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史-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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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鲁肃和诸葛亮推荐，刘备把他叫来谈话，发现他确有见识，于是提拔他为“治中从事，亲待亚于诸葛亮，遂与亮并为军师中郎将。”庞统在攻取益州中，出谋划策，立下了卓著功劳。可惜他在率众攻打雒城时，中箭身亡，刘备极为“痛惜，言则流涕。”
法正在攻降刘璋和夺取汉中中，更立有大功。刘备得益州后，“以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正死后，备“为之流涕者累日”。陈寿在《三国志》卷37《庞统法正传》评语中，把庞统比作荀彧，法正比作程昱、郭嘉，就充分说明了二人在为刘备建立三分基业中所起的作用。
在随从刘备入蜀后的各次战役中，得到刘备赏识与提拔的武将有黄忠、魏延等。黄忠常先登陷阵，“勇毅冠三军”。在汉中攻夏侯渊时，“渊众甚精，忠推锋必进，……一战斩渊，渊军大败”。刘备为汉中王时，拔忠为后将军，与关羽等齐位。魏延亦屡立战功。当刘备要挑选一员重将镇守汉川时，众人以为必定会选上张飞，飞亦以为非己莫属，可是到宣布时，却是魏延，于是“一军尽惊”。刘备所以不用张飞，是因他早已洞悉张飞的弱点，即非常敬慕名流士大夫，可是不体贴吏卒。刘备常告诫张飞说：“卿刑杀既过差，又日鞭挞健儿，而令在左右，此取祸之道也。”后来张飞果然为其帐下将张达、范强所杀。说明刘备有知人料事之明。至于魏延，史称其“善养士卒，勇猛过人”，以后成为蜀汉著名宿将。但魏延也有严重缺点，即“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当然，刘备在时，魏延资历尚浅，骄气尚未暴露出来，刘备当时不可能对他看得十分透彻，并且，一个人也不可能全无缺点，舍短用长，历来是善用人者的一致做法。
四、孙权袭取荆州
前已多次提及，孙氏政权自始即以夺取荆州为国策。赤壁战后，荆州为曹、孙、刘三家分据。在荆州问题上，怎样对付刘备，成为孙吴内部有争议的问题。周瑜、鲁肃二人私人关系至好，但周瑜主张吞并刘备，鲁肃则建议联备拒操。孙权自己以为“曹操在北，当广揽英雄；又恐备难卒制”，故采纳鲁肃的意见，继续与刘备保持同盟关系。不久，领南郡太守、屯据江陵的周瑜听说益州牧刘璋受到张鲁的侵犯，向权建议西进取蜀，然后再并张鲁，留下孙权堂兄孙瑜镇守巴蜀及汉中，他本人再回荆州夺取襄阳以图中原。孙权同意了周瑜这个计划。但因周瑜得病身亡，这个取蜀计划也就跟着夭折了。实际上，即使周瑜不死，也是难以实现其雄图壮志的。刘备所以能进入益州，系有张松、法正作内应，刘璋开门引纳，即使如此，刘备还是费了三年工夫才把益州拿下。周瑜怎能以一支孤军进入益州呢？且当周瑜建策取荆之时，刘备尚在荆州，假如刘备一有变化，周瑜便将前后受敌，实属冒险之举。周瑜病逝之后，东吴也就不再提取蜀之事了。
周瑜死后，其职任由鲁肃代替。肃初驻江陵，他是一贯坚持联备拒操的，所以很快就劝权将江陵借给刘备，以共同对付曹操。孙权从之，令肃下屯陆口。鲁肃和孙权这样作对不对呢？我看，这样做至少有三条好处：第一，为吴解除了西顾之忧，孙权得以专力加强东方防务。及建安十七年（212年），孙权听说曹操将东来，便采纳了吕蒙的意见，“夹濡须水立坞”。建安十八年（213年）“正月，曹操进军濡须口，号称步骑四十万，攻破孙权江西营，获其都督公孙阳，权率众七万御之，相守月余”，操始撤军。曹操把这样大的压力加到孙权身上，若非孙刘和好，西线无虞，孙权还是难以应付的。第二，孙刘联盟的另一大好处，是孙权可以腾出手来加强他在岺南的统治，使雄长交州的士燮兄弟俯首帖耳，向权纳贡称臣。第三，孙刘联盟，使孙权能加强对山越的控制，这事容后再行叙述。
当然，孙刘联盟不仅对孙权有利，对刘备更有显而易见的好处，即使其在荆州能够站稳脚根，并得伺机进入益州。在这段时期内，刘备的力量究属有限，并不能危及吴的安全。从整个全局来看，吴的安全还是得到了加强而非削弱。
情况总是变化着的，政策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等刘备取得益州以后，孙刘双方在荆州问题上的矛盾，便无法调和了。过去孙权还以为刘备的势力不大，乐得与他和好，以共同防御曹操。这时刘备已得益州，吴国西面又有了一个强有力的霸主，孙权自然不会放心。加之，吴国君臣对荆、益二州觎都已很久，而现在荆州多一半落于刘备之手，又使吴人很眼红。所以当刘备攻降刘璋的下一年，孙权就向刘备提出索还荆州的要求。刘备不答应，于是孙权便派吕蒙袭取长沙、桂阳、零陵三郡。刘备闻知，从蜀引兵下公安，命关羽争三郡。吴蜀大战眼看就要爆发，这时曹操将进攻张鲁，刘备恐操侵入益州，乃与吴讲和，平分荆州，以湘水为界：江夏、长沙、桂阳属权；南郡、零陵、武陵属备。时为建安二十年。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鲁肃死，孙权以虎威将军吕蒙兼汉昌太守，代鲁肃镇守陆口。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称汉中王后，拜关羽为前将军，假节钺。七月，关羽使南郡太守麋芳守江陵，将军士仁守公安。自己率军往樊城攻曹仁。仁使左将军于禁、立义将军庞德等屯于樊城北。八月，连降大雨，汉水暴涨，平地水深数丈，于禁等七军皆遭水淹。于禁与诸将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往攻之，禁等穷迫降羽，独庞德力战，为羽所得，不降被杀。羽又急攻樊城，立围数重，外内断绝。羽又遣别将围魏将吕常于襄阳。魏荆州刺史胡脩、南乡太守傅方皆降于羽。十月，陆浑（今河南嵩县北）民孙狼等反操，南附关羽。自许以南，不断有人响应关羽，羽威震华夏。曹操与群臣商议徙出许都，以避关羽兵锋。丞相军司马司马懿、西曹属蒋济向操献策说：“于禁等为水所没，非战功之失，于国家大计未足有损。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权蹑羽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操听从了他们的意见。
吕蒙既代鲁肃屯陆口，他以关羽素骁雄，有兼并之心，且居国上流，终难长久保持和局，密言于权说：“今令征虏（权堂弟皎时为征虏将军）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于操，何赖于羽！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于强壮时图之，一旦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权曰：“今欲先取徐州，然后取羽，何如？”蒙曰：“徐州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取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易为守也”。权颇以吕蒙的意见为然。从我们今日的眼光观之，到此时，吕蒙、孙权等人为了其本国的利益，而图谋袭夺荆州，实无可厚非。
吕蒙看到关羽攻樊而多留兵，知道是羽怕自己袭击其后的缘故。蒙素多病，为众所知，这时蒙以回建业治病为幌子，以诱使羽多撤兵赴襄、樊，然后派军偷袭江陵城。于是蒙诈称病重，孙权露檄召蒙还。吕蒙乘船到达芜湖时，定威校尉陆逊献策曰：“关羽矜其骄气，陵轹于人，始有大功，意骄志逸，但务北进，未嫌于我；兼以闻病，必益不备，今出彼不意，自可禽制，下见至尊，宜好为计”。陆逊的话纵然正合蒙意，但事关重大，蒙未敢对逊吐露真情，只说了几句“羽素勇猛……未易图也”的话，就搪塞过去了。蒙到建业，权问：“谁可代卿者？”蒙对曰：“陆逊意思深长，才堪负重，观其规虑，终可大任，而未有远名，非羽所忌，无复是过也。”于是权令陆逊代蒙。逊至陆口，写信与关羽，称颂羽赫赫战功，而深自贬抑，表示愿依托与和好。骄傲而喜人逢迎的关羽果然飘飘然信以为真，于是又从江陵调走了一部分兵力往援。
《三国志》卷36《关羽传》言：“先是，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权大怒。”《三国志》卷54《吕蒙传》载：“魏使于禁救樊，羽尽禽禁等人马数万，托以粮乏，擅取湘关米。权闻之，遂行。”实际上，这类事都是孙权寻找或制造的借口，即无其事，权还是会袭羽的。权对荆州觊觎已久，亦料到袭羽成功以后，可能会招致与刘备的大规模战争，所以在袭羽前就秘密给曹操上书，“请以讨羽自效，乞不宣漏，令羽有备。”操得书，以问群臣，群臣咸言宜密之。董昭曰：“军事尚权，宜应权以密，而内露之。羽若还自护，围则速解，便获其利。可使两贼相斗，坐待其敝。秘而不露，使权得志，非计之上。又，围中将吏不知有救，计粮怖惧，傥有他意，为难不小。露之为便。且羽为人强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操以董昭之言为善，“即敕救将徐晃以权书射著围里及羽屯中，围里闻之，志气百倍；羽果犹豫”。至羽闻江陵失守的消息，始仓促南还。
吕蒙之袭得江陵城，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他到寻阳，尽伏其精兵于船仓内，使船人著白衣作商贾人服，摇橹划船，昼夜潜行，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故羽不闻知。江陵守将麋芳、公安守将士仁素皆嫌羽轻己，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及，羽言：“还，当治之。”故芳、仁皆惧。于是吕蒙向芳、仁诱降，二人次第归附。吕蒙进入江陵以后，对羽及将士家皆加抚慰，约令军中：“不得干历民家，有所求取”。蒙麾下一兵士，是蒙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铠，官铠虽是公物，蒙仍以犯法论处，垂涕斩之。于是军中震栗，路不拾遗。蒙更普施恩惠，使亲近存问耆老，问其所需，疾病者给医药，饥寒者赐衣服。
关羽部下吏士“咸知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时”。故皆无斗心。蒙兵不血刃，即得了荆州。
关羽这时众叛亲离，自知孤穷，先走当阳，又保麦城（今湖北当阳东南五十里）。孙权使人诱羽，羽伪降，立幡旗为象人于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才十余骑。孙权使朱然、潘璋断羽退路。潘璋司马马忠获羽及其子平、都督赵累等于章乡（今当阳东北），即斩之。
当关羽始南还时，曹仁与诸将议。诸将认为羽已孤危，可追而获之。赵俨倡议勿追，宜纵羽使与孙权厮杀。曹仁从俨议。不久，得曹操敕令，果不令追羽。
孙权取得荆州之后，以吕蒙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赐钱一亿，黄金五百斤。以陆逊为宜都太守。陆逊到宜都以后，击破蜀将不降及大姓拥兵者，前后斩获招纳凡数万计。孙权以逊为右护军，镇西将军，进封娄侯。
吕蒙大功完成以后，未及受封而旧病复发。孙权时在公安，迎蒙至内殿，招募有能治愈蒙病者，赐千金。权时刻想知蒙病情，恐惊动蒙，乃穿壁看视，见蒙病稍佳，则喜形于色，为下赦令，群臣皆贺。后病转重，竟死于内殿，时年四十二（建安二十四年）。权哀痛特甚。
一、关于曹操与汉室的关系
司马光言东汉“自孝和以降，贵戚擅权，嬖幸用事，赏罚无章，贿赂公行，贤愚浑淆，是非颠倒……重以恒灵之昏虐，保养奸回，过于骨肉；殄灭忠良，甚于寇雠；积多士之愤，蓄四海之怒。”东汉王朝已经失去士心民意，到了朽木难雕的地步，任何贤人智士都无法使之重新振作起来。诚如王船山在《读通鉴论》中所说：“祸始于桓、灵，毒溃于献帝，日甚月滋，求如先汉之末，王莽篡而人心思汉，不可复得矣”。所以当汉献帝被董卓挟持时，各州郡长官虽曾一度起兵声讨董卓，但都不肯积极西进，反而互相吞噬。其中声望最大的，野心也最大，例如袁绍、袁术兄弟的表现，正如臧洪所说：“诸袁事汉，四世五公，可谓受恩。今王室衰弱，无扶翼之心，欲因际会，希冀非望。”袁术既一味妄图为帝，袁绍也不肯迎接献帝到邺。当献帝从关中逃回洛阳时，“宫室烧尽，百官披荆棘，……群僚饥乏……或饥死墙壁间，或为兵士所杀。”情况如是之狼狈，可是，州郡各拥强兵，不但不去救驾，甚至连粮食都不肯送。曹操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迎接献帝到许的。操迎献帝的目的，当然也只是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而非真正忠于汉室。当时也没有哪一个军阀忠于汉室。早在汉灵帝中平六年（189年）董卓入洛时，东汉已名存实亡。献帝自始即是一个傀儡，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操乃取天下于群雄之手。操既有大功，他的政治地位及权力之与日俱增，也是势所必至。操虽不向献帝让权，但至死也未代汉称帝，这样，实未可以白脸的奸臣目之。操之所以被后世封建史家目为奸臣，只是因他搞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这个把戏对操有利有弊，利是：（1）操迎献帝到许后，打着天子的旗帜，轻而易举地尽收豫州之地，并使关中诸将望风服从；（2）“操托名汉相，动以朝廷为辞”，名正而言顺，刘琮降操及张昭、秦松劝孙权迎操，也以此为遮羞布。弊是：（1）操百战艰苦，他扫灭北方群雄后，上有汉天子，尊之则不甘心，代之又受篡夺之名；（2）操集团内部亦出现拥汉派（如荀彧、吉本等），使操不能专心对付吴、蜀。从时间阶段看，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挟天子利多于弊；及大局基本稳定后，则弊多于利。到操当权的后期，操本人也以此为虑，他外对吴、蜀敌国的诟骂，内对拥汉派的诽谤，于建安十五年（210年）十二月公开发表了一篇《让县自明本志令》。令中再三解释自己并无代汉之意，但又明言：“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曹操这段话，有合乎情理之处，假若操果真功成身退，是很难作一个保全天年的富家翁的。因为当权的天子会猜忌他，旧日的政敌也未必饶恕他。正因为这样，所以不少读者便认为以上的话是操由衷之言，我以为一个真正忠于朝廷的大臣是不会过多地考虑自身和子孙的安危的。操以上讲法，说穿了，也只是向群臣暗示他不会放弃军政大权。永远不弃权，就意味着身后让儿子继承自己的权势，并解决代汉问题。操令中所谓为“万安”之计，即指有进无退。令文所以闪铄其辞，正是英雄欺人之语，读者如不仔细推敲，是容易被蒙蔽过去的。操的真正用意是：“我功盖天下，能代汉而不代，只留给后人收拾。这样，我也对得住汉室了。假若别人不谅解，让他们议论吧！”然而，操这种暗示还是有其政治目的的，就是让臣下舍旧从新，为建立新的魏王朝立功勋。
从汉献帝本人来说，他九岁被董卓拥立为帝，到被操挟持时也才十六岁。他到许后，生活得到安定，但操对他监视更加严密，更不能自由行使权力。他不甘心作傀儡，曾指使董承、王服、种辑等密谋诛操，事未发即泄，承等被夷三族。从当时天子独尊的情况观之，固未可厚非，曹操先后杀了董贵人、伏皇后、数皇子及汉百官，也是属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性质。在尺土一民，皆非汉有的情况下，操
