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联到俄罗斯-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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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对自己创作的评价往往同读者不同。爱伦堡自认创作中，诗占第一位，其次是小说，第三位是政论。那时他尚未写回忆录，所以没有提到。我没读过他的诗，没有发言权。请教俄国朋友，他们最肯定的回答也仅是：“作家年轻时都写过诗嘛。”这种回答不过是推理，说明他们也没读过爱伦堡的诗。他的长篇小说我倒都读过。吸引我的是小说的内容而不是它们的表达形式。今天已无重读的愿望就是因为艺术上过于粗糙。苏联诗人叶甫图申科说：“他的小说《暴风雨》今天已无法卒读。”老作家扎米亚京对爱伦堡写小说打过一个比方：“有个关于年轻母亲的故事：她太爱自己未来的孩子，想尽快见到他，没等九个月，六个月便生下来了。爱伦堡写小说类似这位年轻母亲生孩子。”
1960年，爱伦堡开始写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在《新世界》杂志上陆续发表。1964年发表完，后结集出版。爱伦堡的回忆录在读者当中引起热烈的反响，人人争读，就像当年争读他的政论一样，没有政论的报纸一到战士手里马上卷烟了，有政论的报纸一直读到报纸破碎。苏联再次掀起“爱伦堡热”。1990年，莫斯科作家出版社还出版了装帧精美的三卷集，每页下角都有配合该页内容的图片，随便从哪一页读都读得下去，可当作史书读，也可当作随笔集读。苏联作家当中没人写出过类似的回忆录，因为谁也没有他那样的经历。
爱伦堡少年时代便参加社会民主党的地下工作，后写诗歌、小说，成为作家。十九岁赴法国深造。十月革命后以《消息报》记者身份重返巴黎。他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人，其中大部分是俄国和欧洲的文化名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从事保卫和平工作，接触的人更多了。把他接触过的人列个名单，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决定20世纪历史进程的人，使它增光或令它蒙羞的人，他接触了不少，如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高尔基、莫迪利亚（意大利画家）、爱因斯坦、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毕加索、夏加尔（法国画家）、帕斯捷尔纳克、别雷、里维拉（墨西哥画家）、阿赫玛托娃、莫里亚克、马尔罗、海明威、萨文科夫（恐怖主义者）、李维诺夫、伊巴露丽、曼德尔施塔姆、杜维姆（波兰诗人）、法捷耶夫、纪德、弗拉索夫（将军）、茨维塔耶娃、巴别尔、罗素、约里奥·居里、梅耶霍德、爱森斯坦、沃洛申、伊利夫和彼得罗夫、法尔克、孔恰洛夫斯基和马蒂斯等。
我没把斯大林列入名单，因为爱伦堡没同他单独接触过。这还得从爱伦堡同斯大林的关系谈起。“斯大林为什么没杀害爱伦堡”一直是很多人心里的疑问，也曾有人问过爱伦堡本人，他总这样回答：“不知道，命大吧！”爱伦堡不喜欢斯大林，“但长期信任他，也怕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对斯大林已有所认识，不再相信“斯大林英明”、“比我们大家更了解局势”这类话了。爱伦堡认为战争初期苏联的失利是斯大林轻信《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结果。苏联强调德国法西斯的进犯是背信弃义，爱伦堡对这种提法极为反感，怎能同法西斯讲信讲义呢？他对《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出现的太平景象十分担忧，上书莫洛托夫，向他说出自己所感受到的德国军人磨刀霍霍的气氛。莫洛托夫让部下洛佐夫斯基接见了他。“他漫不经心地听我讲话，把忧郁的目光转向一旁。我忍不住问道：‘难道您对我讲的一点都不感兴趣？’他苦笑一下回答道：‘我个人对您的话感兴趣…可您要知道，我们实行的是另一种政策。’”爱伦堡后来说，自己太天真，以为真实的情报有助于政策的制定，哪知道政府所需要的是能证明所行政策正确的情报。
爱伦堡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很早就有反感。1935年他到克里姆林宫参加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大会。人们对斯大林一再鼓掌，“当掌声逐渐平息下去的时候，有人高喊了一声：‘伟大的斯大林，乌拉！’于是一切又从头开始。最后大家落座，这时又响起一个女人声嘶力竭的喊叫声：‘光荣属于斯大林！’我们又跳起来鼓掌”。回家的路上，爱伦堡想道，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者，怎么有点像萨满教巫师…想到这里连忙打住自己的思路。接着他又想到斯大林“黑白颠倒”的工作习惯给旁人造成的痛苦。“斯大林起床很迟，睡得也迟，喜欢在夜间工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癖性，但斯大林不是凡人，而是上帝，因此他的癖性会影响很多人的正常生活。部长们不敢在夜里两三点以前离开办公室：斯大林会拨打电话。部长们拖住局长们，局长们拖住秘书们，秘书们拖住打字员。许多丈夫只能在星期日见到妻子…他在家的时候，妻子不是上班工作便是在家里睡觉。‘白天’和‘黑夜’的概念消失了。”热爱人民的领袖怎么如此不关心周围的人呢？
“斯大林大概至死都认为自己是共产党员、列宁的学生和他事业的继承者。”苏共二十大后，爱伦堡对斯大林进行了反思，“斯大林不仅这样说，也这样想：他正引导人民奔向崇高的目的，为此就得不择手段。我并非偶然想起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马基雅弗利曾写道，为了建设强大的国家，任何手段都是好的毒药，告密，暗杀；他建议统治者要同时具备狮子般的勇猛和狐狸般的狡猾，要像人那样聪明，也要像野兽那样凶狠。”
斯大林同样不喜欢爱伦堡，曾告诉法捷耶夫，说爱伦堡是国际间谍。斯大林也并非凭空想象，而是从口供中看到的。许多文化人供认自己是间谍后都一口咬定他们的招募人是爱伦堡。爱伦堡成了国外间谍在苏联的代理人，同法国人马尔罗单线联系。口供当然都是在严刑拷打下逼出来的，斯大林政敌的口供同样是这样逼出来的，斯大林照样根据口供处决了他们。斯大林不杀爱伦堡是因为他有用，他是苏联联系西方文化界的纽带，但纽带也不是不可以取代的。20世纪30年代不杀爱伦堡是因为他政治色彩淡薄，处世超然物外，同斯大林的反对派没有瓜葛，也没有违背斯大林意志的表现。战争期间，他的政论极大鼓舞了红军的斗志，希特勒对他恨之入骨，在1945年1月1日的命令中写道：“斯大林的宠奴伊利亚·爱伦堡宣称，德意志民族应被消灭。”命令抓到他后便在第一棵桦树上绞死他。20世纪50年代初期，爱伦堡公然违抗斯大林的意志，但斯大林已来不及杀他了。
上面谈到爱伦堡同斯大林没单独交往过，但为《巴黎的陷落》的出版事宜，斯大林给他打过一个电话。“4月24日（1941年），我正在写第三部第十四章的时候，斯大林办公室打来一个电话，告诉我拨一个电话号码：‘斯大林同志要同您说话。’妻子伊琳娜连忙把两只狮子狗牵走，它们偏偏在这时候叫起来。”接着爱伦堡记下他们的谈话内容，斯大林赞同出版《巴黎的陷落》。爱伦堡感到惊讶，战争已迫在眉睫，斯大林怎么还关心小说出版的琐事？这段话引起《新世界》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的不快，担心读者会产生不恭敬的联想，建议爱伦堡删去狗叫的那一句。爱伦堡没删，他只记下当时的情景，决无用儿童手法侮辱斯大林之意。
爱伦堡把文学史上从未提到过的作家介绍给读者，并说出自己对他们的看法。帕斯捷尔纳克不是叛徒，而是俄国天才的诗人。今天已成为俄国诗坛双子星座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的名字也是在回忆录中第一次出现的。读者从书中第一次知道俄国和欧洲许多著名作家、诗人和画家的名字，如曼德尔施塔姆、沃洛申、安德烈·别雷、巴别尔、梅耶霍德、法尔克、马蒂斯和夏加尔等。对文学史上提到的作家，如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和法捷耶夫，爱伦堡也谈到他们鲜为人知的一面。马雅可夫斯基喜爱帕斯捷尔纳克的诗。马雅可夫斯基讨伐抒情诗，可他最好的作品却是抒情诗《关于这个》。他自杀同自尊心太强、脸皮太薄有关，不应老从政治方面找原因。叶赛宁的诗歌打动人，因为他是天生的诗人，如同自古夜莺歌唱能打动人一样，用不着用雀形目鸟类喉头的构造来解释。爱伦堡写了一个非官方人士的法捷耶夫。法捷耶夫是严守纪律的党员，从不同圈子内的人谈心，却对非党人士爱伦堡稍稍敞开心扉。法捷耶夫内心充满矛盾和痛苦。他对斯大林又爱又怕，坚决执行斯大林的意志，却往往违背自己的意志。他认为《青年近卫军》不能改写，但仍按斯大林的意志改写了，知道“已经不是那本书了”。他喜欢格罗斯曼的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但斯大林不喜欢这本书，他不得不在报纸上严厉批评格罗斯曼。法捷耶夫渴望写作，抱怨社会工作太多，但又舍不得放弃作协领导人的位置。爱伦堡写道：“…他做这些工作并非迫不得已，而是乐于为之。当他晚年被解除一些职务时，他感到的不是轻松，而是懊恼。”法捷耶夫自杀后，人们纷纷猜测原因，爱伦堡写道：“严冬尚未过去的时候，他顶住了；而当人们露出笑容的时候，他开始考虑经历过的事和写出来的东西，不知怎的一切都暴露无遗，发动机就在这时出了故障。”这段话晦涩难懂，不如他回答读者的信写得明白：斯大林死后，法捷耶夫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发现是一条可怕的错误的道路，再活下去已无意义。
个别段落写得晦涩是回忆录的一个缺点。原因是多方面的。20世纪60年代苏联还有不少禁忌，很多重要人物尚未平反，如布哈林；很多重大决议还未废除，如联共（布）中央《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个杂志的决议》。还有很多人没从个人迷信所造成的思维定势中摆脱出来。爱伦堡对法捷耶夫的看法，特瓦尔多夫斯基便无法接受：“您写的法捷耶夫同我所理解的不一样，我不能在我们刊物上刊登。理由当然是个人的，但编辑也是人啊。”像特瓦尔多夫斯基这样开明的人思想仍远未解放，更不用说其他人了。还有一个原因便是爱伦堡急于发表文章，写了便要发表，不想为“存档”而写，不想为历史留下证据。
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话：“一天，我到《消息报》看一个编辑。他面如土色，勉强说了句：‘真不幸！基洛夫遇害了…’大家都很沮丧因为热爱基洛夫。痛苦中也搀杂着不安：是谁？为什么？以后会怎样？…”这段空泛的话未必会引起读者的注意。发表后，《文学报》编辑访问爱伦堡时，爱伦堡才告诉他“编辑”就是布哈林。爱伦堡同他单独在一起时，布哈林对他说：“您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他现在想怎么对付我们就能怎么对付我们了。”停了一刻，布哈林补充道：“而且他还有道理。”接着布哈林请爱伦堡就这件事写篇声讨的短文，但马上又对他说：“不要写了，回家去吧。这是件肮脏的事。”这说明布哈林马上就明白是谁干的和为什么要这样干了。爱伦堡是布哈林的中学同学，一位没有政治色彩的党外人士，布哈林在极度痛苦的心情下可能对他说出心里话，何况这期间他们见面不止一次。如果爱伦堡把布哈林说的话记下来存档，对揭开“基洛夫遇害”的真相无疑会很有帮助。可惜他没写。
第六卷里有一段极为重要的话也写得十分晦涩，不解释，读者很难看得懂：“势态不断发展。2月对我是难关，我认为现在讲述当时的感受为时尚早…我试图抗争。事情的解决不是我的信，而是命运。”这段话是谈到1953年1月“医生案件”时写的，但读者仍不明白为什么2月对他是难关，什么事不是他的信而是命运解决的。
这得从“医生案件”谈起。“医生案件”是斯大林战后大清洗的序幕，矛头针对政治局委员们。被捕的医生中有不少苏联犹太人，从而派生出一场新的排犹运动。斯大林炮制了一封诬蔑苏联犹太医生的《致〈真理报〉编辑部的信》，强迫苏联著名犹太学者、作家、作曲家签名。爱伦堡是苏联犹太作家，所以也让他签名。爱伦堡读过信后立即猜到斯大林的用心，决非仅仅诬害几个无辜的犹太医生，而是为采取更大规模的行动制造舆论。斯大林曾将里海沿岸的卡尔梅克人和克里木的鞑靼人从他们祖居地驱赶到西伯利亚和远东，现在轮到犹太人了。签名还是不签名？签名等于支持斯大林的残暴行动，自己成为罪人；不签名性命难保。爱伦堡反复斗争，2月下旬冒死上书斯大林，申述自己不签名的理由，并婉言劝阻斯大林不要把犹太人驱赶到西伯利亚或远东去。信发出后，他便在家中等待被捕，但没有反应，因为几天后，斯大林便死了。
这段话的意思现在清楚了：“势态发展”指从诬害到驱赶。2月，他反复斗争要不要给斯大林写信，受尽煎熬。最后孤注一掷，上书斯大林，自知必死无疑。没想到信寄出几天斯大林便死了。斯大林的死是命运，公开信未发表，事情自然而然地解决了。斯大林要晚死几个月，爱伦堡便性命难保。苏联所有犹太名人都在公开信上签了名，唯独爱伦堡一人抗命，斯大林决不会放过他。但斯大林没来得及处置爱伦堡就死了，所以爱伦堡说自己命大。
爱伦堡写道：“我不分析时代，不思考巨大的历史画面，只描写日常生活以及我自己和朋友们（主要是作家和艺术家）的心态。”这当然是谦虚话。他确实写了日常生活，但我们却从中感到强烈的时代气息。他写了1937年的日常生活：“在《消息报》社里，每间办公室门前的小牌子上原先写着负责人的姓名现在牌子依然挂在那里，但玻璃下面已无负责人的姓名了。送信的女工对我解释说，现在没有必要填姓名：‘今天任命了，明天又被抓走。’…”
1934年爱伦堡回到莫斯科，准备参加苏联作家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消息报》把他安置在民族旅馆的一间窄小的客房里。早上，他向服务员要杯茶，“服务员去后很快便返回，手里没端茶盘，他没要到茶，因为从这天起餐厅只收外汇。我气极了，但没作声，请他打一壶开水来，我自己有茶叶和糖。服务员又空手回来，对我说：‘连开水也不给，他们说不卖给苏联人。’…”爱伦堡上楼找经理说理，看见楼梯上摆满鲜花。清洁女工和女招待衣着光鲜，排成横队，按口令鞠躬、向左转、向右转、微笑、再鞠躬，准备迎接外宾。经理一见到爱伦堡便叫他退房，因一小时后大批美国人要从列宁格勒来。爱伦堡很气愤，但并不惊奇，因为不久前在伊万诺沃市遇到过同样的事。他到饭店吃饭，餐厅脏得一塌糊涂。他刚在一张比较干净的餐桌前坐下，女服务员就冲他大喊起来：“你没长眼睛吗？这是外国人专用的餐桌。”那时，伊万诺沃纺织学院有两名土耳其研究生。爱伦堡写出了20世纪30年代普通苏联人的心态。这是一种我们从未听说过的，但在专制、贫穷的国家里又必然会产生的心态。
20世纪6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被赶下台后，斯大林主义渐渐抬头。一位颇具影响的斯大林分子对民主力量大肆攻击，民主力量决定还击。他们请爱伦堡出马，因为报刊很难扣压他的文章。爱伦堡回答道：“现在不要打搅我，我并没在后方闲呆着，我在发表回忆录。”他认为发表回忆录便是同形形色色的斯大林分子和一切保守势力战斗。回忆录打开苏联读者的眼睛，引导他们反思不久前所发生的一切，非此社会无法获得新生。他突破苏联文学史的禁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