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联到俄罗斯-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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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后，自己侵占了旅顺口和大连湾，日本当然不干，于1904年2月8日突然袭击俄国驻扎在旅顺口的舰队，次年1月攻占旅顺口，把俄国打得落花流水，连舰队司令罗热斯特文斯基也被日本人俘虏了。这对俄国是奇耻大辱。斯大林记住了这一点。苏联作家斯杰潘诺夫1941年写的小说《旅顺口》，斯大林偏偏在1946年给他颁发斯大林文学奖。作家西蒙诺夫写道：“但是1946年斯大林认为，这本书的用处在于它具有极端的当代性，它可以使人想起四十年前沙皇和沙皇俄国所失掉的东西，斯大林和他所领导的国家现在夺回来了；使人想起那时候也像这次战争中的苏军官兵一样勇敢作战的军官和士兵，但是他们在另一种指挥、另一种领导下却不能取得胜利。”（西蒙诺夫《我这一代人眼里的斯大林》，第163…164页）斯大林同样把旅顺口和大连湾视为俄国征服的领土，“收复”领土是他对日参战的目的之一，怎肯归还中国。
中国打败日本后在中国领土上出现“租借”，中国人民无法接受，中国政府也无法向人民交代。宋子文不同意苏联租借旅顺口。苏方态度极为强硬，不仅要完全控制旅顺，还要求将旅顺周围一百平方公里以内列为港口腹地，置于苏军控制之下。经过极为艰难的谈判，苏方同意把“租借”改为“委托”，给中国一点面子，但条约的实质并未改变：中苏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基地；该基地之防护，中国政府委托苏联政府办理之，苏联政府在该基地内随意建置该基地之设备；旅顺之民事行政属于中国，其民事行政人员任免，由中国政府征得苏联军事当局之同意为之。斯大林还要把大连置于苏联控制之下，宋子文与斯大林争执不下，最后在杜鲁门的干预下，达成如下协议：大连市政归中国，但管理大连港口必须任用苏联人，即大连港口主任由苏联人担任；大连要指定码头和仓库租予苏联；苏联凡是出入该港的货物及器材均免除关税。这同占领有什么区別？苏联在旅大也充分表现出占领军的嘴脸。
丁群先生的《党内抵制苏联大国主义第一人》（《百年潮》1999年第9期）一文中对苏军在旅大的霸道以至强盗行径多有披露。苏军占领旅大后，中共中央东北局派刘顺元同志任旅大地委第二书记兼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这可是共产党派来的干部，他又遭到怎样的侮辱呢？“从安东到旅大赴任吋，在火车上，他看到原来是双轨的南满铁路，正在被拆去一边。一列列满载着铁轨、机器和其他物资的火车，呼啸着向北驶去。原来苏联人正拼命地在东北拆铁路、拆工厂。刘顺元心里又嘀咕开了：‘他们把这些东西都运走，东北的工业基础不就破坏了？’在火车上，刘顺元还看到一种极不顺眼的现象：车厢里的苏联士兵，看到比较年轻的中国妇女，便吹起口哨，嬉皮笑脸地高喊：‘哈罗素！’有时还奔过去，把中国妇女抱在怀里，在身上乱捏乱摸。刘顺元忍不住骂了出来：‘这是什么红军？是混蛋！’”苏联红军在东北强奸中国妇女，抢劫财物，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事。不少人就是因为对此表示愤慨而被划成右派的。“苏军在东北对我国人民（尤其是妇女）造成很大的伤害，东北所有的机器设备几乎全部运到苏联去了，还赶走了大量牛羊等牲畜。”这不是强盗行径又是什么？“高岗简单介绍了苏军在我东北的劣迹，斯大林表示了歉意。”（师哲《我的一生》第302页、306页）高岗是1949年7月陪同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时向斯大林反映苏军在东北的劣迹的，在中共极需苏联支持的形势下，只能轻描淡写地反映一下，但斯大林仍表示歉意。可见斯大林知道的一定比高岗反映的严重得多。
刘顺元到达旅大后，发现“第二次大战结束后，旅大的行政权名义上归还中国，但实际上仍为苏联军队所占领。这里的行政、防务、金融、海关，甚至报纸、广播，全由苏军控制和监督”。虽成立了中国关东行政公署，但任何事情都得听苏联人的，稍有不逊，便被扣上反苏帽子。苏军司令部遇事从不派人到关东行政公署同中国人商议，而是把公署的官员召到司令部去训话。“训话时苏联人高高坐在台上，关东公署的中国官员坐在台下。苏联人要中国官员回答问题或汇报时，中国官员必须站起来，恭恭敬敬地先说一声：‘报告，我是关东行政公署的某某某。’”刘顺元心里想：“这不是帝国主义者对待殖民地的一套吗？”苏方制定的严重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决定必须无条件执行。苏方为抵制国民党东北行辕副参谋长6月初到大连视察，“宣布立即进行货币改革，并且限定在5月23日至27日这5天内完成”。刘顺元向斯大林亲自任命的苏军最高司令官梅尼兹柯夫（应译为梅列茨科夫）陈述货币改革的利害：“采取这种办法，一下子就会把旅大经济活动搞死了，工厂没有流动资金，资本家也会恐慌起来。”梅蛮横地说：“我们管不了这些。”刘顺元要求宽限几天，以便收购一些粮食，现在仓库里存粮不多了。梅一句话也听不进去，说：“必须完成，一天也不能拖延。”从梅的坚决态度上来看，梅是在执行斯大林的指示。梅战前才从监狱里放出来，知道如何执行斯大林的指示。由于刘顺元一再同苏军抗争，被苏军赶出旅大。梅事事向斯大林直接汇报，赶走刘顺元很可能是斯大林的决定。所以斯大林记住了刘顺元的名字。刘少奇访问苏联时，斯大林对他说：“你们中国有个刘顺元，在旅大对我们苏联很不友好，据说现在还得到你们的信用。我希望今后中苏合作中，不再出现刘顺元这样的人。”这便是苏联“委托”旅大的真实写照。
宋子文与斯大林谈判的第二个问题便是中国长春铁路的管理权和经营权的问题。斯大林说要经营先共有，苏联应先成为所有者。中国对该铁路投资极其微小，并已得到偿还。宋子文反驳说：“苏联早已把中东路廉价卖给日本了。”斯大林有意贬低中国修筑中东路所付出的财力和人力。中东路经过中国，中国以筑路租让地的方式向华俄道胜银行投资，租让地总计两百多万垧（每垧合15亩），折合多少卢布说不清，总之不小。筑路的劳力主要是中国工人，他们的劳力又折合一大笔卢布，怎能说“投资极其微小”呢？宋子文说的倒是实情：“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苏联政府在1935年3月23日擅自以1．7亿日元的代价，将中东铁路转让给日伪当局（满洲国）。”（《风雨浮萍》第253页）谈判的最终结果是，中国长春铁路由中苏共有，共同经营，但其经营管理须在苏联人任铁路局长和任监事会监事长的条件下进行。铁路实际上被苏联所控制，苏方又占了上风。
谈判最关键的地方是外蒙古的宗主权的问题。即对雅尔塔条约中的“外蒙古现状应予保持”的理解。斯大林认为“保持现状”即在法律上承认外蒙古实际的国家地位。他说：“外蒙古之现状，实际上就是独立外蒙古在1921年业已独立”希望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国家。外蒙古是如何“独立”的呢？“1921年6月，苏军在没有征得中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进入外蒙古。7月6日占领库伦（今乌兰巴托）。恩琴的军队被苏军击败后四处溃逃，恩琴本人被苏军捕获…此后苏军约六千人驻扎在库伦，而蒙军不足两千人。”（同上，第225页）恩琴是白军首领，被苏军击败后窜入外蒙古，苏军追入外蒙古并占领了外蒙古，并让苏联所扶植的蒙古人民革命党（1921年3月成立）组成临时革命政府。1924年11月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蒙古“独立”是苏联一手策划的。宋子文对“维持现状”的解释是继续维持中国对外蒙古在法律上的主权地位。斯大林和宋子文都不让步，谈判陷入僵局，宋子文只得回国向蒋介石请示。宋子文返国期间，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人乔巴山抵达莫斯科，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为他举行盛大午宴，并为蒙古独立而干杯。后来，1946年3月9日，斯大林对乔巴山讲述他同宋子文谈判经过：“我们曾经这样对中国人说：‘如果中国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那我们就将不会去同日本人作战！’这样一来，中国人不得不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斯大林把苏联出兵的目的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宋子文返回重庆后，不愿再到莫斯科参加屈辱的谈判，怕背上千载骂名。他请求免去自己所兼任的外交部长，由王世杰接替自己到莫斯科谈判。王世杰也不想承担丧权辱国的罪名，希望在中苏谈判结束之后再上任。蒋介石一定要宋子文去，他和斯大林都是政府首脑，不然谈判不对等。宋子文只得硬着头皮去了。临行前蒋介石向宋子文保证，他本人对中苏条约及其后果将负完全责任。宋子文承认外蒙古独立，8月14日夜，《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签字。消息传来，不仅中国知识界惊愕，北平等地学生还上街游行，反对不平等条约。当然也有张西曼那样对条约的热情赞颂者。所以说，“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有不同的看法”，并非如张小曼文所说“是多年以后的事情”。
对条约确实存在不同的看法。张女士在文章中提到莫洛托夫1945年4月5日召见日本驻苏大使，提前一年单方面废止《苏日中立条约》，却未提到张西曼对这份条约与众不同的态度。既然说朱正的《怎样的天火》一文就这一条约“恶毒攻击”了张西曼，张女士理应批驳朱正的“恶毒攻击”这才“不能断章取义”。可张女士既没讲明条约的内容，也没写出张西曼对该条约的态度。我不得不替她讲清楚。《苏日中立条约》是1941年4月13日在莫斯科签订的，两天后《新华日报》全文发表。既然“理当详细查阅历史资料”，这份报纸并不难找。条约较长，不引用了，只引用它最后的宣言：
遵照苏日于1941年4月13日缔结之中立条约精神，苏日双方政府为保证两国和平与友好邦交起见，兹特郑重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1941年4月13日于莫斯科
苏联政府代表莫洛托夫（签署）
日本政府代表松冈洋右、建川美次（签署）
“条约”与“宣言”发表后，中国舆论哗然。日本1931年侵占东北后，成立“满洲国”，苏联誓当尊重其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蒙古人民共和国即外蒙古，当时同样是中国领土。趁中日战争时机，老列强的后代再次瓜分中国。中国救国会的几位领袖发表了一封《致斯大林元帅的公开信》，指出条约损害了中国领土完整。在这封由王造时执笔拟稿的公开信上签名的有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朴和沙千里等知名人士。张西曼却对《苏日中立条约》“有不同的看法”。他写道：“苏联因感在远东之孤立，而西方反动派更在加紧鼓励吞灭欧陆的希特勒德国执行‘防共同盟’的十字军任务，为减轻东顾之忧和分化轴心阵线起见，乃于4月13日与日寇订立一时权宜的中立条约，为期五年。但对援华初衷并不损害。”
张西曼是站在苏联立场上解释这一“条约”的，所以得到西曼诺夫的绰号。
对苏德入侵波兰，张西曼也有与众不同的看法。1939年8月23日苏德外长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秘密协定了瓜分波兰的步骤。该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半个月后便占领了华沙。9月12日苏联向波兰发兵，占领了根据密约划给苏联的部分波兰领土。波兰第四次被瓜分。苏军俘虏了一万五千多名波兰军官，后来都被枪杀了。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里，杀害了四千余名波兰军官，即著名的卡廷惨案。1990年春天，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到卡廷拜谒亡灵，那时我正在苏联执教，在电视上看到雅鲁泽尔斯基和身后的波兰人手持蜡烛在森林中行走。
张西曼是如何看待苏联出兵侵占波兰的呢？他写道：“苏联的出兵东欧阴谋中心的波兰，是在保卫那原有而被宰割的同胞…以革命的武力来谋本族或他族的解放。就是‘争取和平’的真义。”当今日公众已经了解事实真相的时候，对张西曼的这种“高论”真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张小曼女士的文章结尾有一段话：“每个评论历史的人，也应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而不是人云亦云，理当详细查阅历史资料，再做出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符合客观历史真实的判断。如果背离历史背景，甚至歪曲历史，那样的结果只会害人害己、误导读者。”张女士是否应对照着这段话反省一下自己，看看谁歪曲了历史。
（本文使用了《蒋介石为何向斯大林低头》的部分材料，谨向表示感谢）
朱正：眼看世界，心想中国读《冷眼向洋》增订本
“冷眼向洋”是一句歇后语，毛泽东有诗：“冷眼向洋看世界”。说“冷眼向洋”就是“看世界”的意思。即使不曾联想到毛诗也可以，从清朝说的“出洋考察”到前些年说的“洋为中用”，都是把“洋”字解释做外国的意思。说“冷眼向洋”，就是用冷静的眼光去看外国。资中筠、陈乐民主编，资中筠、陈乐民、冯绍雷、刘靖华几位合著的这一部《冷眼向洋》，副题就是“百年风云启示录”，就是用冷静的眼光观察20世纪这一百年美国、欧洲、俄罗斯（其中有七十年是苏联）有些怎样的风云变幻，特别是它们的这些成败得失对我们有怎样的启示。
从主编写的前言中可以知道，全书于1999年8月定稿，这是20世纪即将过去，新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在这世纪之交，有不少人也在思考这方面的事情。所以这本书在2000年4月问世，立刻受到读书界的欢迎，五千部书很快售罄，才几个月出版社就安排了第二次印刷。几年过去了，们又增写了一些新的章节，修订了一些旧说，以四分册的形式出版了这个增订本，书中增加了一些最新的材料，也反映出了更深入的思考，这就更见精彩了。我想在这里择要介绍一下书中的某些论点。
谈到20世纪西欧国家和美国社会稳定、没有发生动乱和革命的原因，书中指出：
并非是西方国家的统治者天生比较明智，而要归功于社会批判的传统。这种批判的动力是知识阶层的责任感，其保障是充分的言论自由。因此，“不平则鸣”得到充分的发挥，任何社会不公和黑暗现象都得到不断的揭露和批判，形成强有力的舆论监督。即使是代表各种利益集团的政客的互相揭短、攻击，客观上也起监督和制衡作用。由于政府领导是民选的，他们既不能压制舆论，又不能置之不理，这就促成了改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反过来，这种改良和妥协也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使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延续，所以既得利益阶层也有进行这种改良的动力。
不久以前，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出版了《我们濒危的价值观：美国道德危机》一书（中文译本是2007年4月出版的），对美国现状有所批评。资中筠发表的书评《另一种主流的声音》（见《博览群书》2007年6月号），指出：
在当前美国社会物欲横流，对外不可一世的形势下，卡特似乎有点特立独行，似乎是偏离主流的异类。但是从某种意义上，他代表的也是美国的主流思想。事实上在美国社会中这样的批评和反思是很常见的现象，是一种自我纠错机制，因为当权者总是很有可能犯各种各样的错误，当错误越来越严重时，来自各方面的反思和声讨也就越来越强烈，纠错机制就会发挥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