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7.4-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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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还很执拗。他总是自己读书想问题，自以为想明白了他就坚持，别人说什么他都不听。他在做知制诰的时候，有次复核京城刑案，遇见一个“鹌鹑案”。汴京城某少年在集市上出卖一只善斗的鹌鹑，他的一个熟人见了喜欢，问他讨要，少年不给，那熟人趁其不备抓了就跑，少年赶着追抢，竟然失手将那熟人打死。杀人者偿命，开封府判少年死刑。可王安石批驳说：根据律法，抢夺、偷窃他人财物均属盗取，那个死者明明是在盗取少年财物，少年追抢，乃属捕盗，虽将人打死，也不当抵命论死。王安石认定开封府是错判。开封府不服，把案子交给专理刑案的审刑院、大理寺。结果一致认为是开封府对，王安石反而是错判。这明明是一桩过失杀人罪嘛，怎么会和强盗扯在一起？此事报到仁宗皇帝面前，要追究王安石的错误。仁宗皇帝以敷衍出名，下诏免予追究。按制度，获得宽免的臣子应感谢圣上隆恩浩荡，可王安石却说：“我无罪？”他既不领情，也不肯谢恩。于是御史台又上章弹劾他。仁宗再次和稀泥说算了吧，这才算了。王安石执拗到连皇帝的账也不买，可知他的执拗，已经到了相当级别。关于“鹌鹑案”，还有人分析说王安石并非不懂刑法，他做过江东刑狱使，也算专业人士了，他所以那么做，其实是想救那失误杀人的少年一命，是出于慈悲心肠。应该说这种分析有它的道理。不过这种分析若是成立，王安石的问题就比错判更大了：这岂不是在玩法，是知法犯法么？此外，难道王安石也会搞“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一套？
王安石不把当官当一回事。王安石囚首丧面谈诗书，没有做官人的基本体面。王安石性情执拗顽固。所以王安石在京城官场中，朋友并不多。
王安石模样也一般。瘦弱，中年以后多病，偏头痛加尿血。他的肤色特别是脸总是呈现暗黑色。一次他的学生弄来澡豆请他好好洗洗，看起来也光彩些，可王安石却说：“天生黑于予，澡豆其如予何！”他是套用孔夫子“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的话，否定学生的好意。这则轶事很可能是王安石的政敌编出来调侃他的，但似乎颇具王安石风格。他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的。不过，王安石的眼睛很有神，有人形容他看书如电光掠过书页。据说他还有读书过目不忘的本事。
三
1058年即宋仁宗嘉祐三年，朝廷将王安石从提点江东刑狱任上调入京城，升为三司度支判官。也许是这个新任命激发了王安石的热情，他给仁宗皇帝上了一封万言书，指出国家现在“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并提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观点。这篇万言书是王安石多年从政经验与政治理想的总结，好像也是他一生中写得最长的政论文字。万言书在当时似乎也颇有“一新天下耳目”的气概。只是仁宗以敷衍为治国方针，对万言书他没有只言片语的答复。不过仁宗和朝廷由此记住了王安石，知道他是个人物。王安石后来被直升为知制诰，应该与他的万言书有很大关系。此人有才呀。
就在上万言书的次年，王安石写了两首《明妃曲》。录其一如下：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角垂。
低回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
寄声欲问塞南事，唯有年年鸿雁飞。
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
君不见咫尺长门锁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明妃曲》一出，轰动京城，司马光、欧阳修等大文人都写了和诗，然而最终流传下来的，还是王安石的诗篇。《明妃曲》夹叙夹议讲述昭君出塞的故事，但是你很难清晰地判断哪些是叙，哪些又是议；而且叙事的焦点不断流转，作者也讲得十分平静，甚至有些疏离，但却处处透露着深切的同情与轻轻的哀叹。这种风格在传统诗词中，是不多见的。此外王安石还从文学角度，对史事做了点翻案文章。原来的故事说，王昭君初入汉宫，自恃美貌，不肯以金钱贿赂画师毛延寿，毛延寿便故意将她画丑，以致昭君不能获得汉皇宠幸。直到昭君以和番公主身份出宫，君王才发现了她的绝世美貌，也才知道了毛延寿做了手脚，大怒之下，立即将毛延寿处死。王安石在诗中翻案说，毛延寿并没有错，因为“意态由来画不成”啊，画师是不可能画出昭君离别故土时的那种令人心碎同时心醉的神情的，所以他的被杀，实在属于冤枉。
杜甫也有一首写昭君的诗：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青鸟不传云外信，环佩空归月夜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这首诗当然也非常好，其中“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一联，具有震人心魄的力量。然而我们若将两首诗比较着读，就会感觉，王安石的诗更为轻柔婉转，它的情调似乎也与王昭君这位不幸的美人更为适合。而诗中“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等句子，描摹君王惊艳之后恼怒得手忙脚乱的情态，则颇具冷幽默味道，意象百出，妙趣横生。至于“意态由来画不成”一句，它不仅经典，而且成为文学家对抗画家摄影家的最有力的道理。作为诗人的王安石，确实才气非凡。
四
也许对于《明妃曲》，我们还可以特别强调一下该诗的末句：“人生失意无南北。”说的是王昭君，却未必不是王安石的自叹。
王安石不是一个会让自己适应官场生活的人，他总是自行其是，所以尽管才华过人，当权执政者对他的印象感觉却不怎么好。某次讨论政事，宰相韩琦做了决定，适逢王安石另有想法，他便大大咧咧道：“这么办事，乃是俗吏所为！”宰相韩琦很生气，当即噎他道：“你不知道么，我韩琦本来就是个真正的俗吏！”后来王安石轮到该升为翰林学士的时候，宰相韩琦却偏偏找出一个别人，硬生生把王安石挤开。
就在王安石写过《明妃曲》后四年，1063年，仁宗皇帝驾崩。同年王安石的母亲去世，王安石停官在金陵守丧。守丧期满后，他并没有及时返回京城，而是以生病为由，辞退了朝廷对他“工部郎中、知制诰”的新任命。他继续住在金陵，还招收了几个学生讲学。讲学的内容，是探讨为什么国家今日会出现财政困难、人才缺乏、军队无用、法制因循这些问题。这类讲学内容在王安石以前，是没有人做过的。此时的王安石，似乎颇有些绝意仕途的意思，尽管他此时已经官至知制诰，再往上一步就是翰林学士，离朝廷的权力核心，不过一步之遥。英宗皇帝在位四年，王安石未曾踏入京城一步。
就在王安石居留金陵期间，朝廷政事发生了很大的动荡。
首先是英宗皇帝的闹腾。仁宗皇帝无子，英宗是仁宗在自己兄弟的儿子中选定并过继为太子的。可是英宗不愿做皇帝，这个胆小老实的读书人对于做皇帝充满恐惧心理。这种恐惧在他继皇帝位的那天最终爆发：他神经错乱了。后来他又侮慢辱骂皇太后，气得太后直想把他给废了。等他神经好歹正常点儿了，却又闹出了一个叫做“濮议”的事件。这事件其实是个问题，即英宗作为仁宗皇帝的过继儿子，还应不应该认他的生父即已故濮王为父亲？英宗显然是倾向于认的，只是他不好说，就要大臣们去议定。执政大臣如韩琦、欧阳修等只想顺着英宗，生怕一起争执，又把他的神经病弄发了，查查史书，过去的皇帝中也有继子认生父的先例，于是就说应该认。可是司马光等一班中年新锐却说不该认：你英宗是作为仁宗的儿子才坐上皇帝位子的，你再要认生父，那你当皇帝就是名不正言不顺了。司马光等人痛斥韩琦、欧阳修等重臣谄媚新帝，欲陷英宗于不仁不义，话说到狠处，甚至喊出“杀欧阳修以谢天下”这样的口号。朝中百官也随之分裂成为“认爹派”与“反认爹派”，骂来骂去地闹得不亦乐乎。最后还是皇太后出面平息事端，说皇帝是可以同时认两个爹的。英宗遂了心愿，不久也就告别人世，去阴间陪他那两个爹去了。英宗在位四年，没办多少正事，却把朝廷弄得一团糟。
英宗的儿子赵顼即神宗皇帝上台，很快发觉旧时的“认爹派”与“反认爹派”的斗争并未停止。他接到一份奏章，说参知政事欧阳修“帷薄不修”，和儿媳有暧昧情事。神宗就要处罚欧阳修。可是马上有人禀告他，这是件没影儿的事，是反对欧阳修的人故意找茬儿整人。神宗这才明白端底。攻击者见神宗不发话，继续上章弹劾，气得年轻的皇帝大怒道：“现在叫人头痛的事情那么多，你们怎么只顾窥探人家私事？！”不过神宗最终还是让韩琦和欧阳修离开了京城，不久又批准欧阳修退休。在内心中，神宗对这两位老臣未能劝阻他父亲认爹是不满的，他认为他们失职了。
把有问题的老臣弄走了，神宗随即发觉朝中没了合适的掌舵者。似乎是最合适的人选司马光，他的治国方略，说来说去也就是那套“德治”老调，而朝廷在仁宗时期，财政已经发生困难，又经过英宗四年闹腾，财政亏空得一塌糊涂，几乎连官员的薪俸也发不出了。神宗皇帝不像他父亲英宗，他是做好了当皇帝的准备的，他想做一个大有作为的皇帝，不光要替他那位发神经的父亲把面子找回来，同时还要向世人证明，仁宗先皇帝选出的过继子孙没选错。神宗的理想，是要富国强兵，扫平独立的西夏国，并将北方的辽国驱逐出长城关外，把大宋王朝的版图恢复为汉唐旧貌，完成太祖太宗的未竟大业。
神宗急切地寻找能帮他实现政治理想的能臣，最终他找到了王安石。
旁的且不论，应该说，谁也料不到英宗皇帝仅仅在位四年就会死，谁也料不到新皇帝神宗是一个立志要干大事业的有为青年，而且这位青年皇帝还会相中已离京四年、性情很有些古怪的王安石。所以仅从朝政变化这方面而言，王安石能将他的变法思想付诸实践，实在是很有些运气。这件事来得突然。
五
王安石才华出众、性格独特，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弄得出非常独特的变法。王安石变法从一开始就引起激烈争论：起先争的是对与不对，而后争的是功大还是过大，再后争的是北宋的灭亡该不该由这个变法来负责，更后面的人，则是争论这个变法在中国历史中究竟具有什么意义。上述四个不同层次的争辩题，至今也没有一个获得一致的结论。可见王安石的能量之大。
应当说，这种争论是必然的，因为王安石提出的，的确是一种与传统治国方式截然不同的全新的治国思路。按我们几十年前熟悉的语言讲，这是真正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传统派的治国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国家即皇帝加官僚集团，应当体恤民众疾苦，尽可能少地向人民索取。为此，应当尽量减省国家开支，主要是削减朝廷的用度和官员与军队的数量。这三项被归纳为三个“冗”：冗费、冗官和冗兵。
传统派的道理富于道德感，方法似乎也简单，即节省经费和裁掉多余的官员和军队。其实不然。关于“三冗”的说法，至少在宋太宗时期，就已被大臣作为重大问题提出，可六七十年过去了，传统派前仆后继地呼吁、争论、谏劝，几乎每个正直官员都会提出治理“三冗”，并且想方设法减轻“三冗”给国家带来的危害。然而，“三冗”问题非但未见解决，反而越闹越凶，几乎成为国家政治的一个死结。由此可知，这种治国论是说来好听，做来无效。
为何如此？
原来，这一切都是宋代的统治体制造成的。简单地说，宋太祖赵匡胤鉴于五代十国时期军人当政、军阀割据的教训，改用科考取仕的办法选拔文官，由文官治国。这个方法果然使天下趋于太平，而且它同时也给天下的有志敢为之士，提供了一条正规的进身之道。你自命不凡么？你想出人头地么？那就好好读书，参加朝廷科考吧，只要考中进士，你就可以当官做人上人，要是考不上呢，那就怪你自己没本事了，就算是老天不照应，你也只得认命。随着社会的长期稳定，参加科考的人越来越多，与之相应，录取的进士自然也就多了，从几十名、百多名，直至上千名甚至数千名。录取的人多了，做官的人当然也就多了，加上朝廷为了笼络官僚集团，规定凡是官员的后代甚至亲属，可以不参加科考而进入官吏队伍，更使官吏阶层无限制膨胀。这就造成了“冗官”。至于“冗兵”，它也来自于朝廷的政策。宋代似乎是中国在汉唐之后重新安排社会稳定的一个过渡阶段，由于战乱、灾荒、迁徙、人口大量增长等多种因素，社会上经常出现流民群体。这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从宋太祖时期起，朝廷对付流民就有一个常用的法子，即吸收他们当兵吃粮。这个法子固然有效，可它却带来了一个副作用，就是兵太多，养兵的费用最高时竟会占到国家总支出的六分之五！由此可知，这“冗官”，其实是朝廷花钱收买社会有为之士的政策所致；而“冗兵”，则是朝廷花钱收买无业之人的政策所致。至于“冗费”，那就更好理解了，总不能老是给人民花钱，当皇帝的自己不花钱吧？节庆寿诞，先祖祭奠，崇道礼佛，施恩赏赐，楼堂馆所，朝廷花这些钱也是应当的。
尽量包起来，吃大锅饭，看来这也是中国统治阶层寻求安定团结、保持社会平衡的一种传统方式。要说它是个问题，是个毛病，也可以，可如果说它是一种善政，大概也说得过去，就看你在哪个时间段、从哪个角度去观察判断了。也许，只要国家财政负担得起，“三冗”就是有道理的，至少其中的“二冗”即冗官冗兵有较大的道理，而冗费则更有统治者的道理。这应该是宋代传统派正直官员治不下“三冗”的基本原因。
事情的症结好像是这样的：可怕的其实并不是“三冗”，而是国家负担不起“三冗”了。
而北宋王朝到了神宗时期，国家似乎真的负担不起“三冗”了。
于是出现了王安石。
独特而才华超群的王安石不屑于重弹治理“三冗”老调。很显然，他看出了老调没用。王安石试图寻找新路。
据王安石的说法，前朝仁宗皇帝能够数十年敷衍下来没出问题，那是凭着老天爷照应，仁宗时代在理财方面全无办法。而根据他的观点，因天下之力生天下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