臣、青史留名的儿子，这个一生不得志的湖北乡下老头，名字必定会湮没在无情的历史长河中。他二十岁那年，补了个府学生的资格，可以参加乡试，可连考了七次，整整二十一年，连半个举人都没摸着。这和约300年后湖广大地另一个中兴名臣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的命运相似，曾国藩老爸终其一生也是个乡村老秀才，最后都是父以子荣。
　　直到张居正中进士、点翰林以后，张文明才彻底断了科考的梦。如果他继续考，即使幸运地中举人、中进士，按照科场的规矩，他儿子将成为他的“前辈”，因此他只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儿子身上，儿子发达了，自己可以得到封赠。那时候，一个人做了大官，光宗耀祖可不仅仅是嘴上说说，而是朝廷实实在在的礼制规定，朝廷给他的祖父、父亲送一个名义上的官衔。《儒林外史》所写的时代背景正和张居正当政时吻合，第十七回有一个叫浦墨卿的名士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位老先生，儿子已做了大官，他还要科举，点名时，监考的不敢收他，他把卷子掼在地下，恨道：“为这个小畜生，累我戴个假纱帽。”　——封赠只是名誉上，到底没有实实在在当官管事过瘾。
　　不得志的张文明幸有一个好儿子，张居正十二岁中秀才，十三岁去武昌考举人，本来很有中举的希望，当时湖广巡抚顾璘说，这孩子是将相大才，十三岁就中举，容易骄傲自满，应该让他迟几年，得到一番磨练。而且特意留他吃饭，并解下自己的犀牛角装饰的腰带，送给张居正，并说，“君他日当腰玉，犀角不足束君的腰（一品官用用腰带，二品官用犀）。”
　　这种因为爱护而故意将青年才俊压一段时间的例子，当时不少。后来因触犯张居正被打屁股的吴中行，是常州武进人，父亲和哥哥都是进士。年青时他成为应天乡试中头名举人解元，参加应天乡试多是南京周围苏州、常州、松江、徽州、安庆等文风鼎盛地区的秀才，第一名的含金量远非别省可比。他的父亲吴性怕儿子得志太早，容易躁进，让他不参加来年会试，凉一凉过了四年再进京赶考。东林士人的领袖顾宪成十八岁中秀才，考了三届二十七岁时成为应天乡试的第一名，他以前落第时他父亲面有喜色，成了第一名父亲反而有愁色，父亲解释说，以前你落第必定知耻而发奋，我很高兴，现在一下子名冠东南士林，大家对你马上态度不一样，我能不忧虑么？对比现在“出名要趁早”，家长和媒体一起吹捧神童的浮躁，令人感慨。
　　张文明死时七十四岁，在那时也算是高寿了，看到儿子成为首辅，应当了无遗憾。可在这关键时刻去世，给张居正乃至大明的政局带来了危机。现在有人父母去世，儿女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可能会作为先进事迹宣传的。可那时正相反，父母、祖父母死，官员必须解除公职，回家丁忧守制二十七个月，如果隐匿不报不回家丁忧的，一律削职为民。
　　可在那个改革成败系于张居正一身的人治社会里，张居正离开相位近三年，谁知道会发生些什么。
　　私事整成公共事件
　　因为儿子位极人臣，湖北一个乡下老头的丧事，演变成1577年度大明帝国最大的公共事件。当然，张居正也不想这样子，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必须面对，谁叫他是全国除皇帝外最大的公众人物。
　　张居正嘉靖三十七年回南方出差，顺路省亲，当时他还是个正七品的翰林编修，从此和他爸一别十九年，再也没见面。朱东润先生在《张居正大传》中，说张居正和父亲情感淡薄，我觉得是有点想当然。人伦之情，人皆有之，他未必不愿意回家守墓庐三年，尽孝子之道。杰出的政治人物也有情，但他们经过一番利益考量能战胜个人情感。
　　无论从张居正个人抱负的实现，还是大明帝国的整体利益，他此时暂别政坛是很不合适的，改革有可能会因此半途而废。但不回家丁忧守制，在以德治国的明朝，违背了立国的基本原则，这个罪过张居正甚至皇帝都担当不起。
　　如何规避这个棘手的道德问题也算是法律问题，是摆在张居正面前最难过的一关。只有一个办法，皇帝出面，以圣旨的名义不让他回去守制，理由是非常时期国家需要。这叫“夺情”，君王为了江山社稷不得不如此。
　　万历帝尚是一个少年，他也离不开自己的张老师。而大太监冯保当然也不愿意他在内阁中最重要的搭档离开，如果张一走，来一个和他合作不协调的首辅，比如高拱那样的人那将怎么办，他在宫内极力促进皇帝“夺情”。而内阁中惟张居正马首自瞻的几个辅臣，洞若观火，看透了皇帝和张居正的心思，既使他们心中可能在想，老张走了，我们的位置就会往前再进一步，但表面上不能表现出来，还得迎合皇帝和首辅，联名上疏，说内阁离不开张先生的主持，请皇帝下旨夺情。
　　尽管张居正此时不想离开相位，但向皇帝上疏请求解职回家丁忧的程序一定要走，这也是一种pose，中国传统文化中，摆pose是一门常用而高深的学问。皇帝明确提出“夺情”，张居正再哀求回家，皇帝再强调要夺情。——如此几个回合，君臣两人演出了一场逼真的戏。最后张居正接受皇帝的“夺情”安排，且想出了一番折衷的办法，让自己的儿子回家主持营葬之事，并守制。——孙子为祖父母守制也是法有明文的。而张居正“在官守制”，这二十七个月内，不领一文薪水，在内阁办事不穿官服而穿便装，使“执事不废于公朝，下情得展于私室。”也就是说明自己并没有贪恋权位不守制，而是以守制之身替公家办事。——这确实有些自欺欺人的味道。皇帝当然欣然同意这个办法，而且说张先生平素清廉，没有了薪水恐怕家庭用度不足，每日尚酒饭一桌，每月送米十石、香油二百斤，茶叶、盐、木炭等生活用品若干，再加上其它的赏赐，在低薪养廉的明朝，远远超过张居正工资条上那点薪水。
　　如此一番演戏，皇帝和张居正以为找到了万全之策，可以巧妙地规避守制这一铁律了。但他们低估了朝野对这公共事件的关注程度，大家都在盯张居正，不但是因为职位，更由于他的新政太惹人注目了，他能否回家守制已经不是他个人，也不仅仅是他和皇帝两人的事。
　　“夺情”的旨意一下，就立刻激起了一些官员铺天盖地的反对声浪。
　　危机公关的处理办法：廷杖（1）
　　经过考成法的实施，爱挑毛病提意见的监察干部——给事中御史这类言官已被内阁控制，他们不发一声。可按倒葫芦起了瓢，冒出两位翰林词臣和两位刑部官员上疏弹劾张居正。他们是：翰林院编修吴中行（字子道，南直隶武进人）、检讨赵用贤（字汝师，南直隶常熟人）、刑部员外郎艾穆（字和父，湖广平江人）、主事沈思孝（字纯父，浙江嘉兴人）。这四人中，吴中行、赵用贤是张居正任主考官的门生，艾穆是张居正的同乡（当时湖南湖北还没有分省，都属于湖广）。这简直是在张居正伤口上撒盐，当初刘台弹劾他时，他伤心地说立国二百年无门生劾座师，这回又说，严嵩（嘉靖朝的权臣，江西分宜人）当政时从没有老乡弹劾他，我混得还不如严嵩。
　　首先上疏的是吴中行，翰林院的官俗称“词臣”，既不用负六部九寺官员的行政责任，也没有科道官的监察责任，而是在文墨上供皇上差遣，但很清贵，基本上作为帝国重要的后备高官培养，翰林院出来的，升官比一般人要快。稳稳当当不惹事，外放做知府，或者进部院任要职，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吴的上疏以情取胜，说父子一别十九年，于今永诀，儿子不亲自凭棺临穴，不近情理，元辅当天下重任，正己才能正百官，然后可以正万民。这吴中行比较坦荡，他上疏后，抄了一个副本，送给老师过目，张居正看后，惊问：这上疏送进去了？吴回答干脆，不送进宫我是不敢告诉先生的。
　　大家正为张居正守制问题争论不休时，彗星出现了，这种自然现象在古代被认为这是上天示警，另一位学生赵用贤抓住“星变”这件事，要求皇帝至少仿照先朝杨溥、李贤的成例，让张居正先回家守制，未满二十七个月时下诏让他提前回朝。
　　艾穆和沈思孝联名上书，措词更为激烈，说陛下留张居正，声言为了社稷，可社稷所重莫重于纲常，而首辅大臣是维护纲常的表率，现在连纲常都不顾了，社稷怎么能安呢？
　　这艾穆因为是张居正的老乡，张对他十分关照，他和海瑞一样，仅仅是个举人，这在重科第出身的明朝，是官场最大的劣势，但他名气大，张居正曾让他当诰敕房中书舍人——即中枢看管皇帝诰命敕书的机要秘书，位置很重要，艾穆谢绝了这番好意。不久，他提拔成刑部员外郎（最高审判刑罚机构的副司长），有一年和御史一起去陕西录囚，即对死刑进行复核。张居正推崇刚猛治国，惩治犯罪要用重典。在这种“严打”的指导思想下，每个省取决犯人都有名额，不完成任务的相关官员要受处罚，如此冤案自然难免。而艾穆那年复核死刑，只杀了两个人，同去的御史很担心上面怪罪，艾穆说，我总不能用人命来博取自己的官位。
　　可以说，这上疏弹劾张居正的四个人，都是有一身正气的君子，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为了维护纲常名教，不惜得罪皇帝和宰相。张居正未必不知道这几个人的品行，也未必不知道这些人并非专门给自己作对。但作为主持改革大局的政治家，他看得更远，他看到几位道德感很强的小官员后面的潜流。有人盼望着这潜流无限泛滥，直至否定新政。所以张居正必需用霹雳手段阻止这潜流。张居正曾对人说过：芝兰当路，不得不锄。意思说再高贵的花，挡在大路中间，也得把其锄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