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联到俄罗斯-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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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中期，卡普列尔被选为国际电影编剧协会副理事长。换了别人，这个职务不过多增添了个荣誉头衔，多几次抛头露面的机会而已。但卡普列尔在这个岗位上却开始了新的战斗为编剧的著作权而战斗。战后一个时期苏联影片的字幕上只印有导演和演员的名字，却不印编剧的名字。电影史介绍某部影片时也只提导演，不提编剧。卡普列尔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公道的，是对编剧劳动的蔑视。他在《打输了的一场战役》一文中写道：“…有人说我所争论的问题的实质是：创作一部影片谁更重要，爸爸还是妈妈。我认为创作影片既需要爸爸编剧，也需要妈妈导演。”他在各种场合呼吁社会对编剧给予应有的尊重。他的行动深得编剧们的赞赏，他们私下向他握手道谢，但没有一个编剧公开站出来支持他。他们不敢得罪导演，担心一旦得罪导演，导演便不会选用他们的脚本了。面对强大的导演营垒，卡普列尔孤军作战，寡不敌众，败下阵来，影片字幕仍不署编剧名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影片上打出编剧名字的传统逐渐恢复，编剧的劳动终于得到承认。苏联影片字幕上打印编剧的名字是同卡普列尔的斗争分不开的。
1966年卡普列尔应苏联国家电视台邀请，担任电视节目“电影丛谈”主持人。“电影丛谈”包括新影片介绍；同国内外演员、导演、编剧交谈；介绍电影档案资料；对观众感兴趣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从此卡普列尔又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广大电视观众喜爱的明星。观众所以喜欢他，因为他从不说空话、套话，只说真话。但观众喜爱并不等于领导满意，卡普列尔一到电视台便在节目播放的形式上同台领导人发生激烈冲突。卡普列尔坚持有权参与编排节目、邀请嘉宾，谈论人们关心的问题。慑于卡普列尔的威望，电视台只好让步，这样苏联广大电视观众才能在银屏上看到鬓发苍白的心爱的剧作家，倾听他沁人肺腑的话语。
不久，电视台感到观众太爱收看他的节目，致使对其他节目失去兴趣，决定停止他的节目。卡普列尔便向苏联电视委员会主席拉平递交辞呈。他把辞呈往拉平桌上一放，掉头就走，并把门“砰”地一声带上。于是拉平解除他主持人的职务，并销毁他所主持的节目的全部录相。卡普列尔在观众的视野中从此消失了，直到他1978年去世，报刊、电视上再也没有他的消息。
（原载《博览群书》1995年6月号）
蓝英年：去远离莫斯科的…劳改营从《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到《车厢》
苏联作家阿扎耶夫的长篇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1948年在《新世界》杂志发表后，在苏联引起轰动，并获当年斯大林文学奖一等奖。1950年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根据小说拍摄成同名影片，1954年又被苏联著名作曲家捷尔任斯基改编成歌剧。阿扎耶夫也从远东一名科技人员一跃而成为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小说1954年译成中文，在中国同样引起热烈反响。20世纪50年代青年知识分子哪一个没读过这本小说？何止他们，不少老知识分子和老干部也认真阅读过。小说翻译出版正值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大家都真诚地向苏联学习建设经验嘛。至于我们大学生们更不用说了，不仅争先阅读，还举办各种讨论会，连从西直门到清华园的公共汽车上，都能听到年轻学子们激昂的争论。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书中人物仍神奇般地留在脑子里。只要一搅动，他们立时活跃起来。架设电话线的漂亮姑娘丹妮亚、大胡子总工程师别里捷、一心想上前线的副总工程师阿列克塞、害单相思的姑娘然妮亚以及局长巴特曼诺夫和党委书记泽尔肯德。这些人物能活跃起来，说明他们还有些血肉，不完全是概念的化身。他们忘我的献身精神，他们的痛苦和喜悦，他们真挚的爱情和忠贞的友谊深深地打动过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对远东大自然的绝妙描写，没在远东长期生活过的人是写不出来的，没到过远东的人也未必能感受得到。我在俄国远东住过三年，所以倍感真切。一本描写在远东原始森林铺设输油管道的小说能写成这样也算不容易了。但这本小说仍存在着今天读者无法卒读的缺陷。小说是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写成的。其中教诲的议论必然很多。大框架仍是保守和改革的冲突。一切成就归功于斯大林。不少篇章冗长，作家仿佛收不住笔。如果删去三分之一乃至一半，也未必影响人物的刻画和情节的发展。
当时我们争论的焦点是：巴特曼诺夫的“严厉的爱”对不对？他为什么动不动就训斥下属？他训斥阿列克塞时，阿列克塞明明有理，何以非但不反驳还报以微笑？他只关心如何完成任务而不关心周围的人。党委书记则是作为他的对立面而出现的，他的作用是尽量冲淡巴特曼诺夫所制造的紧张气氛。这是否是有意安排在巴特曼诺夫身边的一个概念化的人物？阿列克塞刻骨铭心思念的妻子为什么最终也没在书中露面，是否太残忍了一点？我们当时相当自以为是，认为问题提得深刻。在讨论中努力“正确”理解巴特曼诺夫，对他“严厉的爱”找出各式各样的解释理由。现在看来，是多么幼稚可笑！
1988年莫斯科现代人出版社出版了阿扎耶夫1964年写的纪实小说《车厢》后，人们才知道《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中的所有人物，除巴特曼诺夫和泽尔肯德外，从总工程师别里捷和副总工程师阿列克塞到各工段段长、各处主任、所有工程师和工人，通通是劳改犯。阿扎耶夫本人也是劳改犯。西蒙诺夫在1966年为《车厢》所作的序中写道：“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中只字未提劳改营，只字未提国家所急需的那条横贯远东的输油管道，不仅是战时自由人的手铺设的，也是劳改犯的手铺设的。”接着他解释“为什么没写出这项工程的全部真相，因为那时公布真相根本不可能。”如果我们知道巴特曼诺夫是劳改营的长官，我们的争论便多余了。也怪我们阅读时不仔细，其实巴特曼诺夫一登场便亮明身份：“工程管理局局长身着军服…他全身上下从雪白的领沿直到擦得亮晶晶的皮靴都闪闪发光。”这正是内务部的军装。小说先在《远东》杂志上发表，后才在《新世界》上发表。为此把阿扎耶夫召到莫斯科，让他根据《新世界》编辑部的意见做重大删改。保留了巴特曼诺夫的军服是为“点题”呢，还是匆忙中忘记删去呢？
按事件发展的时间顺序，《车厢》在前，《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在后。先把罪犯用火车押解到远东，劳改犯才在远东铺设输油管道。但《车厢》比《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晚出版了四十年。出版时，阿扎耶夫已逝世二十年了。
《车厢》是阿扎耶夫另一部重要作品。阿扎耶夫晚年在深夜里把自己的冤情向妻子倾诉，由妻子整理成书。他说：“也许为摆脱压得我喘不过气的重负。我确信我近来的病便是多年的折磨造成的。万一我无法痊愈，我的经历便会随我而去。妻子和孩子们便将从别人嘴里知道有关我的一切。噢，我知道别人的嘴是多么恶毒和不公正啊。”不把冤情吐出他死难瞑目。
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遇刺，大批无辜的人被逮捕。不经审判便判处徒刑，把他们从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押往西伯利亚和远东。《车厢》所写的便是押解罪犯的列车中的一节车厢里发生的事。关押在这节车厢里的有盗匪、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分子中有书中主人公米佳、工程师沃洛佳、绘图员科利亚、掏粪工斯捷潘、歌唱演员彼得罗、惯盗伊戈尔、厂长亚历山大、列宁格勒区检察官费奥多尔和党务活动家济明。通过这些犯人的离奇遭遇，多角度地展现出20世纪30年代苏联社会的严峻现实。西蒙诺夫写道：“我读小说时，不能也无法忘记，阿扎耶夫同他的主人公一样，十九岁时莫名其妙地以罪犯身份出现在远东，他所经历的一切同米佳一样。”可以说米佳即阿扎耶夫，阿扎耶夫即米佳。
1934年米佳十九岁，在莫斯科一家工厂做工，同时在戏剧学院学习。他精力充沛，工作学习两不误。未来充满阳光。新年前三天他同女友玛莎滑冰滑到冰场关门。就在这天夜里米佳被捕了。侦察员指控他对基洛夫遇刺无动于衷。仿佛他幸灾乐祸，对基洛夫案件的审讯的公正表示怀疑，对工人致斯大林信中的“我们明白你在这些日子里心情多么沉重”这句话做了不正确的解释。这当然是无中生有的指控。米佳父亲曾在基洛夫领导下工作，对基洛夫感情很深。米佳受父亲影响从小热爱基洛夫，怎么会幸灾乐祸呢？他同侦察员吵起来，侦察员掏出手枪对准他的脸，叫他冷静，并告诉他有人告发了他，如他能告发别人，帮助安全部门清除敌人，可减轻他的罪行。米佳无人可告发，被判处三年徒刑。他原以为这是个误会，父亲会替他说清，很快便会释放，哪知父亲在他之前已被捕，后瘐死狱中，1955年才平反。米佳完全绝望，幸亏济明等老布尔什维克开导他，叫他坚持住，在任何环境中都要保持做人的尊严。米佳晚年回忆道，如果没有济明等人的支持，他不知自己会怎样，或干出蠢事，或同盗匪混在一起。他们到达位于斯沃博德内市的劳改营后，米佳被分配在化验室，他拼命工作，被提前释放。劳改营留他以普通公民身份在原处工作，他谢绝了，决意返回莫斯科父母身边，寻找不知他突然失踪原因的玛莎。一到莫斯科他才知道父亲被捕，而刑满释放人员在莫斯科不得停留二十四小时。米佳只得返回劳改营，仍在原处工作，但已经不是犯人了。他工作得极为出色，并在冻土地研究方面做出贡献。劳改营替他撤销前科，已经不是刑满释放人员了。他再次返回莫斯科，没想履历表像一道高墙，把他同莫斯科隔开。他不仅仍不能在莫斯科居住，也不能在其他大城市居住，只好第三次回到远东。此时他已完全打消回莫斯科的念头，潜心研究冻土地，并写出一部颇具科学价值的专著。他在写专著时回忆起他和劳改犯们铺设输油管道的日日夜夜，又写了一部小说，发表在《远东》上。这部小说便是《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远东》是一本发行量很小的杂志，小说没产生多大影响。这时苏联虽战胜德国法西斯，但国家遭受严重破坏，极需唤起人民劳动热情的作品，鼓舞人民重建家园。《新世界》主编西蒙诺夫在《远东》上发现《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正是自己寻找的作品，便决定在《新世界》上发表。小说给米佳，即阿扎耶夫，带来巨大荣誉，他毫无阻碍地回到莫斯科。尽管他的作品影响极大，人人争读，但在那些艺术上平庸、政治上霸道的作家眼中他仍是有污点的人。他们虽在创作上无法同他竞争，但也有比他骄傲的地方：没坐过牢。阿扎耶夫没能入党，因为同行们咬住他“污点”不放。米佳深夜对妻子说，有人不断对他说：“何必老提过去！”他则认为为了将来决不能忘记过去。“我的经历只是一个人的提醒。我个人的命运以及千千万万经历过痛苦与不幸的活着的和死去的人的命运，是我们整个民族命运中的不可分割的部分。”由此看来，他写《车厢》时已远远超越了个人的动机。
《车厢》是社会缩影，每个犯人的遭遇都是体制的反映，无产阶级专政的体制迅速转化为斯大林个人专政的体制。基洛夫的死加速了这种转化。
车厢里的犯人都讲述了自己是如何被捕入狱的。睡在米佳左边的是二十三岁的工程师沃洛佳。沃洛佳在孤儿院长大，后入党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后同女友娜佳结婚。一天新婚夫妇在朋友家听一个聋子闲扯，听得无聊便离开了。后有人告发他听反革命宣传不揭发，便被捕了。侦察员审讯他：“有人当着你的面进行反苏宣传，你应立即揭发，沉默等于包庇敌人。”沃洛佳回答：“我不认为他是敌人，他不过是个自命不凡的无聊家伙。”“你不认为他是敌人说明你赞同他的观点。”沃洛佳便以“不揭发罪”被判刑三年。他在劳改营中完全可以担任工段长。睡在米佳右边的是绘图员科利亚，与他同年。科利亚在中学同女生尼娜恋爱，两人决定成年后结婚。中学毕业时尼娜在斯大林相片背面写下誓言：“亲爱的科利亚，我向你宣誓：一辈子爱你。我特别写在我们所有人最亲爱的人的相片上。”尼娜把相片赠给科利亚，以示誓词的郑重。但女方父母坚决反对他们的婚事，尼娜屈服了，给科利亚写信：“我最后对你说，咱们一切都完了。别再到处找我。就当我死了。”科利亚接信后气得要命，骂她的誓言一钱不值，当即撕毁誓言，即斯大林相片，用信封退还尼娜：“你既然如此无情无义，我退还你虚伪的誓言，我也撕毁你的爱情。”尼娜父亲把撕碎的相片交给内务部：“你们瞧，这家伙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科利亚被判了三年刑。他急于报仇，中途逃跑，返回莫斯科时被击毙。
掏粪工斯捷潘老头被判了五年刑。他说：“我们全家靠掏大粪养活。”儿子原是司机，女儿是食堂服务员，全家挤在一间狭窄的地下室里。一天看到墙上的告示：绐掏粪工分房。儿子女儿便也当了掏粪工。他们一天天干下去，从手推粪车改为挖粪汽车，但房子还没有影儿。儿子爱上姑娘，小伙子长得挺帅，女方家里自然没意见，但知道他们的职业后，坚决不干了。同这样的家庭攀亲，还有脸见人？老头向他们解释掏粪工也是工人阶级，他们连听都不听就把他撵出去了。婚事算吹了。不久儿子听说姑娘找了一个社会地位比他高的会计师，马上要举行婚礼，气得要命，发誓报复。老头想出一条妙计：去参加他们的婚礼。婚礼那天父子俩驾着掏粪车来了，孩子们惊叫道：“怎么现在掏粪？”支起粪勺的掏粪车一直开到门口，参加婚礼的人看见粪勺，掩鼻发愣。斯捷潘父子走进客厅，对大家说：“他们玷污了我们工种的荣誉，你们也是劳动人民，想必同情我们。我们是正派人，从未欺负过人。祝新人过得富裕光彩。”没想到会计师事先叫来内务部的人，当场把他们抓住。以私闯民宅罪判儿子两年刑，老子则判了五年刑因为主意是他出的。
车厢里还有富农，都是身强力壮的劳力。富农萨瓦反对农业集体化。他说：“我作为阶级被消灭，还要我鞠躬感谢！我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后被送去修白海运河，回来后仍大骂集体化。但他在车厢里人缘很好，保护体弱者不受盗匪欺负。另一个富农丹尼尔比萨瓦温顺，没反对过集体化，但命运更坏。村里办公楼起火，这房子原是丹尼尔的，他同大家一起救火。有人咬定火是他放的，把他毒打一顿送到白海运河。丹尼尔手巧，什么活都能干，白海劳改营报还登过他的照片，作为劳改犯改造好的榜样，提前释放。他想回村弄清到底是谁放的火，谁知一进村便被抓起来。
伊戈尔曾是惯盗。他是孤儿，从孤儿院逃走，同盗贼混在一起。他人小身轻，作案时由他从窗口爬入，替伙伴开门。一旦得手，他们便快活几日。伊戈尔一伙被抓，关进劳动教养院。教养院文化教育处主任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教育他们，他们哪里肯听。他们看见他有只金表，便发誓要偷到手。伊戈尔夜间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