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联到俄罗斯-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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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把到手的政敌也放走了。一个是对自己抓不到的政敌要设法骗来。看来希特勒的辣手还不如斯大林。
不是谁都可以当马屁精的
1939年4月26日的日记：
在克里姆林宫关于“五一”告人民书。
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米高扬、日丹诺夫。
斯大林问我：您看了告人民书吗？
季米特洛夫：最后一稿没有看。但这是集体创作，马努伊尔斯基是主笔。
斯大林谈到告人民书中赞颂斯大林的地方，特别是：“我们的斯大林万岁！斯大林就是和平！斯大林就是共产主义！”
马努伊尔斯基是马屁精！
他过去是托派！
在清洗托派匪帮时，我们批评过他，他沉默不言，而开始阿谀奉承！这相当可疑！
自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来，“个人崇拜”这个提法就跟斯大林这个人名紧紧粘在一起了，他什么时候厌恶过对他的崇拜、阿谀奉承呢？那时各种各样的《告人民书》之类的文告，哪一篇不是连篇累牍的谀辞呢？这些文告的，恐怕大多数都是马屁精的。
不过，要当马屁精，也得有资格。像这个马努伊尔斯基，斯大林就认为他没有当马屁精的资格，因为“他过去是托派”！想来，此人过去在托派，陷入也不很深吧，否则，此刻也就不大可能让他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成员这样高级的职务了。可是，就因为过去是托派，现在来阿谀奉承，就相当可疑了。这一回的马屁可真没有拍好，很可能因此丢官哩：斯大林对季米特洛夫说：“他可能干坏事！‘五一’以后我们会考虑向共产国际派另外一位同志。”
谁如果没有这个“托匪”的前科，就可以放心去当马屁精了。同年12月23日的日记：
在工会大厦。共青团庆祝斯大林60寿辰晚会。亚罗斯拉夫斯基的报告：“你若不是列宁主义者，你就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者；你若不是斯大林主义者，你就不可能是列宁主义者！”
这是比马努伊尔斯基更有分量的谀辞，却并没有受到斯大林的责备。可见成问题的不是当马屁精，这是因人而异的。这马努伊尔斯基，奉命起草《告人民书》，却不写一句赞颂斯大林的话，他马上就会受到更严厉的责备。因为他犯的是鲁迅所说的“可恶罪”。
多么可怕的“友好”
“友好”，“友好国家”。多么美丽动人的字眼啊。
可是，你知道这个词能有多少种解释吗？
我没有去查词典，不知道这个词有多少个义项。但是我敢断言：不论怎样详尽的大词典，列举了应有尽有的一切义项，它也必定遗漏了一项，即遗漏了斯大林词典的解释。斯大林是怎样解释的呢？
季米特洛夫1940年1月21日的日记里记了斯大林的一段话，那是他谈苏联和芬兰之间的那一场战争：
为使芬兰进行反对我国的大规模战争，人们在如何做准备，这一点现已十分清楚。每个村庄都已为此目的而有所变化。建成了可容几千架飞机的机库，而芬兰只有几百架飞机。芬兰的舒茨科洛夫分子有15万人，这些是芬兰的白军。我们消灭了6万人，应该把剩下的人也消灭掉，那时事情就会告终。应该只留下小孩和老人。我们不想要芬兰的国土，不过芬兰应成为苏联的友好国家。
芬兰要成为苏联的友好国家的前提是：让苏军消灭本国的全部军人，这还不够，还要消灭本国的全部少年、青年、壮年和中年人，只剩下小孩和老人！
这叫什么友好呢？
有一篇什么赞颂斯大林的文章说过，他是很注重语言表达的准确性的。这一席话就表达得十分准确。他没有说“芬兰和苏联成了友好的国家”，更没说“苏联成了芬兰的友好国家”，而是说：芬兰应成为“苏联的友好国家”。“苏联的友好国家”，即对苏联不构成任何威胁的国家，苏联用不着费心提防的国家。做到的办法就是一个杀字，杀得他只剩下老人和小孩！还好，留下了小孩，还可以成长、繁殖，所以种族灭绝的罪名是安不上的。
斯大林虽然提出了一个十分理想的变芬兰为友好国家的方略，但是实际上这一场芬兰之战并没有占多少便宜。这年3月27日的日记，记下了伏罗希洛夫在中央全会上关于芬兰战争的报告要点，“我军的损失为233，000人；其中死52，000人。芬兰人死70，000人，伤200，000人。”以一个军事强国去攻击一个小国，只打出这样一个结局，离变芬兰为“苏联的友好国家”的目标还远着哩。
第一手资料的可贵
1943年5月22日的《真理报》公布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这一个成立了二十多年的国际性机构，这时为什么要宣布解散呢？《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第三国际”这一条对共产国际最后几年的历史是这样叙述的：
…在1935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即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苏联为了自身的民族利益重新改变了共产国际的政策，要求共产党人同温和社会主义者和自由派结成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共产国际一直充当苏联外交政策的工具。然而人民阵线政策却因斯大林在1939年同希特勒签订条约而告终。不久苏德爆发战争，斯大林为了使他的同盟者消除对共产党颠覆活动的疑惧，正式解散了共产国际。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是一部有一定权威性的工具书，它关于共产国际解散原因的说明，在史学界也颇有代表性。看来此说也颇近情理：在同德国法西斯的苦战中，苏联十分需要美英盟国特别是美国的援助。解散共产国际，就有助于和同盟国的合作。
可惜的是，这一解释虽合乎情理，却不合乎事实。
季米特洛夫1941年4月20日的日记中，记了那天晚上他和斯大林等人在大剧院观看塔吉克艺术团的演出，一同观看的还有莫洛托夫、加里宁、伏罗希洛夫、安德列耶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什维尔尼克、什切尔巴科夫、日丹诺夫、马林科夫等人。“演出结束后我们待到两点”，这几乎就是一次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了。当时斯大林说了这样一些话：
一些党（暗指美国共产党）从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那里出来了。这并不是坏事。正相反，各国共产党应成为完全独立的党，而不是共产国际下面的支部。它们应变成叫做工人党、马克思主义党等名称的本国的共产党。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应到本国人民中间去并把力量集中于完成自己的特殊任务。
它们应有共产主义纲领，应依靠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而不是时不时地看一眼莫斯科，它们应独立地解决它们在各自的国家面临的具体任务。不同国家中的情况和任务完全不同。在英国是一个样，在德国又是一个样，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当各国共产党按此方式得到巩固时，再重新恢复它们的国际组织。
（第一）国际是马克思时期建立的，当时正期待着即将发生世界革命。共产国际是在列宁时期同样形势下建立的。当前，每个国家本国的任务突出了，然而，各国共产党作为从属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国际组织下面的支部，这种状况是个障碍…
请不要抓住昨天不放。应认真考虑已经形成的新的条件…
从（共产国际）本位主义利益的观点看这可能是不愉快的事，然而，这种利益不起决定性作用！
在当前的条件下，各国共产党从属于共产国际使得资产阶级更易于迫害它们，使其更易于实现把共产党同本国群众隔绝起来的计划，而对各国共产党来说，则会妨碍它们的独立发展以及作为本国的政党来实现自己的任务…
共产国际在近期是否继续独立存在以及在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国际联络和国际工作的新形式问题尖锐地、明确地提出来了。
斯大林发表了这个意见，季米特洛夫立刻行动起来。他第二天的日记：
向爱尔科利（引者按：即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和多列士（引者按：法国共产党领袖）提出应讨论下列问题：在近期停止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为各国共产党的上级领导的活动，使各国共产党具有充分的独立性，使它们变成共产党人真正本民族的政党，它们遵循共产主义纲领，但会根据本国的条件按自己的方式决定自己的具体任务并为自己的决定和行动负责。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之以情报和对各国共产党提供思想和政治援助的机构。
他俩均认为对问题的这一提法总起来说是正确的，它完全符合当代的国际工人运动形势。
西欧两个最大的共产党都表示了赞同，这事就可以决定下来了。
在这之后又过了两个整月，才爆发了苏德战争。
所以，共产国际虽然是战争期间的1943年6月才宣布解散，却并不是因战争形势的要求才作出的决策。可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说的那个理由是与事实不符的。从这一个例子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史学家最重视第一手资料。
（原载《东方文化》2003年第3期）
朱正：从王芳妮说起
在2003年2月21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读到《王明的儿子王丹丁》一文，这是摘录邵宁著《重访俄罗斯》中的一段。这篇文章中说：
王丹丁还有一个姐姐和哥哥。姐姐叫王芳妮，生在苏联，长在苏联。她不会中文，从未回过中国。她的俄文名字叫季米特洛娃。我问王丹丁：你的姐姐为什么叫“季米特洛娃”？他告诉我一个故事：1937年父母从苏联回国参加抗战时，没有带走大女儿王芳妮，而是交给了当时任共产国际总书记的季米特洛夫作养女。因为季米特洛夫和他的捷克妻子所生的惟一的儿子在战争中牺牲，膝下无子，就把王明的女儿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抚养，王芳妮后来成为一名飞行员。
这里所说，与事实稍有出入。季米特洛夫的独生子迪米特里并不是在战争中牺牲的，而是病死的。
季米特洛夫1943年12月13日的日记里记了他给王明的信：
通过伊利乔夫给王明（延安）的信如下：
给小法尼娅的信收悉。她住我们这里。成长、发育都很好。在学校里是成绩全优学生，她向爸爸妈妈致以热烈的问候和最好的祝愿。我们遭遇了巨大的不幸我们的小迪米特里因患恶性白喉于4月去世。至于你们的党内事情，请你们设法自己解决。由我们从这里干预，现在来说是不恰当的。（见《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6页。以下引文只注页码，不写此书书名了。）
这封短信有三项内容。一是为小王芳妮报个平安；二是报道自己殇子之痛；三是关于解决王明和毛泽东的关系问题上，表示他无能为力。信虽短，但可以看出，季米特洛夫同王明不但是共产主义的同志，共产国际的同事，而且有很深的私交。如果只有公谊而无私交的话，是不会在通信中诉说个人遭遇的这些不幸的。
季米特洛夫尽管表示不便干预中国党内的事，他还是想帮王明一把。在给王明发信9天之后，12月22日，他就给毛泽东发信了，同样是通过伊利乔夫发往延安的。信中表示了不便干预却还是忍不住要干预的意思：“不言而喻，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其原有领导人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我个人不能不友好地说出中国共产党内的情况使我感到的不安。”“不安”些什么呢？一件事是：
我认为，开展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责他们推行共产国际建议的民族战线政策，似乎他们正在把党推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不应当使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孤立于党，而应当维护他们并尽一切办法为党的事业而使用他们。（第268页）
这反映出了季米特洛夫对整风运动的理解。大约他是认为，反对教条主义即反对王明，反对经验主义即反对周恩来吧。
接着，他在信中还表示了对抢救运动的不安：“康生的作用也令我感到值得怀疑。康生及其机关在贯彻执行清除党内敌对分子和加强党内团结这一正确的党内措施时，所采取的那种谬误形式只能在党员群众队伍中散布互相之间的猜疑，引起深刻的愤懑情绪，并起到给敌人瓦解党的努力帮忙的作用。”信末更恳切地说：“请原谅我的这种同志式的坦诚，不过只是由于对您怀有深切的敬意和坚定地相信您作为党的公认领袖会关注事务的真实面目，我才贸然地如此坦率直言。”
季米特洛夫1944年1月10日的日记里记下了毛泽东的两封复电。1月2日的复电可说是逐条反驳了季米特洛夫。你说我反对了周恩来吗？没有这事，“我们同周恩来的关系非常好。我们根本不想把他排除在党外。周恩来有很大的成就和进步。”你说我反对了王明吗？那是完全应该反对的，“王明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反党活动。这一切都已通报给党的全体干部。但是我们不想把此事向全体党员群众公开，更不准备向所有非党群众公布。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对王明所有错误进行批判的结果则是这些干部更加团结一致。”“我的看法是，王明是个不可靠的人。王明早期曾在上海被捕。有几个人说他在狱中承认了自己的共产党身份，之后被释放。还有人说他同米夫有可疑的联系。王明进行了大量的反党活动。”在复电中，毛还为抢救运动作了辩护，开脱了康生的责任：“康生是个可靠的人。审查不是由他的下属机构进行的。他们所做的只是揭露部分间谍。我们审查是全面的，深刻的。”因为季米特洛夫的来信中还说到，“使我感到担忧的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党的干部中有一部分人对苏联怀有不健康的情绪。”毛回答说：“我请您相信并能保证，斯大林同志和苏联在中国共产党内是受到爱戴和高度尊敬的。”（第273页）
复电发出之后，毛泽东大约觉得，这样逐条驳复恐怕不甚妥当，于是在1月7日又发出第二封电报，除了肯定“我1月2日电报所陈观点之外”，还作出了十分谦恭有礼的姿态：“我衷心地谢谢您给我的指示。我一定深入研究这些指示，注意它们，并根据指示采取措施。”对于王明，比上一电报说得缓和多了：“关于党内问题，这方面的政策是致力于联合一致，巩固团结。在同王明的关系上正是执行这样的政策。由于1943年下半年所做工作的结果，党内的形势、党的团结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善。请您放心。就您的想法，您的内心感受而言，我们是心心相通的，因为我的想法和感受和您基本是一致的。”（第274页）这当然是从保加利亚文或者俄文翻译回中文的，不知能不能在中国档案中找出中文底稿。如果找不到了，不知有没有研究者否认其真实性？
从季米特洛夫日记中可以看到：1月19日，“通过伊利乔夫发给延安的王明有关同毛泽东相互关系的密电。”（第275页）2月25日：“通过伊利乔夫给毛泽东发去如下电报：亲爱的毛同志：您的两份电报收悉。您的第二份电报特别使我高兴。我不怀疑，您对我的友好意见会给予必要的、认真的注意，并将为党和我们共同事业的利益采取所要求的必要措施。如能告知您所采取的措施取得的实际结果如何，我将不胜感激。”（第277页）他看到了使他特别高兴的谦恭态度，可是没有看到他所希望的实际措施。
3月7日，记下了王明答复他的密电。密电中王明对自己的政治态度作了这样的表白：
我对毛泽东的态度一如既往，因为我把他作为党的领袖而全心全意地予以支持，尽管过去我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方面和最近一年就党内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